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法国 凡尔赛喷泉
    在法国,每到一处地方,我总禁不住要拿它同中国相应的地方加以比较。

    几位法国朋友陪我们去巴黎郊区游凡尔赛宫,还没到达那里,在汽车上我便对杜阿梅说:“看样子,巴黎的凡尔赛宫正相当于北京的颐和园。把它们对比一下倒挺有意思的。”

    杜阿梅是一位褐发灰眼、娇小玲珑的法国妇人,曾到中国留过学,所以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而且给自己取了这么个中国味十足的汉名。她一听我这话便笑了:“我在北京的时候,每回到颐和园去,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凡尔赛宫去对比。比一比确实有趣。”

    一位同行的华侨便问她:“那你说说看,凡尔赛和颐和园,哪个好呢?”

    她应声说:“都好!都差劲!”

    她那顽皮的神态把大家都逗笑了。

    我替她解释说:“加以比较,并不是单纯地比优劣。各有长处,也各有弱点,这是很自然的。光这么比没什么意思。主要是琢磨出两个民族的不同审美趣味来。”

    杜阿梅连连点头:“对,对……”

    大家更开心。好几个人都说:“那一会儿就请你们两个评一评、比一比吧!”

    车到凡尔赛,下车一望,凡尔赛宫的宫室部分几乎一览无余——布局正面呈凹形,侧面两边另有宫殿与凹形的主宫成一字相联;除右边的教堂耸出尖顶外,所有宫殿大体都是四五层高的楼房,楼顶是典型的“洛可可式风格”,呈弧线向上卷去。最后收束在一个比底部略小的平面上;楼的立面呈浅褐和浅灰色,但那楼顶部分却涂以粉绿色;在每一扇门、窗的框架上和每一楼层之间的檐板上,都满布着纤巧、繁复、细琐的装饰性浮雕,而屋顶部分的檐围上则均匀分布着恣态各异的人物圆雕。给人整体印象是奢华有余而威严不足。

    游人穿过一道铁栅当中的栅门,便进入了凹形官殿当中的广场。铁栅颇高,花样典雅,栅门上更饰有镀金的图案,显示出一种皇家的气派。那广场的面积约比颐和园宫门前的空场大两三倍,地面用天然石料铺砌而成,因年代已久,每块石料都磨得中心光亮、四边残缺,看上去很像一块块鞋底般大的鹅卵石。广场中央高高的基座上,是自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的铜像——他耀武扬威地骑着骏马,傲视着宫前的三条放射形大道——大道那边即是如花似锦的巴黎城。

    “太不含蓄。”我评论说,“你们回想一下北京的颐和园,哪能这么便宜地让你们一目了然。离大门挺远,就先有牌楼,这牌楼则是大影壁,还用砌着白石雕栏的‘月牙河’拱卫着,绝不让你轻易望见宫门;转过大影壁,这才见到东宫门,进了东宫门,且不让你见着仁寿殿呢,又是松柏夹道的套院,又是太湖石屏障……非得等你敛气屏息、诚惶诚恐了,这才显露出巍峨雄壮的殿堂来……”

    “你说得对,”杜阿梅呼应我说,“我们法国皇帝喜欢哗啦一下把什么都铺开在你的眼前,让人一下子就被他吓唬住;你们中国皇帝喜欢把什么都先掩藏起来,让人在一种深奥莫测的气氛里产生出敬畏……”

    大家都笑了,一半是因为她的伶牙俐齿,一半是因为她那个特殊的形容词“哗啦”。

    走到路易十四铜像附近,我们发现有几个人在那里以铜像为背景拍照。看样子是日本游客。

    同行的一位法国电影导演耸耸肩膀,摊开手嘟囔了几句,我问杜阿梅:“他说什么?”

    杜阿梅告诉我:“他觉得那几个人很无聊。巴黎充满了美丽的雕像,就是这凡尔赛宫后面的花园里,也有许多值得拍照的雕像。这位路易十四分明是位暴君,雕像的艺术性也差,干吗要津津有味地去跟他合影?”

    我便让杜阿梅把我的话译给那位还在摇头的先生:“让他们照吧。外国游客总难免要这样浪费胶片。你们法国旅游者到了北京故宫,不也有人轮流站到殿基下的大铜缸边拍照留念吗?其实那大铜缸是储存雨水,以备救火的,算不上什么艺术品!”

