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五章
    我妈除了忙着使唤保姆,还忙着到处给我搜罗姑娘的照片。她好像在那儿等着我离婚似的,我这里刚离,她那儿就弄来了一沓照片,介绍说这是谁那是谁,哪儿毕业,家里什么情况,等等。她从哪儿弄到那么多照片呢?说实话那些照片上的姑娘都还过得去,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起初我敷衍她,慢慢地就有些不耐烦了,翻那些照片比翻一本画报还要马虎。可她还乐此不疲,继续把照片拿过来,我便怀疑她把这件事当成了一种享受或自娱。她说她是这样给人家介绍她的儿子的:

    “你知道绿岛吗?他就是那里的总经理。”接着她又把那张她珍藏着的南城晚报拿出来,“他的事迹都在报纸上,你看过这张报纸吗?”

    我说:“你没说我离了婚?没说我有一个孩子?”

    她说:“这算什么事?用不着说的。”

    她把照片一沓沓地拿过来,又一沓沓地拿走。她问我,“你莫不是想要个天仙吧?”我说我还谈这种事干什么呢?她说:“你又没老,怎么不要谈?”我对她说:“你操这种心干什么,呆在家里好好歇歇不行吗?”她很敏感,说:“什么意思?我不能管你的事?我腿都跑断了为了谁?我图什么?难道我想沾你的光吗?不是我给你取了这个名字你有今天?”

    她老提这个名字,我想叫她别当真,告诉她那是人家在“唱歌”。但话到嘴边我又忍回去了。她脸上的皱纹紊乱起来,嘴角上的凹坑又深深戳进去。我非常不愿意看见这个凹坑,我对她的感情很复杂,我知道这是我妈,可我对她亲近不起来,同时我又希望她能过得快乐幸福。我只好继续敷衍她,从她拿来的照片中随便抽了一张,对她说:“就这个吧。”她先是感到惊讶,接着叹一口气,说:“阿弥陀佛,我就跟给皇帝选妃子一样,你总算看中了一个!”

    我以为我拿了一张照片就没事了,可王玉华又要我和那姑娘先见个面。我推脱说忙,一拖再拖。王玉华说是不是还不满意?不满意不要紧,我再给你找。她的耐心真好。我只好听从她的安排,和那姑娘见了一面。见面地点就在绿岛临街的茗园茶楼,王玉华把姑娘带来后,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走时是一副茫然的样子。我和那姑娘说了几句话,那是个大眼睛的姑娘,她大约想证明她的清纯,扑扇着大眼睛,带着羞涩说,在这种场合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那就不说吧。她说那我们来干什么呢?我含含糊糊地说,不就是交个一般性的朋友吗?我转背就把那姑娘叫什么都忘了。

    第二天王玉华又跑到绿岛来,问我谈得怎么样?满意不满意?她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希望我满意还是不满意,我说:“还行吧?还行。”她说:“不行就说,不要勉强啊。”我说:“刚接触嘛,行不行以后再说吧。”

    王玉华又生出一个主意,她说既然要谈,那就把人家叫到家里来吃顿饭吧。我只好又采取拖的办法。但她逼得很紧,三天两头问这事。她从来没有在我身上花过这么多心思,现在她的心思全放到我身上来了,让我很不习惯,也很烦。她逼得我实在无路可退了,我便对她撒个谎,说人家不同意,嫌我离过婚。她一听就叫起来,“什么?她还不同意?她要找什么人?”她夸张地叫了几句,皱纹又像盛开的菊花一样舒展开来,满脸灿烂地对我说:“不要紧,我再辛苦一下,一定给你找个满意的。”

    绿岛大门右边的街树下,有四五个半大老头常年蹲守在那儿,大约每二十米左右一个,一天到晚拦着人算命看相。那天我在门前站着,离我最近的那个山羊胡子一直朝我招手,我便过去了,他把小马扎让给我坐,自己蹲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地捋着山羊胡子说,看你的印堂就知道,你正走桃花运呐。第二天,我有意又让一个红脸小老头算了算,他说恭喜你,你要交桃花运了。连着几天,一天一个,我让那几个算命的都给我算了,他们的说法大致相同,都说我命犯桃花。我说:“你们对每个来这儿的人都这么说吗?说人家要交桃花运?你们以为这儿是什么地方?是窑子?是红灯区?”

