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
    余小惠真的走了,离开了南城。她还是恨我,她真不愿跟我结婚。可是,天下这么大,她究竟去了哪儿呢?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就那么走了。我厚着脸皮跑到剧团去,心想她总有平常玩得好一点的同事,或许他们知道。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人,那个办公室总是空荡荡的。我又去练功房和排练场,也没看到人,只看到了几只快活的麻雀。我便跑到宿舍楼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知不知道余小惠去了哪儿?人家一脸愕然地反问我,她去了哪儿?

    最后我还是在陆东平那里得了一点消息。其实我怀疑过这个矮个子武生,但我又觉得他没有理由要害我,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干呢?

    陆东平就住在余小惠隔壁,正在睡觉,他近来总是一副缺觉的样子,把嘴张得很大,蔫蔫地打着呵欠,哑着喉咙说:“你去找团长吧,听说他那儿有她的一张纸条。”我又说团长呢?刚才我敲门他家里没人。陆东平说:“这时候你还能在家里找到他?到他老婆店里去找吧。”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团长,团长正在搬一只纸箱子,纸箱子里全是电器开关。他满脸油汗,在口袋里左掏右掏,掏出了那张纸条,“这张条子她还是托别人转给我的,我哪里知道?”他后面小店里的一个女人在叫他。他笑笑说:“没办法,要过日子。”他弯腰抱起纸箱子,像一只磨盘似地磨进店里去了。我站在那儿看纸条。在这张皱巴巴的纸条上,余小惠鬼画桃符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走了,算长假还是自动辞职,随便。

    团长忙完了又跑出来。我把纸条还给他。他把纸条夹进一个卷了边的小电话本里,很小心翼翼的样子,使人觉得这张纸条非同一般。

    后来我在广场纪念碑下呆呆地坐着。南城的广场总是热闹的地方。四周全是车。几个女人和孩子在那儿喂鸽子。空气很肮脏,灰尘厚厚地粘在鼻毛上,弄得像马鼻子似的老是嗤嗤作响。虽然已近黄昏,阳光仍很嚣张。这是一个阳光嚣张的季节。我看着它渐次变红变淡,成为一抹虚缥而轻俏的水红,最后完全消失。我又看着所有的灯亮起来,看着南城变得璀粲和透明。

    广场上的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到最后都走了。没有了人的广场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像蒙了一层铅黑色的透明的雾。一个卖茶叶蛋的妇女推着小铁架子车从旁边走过,到我时身边停了一下,说她还剩几个蛋,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说,不饿。她说都到下半夜啦,还不饿吗?我说不饿就是不饿!广场似乎还在黯淡下去。卖茶叶蛋的妇女悻悻地走了,小铁架子车吭啷吭啷地响着,人走得不见了,吭啷声还依然响亮,仿佛是整个南城在静夜里发出的声音。

    我在越来越远的吭啷声中站起来,麻着两条腿往回走。

    回家后便弯腰从床底下去抽那幅画。把画从联防办拿回来以后,我还是将它塞在了床底下。我抽出了一半便发愣,想想又把它塞了回去,并且将那几个刚买的盆子也踢进了床底下。盆子发出的声音比小铁架子车的吭啷声还响亮还空旷。

    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恍恍惚惚,老胡便说我的魂魄丢了。他说:“看得出来,你的魂魄丢了,你魂不守舍。”

    看来我真成了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一个人丢掉了魂魄就会萎糜不振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和该干什么,除了吃喝拉撒,别的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只是一个人形,一具会走路的躯壳;就连走路也不能好好的走,而是虚浮着,飘飘忽忽的,像踩着棉花似的。那些天我走路就是那样的,就跟别人看我时的目光一样。别人看我时,目光都是飘来忽去的,表情也是怪怪的。我们领导也一样,那张酱色的、肥胖但很干燥的大脸上堆砌着乱七八糟的表情,使人觉得他心事重重满怀惆怅。

    “小徐,你过来,到我这儿坐一坐。”

