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九章
    每次给林胖子打电话,他总会顺便跟我说说余小惠。他说你的老乡阿美还好啦,你放心啦,我会关照的啦。似乎我打电话并不是真要向他讨教,而是想听听阿美的情况。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一般来说他都是报喜不报忧,而且有些情况他也不清楚。就在这个雨季,他还跟我说阿美很好的啦,可在雨季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忽然来一个电话,要我最好能去一趟,把阿美接回来。他说:“阿美在戒毒所啦,那个戒毒所很不好啦,条件很差的啦,不知怎么搞的,是她跑出来还是怎么啦,反正她被人家拢住了在接客啦,你要就快点来啦。”我吃了一惊,说:“你说清楚点,她到底怎么样?”他说:“哎呀你耳朵有毛病啦,不是说了接客嘛,你不懂接客?”我说:“林胖子你怎么不早说?”他连说哎呀,“哎呀哎呀,我也是才知道的嘛。”

    第二天我去商业局找到余冬,他斜在一条长椅上翻一张报纸。他的脖子还是那么粗,神态却有些灰灰的。我说:“还好你没出车。”他说:“出什么车?车早报废了,穷单位又买不起新车。”他从窗口瞟一眼我的车,又说,“我知道你发了,你找我干什么呢?”我说:“我们一块去广州,把你姐接回来。”

    我没对余冬说别的,只说他姐姐出了点事。余冬不相信,横着眉说:“你怎么知道她出了事?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也是听朋友说的,反正总是有点事吧。”余冬说:“我不相信。”我说:“路费归我出,你就只当出一趟差,顺带去看看你姐总可以吧?”他还是不肯跟我去。他说:“我姐早就不理你了,你干吗还要缠着她呢?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我只好把林胖子的话说给他听,他直着眼看我半天,又像当年那样,一把揪住我的领口,用大拇指捺住我的喉结,恶声恶气地说:“姓徐的,老子就陪你走一趟,若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老子就掐死你!”

    我和余冬坐当天晚上的火车去了广州。余冬一路上闷着头。第二天早晨林胖子来接站,像鸟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余冬一句也听不懂,只听见老说阿美,便扭头问我:“阿美是谁?”我说:“你姐。”他瞪着眼说:“我姐?我姐怎么叫阿美?”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呢?”

    林胖子带着我们跑了几个地方,打了许多电话,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见到了余小惠。有一个人把她领来了。这事弄得有点像地下接头,地点在一个僻静的街角里,光线紫莹莹的,很昏暗。我们站在一棵大榕树下,头顶上压着大片黑色的树冠,一些气根像鬼爪子似地悬在半空里。大约站了二十多分钟,我们看见余小惠跟一个小个子男人从一条黑黑的巷口里转出来。

    小个子男人把余小惠带到大榕树下。大家都没说话,就像黑市交易似的,我把八千块钱交给林胖子,林胖子又把钱给了小个子男人。小个子男人拿了钱就走了。余小惠站在旁边,自始至终低着头,既不看我和林胖子,也不看余冬。

    对于余冬来说,这恐怕是一件相当难受的事。他亲眼看见我从别人手里把他姐姐赎出来,在整个过程中他也一句话都不说,连姐姐也没叫一声,只是很潦草地看了他姐姐一眼,看了看她灰乎乎的脸和露在外面的大半个乳房,便把脸别过去不再看她。到半夜里他哭了。我听见他粗声粗气像牛一样哭。我拧亮床头灯,他把哭声压回了喉咙里,但脸上全是泪。他哽着声音说:“徐哥--”这是他头一回这么叫我,“她这副样子我怎么把她带回去呀?回去我又怎么跟家里说呢?我爸爸妈妈一直以为她在这里唱歌,她还寄过一盒歌碟回家,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她都说很好,吃得好住得好,什么都好,让他们放心,现在突然这副样子回去,他们怎么受得了呢?他们还以为她在天堂里呢,这是要他们的命哪,他们会疯掉的呀!”

    我沉甸甸地叹一口气。

    余冬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说:“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她到底怎么回事?她刚来这儿才一两年,就给了家里不少钱,我爸爸妈妈就是拿她的钱买的房子,我们都以为她在这儿发了呢,大红大紫了呢。徐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知道是吗?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还有那个胖子,他呱唧呱唧跟你说了那么多,你们还叫她做阿美,她为什要叫阿美呢?你不可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是不是跟她一直有联系?你们一直没断过是吗?徐哥你告诉我行吗?我要知道实情呀徐哥,徐哥!你告诉我吧我会感激你的!”

    我说:“我真不知道,你还是早点睡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车呢。”

    余冬用力说:“徐哥!”