    我叫刘昆把他们通通赶走。

    几天后我妈又兴冲冲地拿来一沓照片,我翻了翻,又抽了一张。她拿过去看看,说:“你觉得这姑娘漂亮吗?你要看仔细呀。”我说我就是觉得她漂亮。她说:“那好吧,那就见个面吧。”接下来的情况跟上次几乎一模一样,我又见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嘴唇有点薄,动不动就红脸,红得像要滴血似的。最后王玉华又问我行不行,又要请人家到家里去吃饭。我说:“要不我们选一个洒店,在洒店里吃吧,这样既免得你操劳,也体面是不是?”她想了想同意了。她出现在洒店时我吃了一惊,她把自己弄得像个爆发户家里的老太太,浑身珠光宝气,手腕上还套了个玉手镯子。

    她轻声对我着我的耳朵说:“我这身行头怎么样,你妈没给你丢脸吧?”

    那天我没坐一会儿就走了,把珠光宝气的王玉华和那个满脸通红的姑娘扔在那儿。我事先交待过刘昆,叫他平均每五分钟给我打一个电话。那天我的电话不断,我故意对着电话发脾气,你们烦不烦?我还要不要吃饭?!我跟她们点点头,做出一副抱歉的样子,一边说一边匆匆地走了。好在王玉华不介意,她把自己当成了主角,她对那姑娘说:“他忙就让他走吧,我们吃我们的。”

    王玉华对这个爱红脸的姑娘印象不好,说她像个哑巴,吃了一顿饭,跟她没说到几句话。我说:“不爱说话不好吗?我喜欢不爱说话的。”王王华叹了一口气,很失落地说:“你要想清楚啊,这是你娶老婆啊。”

    有一天那个爱红脸的姑娘对我妈说,她爸爸请我们到家里去吃一顿饭。我妈没想到这事她还有份,而且对方还对她表示了明显的尊重。她立即跑到绿岛来跟我说。我说算了吧?她说你不是说喜欢人家吗?这是相亲呢,怎么能算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都忙着为这件事作准备。她听说对方爸爸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便格外重视。她开始注意自己的仪表,从穿衣到化妆,都认真学习揣摩,甚至还学习怎么走路和说话。现在她说话很夸张,动不动就哎呀呀。走路更是怪怪的,身子下面的腿脚像是别人的,让人看着就别扭;还提臀收腹,下颌呈一定的角度微微上翘,人还没到,一个尖瘦的、开始有了一点光亮的下巴就先到了,给人一种很拔扈的感觉。

    我只好去找那姑娘。那姑娘叫毛兰,是个二十八岁的老姑娘,长得比照片上要白净一些。我发现一个女人到了二十八岁还没什经历就会变得很傻,我拐弯抹角地说了那么多,她一点都不明白。她大约以为自己终于把爱情抓住了。对于她来说爱情恐怕就是一条鱼,她在一片汪洋中摸了二十八年,现在总算摸到了。我妈拿来了那么多照片,我随便那么一抽,怎么偏偏就是她呢?

    她以为我不敢见她爸爸,宽慰我说:“不要紧的,我爸知道你,他还写过好几篇文章呢。”我有些愕然,问她什么文章?她说:“以前报上不是讨论过你吗?”