    领导的目光飘忽着,但口气很亲切,站在他办公室门口向我招手。他的手跟他的脸一样黑,一样肥胖而干燥,干燥得泛着灰白色,远远看去像一只大猩猩的脚掌。我朝猩猩的脚掌走过去。他的身体跟他办公室的门一样宽,站在那里像挤嵌在那里。“来。”他说,声音很厚,容易使人想到一条旧棉被。我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笑了笑,嘴咧得很大,两排假牙闪着瓷器似的白光。他就这么笑着把我让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抽烟吗?”他说。我摇摇头。他说:“哦,对了,你不抽烟。”他掏出一盒烟,“这烟好,我认着它抽。”他点上一支烟,抽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鼻孔很黑很大。“唔,这烟就是好,要不玩一支?”我又摇摇头。“不抽好,”他说,“你是对的,我是没办法啦,有一些领导关心我,总是要我戒烟,说我早晚要把自己抽垮的,可我怎么戒得掉呢?我到底还是个文人哪,要思考呀。”他又笑起来。他的笑是没有声音的,准确地说他只是用脸在笑,或者更准确一点,只是嘴在笑。

    “还好吧?”他问我。

    “嗯。”我说。

    “怎么样?现在弄清楚了吗?”

    “嗯。”我说。

    “这就好,这就好。年轻人嘛,摔跤不要紧,关键是摔倒了要爬得起来……”领导呱哒呱哒地说着,可说着说着就扯到别处去了。这是他惯常的毛病。他从前写过小说,写得不多,很通俗。不但小说通俗,人也通俗,却把自己打扮得很像一个非常受宠、非常有地位的文化官员,喜欢戴一项紫色毛线帽,形状有点像贝雷帽的那种,顶上还竖起一点点,像根细细的秃辮,然后再穿一件淡色花格休闲西装。现在他不写小说了,间或写一点杂文,杂文也通俗,比如骂骂南城人的素质,说他们不懂五讲四美,诸如此类。不写杂文时就吹牛,他的牛吹得很大,可谓无边无际。我曾经怀疑他得了癔想症。喜欢吹牛的人大都容易得这种病。他动不动就把自己和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扯在一起,说他们春节时都去看望他,跟他如何探讨一些问题。他常常是说着说着就把话扯到那儿去了,今天也是这样,从我这里说到前些天某某书记请他吃饭。这话大家都听他说过好几次了,大意是某某书记征求他的意见,要把他往上挪一挪,而他则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撇着阔嘴,脸上很神往地问我,“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现在不挺好吗,是不是?”大约发现我有些恍惚,愣了一会儿,才把肥手一挥,“好了,不扯这些,我们还是谈点正事吧。”

    他抻了抻脖子,又正了正脸,说:“小徐呀,你看看,我这是和你商量,你看现在大家都开放搞活,我们呢,也打算办一所少年艺术学校,你呢科班出身,所以我们想把你抽出来,这是征求你的意见,你呢可以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呢就跟我说一声,好不好?”过一会儿他又说,“这两天你就收拾收拾一下工作室吧,收拾好了,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就行了。”

    “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要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呢?”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商量过了嘛,是不是?”

    “嗯?”

    我看着他的大嘴。他的嘴唇也是黑的,而且是酱黑色,因此分不出什么唇线。可是他的假牙真他妈的白,永远泛着瓷器般的光泽。这张由黑白两色构成的大嘴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我觉得我只听见了一大堆跟旧棉被一样又厚又硬的声音,他跟我商量了什么呢?我问他:“我们商量了什么?”他依旧咧着大嘴,大嘴突然合拢,小眼睛变得很亮,“徐阳,你怎么这样?这样不好吧?明明跟你商量了嘛,怎么还反问我商量了什么?有意见可以提嘛,学人家扯蛋算怎么回事?既然你要扯蛋,我就没时间陪你扯啦,我还要到市委去谈工作呢,你跟办公室去扯吧,就这样啦,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我们单位是一幢很有点沧桑感的老房子,中间是个大院子,长满了杂草,杂草里有棵树,四周是用木柱子撑起来的回廊,从领导那儿出来之后,我在回廊上走着,经过了老胡的传达室。老胡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同时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张报纸。他说:“你看看这张报纸。”他怎么又让我看报纸?我还看什么报纸?我把他的报纸推开。老胡说:“你不看?人家在嚼你,你也不看吗?”我半天才反应过来,嚼我?谁的舌头又发痒?但我还是摇摇头。我看着老胡满脸正在深下去的皱纹,对他说:“我们来猜一猜,她到底是往北走了呢,还是往南?”

    老胡锁着眉头问我:“你说谁呀?”

    我说:“余小惠呀,她是往北呢,还是往南?”

    老胡说:“唉!”