    大家边说边往宫殿内部走去。北京颐和园的宫室虽说也相对集中,但毕竟分割成了若干自成体系的院落,这凡尔赛宫却宫室密密相连,穿过这个厅,又来到那个厅,拐弯又是一厅连一厅,上楼是厅,下楼也是厅,厅有大有小,四通八达,连续不止;单以一厅与颐和园的宫殿相比,未必更显豪华,但因其中并无廓亭、甬道及露天的花木加以中断、调剂,所以走了几厅,便禁不住感到目眩神昏——特别是因为那厅堂内部大量的装饰部件都涂镏成金色,而穹窿上又满绘着文艺复兴风格的彩画,大都是《圣经》题材,或云霓中上帝显圣,或山林中使徒遇险,肉翅安琪儿飞满角落,善男信女们密布其中……加上巨大的水晶玻璃吊灯和枝形烛架闪闪发光,真不知该怎样形容那一派满溢横流的穷奢极欲,看来唯有杜阿梅发明的“‘哗啦’一下子铺开”的说法,庶几可概括其一二。

    我们去参观的那天游客寥落。这凡尔赛宫和颐和园不同,它的设计构想,是必须随时有许许多多浓妆艳抹的贵族帮闲——退而求其次,有许许多多衣衫各异的游客也穿行——活动其中,才能显示出其妙处,否则便不免暴露出宫室布置的单调、雷同弱点。这座宫殿连同它后面的巨大花园于法王路易十四在位的1661年始建,到路易十五王朝才全部峻工,历时百年,最盛时每天有侍从一万、食客五千陪侍其中,厩内养马两千五百匹;这还没算上在宫外附属的凡尔赛镇随住的贵族们,以及经常应召从巴黎城内乘马车赶赴盛宴、舞会的各种名流;可以想见,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的三个朝代中,每天晨夕,该有多少缀满缨络的马车进出于那宫前的广场,马蹄和车轮在地面上击轧出多么喧闹的音响;而在这巨大的重叠勾联的宫殿中,既有乐声响彻穹窿、男士燕尾和女士裙裾在香风中摆动的舞会,也有镂银盘中铺开山珍海味、水晶盏中斟满香槟美酒的盛宴;既有夕照斜射进彩色玻璃镶嵌的巨窗、管风琴的轰鸣使祈祷者更其肃穆的皇家教堂,也有供皇帝皇后及权贵公卿三三两两策划阴谋、谈情说爱的幽堂秘室……而现在这一切已是“人去楼空”。我们人数不多的观览者穿行其中,只能努力地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才能体味出这种设计布置的用意。

    我们边走、边看、边议论。杜阿梅说:“我在中国时,去颐和园游览过三回。每回我都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人太多。现在回想起来,颐和园的布局本来就是为人少而设计的。”

    我点头说:“确实如此。凡尔赛宫兴建的那一百来年,恰是中国清朝鼎盛的康熙、雍正、乾隆兴建圆明园的一百来年,两国的皇帝都可谓穷奢极欲,但对宫室园林的享用趣味却大有不同。中国皇帝喜欢把巨大的宫殿、园林分切为许许多多具有独立性的小区,虽然游园时免不了也要一和园原名叫清漪园,是圆明园的外围园林之一。慈禧专权的时候,主要在颐和园里生活,她更讨厌人多,你看那把一系列景物联缀到一起的七百米长廓,设计得也只有那么宽,而且既保持一定的弧度,又用四个八角亭把它分切成四段,怕的就是这头有人那头看见……”

    我一边说,杜阿梅一边把我的话翻译给几位法国朋友听,那位高个子的导演不禁又嘟囔起来,杜阿梅译给我,原来他是在幽默:“中国应当制定限制超量游客进入颐和园的法律,法国应当制定强制巴黎居民轮番充实凡尔赛的法律。”