    我看着她发愣。这么些年过去了,我都快忘了这件事了。我想怎么会有这样巧的事呢?她说她爸爸在社联工作,专门研究社会分类学(一个这样的学者怎么会参与一场那样的讨论呢),按收入高低划分社会阶层。我说:“他把自己划在哪个阶层?”毛兰说:“他不管自己,从来不考虑自己的事,一天到晚做学问。”我说:“他考虑你的事吗?”毛兰抬眼看我一下(她总是低垂着眉眼),说:“他一听说是你,就给我讲了你的那些事,还拿他写的文章给我看。”我说:“你看了吗?”她点点头,又看了我一眼。她看人老是一眼一眼的。“看了。”她说。我说:“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她说:“怎么不知道呢?我爸说那是报纸瞎闹,他说你是个很有志气的人。他还找了另一些报纸给我看,我都看得哭了,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感动。”

    我便决定去见见她爸爸。

    她家里刚搞了一次装修,我一走进那套装修一新、还散发着浓烈漆味的住宅,一眼就看出了她家的紧拙:所有的材料都是低档的便宜货。她妈热情地接着我妈,她爸却坐着不动。我称呼这位社会分类学家为毛老师,他一脸严肃地点点头,说:“唔。”他把架子端得很足,坐在一只藤椅里,两条手臂挲开来放在椅圈上。

    他妻子的嘴唇很薄,薄得还不如毛兰的嘴唇好看。她问她丈夫:“拿什么茶呢?是遂川狗牯脑还是婺源雨前?”显得他们家里全是好茶似的。毛老师便看看我,说:“你喝什么茶?我这里还有太白银针和信阳毛尖,要不就来点西湖龙井?”我说:“随便吧,我不讲究。”毛老师又扭脸问我妈喝什么茶?我妈也说随便。毛老师便说:“那就给他们来点婺源雨前吧,我是喝惯了它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听他们夫妻俩这么一唱一和,我不由得又扫一眼他们家底气四泄的装修,心里老想发笑。

    茶泡好了,略坐一坐,毛老师便把妻子和女儿都赶进了厨房。“该做饭了,”他对妻子说,又把脸转向女儿,“你也去打个下手。”他大约要跟我谈一谈。这也正是我的意思,但我不愿坐在客厅里跟他谈,我不想让我妈参与我们的谈话。再说客厅也太小太逼仄,漆味浓得令人眼睛涩痒;而且客厅和厨房相连,两个做饭的女人和我们相隔不过三五步。我端着茶站起来,建议毛老师领我去参观他的阳台。毛老师似乎有点不愿意,说阳台上没有凳子。我说站一站没关系。他只好也站起来,于是我们穿过他们夫妻的卧室来到阳台上。毛老师站在阳台上不大自在,原因大概是堆在那儿的破烂,有用大塑料袋装着的旧衣服破棉絮,有旧床架和锈蚀的煤气灶,还有一只积满陈灰的蜂窝煤炉。为了让毛老师不致于太尴尬,我一直看着对面楼顶上的一群鸽子。楼与楼之间隔得太近,连鸽子眼睛都几乎看得清。

    毛老师没有看鸽子,而是看下面的车。那是我的车。他不是低着头正儿八经地看,他斜侧着脑袋,似乎在看那边阳台上的花草,但他的视线却跟脸的方向相反,看的是我的车。阳光正在西斜,照着他的光秃的头顶,在我的左边耀起一片油亮的反光。

    “你没有养鸽子吗?”我说。

    他把脸侧过来。我发现他的眼睛有点斜视了,对了几下都没有对准我的脸。他晃了晃脑袋,才让眼珠子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满脸困惑地问我:“什么鸽子?”我说:“养鸽子,你没养鸽子?”他摇一下头,说:“没有,我养那东西干什么?没时间哪。做学问不容易呀,尤其做我们这一行的,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啊!”我说:“我听毛兰说过,你的成果很大,很了不起。”他摇摇头,笑道:“哎呀什么成果不成果,不值一提,拿过几个奖,混了个正高,如此而已,提这个干什么,不提不提!”

