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八章
    我蹲在冯丽家对面一条小街转角的地方,那里有卖糖炒粟子和卖红皮甘蔗的,空气里飘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我用一枚脏兮兮的硬币卖了一截红皮甘蔗,我拿着甘蔗像一只老猴子似的蹲在黄昏时的阳光里。街面不宽,柏油泛着橙色的光亮,车辆不停地来来往往。我看见冯丽骑着摩托车过来了,她换了一辆踏板摩托车,车身还是红红的。她后面坐着她的伙计萝卜。萝卜紧紧地抱着她的腰,像一只青蛙似地趴在她背上。他们下车后我发现冯丽胖了,胖得像一棵矮种白菜,而萝卜却比以前瘦了,成了一棵瘦萝卜。瘦萝卜胖白菜,如果不是年龄上有些差异,他们还真是很般配。

    他们从楼口进去了。他们进去不久,我看见陈玉娥出来了。陈玉娥怎么在这里呢?难道是冯丽把她留下来了?看来陈玉娥在这里过得比在我妈那里好得多,变得又白又胖了,胸前颤巍巍的,都有点像吕萍了。冯丽怎么能容忍一对颤巍巍的胸晡呢?她不担心萝卜吗?陈玉娥虽然年纪大些,可她自己不是也比萝卜大那么多吗?她对我和对萝卜怎么不是一个标准呢?

    陈玉娥朝边望着。她望谁呢?是不是望我儿子?我是来看儿子的。陈玉娥真是在那里望我儿子,她朝我这边的一个小男孩招手。小男孩背着书包从小街转过来。这就是我儿子?他已经上学了?我扭脸看看小男孩,他正忽闪着眼睛看马路上的车辆。我说:“哎。”他朝我看看,我把甘蔗递给他,他一脸惊恐地往后躲着。我的样子把他吓到了。我说:“别怕。”我把头发撩起来,想让他看见我的笑容,可是他看见我的笑容后哇地一声哭起来了。陈玉娥胸脯颤颤地从对面跑过来,马路上的汽车刹得吱叫,她脸冲着我,弯着身子把我儿子揽在怀里,厉声说:“你想干什么?”

    我儿子哭着说:“这个叫花子,他要给我甘蔗。”

    我把甘蔗递给陈玉娥,又朝陈玉娥笑笑。陈玉娥也被我的笑容吓得连连后退。“你是谁?”她说,“你走开,我们不要你的甘蔗!”我犹豫着想告诉陈玉娥我是谁,但话到嘴边我又把它咽回去了。我说:“我喜欢这孩子,想给他吃一根甘蔗,我没有坏心。”陈玉娥说:“谁要你的甘蔗?你莫不是想拐孩子吧?是啊,有人就是这样拐孩子的,你就是想拐孩子!”她面孔煞白,抻长脖子喊起来,“叫花子想拐孩子呀!冯丽萝卜,你们快来呀,有个叫花子要拐你们的孩子呀!”她边喊边弯腰捡起一根甘蔗梢向我扔过来。我用手挡了一下。她还在叫,并且指使我儿子也捡东西扔我。我只好站起来,慌慌地走了。我看见冯丽和萝卜从楼口里跑了出来,直着脖颈往这儿看,陈玉娥一跳一跳地向他们招手。我便加紧了脚步,跑了起来。黄昏已经降临,街上灰蒙起来,我歪斜着在人群里跑着,可没跑几步,就被我儿子一甘蔗蔸砸中了脚后根。我儿子居然可以把一个那么大的甘蔗蔸扔这么远,还这么准,他用力一扔,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偏不倚地砸中了他爸爸的脚后根。

    我被我儿子一甘蔗蔸砸倒了,摔在地上的样子很不好看,骂人的话叫狗吃屎。也就是说我被我儿子一甘蔗蔸砸了个狗吃屎。我没有嘴啃地,落地时用两手扑在地上,断指疼得我满眼涌出了泪花。我泪眼模糊地回头看了看,我儿子正在那里笑。他破啼为笑。他笑得真好看。

    我忍着疼爬起来,又继续歪歪斜斜地跑着。

    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南城,在西站货场旁扒上了一列货车,车上装着许多机器,我躺在这些冰凉的硬梆梆的机器里,跟着这列货车轰隆隆地向北行进。在另一个角落里还躺了两个人,他们嘴上的烟头一明一暗地闪着红光。他们问我,兄弟去哪儿?我说随便。他们说随便是哪儿?我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他们便不再搭理我了。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个怪物。

