正文 第三十九章
    第二天圆脑袋小伙子就带来了一个年轻姑娘,说是模特儿。姑娘耸了一下描得细细弯弯的眉,一只嘴角懒懒地翘了一下,似笑非笑的。圆脑袋小伙子对我说:“请一个模特儿很贵的,我们老板说,你要抓紧点,一天至少要勾出十张草图,上好大体色,否则我们就亏了。反正你知道的,我们老板不好说话的。”

    他还当着人家的面问我,“你见过光着的女人吗?你画过真人吗?不会人家一脱衣服你就蒙了头不会画吧?”

    我瞟着那个姑娘。我瞟了几眼之后就发现他们找来的不是模特儿,而是鸡。虽说这不是南方,而是北方,但我想北方的鸡和南方的鸡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从这个姑娘的化妆和穿着上来看,我觉得她十有八九是一只鸡。

    圆脑袋小伙子在凳子上坐下来,说:“抓紧时间动手吧。”但姑娘像没听见,还垂手站在那儿不动。小伙子对姑娘说:“你怎么还不动呢?”她翘翘下巴,翻了小伙子一眼,说:“我从来没有在两个男人面前脱过衣服,如果你也在这儿,那就还得加钱,至少加一倍。”小伙子被噎得直着脖子,横起眉说:“还跟我讲这个规矩?你厉害,我不在这儿行了吧?你当我要看你?”小伙子忿忿的,关上门走了。姑娘挑着眉毛嗤了一声,说:“想揩油,门都没有!”又把脸朝着我,盯了我一会儿,说,“我现在就要脱吗?”我点点头说:“脱吧。”

    说实话他们选人的眼光比较内行,这个北方姑娘长相一般,但身材不错,腰是腰腿是腿。她松开胸罩之后朝我那儿看了一眼,她看得一点也不掩饰,很直接,目光还在我那儿停留了一会儿。大约看到我那儿有了点起伏,她的眉又跳了跳,翘起一个嘴角笑着。我觉得她笑得很黄色。她大约真是一只鸡,而且还是一只做油了的鸡。她故意--我想她是故意--慢慢地脱她的牛仔裤,挺着乳房站在那儿,一粒扣子解半天,然后用拇指和中指拈起拉扣,将小指和食指翘起来,做成一个兰花指。他妈的她脱裤子还做什么兰花指?她指甲上的蔻丹很醒目,是银灰色的,一点一点地在裤门拉练上闪动。拉扣行走的声音既格涩又滑润。拉开裤门之后,露出一角肉色的内裤,她的手沿着裤门向上移动,搭在腰胯上一点一点往下推,推了许久才推出了一条内裤。她一直不弯腰,裤子滑到腿弯时便抖动两条腿,把裤子抖下去。

    我受不了她那样抖动,我是一个几年没有沾过荤腥的人,那样柔软的而且弹性十足的抖动简直要了我的命。尽管我用力咬着后锉牙,不让自己张开嘴巴喘气,但我的鼻子却不争气,像马鼻子似地嗤嗤地响个不停。她用一只脚踩住一只裤管,抽出一条腿,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抽出另一条腿,她身上只剩下一条三角裤了。她的嘴角又那么一翘一扭,扯开裤沿,又啪地一声松回去,说:

    “还要脱吗?”

    我点点头。我听见我的颈脖子在咯吱咯吱地响着。

    “你不是画画吗?连那儿也要画?”

    我又僵僵地点点头。我说:“只是画个大概。”

    她又看看我那儿,然后盯着我,抿着嘴笑着,说:“大概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就画个影子呢?”

    我说:“嗯,影子,影子吧。”

    我心里说谁有心思跟你讨论这些?我用力咽着唾沫,后来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唾沫,我从喉咙到嘴都是焦干的。我他妈的咽了半天到底在咽些什么?我有些愤怒,说:“你快脱吧你!”