    那天老胡要给我看的是一张晚报。不知为什么,南城晚报瞄上我了,他们把我拿出来讨论,把那点事情上升为一个事件。他们头一天就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画家应该在哪儿画人体》,另一篇是《论徐阳事件及精神文明建设》。两篇都在言论版上,还有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一段生活中的小插曲,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小事不小,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观点和问题,比如今天我们编发的这两篇文章,提出来的一些说法就很有意思……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并且热切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使这场讨论更加丰富多彩意味深长,也更具有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

    我是一个什么人呢?不就是个流氓吗?居然引发了这样一次讨论。就像南城晚报所希望的那样,许多人都踊跃地参与了讨论,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文章,弄得非常热闹。日报、经济报,甚至电视报、妇女报等等都赶来凑热闹,就像苍蝇叮臭肉那样,蜂拥而上。我真是出了名了,我成了大名鼎鼎的流氓,每天只要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我的大名必定赫然纸上。

    老胡说的一点不错,人家确实在嚼我。老胡真是个天才,知道用一个“嚼”字,这么一“嚼”,真让人有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

    可是我不知道人家在嚼我。老胡每天上午把报纸送到各个科室,下午下班前又到各科室转来转去,把能收回来的报纸都收回来,存在那儿。他给我存了那么多报纸,而我一张都没看,我不屑一顾,这让他很失望也很沮丧。他说:“你都让人家嚼碎啦,你还不看吗?你呀你呀!”他用一种忧郁的、痛心的样子对着我。

    老胡的样子让我很感动。我便硬着头皮看那些报纸,但看了很久还没看出什么名堂。说实话我看不进去。我头昏脑胀。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在说我,可又不是在说我。他们也不说我看毛片,而是说我画画,说一个画家和一个模特儿在一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又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基本的道德标准还是要的吧?画模特儿可以通过一定的机构安排嘛,自己一个个找到家里去画,孤男寡女的,算怎么回事?像两个小孩斗嘴,一个说白,一个说黑,白白白!黑黑黑!黑黑白白,无休无止颠来倒去,如果不是频繁地出现我的名字,跟我真没有多大关系。可他们吃饱了没事干,老把我挂在嘴上干什么呢?

    我把报纸还给了老胡,说:“我去找他们。”

    负责讨论“徐阳事件”的言论版主编叫江南生,我还没来得及找他,他却先打电话找我,约我在一家宾馆的咖啡厅里见面。我们坐在临街的大玻璃窗边上,他是一个长着一张黄脸的人,鼓着两个金鱼眼,看起来很疲惫,一见面就问我看没看由他主编的那些文章。他说:“我想你肯定都看了,今天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告诉他我几乎没看,至于看法,就是想狠狠地揍你一顿。他感到不可思议,一副很困惑的样子,“怎么这样呢?你居然没看?而且,还要揍我?”他再三问我,“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我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欠揍。”

    江南生的黄脸上出现了犹豫不决的神情,“你让我感到意外,把我搞乱了,本来想听听你的看法,现在看来不行了。”他叹了一口气,犹豫又挂在了脸上,像一块脏布帘子似的,“我只好跟你说实话了,这件事也不是我想做就能做起来的,我只不过是负责一个版面,什么事都是有呼应的,上下呼应,你明白了吗?当然,提是我提出来的,人人都要出主意嘛,是不是呢?大家讨论一下,反正是无关痛痒的事,无关痛痒啊是不是?大家都精力旺盛,总要弄出点事情来让他们干干。我原来的意思是想请你也写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或者就直接谈你和模特儿是怎么合作的。这对你也有好处是不是?你也许不知道,很多人都想这么弄,一弄就出名呀;就是发篇文章,还有人给我们送礼塞红包求我们呢。至于我们呢。当然希望这场讨论能继续下去,希望能够添一把柴,把火烧得旺一些。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可我没想到你会反感,你怎么会反感呢,不应该呀……”

    他的嘴角上堆了两坨黄乎乎的痰沫。很多会说的人都这样,痰沫特别丰沛。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我觉得很恶心。我盯着粘在他嘴角上的黄色痰沫,又盯着他的脸,然后看了看我面前的咖啡。我一口都没喝它,我把它端起来,浇在了江南生那张轮廓模糊的黄脸上。咖啡真香。咖啡的香气大面积地漫溢开来。

    江南生嗷叫一声,“咦!呀——!”