    第三天凌晨,天还是黑黑的,我伸伸酸疼的腰背,又揉了半天麻躁躁的腿脚,在一个货车站下了车。寒气很重,重得好像真的有了份量。这应该是北方的寒气。我紧紧地抱着胳膊,像乌龟似地缩起肩胛,嘴里唏唏着。我就这样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干旱少雨,街上的杨槐飘着黄色的叶子,天空灰蒙蒙的,不到一个上午,我就觉得鼻子塞得厉害,便不断地抠鼻子。

    我来到了一个典型的北方城市,宽阔、笨重,人行道似乎都比南方城市的街面宽敞。看到的牌子都很大,抬头都是“北方”,比如“北方机城广”,“北方设计院”。我问一个在街边卖烤白薯的男人,这是什么地方?他头也不抬地说,旁边不是有路牌吗?自己看。我看看路牌,--槐花路。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槐花路就槐花路吧。我也懒得去看去问,管它是哪儿呢?这个城市在我这儿就叫槐花路好了。

    在这里我没有做乞丐。我看见了一家画店,里面摆着许多画,大多数都是女人体。有一些一看就是临摹的,比如鲁本斯的《玛利亚·梅第奇的教育》、提香的《乌尔宾美神》等等。我站在画店门口,心里很激动,我想我可不可以去试试呢?临摹这些画还不容易吗?在南城我怎么没看见这样的画店呢?如果南城有这样的画店,我还会做乞丐吗?我一边想一边咽唾沫。我又激动又紧张,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画。我真担心自己不会画了。我多久没画了啊,不是看到这家画店,我都忘了自己还会画画。我心里咚咚地跳着,走进画店时膝盖那儿都有些发软。

    他们皱着眉往外赶我。我对他们说,“我不是叫花子,我从前是个画家,我可以给你们画那样的画。”他们看了我许久,说:“你会画画?不是叫花子,真的假的?”我说:“我真不是叫花子。”我大致地给他们讲了讲我的故事,他们将信将疑,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碳笔,要我对着他们中的一个画速写。我的手有点发抖。我的手包括指头都肿得很厉害,它们已经肿了很久了,到现在还像个包子似的,但我还是捉住了碳笔。我跪着一条腿,趴在他们踢过来的一只矮凳子上,脑门上渗出了一粒粒冷汗,每画一笔都疼到心尖上去了,我非常痛苦地画出了一张头像。我发现我居然还能找到感觉,还可以画画,而且还是肿着手画的。我想老天还给我留了一碗饭哪,老天还是慈悲的呀!我想着自己这一辈子,从小时候画苹果树到今天,像翻一本书一样翻着自己,一页页翻过来,我的鼻子陡然发酸,眼睛一下子就湿漉漉的了。

    他们看看画又看看我,点点头,问我:“你哭什么呢?”

    我说:“我很激动,很久设画了,没想到我还能画。”

    从屏风后面出来一个年轻人,接过我画的速写看了看,又打量我半天,说:“你谈谈条件吧。”我说:“我先给你们画几幅试试吧。”

    他们把我领到楼上一个堆满杂物的小房间里,给了我几个画框,还有笔和颜料,让我照着一本画册临摹。我在这里没日没夜地画了一个星期,眼睛都熬红了,一共完成了七幅画。他们很满意,要把我留在这里。我不想留在这里。我以为我有了一条生路。我说你们先给我一点工钱,等我安顿下来再给你们画就是了。

    他们说他们可以安顿我,包吃包住,但是不给钱。我说一点都不给吗?多少给一点吧。他们摇摇头说,你不愿意就算了。我说这不是剝削我吗?他们说比你到处流浪总好一些,你想想吧。我想了想说,好吧。那个年轻人笑了笑说,我们没有强迫你吧?我说没有。年轻人又说,也不是剥削你吧?我说,不是。他说那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说,长毛。年轻人皱着眉,长毛?我说对,长毛。年轻人说长毛就长毛吧,但我们要签一个协议。于是我们就签了一个协议。年轻人说,你光签上长毛两个字不行,要按上你的手印。

    按手印用的是朱砂,又鲜又红。

    “我们相信你。”年轻人说,“可是如果你不好好画,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放心吧。”我说。

    画店老板就是那个年轻人,他的面孔白得像一条深水里的鱼,说话时总是皱着鼻子。他让人把我安顿在这个城市西郊的一间房子里。他们带着我在小街和小胡同里的土路走了半个上午,七弯八拐,然后爬一个露天水泥楼梯,大约爬到第三层,便打开一扇门,说,进去吧。