    我听了不禁大笑,这当然不可能。中国风景区之所以人满为患,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多,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旅游的要求;法国的这个凡尔赛宫游人不能经常多至应有的饱和度,除了它实在太大而外,也是因为法国的人口基数有逐年下降之势(年轻人不爱正式结婚和生孩子,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加以近年来法国经济萧条,就是从巴黎城内来一趟凡尔赛,经济上、时间上的耗费都令人不免畏难。我们出发时,杜阿梅就告诉了我:她有生之年中统共也才来过两次,一次是小时候父母来,另一次是结婚时陪丈夫来(她丈夫是意大利人,平时都在意大利),这回陪我们中国朋友来,算是第三次。我想到她平日从早晨六点钟就要为事业(也是为生活)奔忙到晚上一两点钟(当中绝无午睡之说),也就理解时间于她比金钱更为宝贵,理解她之轻易舍不得用一上午的整块时间来凡尔赛游逛的心情。不过毕竟有比金钱和时间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友谊,所以杜阿梅不但“舍命陪君子”地开车送我们来了凡尔赛,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同我讨论法、中两国皇宫苑囿风格之差异。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路易十六皇后的卧室,卧榻和上面的帧幔都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细琐装饰,周围的摆设更是金闪闪、银晃晃,真个是珠围翠绕、花团锦簇,豪华到了一种令人发腻的地步。由此我不禁联想到慈禧的一件藕荷色“灵仙祝寿氅”,费工四五百个,用银三百六十多两,缀满了金银、珊瑚、翡翠、宝石饰物,这还不算,外加的披肩,是用三千五百颗“大如黄鸟之卵”的珍珠编就的,也奢糜到了不堪的地步。谁说中外封建统治者没有共同的“美学”趣味呢!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十六皇后卧榻两侧的墙壁上,各有一扇暗门,门后是复壁和暗梯,一直通向地道和秘密出口,为的是一旦遭到“不测”,得以从中逃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她果然用上了那墙上的暗门,然而终被群众擒获,最后与她的夫君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使全世界痛恨封建专制的人们至今拍手称快。来法前我恰好买到一套《清朝野史大观》,读时发现其《宫中之秘密》条云:“……宫中有地道,通外方。有室、有户、有床几、坐椅、灯、镜等。遇变,帝后辄率宫人入地道。外立一最亲信之内监,手执枪枝,每连呼曰‘打拿’!‘打拿者,满洲语‘平安’也。危迫,则不呼‘打拿’,帝后皆自尽死其处,或由地道遁去。光绪季年,吴樾炸弹事发,满人日夜数十惊,而宫中尤疑惧。慈禧太后除坐朝数小时外,则偕帝后妃嫔等潜入窟,至数日之久……”敢情中、法封建统治者都有这么一手!不过路易十六夫妇从登基到断头才作威作福十五年,而慈禧一人却跨越二朝擅权半个世纪,大大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当时的革命党人要能把她也从地窟中薅出来,切下她的头颅以绝封建,该是多么痛快的一件事!可是历史性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

    我正这么胡思乱想着.不觉已随大家步入了凡尔赛宫中最有名的“镜廓”。此廓全长七十二米,一面是十七扇朝花园而开的巨大的拱形窗门,另一面则镶嵌着与拱形窗门对弥的十七面镜子,这些镜子由四百多块镜片组成,把装饰得堂皇富丽的廓厅映照得更其绚丽、神秘。同行的华侨来过多次,他把细部一一指点给我:“那穹窿上画的是《圣经》中的战争场面,你看气氛多么紧张……这仙女灯柱包的是真金,你看有多晃眼……那边壁龛里的雕像要不是战神阿瑞斯,就是火神赫菲斯托斯……你注意到了吗?刚才我们经过的紧接着这‘镜廓’的方厅,穹窿画和雕塑全是准备打仗的景象;穿过这战火熊熊的‘镜廓’,那边的方厅,穹窿画和雕塑就全是和平的景象了……你知道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就是在这个厅里签订的……”

    一听到《凡尔赛和约》,我就不禁想到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想到尽管发表了《人权宣言》,公布了《拿破仑法典》,在法国这块土地上似乎真正飘扬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然而从这里开到中国的军队,却焚掠了圆明园,屠杀了义和团……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成为了英、法等国的“盟友”,将炮灰和劳工源源送到欧洲战场,才总算也挣了个“战胜国”的名义,但到这“镜廓”里来参加“巴黎和会”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法国——还是把中国当西瓜切;偏偏中国有不乏丧权辱国的败类,使我们的近代史上密布着那么多的“国耻”!……想到这些,那“镜廓”我再也不愿多看,便匆匆径自朝外走去。

    杜阿梅仿佛窥出了我的思绪,她一边招呼大家都到后面的花园里去,一边追上我说:“咱们还是就园林论园林吧,要净想那些历史上的糟心事儿,兴致全得跑光了!”

    说的也是。倘使一位法国工人来到这里,专去想象1871年5月,梯也尔如何在这里坐镇指挥,反动的“政府军”如何从这里开往巴黎城区,“巴黎公社”战士们如何被他们残暴镇压、血染街头……那他怎能再参观下去,他怕恨不得把这凡尔赛宫整个夷平!