    我又说,“毛兰还说你写过关于我的文章。”

    “哦。”他瞥了我一眼,说,“我自己都忘了写过些什么文章,有一些呢,其实也就是应付一下的,没意思啊。”

    “怎么没意思呢?在那场讨论中,你是什么观点?大概说我是个流氓吧?”

    “我是怎么说的呢?哎呀真忘了。这辈子这样的应景文章写得太多了,写了就忘。说起来这样写写文章确实没什么意思,写了一辈子文章,写出什么来了呢?惭愧呀,不如你呀,你是青年企业家呀,哈哈哈。”

    “毛老师真谦虚。”我故意停顿一下,“没想到这么巧,今天到你家里来了,跟你在这儿谈你的文章。”

    “所以说世事难料啊!”他一点也不尴尬,感叹了一番,又说:“这是不是就叫缘份呢?你和毛兰,啊?”

    “是吗?我不知道,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你们年轻人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没意见。”

    “我刚离婚,身边还有个孩子,你们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吗?”

    “这算什么呀?她自己看着好就行。再说我也不是封建时代的家长,你呀,小徐呀,我叫你小徐吧,啊?你对我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啊,跟你说吧,我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他一边说一边笑着,显得和蔼可亲。对面楼顶上的鸽子起起落落。夕阳已经泛红,照着他的脸。“以后你就会了解我的,你会发现你这个岳父大人——这么说是不是早了点?嗯?哈哈——还不是太老,起码,思想还是蛮年轻的嘛。”

    “你说你是我的岳父大人?”

    “是呀。难道不是吗?我听毛兰说你还有些担心我,别担心,我这一关好过,我说过的,我很开通的。你愿意的话,就别叫我毛老师啦,可以改口啦。哈哈哈。”他的哈哈打得非常响亮。对面的鸽子被惊得噼噼啪啪地全飞起来了。

    我看着他笑,看着阳光在他的牙齿上跳来跳去,心想这个人怎么回事?他凭什么就让我改口叫他做爸爸?我确实没见过这样的人。我在心里暗自冷笑。我说:“既然你这么开通,那我就把底兜给你吧。你知道的情况只是表面的,我其实是个很糜烂的人,我有好几个女人,还跟一些鸡有关系,你知道鸡吗?”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我并不认为这就一定是个多么严重的道德问题,首先你不会把她们带回家对不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某种道德,所以这不应该算什么大问题。男人在外面有点艳遇算什么呢?充其量说你不拘小节吧。你很坦诚,我喜欢坦诚的人,我也跟你说实话,其实大家都一样,包括我,骨子里都想有些艳遇的。人嘛,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至于鸡,--我们还是说娼妓吧,我说一句轻薄的话,男人都喜欢,这是有传统的,所谓青楼佳话嘛是不是?好了,现在我把我的态度表明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能有什么问题呢?对面楼上的鸽子正在落下来。阳光像金水一样泻在那片楼顶上。周围到处是嚣躁的声音,从下面浮上来,和我们擦肩而过。

    毛兰的妈妈站在那边房门口叫吃饭。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妈说你们在那儿谈什么呢?毛老师说我们什么都谈了,谈得很彻底。他兴致很高,敬了我妈一杯之后,便一杯一杯地跟我喝酒。毛兰妈妈说他他也不听,他说今天高兴,喝醉了算了。他越喝越高兴,很快就喝得红头涨脸,眼角上开始出现黄乎乎的眼眇。“兄弟!”他端起杯子,大着舌头喊我做兄弟。他妻子觉得不好意思,朝我尴尬地笑了笑,便要夺他的酒杯,却被他一把拦开了,“兄弟,你可要抓紧一点呀。”他一边说还一边朝我鬼鬼地夹着眼睛,弄得我莫名其妙。我抓紧什么呢?他该不会要“兄弟”抓紧着把他女儿给办了吧?我不禁笑了起来,瞥一眼毛兰。毛兰正低着一张红红的脸,见我瞥她,脸唰一下红得更深更透了,如同一颗熟得恰到好处的西红柿。