    她小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脱,这一回动作很麻利。但脱光了之后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不是床上的活,她显然没干过。她把重心放在一条腿上,站成一个丁字步,双手搭在胯上。我说这样不行,太硬梆了。我的声音干干的。我干干地说你这条腿这样,那条腿那样,身体侧多少,腰朝哪儿扭。我说了半天她还是摆不成,她连含胸都不懂,把含胸弄成了弯腰。她撅着屁股弯着腰站在那儿问我行不行,我说你把腰直起来,两个膀子收一收,她便直挺挺地站着。她不知道怎样给人一种松弛闲散的感觉,举手投足之中流露出太重的职业痕迹。

    “你老在那儿说,过来帮帮人家嘛。”

    她一再要我过去帮她。但我不好意思站起来,我坐在那儿还可以夹着两腿遮一遮丑,一站起来必然丑态毕露。其实我坐着她也知道我饥渴难耐,作为一只鸡,我的情况她一望而知。我甚至怀疑她是装出来的,故意把姿势摆得夸张而色情。戏弄一个饥渴的人对于一只鸡来说大约是职业性习惯。

    她愿意怎么摆就怎么摆吧,我没有办法。我说:“就那样吧。”

    接下来的问题是她老动,动了又不能复原。她说我还以为这事轻松呢,原来这么累,早知道这么累我才不干呢。她一个姿势站不了五分钟,就提出要活动活动,然后便踢腿伸腰,来回走动。最烦人的是她要时不时地跑过来看看我把她画得怎么样——她真是跑,猫着腰,颠着碎步,像穿越封锁线一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猫着腰跑?她的两个乳房令人揪心地蹦跳着,一直跳到我面前,腰依然猫着,把身体扭过来,乳头几乎要顶到我的眼睛。

    她看了一会儿,不说像也不说不像,嘻嘻地笑几声,又猫着腰,撅着肥白的屁股跑回去。我还从没见过一个女人一丝不挂却可以这么自由自在,没有一点羞耻之心。我就这样被这只北方鸡折磨了一天。我膨胀得像一只随时可能爆裂的汽球。在这么一种火烧火燎的状态下,对象又是一只鸡,还能指望我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呢?我自己看着都觉得不好意思,心想我怎么画得这么俗气这么黄色?

    然而画店里却很满意,几天以后他们把这些画拿走了,当天晚上便给我送了两只饭盒过来,其中一盒是红烧肉。他们终于又奖了我一盒红烧肉。从此以后他们不断地把一些鸡带到这儿来,让我画她们。我说你们干脆给她们拍照吧,我宁愿对着照片画。他们说她们不肯拍照。我不知道这些鸡为什么不肯拍照,我问她们,她们都说,谁知道他们把照片拿去干什么?要拍也行,可他们出不起价。我是头一次听说鸡不肯轻易让人拍照,看来干哪一行都不容易。

    季节越来越深,房间里的暖气片巳经有暖气了,把房间里烘得暖融融的。因为门窗紧闭,房间里的味道越来越浓,香酥、腥腻,透着一股粉气,渐渐遮盖了亚麻仁油和颜料的气味。我越来越忍不住了。我画得越来越糟糕,虽然他们一直都很满意,但我自己过不去。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晚上躺在床上时,我又像过去那样一泡一泡地放着,可它长得特别快,我放了一泡它立马又长出了另一泡。它简直是春天的韭菜,越割越长。比如头天晚上放了,第二天面对着一只光溜溜的鸡,它又依然如故。

    我太难受了,这样下去会要了我的命的。可我又不能不画,我不但要画,还要画得又好又快,否则他们便不给我吃饭。我没有选择,吃饭是第一重要的。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饱暖思淫欲,饭是养命的,也是养欲望的。我深刻地体会到欲望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而是从饭食里长出来的。饭食绝对是滋生欲望的土壤啊。我既要吃饭,就不可能没有欲望。我也掐不死它,它像妖怪一样没有形状,它的形状在我身上。它借我现身。它看见我的模特儿来了,看见人家脱光衣服了,看见人家身上白白的肉了,看见丰乳细腰肥臀了--那些鬼东西怎么这么会挑人,平胸尖屁股的难道就不行吗--它就他妈的直挺挺地现身了!

