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章
    我们单位上还是把我的房子腾出来了。他们通知我妈,说我房子里透出一股臭味,是不是有死鼠或死猫?我妈对着门缝闻了闻,说什么味道也没有。他们说我妈的鼻子有问题,叫她打开门看看。我妈说没有钥匙,他们便拿来一根撬棍,不顾我妈的阻拦,嘎地一声就把我的房门撬开了。

    我妈说哪里有什么死鼠死猫?你们分明是要撬他的门。他们说随你怎么说,反正撬也撬

    了,你不如干脆把东西搬走算了。他们先把我那张新买的床抬到楼下,然后把东西一件件搬下去,包括我那些画,我买的床单被套枕头,还有暖瓶痰盂和那几个盆子,全都高高的堆在那张床上。他们一边掸身上的灰,一边对我妈说:“王老师你看到了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在这里,你清点一下,等你清点完了我们再走。”

    王老师伤心地哭着说:“我清点什么呀,我知道什么呀,你们就等不得他回来吗?还有几个月他就回来了,你们都等不得吗?值得你们动这样的脑筋吗?现在这么一大堆东西,叫我一个老太婆怎么拿回去呀?”

    但我妈还是把东西都拿回去了。她请了一辆板车,把这些东西都拖到扁担巷去了。我从家里搬到单位宿舍已有七八年了,我搬走时她显得有些忧伤,但总的来说还是高兴的。那时侯我也没什么东西,一床被子,一包换洗衣服,一些书,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一辆小三轮车一拉就拉完了。她站在巷口上看着我走,迎面有邻居过来,点点头打个招呼,说王老师不跟儿子去住呀?她多少有点骄傲地笑笑说,他翅膀硬了飞他的,我跟着他干什么?我在这里住惯了,我喜欢扁担巷。

    现在她把我的东西拖回来,她又怎么跟她的那些邻居们说呢?满满一板车的东西,能瞒得过谁的眼睛呢?她一路抹着泪,到了扁担巷她便把泪忍住了,把眼睛擦擦干,板着脸,像谁都欠了她的钱没还似的。人家跟她打招呼她也装着没听见,眼睛都不斜一下,把声音放得硬硬的跟板车夫说话,“挑好路走呀,颠颠磕磕的,碰坏了东西算谁的?”到了家门口了,她一头钻进去,再也不出来,由板车夫把东西一件件往里搬。她的声音还不断地传出来,还是硬硬的,“那都是新被子新卧单呀,你怎么能往地上放呢?你这个人是怎么做事的啊?!”

    清理我的东西时,她发现我那些新买的东西全都没用过,她把那些东西都摆在自己床上,皱着眉头,呆呆地看着那一堆粉红,看了许久,结果隐约地看见了我那桩流产的婚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买的那些东西没一样是带“囍”字的,而在日常用品中,粉红并不代表什么。是不是因为那几个盆子呢?一个光棍难道不要用盆子吗?她不但看见了那桩婚姻,还看见了余小惠。在我那些画里,包括上学时画的女人体,最少有十几幅,她却非常准确地把余小惠挑了出来,靠着板壁放在床上,和那堆东西摆在一起。

    我从长湖农场回来后,王玉华就问过我。她说你买那些东西是准备结婚用的吗?跟谁结婚呢?是不是她?她拿出那幅画,把它摆在饭桌上,然后便从民间生育学的角度进行评论,“你呢眼光还是有的,身体好,奶呢也饱,将来生孩子是会不错的,可惜现在只能生一胎呀。”她怎么会这样去说一幅画?她又问,“她人呢?现在在哪儿?”我说:“早走了。”她叹一声,说:“你坐牢,她倒走了?你是不是为她跟人动刀子?这种女人!走了也好,一看就是个灾星,害男人的货。”她越来越不像一个当过小学代课老师的人了,我被她烦死了。我说:“你烦不烦?”她说:“你还烦?我这是在破解你,万事莫强求,知道吗?女人是干什么的?就是生孩子过日子的,别像你爸似的光图漂亮图好玩,要知道自己的处境,别再去想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凭心而论,我爸真没图过漂亮,尤其是跟她结婚的时候。

    她把那幅画收起来了。她说:“这幅画归我吧。”说着搬过一张小楼梯,站在楼梯上一伸手,把那幅画塞在堆满杂物的小阁楼上。我仰起脖子朝小阁楼上看着,她垂着眉眼说:“算了吧,还看什么呢?”