    毛老师送我下楼时用手搭着我的肩,我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如果你真喜欢鸡,以后可以找我,我给你提供方便。他嘿嘿地笑道,开玩笑开玩笑!边说边在我肩上拍两下。我说真的,别客气。他笑着,又在我肩上拍了两下。

    对于这次相亲我妈满肚子不高兴,她认为她受到了冷落。事实上她确实被冷落了,她是准备来受尊重的,没想到被晾在一边。她在车上对我说:“我看不起这个人,这个人太势利,眼里只有你,你看他那副样子,简直是在巴结你;可是对我呢,总共没跟我说上三句话,他难道不知道我是你妈吗?”

    我跟我妈的感受不一样,这一天我很快乐。

    我妈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有一天她问我:“你还在跟那个毛兰谈吗?”她又说她不喜欢毛兰,理由是她认为毛兰长得不大气,尤其是嘴唇太薄,脸也不够圆。她说一个女人长成这样不好,这叫薄福贱命。她认为我应该找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女人,最起码这个女人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巴要抬多高。“她老低着头,羞怯怯的,一看就是小街小巷里出来的,不合适。”我妈撇着嘴说。她竭力撺掇我多谈几个试试,同时希望我把这件事再交给她。她说她肯定能给我找到一个合适的,“这就像鞋子,不合适是会夹脚的,你愿意要一双夹脚的鞋子吗?”

    对于我妈的问题,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我妈说过几次以后也不再说了,她终于放弃了要给我再物色一个对象的念头。她有事情做了,在一家慈善机构谋了一个义务差使。她觉得她在从事一项很高尚的事业,她更注意自己的仪态了,不但要我陪她去买各种套裙,还去美容店做头做脸,向人家学习怎么化妆。有点时间就躲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练习微笑,或者拿个吹风机吹她的银发。她把我儿子全扔给陈玉娥了,一天到晚拿腔捏调,提臀收腹,翘着一个下巴到处跑,似乎自已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人。不知道她是怎么攀上人家的,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免得她呆在家里没完没了地使唤陈玉娥。陈玉娥总算解放了。我真担心陈玉娥会坚持不住,事实她也确实难以坚持,自从进了我家当保姆,便像一架机器一样从早到晚转个不停,一个丰腴的中年妇女眼看着黑瘦下去了。

    但我妈干慈善事业也挺烦人,她动不动跑到我这里来要钱。我给了几次便不给了。虽然我有点钱,但不能老让她拿去充有钱人。她说:“我答应了人家的,你让我把脸往哪儿放呢?”我对她说:“如果是你自己用,我一定给你,可你拿去干那些事,我哪有那么多钱?”她便一脸的正义和道德,骂我忘了根本(我是什么根本呢),为富不仁,没有一点同情心。她说:“你的同情心呢?让狗吃了吗?想想那些下岗的工人哪,想想那些得了病又看不起病的穷人哪,想想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们哪……”

    本来我想跟她说说陈玉娥,提醒她陈玉娥也是下岗女工,再告诉她保姆都骂她是地主婆,但想想还是算了。她毕竟是我妈。像那个社会学家毛老师一样,我妈也让我感到了快乐。

    后来那个毛老师还打电话来骂了我一次,他很愤怒,在电话里大喊大叫,骂我无耻,卑鄙,不道德,衣冠禽兽,玩弄了他和他女儿的感情。我跟他说了一声兄弟对不起,又问他要不要来绿岛搞点青楼佳话。他气得像一只得过脑膜炎的鸟,呱叽呱叽地叫了一通,把电话摔出了一声破响。于是我又感到了快乐。我的快乐像一朵有毒的花,开在了我的黑色的心里,妖冶,肥大,如昙花般骤开骤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