    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对此我也深有体会,只有要什么没什么的人才需要注意形象,假如我有钱,我还要注意什么狗屁形象呢?我只要给她钱就是了。可我没钱,就只能在形象上下工夫了。早晨我会对着一角破镜子,用手梳理我的乱糟糟的头发,蘸着水往后抿它们。许久以来我都没有管过自己的头发,它们一团团地板结着,我费了不少时间才把它们弄顺溜了,然后我又捋胡子。我是络腮胡子,从颧骨到嘴角到下巴都是,它们像杂草淹没庄稼一样淹没了我大半张脸,我的大部分疤痕都藏在胡须里,使我的脸看起来还不至于那样吓人。我端详着自己的脸,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有点像艺术家了,便向圆脑袋小伙子讨了一根皮筋,把头发束在脑后。

    就这样,我的脸终于见了天日了。我真像是一个虽然丑陋但比较浪漫的艺术家了,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我知道艺术家跟娼妓自古以来便有一腿。我像个艺术家那样板着一张脸,做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我一边画画一边跟模特儿说一两句话。我说头,头往这边摆一摆,或者说,把胸脯侧过来。有时候她会咯咯咯地笑个不停,笑得全身发颤。我不笑。艺术家是不苟言笑的。我想她为什么会那样笑?我又没说什么,我也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我即便开一点玩笑,她也不至于笑成那样。她笑什么呢?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她动心了吗?

    他们带来的模特儿不是固定的,这两天是这个,过两天就可能是另一个。我对一个叫阿秀的感觉不错。我觉得她对我的艺术家形象有一些反应,有一些为之倾倒的意思,她说你真像谁谁谁呀。我没听清她说的那个名字,但我知道那是个歌星,因为阿秀接着说他唱歌时多么迷人,怎么甩动他的一头长发,虽然满脸坑洼,但那是真帅真酷啊。阿秀说这些时是一副很迷乱的样子。我以为阿秀既然有这样的见识,必然不会像平常做生意那样跟我要钱,于是我就跟她讲画家和模特儿之间的浪漫故事。其实这些故事多半都是我瞎编的,而且编得比较下流。但她听得很入神,我便伸出一只手,做出很随意的样子把她揽过来,可没想到我的手才刚搭到她乳房上,还没来得及做动作,她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我很贵的。”

    我僵在那里。我没想到是这样。事到临头她不但要钱,而且还说很贵。听说我没钱,便塌着鼻子哼一声,不再理我。她个子不高,但很肥硕,我的首选肯定是肥硕。我需要庞大、丰满,哪怕夸张一些也无所谓;我需要满嘴冒油,需要一个油腻腻的饱嗝。我咂了咂干皱的嘴唇,涎着脸对她说:

    “我给你一张欠条吧,你可以拿去向他们要钱。”

    她笑了起来,咯咯咯,笑得浑身的肉都哆嗦起来。这就更要我的命。我干干地说:“你笑什么?”她说:“打欠条,亏你想得出来。”她觉得很滑稽,我拼命地说服她,告诉她欠条是有用的,她可以拿着欠条去向他们要钱,如果拿不到钱,就到这里来拿画,画是很抵钱的。我满嘴胡说八道。我对自己感到十分吃惊,我一边胡说八道一边对自己说,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这么无耻?然而这时候我根本管不住自己,我的舌头完全听从身体的指挥,就像一匹撒开四蹄狂奔的马,呱哒呱哒的收不住缰了。我不知道我说了多少话,我唾沫都说干了,她终于开始犹豫了,开始有些相信了,而且开始有点可怜我了,她说:“看你急得,算了,我吃亏也就是这一次吧。”她看起来是同意了,但一定要我先写欠条。她趴在桌子上看我怎么写,脑袋跟我的脑袋靠在一起。“你这样写不行。”她虽然可怜我,但在钱上却一丝不苟,她说,“你光写欠我一次怎么行呢?欠我什么?不写清楚不行。”