    我说:“睡吧。”

    余冬又叫徐哥,粗脖子上的筋都暴起来了。他说:“你还瞒我干什么呢?我是她弟弟,我都看见了,我什么都信了,就是你们还有关系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什么呢?按理说我还应该叫你做姐夫,你怎么就不肯告诉我呢?”我说:“余冬,你怎么瞎说?我是有老婆的人,你怎么能乱叫姐夫呢?”余冬说:“我怎么是乱叫呢?你没有跟过我姐吗?我都不知道我姐的事,你怎么知道?你们没有关系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说:“我真跟你说不清,还是睡吧。”

    我把灯拧灭了,他又拧亮来。

    他说:“余哥你说吧,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像刀子剜心一样呀。”我叹着气说:“莫说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说给你听了,你心里就能好受啦?”

    但余冬还是不肯安静下来。他说:“我真不敢把她带回家去呀,徐哥你说我怎么办呢?”我说:“那你想把她扔在这里,是死是活都不管了?我为什么叫你来?她不是你姐吗?”余冬说:“徐哥,我不是那意思,我怎么能不管呢?”我说:“那你还说什么?”余冬说:“徐哥啊,我是这样想的,你办法多,你能不能先别让她回家,找个地方把她安顿下来?”我被呛了似的张着嘴看着他,看他半天,说:“你说什么?你不管?你叫我来安顿她?我凭什么?”余冬流着泪说:“徐哥我求你了,你不是喜欢我姐吗,再说不是你她也不会这样,我知道这话我不该说,但你想想我爸爸妈妈,他们怎么见得她这副样子呢?他们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徐哥你不该担点责任吗?你就担点责任好不好?你把她安顿起来好不好?”

    我总算明白了余冬的意思。我冷冷地说:“这事以后再说吧。”余冬说:“以后是什么时候?明天一早就要赶车回去呀。”我说:“那就明天在车上说!”

    到了早晨,余冬赖着不肯走,非要我答应由我来管他姐姐。他说:“徐哥。”我说:“你别叫我徐哥。”可他不听,还叫徐哥,“我觉得这事还是说定了的好,要不我真不敢跟你上车,你一个人带她回去算了。”我说:“余冬你也替我想想,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怎么能带你姐姐回去呢?”余冬说:“我又没说要你把她带回家去,你有能力嘛,你可以找个地方把她养起来嘛。”我说:“你叫我把她养起来?”他说:“怎么不可以呢?很多人都这样,你养一个算什么呢?”

    我说:“亏你还是她弟弟,亏你说得出来!”

    “徐哥,我是没办法,怎么想就怎么说。”

    结果争来争去,赶车的时间早过了。

    就这样,我们在广州多呆了一天。早饭后我带余小惠去买了几件衣服,她穿得太像一只鸡了。我让她把她的低胸吊带裙脱下来,换上一件无袖衫和一条水磨蓝短裙。她很听话,低垂着眉眼,叫她干什么她便干什么。我心里很疑惑,以前她是怎样的人?她怎么会这样?但我无法透视她的内心,只能从外表来看她。她比我在广州时略瘦了些,也更多了些倦容。换上新衣服后,我又带她去发廊,叫人家把她的黄头发染回来。从发廊里出来,站在广州街头明媚的阳光下,她看起来好一些,人也精神了一些。可我却怎么也看不到当年的余小惠的影子。

    她似乎煥然一新了,站在我面前问我:“好吗?”我点点头。她笑了一下。她一直没说话,这是这次见面后她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她第一次笑。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忽然这么笑一下,简直生动极了,我心里掠过了一丝很温暖的感觉。但我没说什么,也笑了笑,说走吧。往回走时,她把一只手放在我胳膊上。她没有挽过我的胳膊,从前也没挽过,她怎么好好地要挽我的胳膊?莫非是她现在的习惯,跟谁走路就要挽谁的胳膊?我看看她的手,又看看她。我觉得我的胳膊上很不自在。我知道这只手不属于我,它搭错了地方,但我忍着,让她就那样挽着。没过多久,我就感到胳膊在发酸,但我还是忍着。

    这天晚上我老是神经质地捏胳膊。余冬在旁边问我:“明天走不走?要走的话有些事就要说定了。”他说得更明白了,他姐姐怎样他是不管的,如果我一定要把他姐姐带回南城,那么我就要对他姐姐全权负责。

    我说:“你讹我?”

    他说:“怎么是讹你?我只要要分清责任。”

    我问他:“如果我不负责呢?”