    咖啡在江南生脸上脖子上缓慢地流着。他摸到一把歺巾纸,像防洪抢险似地抢救他的脸和脖子,好不容易才擦出了一片黄色。他顾不得他的衣服,擦完了脸又忙着擦眼镜。他的眼镜没擦干净,还粘着咖啡,他重新戴上眼镜之后,透过擦得花花搭搭的镜片看了看我,又看看自己的杯子,用一只手扶着它,再看着我。

    他愤怒地说:“你!怎么这么粗鲁?!”

    我说:“操你妈!”

    我又说:“我要告你们!”

    我本来就想告他们,现在我更是下决心要告。我请了一位姓何的律师,由他将诉状递到了区法院。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南城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当作不得了的新闻,纷纷报道,而那篇《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作为背景材料,被各报反复介绍引用。真是事与愿违,雪上加霜。这个官司打的还有什么屌意义呢?我对何律师说:“要不我们撒诉吧?”何律师说:“你信不过我?”我想想也是,已经闹成这样,不打又怎样呢。我叹口气说:“那就打吧。”

    老胡跟我的看法不一样。老胡说:“这事也许闹一闹才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清不了,不如干脆下死劲把水搅浑,搅成了一锅粥,事情也就算了了。”我被他说得疑疑惑惑。他又说:“要不叫余小惠也去告吧,他们不是还登了那张照片吗?叫她也去告,告他娘的!”

    他不知道余小惠走了。我也懒得说。我说:“算了,有我告就行了。”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惟一的好处,就是让我妈知道了我的事。她偶尔在报摊上看了一张报纸,便买了许多报纸抱回家,戴着老花镜一篇篇地看,看完了便皱巴着一张脸来找我。她说:“徐阳,你看了毛片?毛片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很下作的东西?还有,人家为什么说你是流氓?你流氓了谁?”我跳过她的第一个问题,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她说我没有流氓谁,那是人家闲得无聊说着玩的。她瞪着眼说:“流氓啊,这是好玩的吗?你要当心不要学了你爸!”

    她真是驴头不对马嘴,这怎么也扯到我爸呢?再说我爸从来不流氓。

    有时候我还会到余小惠家里去看看,问问余小惠有没有消息。她妈妈已不再骂我臭流氓了,她没心思骂人了。女儿不辞而别使她伤透了心,开始几天她都躺在床上,脸色灰黄,手上拿一条毛巾,不断地擦湿红湿红的眼睛。我去时总要提一点水果。老余接过水果,默默地放在一边,也不说什么,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余小惠一走,他的苦心就算是白费了,不但面子没挽回来,女儿也走了。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他连叹气都懒得叹了,垂着头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声息。

    对于我的官司他没发表任何意见,倒是余冬把我叫到大门外的巷子里骂了一顿。余冬说你妈的还有脸打什么官司?你还嫌不臭是啵?他又威胁我,不准我再去打搅他父母,如果我再踏进他家的门槛,他一定会狠狠地收拾我一顿。他恶狠狠地说:“看我怎么拆你的骨头!”我对他说:“你要拆我的骨头尽管拆,但如果有你姐姐的消息,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他咬着牙说:“你好意思!”

    在等待法院开庭的日子里,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不用在单位上班了。领导把我抽到单位跟一所学校合办的美术班当老师。我没问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明白,问了反而没意思。何况领导已经说了,这也是上级领导的意思(虽然我知道他在胡说,但这一次他倒没有患癔想症,没有直接扯哪一位领导),并且只是工作的需要,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领导说,我非常理解。

    其实我也不愿呆在单位上,单位上那些人本来就跟贼一样。--我这么说可能伤众,一竹篙扫了一船人,但仔细想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群众防领导像防贼,领导防群众更像防贼,同事防同事则是贼防贼。一伙贼啊。而我出了事之后,便成了贼中之贼,尤其是还有脸把一场官司打得沸沸扬扬。不过他们都很关心我的官司,他们要嘛对我过份亲热,见了我就问官司怎么样了?要嘛不阴不阳,脸上浮着一种犹豫和不安的表情,说,你的那个什么官司……打得赢吗?