    这真是我一生中最无耻的时候,我为我吃下去的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张条子最后是怎么写的,在这儿我不好说,还是让我顾及一点脸面吧。反正就是那个意思,让人一看就明白,一点也不拐弯抹角。说实话这个阿秀真不错,虽然只收了我一张欠条,但她很讲职业道德,工作起来兢兢业业,尤其是表情和声音,让你觉得她随时都会昏死过去。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我绷得太紧,心里毛毛的,因此并没有几个太像样的回合。可是即便这样,完事之后她还不忘安慰我一下,好让我觉得没有白花钱,觉得自己干得还像那么回事。

    “做你的生意真是划不来,人都被你累死了。”她说。

    我心里空茫一片,但身体却是麻酥酥的,感觉非常舒服。

    这件事情过后我便惴惴不安,一连几天我都在注意圆脑袋小伙子的脸色,揣测他们看见那张欠条后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又罚我的饭?我希望能从小伙子脸上看出一点什么。但我什么也没看出来,他的脸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就这样忐忑了几天之后,我便懒得去想了。我想反正我是再也不干这种事的了。

    然而没过几天,我又忍不住故伎重演,用一张欠条骗了另一个小姐。我发现这是一件容易让人上瘾的事。说起来也许有人不信,但我就是例子,我一下就上了瘾。我心里像长了癣疥一样,奇痒难熬。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骗那些小姐,她们来自一些酒店宾馆和夜总会,都特别好骗。她们都愿意抽空多做一单生意,多挣一点钱。其中也有人不相信我的条子,我就对她说,你知道这些画有多值钱吗?好几千块钱一幅呀。我这么一说她就相信了。我只要说到钱,她们的智商马上就会大打折扣。我一天比一天平静了,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画她们了。我画得很专注很投入。她们长相不一,形态各异,我沉溺在线条的起伏和色彩的变化里,有时候我想,就这样画到死也行啊。

    现在我把这些都说出来,还是觉得有点难为情。但我不是要反省或检讨自己,而是想说一个人千万不能像烂泥一样活着。你要是像烂泥一样活着,你也终究会成为一坨烂泥的,不信你就试试。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企图为自己辩护,有什么必要呢?道德之类早已与我无关,我就是一坨烂泥,我没想不认账。

    有一天,圆脑袋小伙子像开牢门一样,哐当一声打开钢筋防盗门,把一只饭盒丢在我面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纸条在我面前晃着,“数数吧,看欠了我们多少钱!”他问我打算怎么还钱?我说我没办法,不这样就画不下去。他说:“你好意思,吃鸡就吃鸡,还找什么理由!”我解释说我不是找理由,事实就是这样。他说:“事实个屁!”他要我每个月必须多画十幅画,这样我每个月就可以从他们手上赎回一张条子。我说你们真的都给了钱?他冷冷地看着我,哼一声,却不说话。

    几天以后我那里痒起来了,痒得我龇牙咧嘴。我不知道是病,还以为那儿又长了虱子,我蘸上用来稀释颜料的松节油在那儿揉搓,想用松节油杀死它们。但它们不怕松节油。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阿莲的小姐看着我那儿发出一声惊叫,像个兔子似地从我身边跳开,我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你得了病啦!”她愤怒地说,“得了病还这么干,想坑人哪!”

    她又说:“快去找人给你打针吧,要不把你连根烂掉。”

    她的话居然使我有了一丝隐约的莫名的快感,我心里说烂掉就烂掉吧,关我屌事。我甚至恶狠狠地想象着自己溃烂的情形。我咬着牙忍受着它的刺痒。但它痒得越来越厉害,像有一把绣花针在那里扎着,后来绣花针又变成了锥子。我终于抗不住了,便对圆脑袋小伙子说:“我病了。我想去看病。”

    他说:“你病了?哈哈!你是说你想要钱去看病?”

    我点点头。

    “你看起来没病呀。”他盯着我的脸,快活地笑着,浑身一抖一抖的,“你哪像个有病的人呢?你说你哪儿有病?嗯?你怎么不说呢?”