    他不吭声,过一会儿说:“反正你要想好,否则我是不跟你走的。”我摇摇头,说:“余冬你怎么是这样的人?我还以为你对你姐有多好呢!”余冬嘟哝着说:“我这不也是为我姐着想吗?”

    我叹一声,心里沉沉的,像被一座山压着似的。我在心里说,好吧,我先把责任担起来吧,总不能谁都不担责任吧。我就对余冬说:“那好吧,我想好了。”他有点喜出望外,瞪大眼睛看着我,“想好啦?”接着也叹着气说,“徐哥呀,你真是个好人,我姐她当年没嫁你是她没福气,不过我也看见了,你们还是很有感情的。徐哥,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要不今晚你就到隔壁去睡吧,我姐她肯定愿意的,徐哥你去吧,我不会说什么的。”我盯着余冬,憋在心里的恶气直往上冲。我说:“余冬,你很浑蛋。”余冬说:“徐哥你别抹不开脸,我说的是真的,从今天起我就把你当姐夫看。”我说:“余冬,谁是你姐夫?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呢?我都替你害羞!”

    我不再理他,关了灯蒙头就睡,却又睡不着。我想我这是何苦呢?她余小惠不是恨我吗?不是讨厌我吗?不是不肯跟我结婚跑到这儿来了吗?我还要为她担什么责任?她弟弟都不肯管她,我插什么手?她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带她回南城去干吗?难道真跟余冬说的那样,找个地方把她养起来?

    余冬像猪一样打鼾。我辗转反侧,整整一夜,我都在听他的猪一样的鼾声。

    我们回到南城时是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在车上余冬很殷勤,一口一个徐哥,对他姐姐也是,姐呀姐的叫得很亲热。可是到了南城,一下车他就钻进人群里不见了。他一个人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余小惠到处看,说:“余冬呢?”她不知道余冬已经跟我说好了,不知道余冬把她扔给了我。我装模作样地说:“是呀,余冬呢?”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找不到就算了,你跟我走吧。”

    南城巳经没下雨了。车站上有很多的士在揽客,有人还伸手来扯我们,我拨开他们的手。我们走出了车站。我想我们往哪儿走呢?这么晚了到哪儿去给她租房子?想来想去,我还是给她找了一家小宾馆。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在床头柜上放了一点钱,叫她明天早上自己去吃早点。她垂着眼问我:“你要走?不在这儿住?”我点点头。她依然垂着眼,又说:“你不想……要我?”

    她怎么说这种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怎么是我要不要她呢?这话她不该说的,起码不该这时候说。这件事早就过去了,还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呢?可我又不想拿话伤她,她都落到这一步了,恐怕脑子也不大好用了,我伤她干什么呢?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一次?你忘啦?”她说:“哪一次?说过什么?”我说:“上次,忘啦?我说我已经结婚了,你忘啦?”她嘟哝了一句,“怎么扯到结婚上头呢?”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不扯这个扯什么?是不是余冬跟她说了什么?他们姐弟商量好了?我便不再说什么了,就那样枯坐着。坐了一会儿,我准备走了,她也站起来往外走。我问她去哪儿?她不理我,我追着她问,她走得很快,边走边说:“回家。”我说:“你不能回家。”她停下来,反问我,“我怎么不能回家?”

    她把这句话一连说了三次,说第三次时眼睛里汪着泪水。

    她执意要回家,我什么话也不好说。她出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她回来了,她想回家,我怎么能拦住她?我说:“好吧,我送你回家。”从宾馆里出来,我拦了一辆的士。我说:“你们家已不在老铁街住了,你知道在哪儿吗?”她点点头。这天晚上我一直折腾到深夜一点多。我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看着她上搂,听她叫开了门,听她哭着叫爸爸妈妈,听见她爸爸妈妈跟她一起哭。夜气很清凉。街灯也很清凉。他们的哭声像带了雨的风一样吹过来。我的眼睛忽然湿了。我对的士司机说:“走吧。”

    第二天上午余冬跑来骂我。他恶狠狠地说:“姓徐的你不讲信用,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刘昆领着几个保安按住他,要他向我赔礼,说不赔礼就扒他的皮。我对刘昆他们说:“算了,放开他。”刘昆说:“他骂了你呀。”我喝道:“放开他!”