    回来后我几乎没有出过门,天天缩在家里。我们家一共有两个小房间,八平米一个,王玉华住了一个,另一个堆着她从我那儿搬来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大约六平米的客厅。虽然只有六平米,但它的门对着巷子,进进出出都是它,所以它就是客厅。我回来后就住在客厅里。王玉华没有去收捡另一个房间,而是在饭桌边靠板壁摆了一张竹床,让我就睡这张竹床。

    我们家本来还有房子,是我外公留下来的,刚解放就被人民银行占去了,最初的名义是租用,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具体多少年我搞不清--又说是被没收了。又过了几年,据说被没收的房子都可以物归原主,王玉华便到处找人,送材料,没想到人家说你的房子占地超过一百平米,不在发还之列。王玉华立即给我三个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写信,叫他们从各自单位开证明。王玉华要她的兄弟开证明的目的是想拉大旗作虎皮,他们一个是北京的教授,一个是广州的记者,还有一个在武汉,又写散文又写歌词。王玉华谈起她的兄弟就充满自豪感,她认为只要他们的盖了单位公章的证明一到,有关部门便要慎重对待。

    我从来没见这三个舅舅,他们也基本上不和我们往来,不过那次他们在寄证明的同时,都附上了一封充满兄妹之情或姐弟之情的信,弄得王玉华热泪盈眶。我提醒她别光看前面几句话,后面还一大段在谈他们对房产的权利呢。王玉华便忍住泪看下去,三封信全看完了之后,她非常伤心。尤其是对她那两个弟弟感到特别伤心。她说你外婆死得早,我是又当姐又当娘啊,浆洗缝补哪样不是我啊,可怜我给他们纳鞋底把手都戳烂了呀,他们怎么也这样无情无义呢?难道他们全忘了吗?她长长地叹着气说,这就是人哪,房子还没到手呢,就怕我独呑了?那几天她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动不动就直着眼问,你说他们怎么这样呢?

    这叫我怎么回答她?

    她不愿给她的兄弟们回信,叫我回,说他们在信里都问了一句外甥,你给他们回信吧。那时候我大约是二十岁,我对王玉华说,二十年问一句,值得我给他们写信?你还是自己回吧。她说你是晚辈,人家总还记得你,你就回一封信吧。我坚决不干,她便骂我,一边骂我一边给他们回信。她流着泪,写写撕撕,最后写成了三封便条式的信,而且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房子能要回,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绝不独呑。

    最后的结果与王玉华的初衷有很大出入,她引以为自豪的三个兄弟,有关部门却并不买账。房子没要回来,王玉华想不通,说人家也是这样的情况,人家怎么要回来了呢?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名堂?而她那三个兄弟则在此后每年来一封信,问她房产要回来了没有?并每一次都重申他们对房产应该享有的权利。

    现在那个搁画的小阁楼就是王玉华没要到房子之后架起来的。小阁楼就在客厅里,在我头顶上。一个六平米的地方,摆着饭桌竹床,还有几只凳子,头顶上还有小阁楼,我觉得我就像是个临时寄放在这里的包裹似的。

    我睡的竹床是一张老竹床,巳经有些松垮了,一动就咿咿扎扎地叫。因为它不分白天黑夜地叫,王玉华嘴角上的凹坑便越来越深了,深到一定程度时,她对我说:“你准备就这样下去吗?你的日子还长呀。”每天早晨从菜场回来,她总是把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一边择菜一边唠叨,“小青菜都八毛一把,叫人怎么吃得起?虽然我争到了一点退休金,也经不起它这么涨呀。”

    我知道她是唠叨给我听的。我成了她的累赘。为了这点退休金她不知道写了多少申述材料。她把要回老房子的事放下来,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申述。她不断地写,反复地写,一遍又一遍地写。“……我辛辛苦苦为党的教育事业操劳,可是就在我即将转正的当口,却因为前夫的右派问题而搁置下来,并且从此再也无人过问……如今该平反的都平反了,该落实政策的都落实了,而我,一个受牵连的无辜者,一个全心全意任劳任怨的教育工作者,有谁来关心我呢?有谁来给我落实政策?……”她不停地上访,不停地找有关部门,日复一日,腿都跑细了,才争取到了这点可怜的退休金。而我这么大一个人,却天天觍着脸吃她这点退休金,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从长湖农场回来时是一颗青皮光头。我的长头发在看守所时就被剪掉了。当我的头发长到即将遮过耳廓时,王玉华便叫我去剃头。她说:“去剃一剃吧,别像以前那样,那么长的头发。”见我呆坐着不动,又说,“头发要吃血的,吃多了血人会发懵的,要不是你留那么长的头发,怎么会懵成那样呢?”