    我没说。我不再说什么了。然而我还是忍不住,那儿太难受了。一天黄昏,我盯着那把大锁看了许久,然后我就到处翻找,终于在厕所上面一块模板上找到了一根一尺来长的螺纹钢,我用这根螺纹钢撬开了那把大锁。我撬锁时很凶,像个暴徒似的,听见它发出沉喑的破响,心里觉得非常解恨。我咬紧牙关,眼珠子都暴出来了。我把一根小拇指般粗细的锁鼻子撬得像一条垂死的蚯蚓。我让它就那样弯曲着吊在那儿,然后拿了两幅规格小一点的画,用纸包好,夹着走了。我想也许我能找到一家私人诊所,能用这两幅画跟人家交换,让人家给我打两针。

    我走在大街上。这是我第一次走出那个房间。我忘了我在那里面呆了多久,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城市表面上像个用金箔纸糊起来的庞然大物。我从大街上踅进了小胡同。我知道治这种病的私人诊所一般都在小胡同里。可是我走过了许多黄黄的、灰扑扑的小胡同,却一无所获,当我根据一张贴在一个墙角里的广告找到一家诊所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诊所所在的小街很昏暗,许多门脸都是鬼鬼祟祟地半开着,灯光红红的,里面坐着三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我不知道我画的那些小姐中有没有他们从这儿找去的,但我知道我找对了地方,为了避开可能遇到熟识的小姐,我尽量把自己缩在杨槐树的阴影里。

    诊所的灯光也给人一种昏昏的、不清爽的感觉,卷铁门也只拉上去了一半,大夫倒是穿了白大褂,但一张脸却是黑黑的。他黑着脸把两幅画看了半天,不住地伸出牙齿来咬下唇(他咬下唇干什么呢),最后同意给我打针。他没有看我,哪儿也没看,连头都没抬,就说,打针吧。打完针出来,我依然在树影里走着。就在这条小街快要到头时,我看见一个民工模样的年轻人正在我前面张贴什么,他动作飞快,用刷子一刷,另一只手往墙上噗地一拍,一张十六开大小的纸就粘在那儿。他一直在我前面,拐到另一条街上时还在我前面。我朝那儿晃了几眼。在灯光明亮一些的地方,我停了下来。我发现他张贴的寻人启事和我有关,被寻找的人似乎是我。

    长毛,男,年龄约在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操南方口音,留长发(及

    肩),左脸疤,右腿跛,左臂略弯曲。因与家人口角,于今日(四月三日)下

    午一时许负气出走。平日抑郁寡欢,常有轻生自弃念头,家人耽心其生出意

    外,心急如焚,有知其下落者,盼能速与其家人联系,有重谢……

    我站在那儿发愣。愣了一会儿又走。

    我就那样瞎走着。

    夜晚有些寒气。这是什么季节?杨槐树映在灯光里,半明半暗,从它们身上看不出季节。街上微微有些风,但分不出是什么季节的风。这个城市的风都是干干的,被风扬起来的灰尘都细得跟面粉似的。我就在一个这样灰蒙蒙的季节不明的夜晚,离开了这座叫做杨槐路的城市。像来时一样,走也是稀里糊涂的,我顺着铁轨来到了货运站,匆匆爬上了一列货车。这回货车上装的是麦子。因为对这个城市没有印象,所以弄不请方向,我不知道列车是向南还是向北,不知道自己会去一个什么地方。我躺在散发着香气的麦袋上,朝漆黑的夜晚叹了一口气。

    结果我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货车停下来的时候我还在呼呼大睡,是卸货的搬运工把我弄醒的。他们没骂我,只说到站了,走吧。我揉揉眼睛,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粮库。这个粮库真大,我沿着铁轨走了大半个上午才走出来。出了粮库,又往东走,到太阳偏西时,我发现自己来到了北京。太阳像个红饼,天空一片瓦灰,老有鸽子像黑芝麻似地撒在广大的瓦灰里。

    我没想到我会来到北京,这不是我想来的地方,好在北京也不要我,一天半夜,几个人把我从一座高架桥下带走了。他们这样问我,从哪儿来的?来干什么?你看看你自己的模样,这儿是什么地方?是你呆的地方吗?我嗫嚅着说,不是。他们说知道不是还来?故意是吧?想给北京抹黑是吧?说吧,原籍在哪儿?

    第二天我就被遣送回原簎。我不想回到一个湿漉漉的城市,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回南城,回到我的潮湿发霉的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