    学校在城北,刚刚由普通中学转为职业高中。学生都不小了,都是高中生,一个个青春勃发,从身体到声音都趋于成熟。我的课不多,每天上午两节。上午上课,下午我在家里熬药。老胡给我介绍了一名老中医,老中医看看我的眼睛,又看看我的舌苔,给我开了张药方,让我照方抓药,每天一副,说是三个月以后就没什么事了。老中医说:“吃药要有耐性,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是没用的,你的伤要是不发出来,以后留在你身上你就知道厉害了。”

    我房间里全是苦丁丁的药气。我觉得我的脸都被药气熏黄了,我连骨头里都冒着药气。不过我的学生对我还不错,他们觉得我还像一个画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一张苦涩的脸,还是一条不长不短的马尾巴?

    他们都没什么基础,连一只杯子都画不好,我让他们别急,对他们说:“三年过后你们就会画什么像什么。”我没有骗他们,他们成不了画家,但努努力做一名画匠恐怕不是太难的事。他们听了我的话很高兴,他们只希望将来能画什么像什么。

    但他们的父母不高兴,原因并不是我怎么教他们或对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对我的品德不放心。他们的父母在私下里结成了联盟,以共同的名义给职业高中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徐阳滚蛋。

    应该说学生家长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家长们在信中说,让一个这样的人来教我们的孩子,这让我们怎么能放心呢?男孩子十有八九要跟他学坏,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则无异于狼入羊群啊。家长们最后表示,如果校方不采取措施,任由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他们将向社会呼吁:救救孩子!

    家长们很客气,没有使用“流氓”这个词。其实他们就是明说我是个流氓,我也不会太尴尬。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了。我的脸上都长了茧了。当然,家长们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这关系到生员的问题,没有生员就没有钱,钱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职高的校长却不好意思对我说,大约觉得跟我面对面的,大家脸上都挂不住。可他做的很阴很绝,他把那封信装进一只信封里,同时附上自己一封信,用糨糊封死,写明由我们领导亲启,交给我并让我转交给我们领导。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可悲的。我在毒辣的阳光下紧赶慢赶,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口干舌燥地给学生们讲素描基本知识,讲完了又拿着校长交给我的信,一身油汗,吭哧吭哧地赶在下班之前来到单位,把信交给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包藏着什么内容。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领导把我叫住了。“你等一等。”他说,指了指一只椅子。我便坐在那只椅子上等着。领导看信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完了之后把信放在桌子上,想了想,伸出几个褐色的、粗胖的指头,捺住信纸往我面前推移,说:“你也看看吧。”然后点着了一支烟。我看了看领导,说:“这合适吗?”领导点点头说:“合适,看吧。”

    两封信我都看了。我一边看一边感觉着椅子上正在长出刺来。

    “你有什么想法呢?”领导说,“谈谈你的想法吧。”

    我怎么谈我的想法?我还有什么想法?我像个遭了闷棍的人,愣愣地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操,这个校长!”

    “你变得爱说粗话了。这也不能怪人家校长,人家也没办法,还是谈谈自己的想法吧,你不谈自己的想法叫我怎么办呢?”领导说。

    我问领导:“我还能回来吗?”

    领导反问我,“回哪儿呢?”

    我被领导问住了。领导的话很噎人。领导又说:“要回只好回开发公司,单位上刚刚成立这么一个部门,而且还是在上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你叫我怎么办呢?总要把好关

    吧?抽出去的人一个个都跑回来,你说这事怎么办呢?为难呀是不是?”领导又拉大旗当虎皮。他摇着脸,褐黑色的大脸像皮袋子一样左右晃荡。阳光从窗口退出去。院子里还有知了在叫。我心里有什么在一点点变冷,一点点变硬,然后往下沉。我对领导说:“这也没有什么为难的,我不干了就是了。”领导满脸都是关怀,又摇头,并且还咂嘴,说:“你想好了吗?这事还是谨慎一些吧。”这真难得,领导这么关怀我,处处替我着想。但是我说:“不想了,就这样吧,免得你为难。”领导说:“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吧,你自己写个报告,说说停薪留职的原因,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也就是个手续,什么都要手续是不是?”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是!”

    我背对着大门站着,看了一会儿这幢破败的、总是在不断修复又不断破败着的老建筑,又看看院子里的草和几棵树、一只在被红漆柱子支撑着的廊檐下飞着的孤独的麻雀。经过老胡的传达室时,老胡又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这回他不是让我看报纸,而是问我怎么把脸拉得那么长?他说你的脸成了一条长丝瓜了。我说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单位了。老胡不信,说:“怎么回事?开玩笑的吧?”

    我看看他,扭扭肩胛,又抬眼看看晕黄的天,说:“要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