    他们把我的东西都丢掉了,连衣服都丢掉了,给我买了两件圆领衫和两条休闲大裤衩。他们把衣服给我的同时还给了我一张欠条,让我在欠条上按手印。我说你们又不给我钱,又要我在欠条上按手印,我拿什么还你们?他们说到时候会有办法的。我看看欠条,又说,怎么这么多钱?七百?这要七百吗?他们说这是鳄鱼牌,知道哪儿出的吗?法国!法国名牌要不要七百?这真叫人啼笑皆非。我想告诉他们,我什么名牌都穿过,这些乡镇企业生产的假名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但话到嘴边我没说出来。按手印就按手印吧,我还怕按什么手印?

    从此以后他们动不动就要我按手印。他们给我准备了一盒印泥。一条牙膏或一条毛巾要按一个手印,一条皮带也要按一个手印,到秋天,我按过手印的欠条已经有一沓了。为此他们用一扇钢筋防盗门把我锁了起来。我说你们干嘛锁我?他们说你知道你欠我们多少钱吗?万一你跑掉了呢?我问他们我为什么要跑,他们说万一呢?你花了我们这么多钱,虽说你也给我们画了一些画,可是那些画很难卖出去,我们这是做亏本生意,实在因为可怜你……他们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他们的理由,用一把又大又沉的库门锁锁着防盗门,弄出了一些坚硬的铛啷啷的响声。

    这把又大又沉的锁使我觉得我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压得喘不过气来。我说:“我们原先没说这个,协议里也没有这把锁,你们不能锁我。”

    锁门的是一个圆脑袋小伙子,他说:“可是谁能保证你不会跑呢?谁能保证你不会偷了我们的画拿去换钱呢?你换了钱就跑,我们到哪儿去找你呢?你真名叫什么,是哪里人,家住哪里,你说过吗?你是个满世界漂的人,我们抓不住你的,我们只能用一把锁抓住你。”他想想又说,“其实锁不锁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饭我们会给你送来,里面什么都有,锁不锁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你要我们不锁也可以,那你先还我们的钱,然后你走你的。不过你有钱吗?你愿意走吗?”

    我当然没钱,可是我愿不愿意走呢?

    圆脑袋小伙子哐啷啷地把铁门打开,说:“这样吧,我叫一二三,走不走就看你自己了。”他把脑袋仰起来,眼睛斜乜着我,“一,二,三!”我站在门里没动。我的脚就像生了根似的。他说:“要不再来一次?”他一共来了三次,声音拉得长长的,一次比一次长,就像拉一根橡皮筋似的,最后一个“三”字都快拉断了,拉得他脖子上的青筋都粗粗地鼓起来了。他夸张地抚着胸说,“都要憋死我了,可你怎么还不出来呢?这么说还是把它锁上?你没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就锁上了。”

    他故意锁得很慢,哐啷一声,又哐啷一声,锁上了。

    我画几笔就会扭头去看看那把锁。我觉得它不但吊在我眼皮上,还压在我心里。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不打开这把锁,要给我拿什么东西进来,比如一小盒颜料、几只绷好了的画框或几本画册,都是从两根钢筋之间塞进来。快餐盒也是塞进来的。送快餐的不是快餐店的伙计,而是画店里的人。大致的情形是快餐店把快餐送到画店里,画店里又派人给我送过来。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要快餐店直接送过来,非要费这一番周折。无论送什么,包括快餐,都是那个脑袋圆圆的小伙子送来的。这小伙子总是笑嘻嘻的,连让我按手印时都是笑嘻嘻的。他腰里别着许多东西,右边是一只手机,左边是一块玉,屁股上是一串嚯啷嚯啷响着的钥匙。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连这个城市的模样都没看清楚,便被人锁在一个房间里。我只是从一个南方城市来到了一个北方的房间里,从一个乞丐变成了一个囚犯。

    正如圆脑袋小伙子说的那样,这里什么都有,一个不足两平米的卫生间,两只水龙头,一个有点裂缝的蹲坑;靠墙有锈迹斑斑的暖气片,有一张一躺上去就咯吱咯吱叫唤的硬板床;还有一只硬木凳子,一大一小两只画架,调色板和各种型号的画笔,一盒盒颜料;我床上的毯子枕头之类据说也是名牌,其它的还有水瓶、晾衣绳、肥皂……把一个人关在这里画画,以及他日常要用的东西,这里基本上都有了。我为此按了不少手印,欠下了一屁股债。