    广州之行花了两天三夜,去之前我没跟冯丽说,冯丽就不断地往我手机上打电话,问我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她又来了。她说:“你到广州去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我工作上的事也要跟你汇报吗?”她说:“我是你老婆,说一说难道不应该吗?”她双手撑在后腰上,挺着肚子站在我面前。她才刚刚怀上,肚子还是平平的,但她却总有要挺着一个肚子的感觉。

    这些日子我动不动就跑到歌厅里去转转。我喜欢听一个从青海过来的歌手唱歌。这个歌手的名字很怪,叫昏鸦。我问他为什么要叫昏鸦呢?他说:“我喜欢这种意象。”看起来他也是有文化的人,知道说“意象”。我说:“那为什么不叫枯藤或老树?”他说:“我是一个诗人,一个行吟诗人,我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所以我觉得昏鸦对我比较合适。”他不但在歌厅里唱,有时候还抱着吉他跑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去唱。他要唱遍中国所有的城市。但他对南城很失望,说南城人根本欣赏不了他的歌。他说:“所有的城市都琐碎和平庸,而南城则是最琐碎最平庸的,南城人一天到晚鸡鸡鸭鸭的。”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他说:“忙着找碎谷子碎糠头呀。”我笑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因为你允许我在你的歌厅里唱歌,还因为我缺钱,所以现在我必须在南城呆下来,等我攒够了钱,我就走了。”我说:“你这不也在找碎谷子碎糠头吗?”他一脸严肃地说:“这可不一样,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一边说话一边抓痒。湘西妹子李晓梅说他身上有虱子。李晓梅一边给我斟茶,一边对着我的耳朵说:“他长虱子了。”

    他留着长长的头发,比我当年的头发还长,唱歌时他把皮筋捋下来,让头发乱披着。他的脸很瘦很白,颧骨上泛着青色,脸和眼睛都显得很忧郁,也很脆弱,仿佛随时可能折断或破碎。他的歌都是他自己写的,自己作词自己谱曲。他说他从不唱别人写的歌。不过他的歌的确写得很好,他唱起歌来也的确像一只昏鸦,喑哑、低沉、飘忽不定。他不像别的歌手那样满场张牙舞爪,而是站在那里,拨着吉他摇晃着纤瘦细长的身体,忧郁而安静地唱着。

    他喜欢唱冷雨、风、黄昏、别离、静寂无人的夜晚、孤独、远行、酒……这些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他的歌声却像一只柔软的小虫子,顺着耳朵爬到我心里去了。我喜欢它在我心里咬噬的感觉。那是一种隐隐作疼的感觉。

    有一天我正在歌厅里,余冬又觍着脸来了,畏畏缩缩地坐在我旁边。我不看他,我看着昏鸦。昏鸦正叮叮咚咚地拨着吉他在练一首新歌,--我背上行囊,我又要启程,却不知道要去何方……余冬说:“徐哥。”我看着昏鸦问余冬,“还来干什么?”余冬说:“徐哥,我还是要来求你。”我说:“你求我干什么?你姐自己要回家,我不能拦她。”余冬说:“可是我爸爸妈妈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我说:“不知道不好吗?”余冬说:“早晚会知道的,现在他们就背着她跟我嘀咕,说你姐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再说了徐哥,她总不能天天呆在家里呀,她又不是一只鸟,关不住的呀。”--昏鸦唱道,我背对着夕阳,我的影子到达了遥远的山梁……余冬说:“徐哥,你不能甩手不管哪。”我说:“你回去问问她,还能不能唱歌?”余冬说:“怎么不能呢,我听她自己一个人哼呢,哼得好听极了,起码比这个人唱得好听,这个人唱得跟哭丧一样。”我说:“能唱就叫她到这里来唱吧。”余冬说:“徐哥你叫她来这里唱?她肯定愿意,她会很高兴的,我这就回去跟她说,我叫她今天就来。”--昏鸦唱道,我不知道我能否到达你,也不知道山梁后面是否有我心爱的姑娘,可我只能往那儿走,我面对着你,你就是我的前方……余冬说:“我会告诉她这是徐哥在关照她……”我打断余冬,问他愿不愿来我这儿开车?我说:“你在单位上拿多少?我给你翻一倍。”余冬说:“愿,愿!”我说:“那好,以后你就负责接送你姐吧。”余冬哽着喉咙说:“徐哥!”昏鸦唱道,……我希望……炊烟正在弥漫芳香……我对余冬说:“你姐的事你对谁也不准说!”余冬说:“那是我姐呀徐哥,我又不傻,怎么会说呢?”

    这以后我便很少到歌厅里去。余小惠来唱歌后我去过一回,后来冯丽还找去了。冯丽挺着她的还没挺起来的肚子,仰着脸问我:“这个唱歌的是谁?长得挺漂亮的,就是有一股妖气,你说有没有?”我淡淡地说:“你说有就有吧。”

    冯丽向来这样,只要感到谁对她构成威胁,她就说谁妖。

    已经轮到昏鸦在唱了。昏鸦和他的歌都不怎么受欢迎,好在人们本来就不是来听歌的,倒也不十分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