    为了让我去剃头,她最少唠叨了五次,说了一百多句话。到第六次她刚要唠叨时,我拔

    脚就往外走。她硬声硬气地叫住我,“回来,理发店又不关门,跑那么快干什么?没钱人家会给你剃头?”她把几块钱放在桌上,说,“去吧。”

    我看着桌子上的钱。我没法把手伸过去拿它。我就让它放在那儿。我决定不剃头了,无论王玉华怎么说,我就是不剃。我的头发居然跟植物一样,在春夏时节长得特别快,还有络腮胡子,它们迅速地遮蔽着我的头脸。

    天气越来越闷热。雨季又来了。人们在扁担巷里用砖头垫起了一些石墩子,王玉华打着一把雨伞,小心翼翼地在石墩子上一跳一跳地走着。雨水在石墩子周围打出了一片灰色的水烟。王玉华的两只脚在迷濛的水烟中若隐若现。王玉华连着几天这么跳进跳出之后,跟我谈了一次话。是认认真真的谈话,不是唠叨。她说阳阳(她很少这样叫我),你要打起精神来,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真应该成个家了。

    原来她冒雨跳着石墩子出去是要给我找老婆。她有她的想法。她认为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关键就在于没有一个老婆。她的这种想法来源于我那些粉红色的东西,来源于暖瓶痰盂和几个搪瓷盆子,以及那幅已经被她塞进了阁楼里的画。她说她看见这些东西时才醒悟过来,并且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职,“这都怪我呀,”她很自责地说,“我被自己的事情搅昏了头,没想到要给你找个老婆。我怎么这么大意呢?男人没有老婆怎么行呢?该找老婆就要赶紧找,没有老婆,又做的是画画这种事,画些不穿衣服的女人,难怪要出这样的事。这就像屋檐水,点点滴滴都要落到阴沟里,要有阴沟让它流,没有阴沟它就只好到处乱流了。”

    她的比喻形象生动又浅显明白,这才像个当过小学语文老师的人。听她的意思我简直是急疯了。我就是大雨时的屋檐水,因为找不到阴沟正在遍地横流;而她现在急于要做的,就是要为我开挖一条阴沟,好让我有个适当的去处。

    可是老婆怎么是一条阴沟呢?我看着在门口像水帘子一样滑落的檐水,看着浸泡在水里的青砖和红砖,看着在青砖红砖上跳着的大大小小的脚。我心里空茫一片。疼痛像冷风一样在骨缝里吹着,我用力揉着肩胛,揉着揉着不由得笑了起来。大约因为阴沟的缘故,巷子里的水流得很慢,有人正躬看腰往石墩子上加砖块。

    王玉华见我笑,便强调说:“笑什么?我说得有道理。”

    我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同不同意她的道理。有一点她大概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她的比喻中暗含的污辱性。既是对我的,也是对我老婆的--谁做我的老婆谁就是一条阴沟。当然阴沟不阴沟的我无所谓。我想到一个未知的女人已经成了一条阴沟,心里居然有一种恶毒的快感。

    如果那个叫冯丽的女人知道王玉华将她比作一条阴沟,不知道她会怎么想?她比我大九个月零八天,前年(大约就是我到长湖农场去种棉花的时候)离的婚,有一个四岁半的儿子。我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冯丽是个带着拖油瓶的离婚女人,按我妈王玉华的说法,这叫乌鸦莫嫌猪头黑,是挺般配的一对。她的比喻落到我头上时总是这般令人难堪。就像鸟粪落在头上,不是屎而是喜,叫人哭笑不得。

    尽管这样,也还不能说王玉华的比喻不恰当。在南城这是比较普遍的事,小孩子都当童谣唱,--龙配龙凤配凤,虼蚤配臭虫;瞎子配拐子,劳改犯配小寡妇。冯丽既然离婚了,也就在小寡妇之列。但冯丽不是个一般的小寡妇,而是个有些资产的小寡妇,在南城大栅栏批发市场有两个店。王玉华说:“我不会随便给你找一个了事的,我拜托了好几个人,人家都跟我介绍了,我挑来挑去,还是挑中了冯丽。”

    我妈用了一个“挑”字,既显得对我很负责,又顾及了我的自尊心。这当然是她的聪明。但我想这里头恐怕还有她自己的私心,我不是说她想贪图什么,可是她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给我找个有钱的老婆,免得我老赖在扁担巷吃她那点退休金,连剃头都要从她身上拿钱。虽然我知道我不该这样说,这是要遭雷劈的,但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我不走她的日子就不得安宁,把我交给一个有钱的寡妇,她不但日子安宁了,心也安宁了。对她来说这是多好的事,要不她干吗要急于把我推出去,冒着那么大的雨跳进跳出?要知道那时候我从长

    湖农场回南城才一个半个月。

    我希望我是在用我的小人之心度王玉华的君子之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