    从夏天到秋天,我给他们画了很多画。他们要我画的都是裸体女人,给我找来了许多画册,无论古典主义的大师还是现当代其他大师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是挑这一类的让我画。他们甚至要求剔除作品中的神性和某些独特的精神气质,尽量表现得世俗一些肉感一些。他们尤其要我注意乳房、臀部、大腿以及腰腹等部位的用色,要求干净、明亮、醒目,即便跟原作有出入也没关系。我尽量按照他们的要求做。我发现绘画作为一门技艺是不会轻易地从你手里跑掉的,我丢了这么多年,一拿起来照样画得很好,仅仅一个上午之后便熟稔自如。

    我画过马萨乔的《失乐园》、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乔尔乔纳的《睡之维纳斯》、提香的《乌尔宾美神》、鲁本斯的《劫夺吕西普的女儿》、《玛利亚·梅第奇的教育》、《披皮大衣之女》、伦勃朗的《达娜娅》、《维尔萨维亚》、普桑的《花神的王国》、柯罗的《狄安娜出浴》、库尔贝的《浴女》、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比亚》、雷诺阿的《浴女》、高庚的《王后》……有的还不止画过一幅,比如雷诺阿的《浴女》,我至少画过五幅,柯罗的《狄安娜出浴》则画过七幅。

    一开始我画得很快,如果不是断了一个指头,手还没有完全消肿,我会画得更快。他们很满意,把第一批画拿走的当天晚上给了我两个快餐盒,一个快餐盒里全是油乎乎的红烧肉。圆脑袋小伙子说:“想吃红烧肉你就这么画吧,我们老板说了,只要画得快,画得好,以后还要奖你烧鸡呢。”

    事实上后来我没有吃到他们的烧鸡。我又犯了从前的老毛病,画着画着便开始抠细节。我有迷恋细节的倾向。于是他们便罚了我一顿晚饭。第二天早晨圆脑袋小伙子给我送馒头时。我问他为什么不给我送晚饭,他隔着钢筋防盗门笑着,“不是不送,是罚你的饭。你好几天才画一幅,能挣到一天三餐吗?”

    他们找到了一个治我的好办法,从此以后动不动就罚我的饭,有时候还连着罚两顿。罚过之后再送饭来的时候,圆脑袋小伙子都要这样问我,知道为什么罚你的饭吗?我必须说知道,否则他端着快餐盒转身就走。他接着又问我,改吗?我也必须说改。我饿得头昏眼花,而他手里有一盒饭,所以他要我说什么我就得说什么,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

    有一天画店老板来了,说要找些模特儿来让我画。我说要画模特儿可以,但你们要给钱,哪怕少给点都行。他说我们不是有协议吗?我说协议上没有说上锁,也没有说罚饭,可你们不但锁我,还动不动就罚饭。老板的说法跟圆脑袋小伙子一模一样,他说你这样说也行,你把欠我的钱还我,我们解除协议。我说我哪有钱?他笑道,你又还钱,又不画模特儿,就别怪我们要罚我的饭,我是小本经营,养不起一个只能临画的。我说,那你就罚我的饭吧,你们干脆把我饿死算了。

    他点点头,没说什么,笑着走了。

    他们连着饿了我三天,把我饿得奄奄一息,看什么都是黑糊糊的。我想我要死在这个北方的房间里了。第四天脸色灰白的老板亲自提着四五个快歺盒来了,把快歺盒一个个打开放在我鼻子底下,让香气熏我。他说:

    “这是酱肘子,这是酱驴肉,这是炒面,这一盒是烧鱼块,就看你吃不吃了。”

    我张了张嘴,用力吐出一个字,“吃。”

    他笑着说:“我以为你会说不吃。”

    我声音像蚊子似地说:“说那些干吗,我画就是了。”

    我的右派父亲曾经要求我做一个有骨气的人。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饿得快要死了,可是人家给他吃的,说,嗟,来食,他却不吃,宁愿饿死。那时候我就想不通,你命都没有了,还要骨气干什么呢?长大以后我又发现,我父亲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他不但吃了嗟来之食,还吃得感激涕零得意洋洋。你做不到你还说什么呢?我做不到我就不说。比如今天这顿饭,我能不吃吗?除非我真想就这么饿死算了。不就是画裸体模特儿吗,画就是了。

    吃完了这顿饭我就能站起来了,我站在窗前向外看着。天空依旧灰蒙蒙的,杨槐的黄叶在风中飘落。

    应该是秋天吧?而且秋深了吧?

    对北方的天空我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