    凡尔赛也好,颐和园也好,虽然当年是为反动统治者所修造、所使用,而且处处渗透着他们那种病态的审美趣味,但毕竟其设计者、修造者是与他们不同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他们在不得不适应统治者要求的同时,也必然要把世代劳动群众对美的追求,沉淀到他们殚思竭力所创造的作品之中。

    因此,我们还是应当把在这些宫殿苑囿里所进行的反动勾当,同宫殿苑囿本身的存在价值分开;把其中所渗透的病态审美趣味,和沉淀在其中的民族审美心理分开。

    当我定神环视着呈现在眼前的凡尔赛花园时,我不禁被它那宏大潇洒的气魄慑服了。

    凡尔赛的宫殿算得了什么!无论是同北京故宫的三大殿相比,还是同颐和园从排云殿到佛香阁到智慧海的建筑群相比,都明显地显得小气。然而凡尔赛宫殿后面的花园,就是昆明湖之开阔,亦很难与其雄浑相匹敌。

    那花园布局的特点是简洁而豪放。与宫殿垂直的中轴线上形成三次平面的下跌,每个宽阔坦实的平面上都主要由两种景观组成,一种是极其巨大、规整的水池,周遭布置着众多的铜雕和喷泉;一种是栽种、修剪成异常齐整的几何图形的常绿灌木,据说步入其中小径常会迷失绕出的方向;而这两种景观又以其中轴线的一望无际和两侧绿篱花圃的严格对称夺人心魄。为了使这种气魄贯串到底而不使其受到阻碍,规整的人工修饰部分最后都放射形地消融在周遭田野的自然林木中,因此这凡尔赛花园并无围墙,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可以把它的范围理解为无限远。在人工修整的道路与林木交界的地方,分布着一系列的大理石雕像;整个花园的三个平面之间,主要都由铺着细碎石子的环形坡道相通;中轴线有三公里长,中轴线及其两侧水池的喷泉,据说原有一千四百座之多,今存六百零七座,仍居世界一园中喷泉总额之首位。

    这凡尔赛花园的设计,自然也适应着法国皇帝的需求与趣味。宫中所豢养的成百上千的食客和马匹,正好在这开阔的空间中派用场——盛妆的妖男艳女可以在绿篱构成的迷阵中穿行嬉戏,打猎的马队可以在号角齐鸣和猎犬欢吠中从花园直入森林……的的确确,这种意境可以给皇帝那恣肆的享乐欲、占有欲和无限膨胀的自我感觉以最大程度的满足。

    然而,我以为对比于那造型刻板和装修繁琐的宫殿,这宏大的花园较多地沉淀着法兰西民族健康而独特的审美意识。它把人造的繁华与天然的野趣融为了一片,使苑囿的朗阔与田原的幽深相得益彰,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那种以成百上千的喷泉宣泄奔放不羁的热情所形成的瑰丽画面。

    我把这感受对大家说了。杜阿梅耸起眉毛问:“今天这些喷泉一个也没有开放,你怎么就感觉到了它的瑰丽?”

    凡尔赛花园的喷泉冬天一般是不开放的,我们所面对的仅是那些浮着薄冰的水池。

    “我能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我回答她,“因为这些天我在巴黎城内跑来跑去,到处看见喷泉。艾菲尔铁塔和夏洛宫之间的喷泉,我欣赏得最久,当那铸成排炮形状的喷水口喷射出飞瀑般的水流时,我真不知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灵魂深处的一股热情也忍不住要奔涌出来!我也在夜幕下观赏过协和广场附近的喷泉,直上直下的水柱活像一挂挂冲向星斗的水晶链,闪动着欢快活泼的光芒,使人联想到法兰西民族那爽朗豪放的性格……”我见大家都望着我,微笑着听我倾诉,便索性把自己的见解和盘托出:“说实话,这几天的参观游览活动中,你们所强调的那些引以自豪的东西,往往并不能引起我的震动。比如宫室穹窿上的那些彩绘,美则美矣,但中国宫殿屋顶上的藻井,似乎比那更为神奇;又比如星形广场、协和广场等众多著名的广场,气魄不可谓不大,但若拿来同中国的天安门广场相比,也就只能算是小家气象……巴黎的林荫道未必有北京中山公园的古柏林动人,卢浮宫的建筑更未必有天坛的祈年殿那般完美……唯独巴黎的喷泉,北京只能甘拜下风;到目前为止,以园林之胜而闻名全球的北京城,似乎统共也没有几处喷泉,我记得军事博物馆、北京展览馆前庭有两个大的,民族文化宫和北京饭店西楼前有两个小的,但都很少喷水。大概新建的一些饭店门前、廓下点缀了一些吧,其他风景点里简直寥寥——像故宫的御花园,中国皇帝把形形色色的园林之美都尽量集中到那里,可偏偏没有喷泉。啊,它那堆秀山下似乎有两个简陋的细如手指的喷水装置,但就连它们也是后来才添加的……”

    “哪里哪里,当年圆明园里,不是就建有西洋式的‘大水法’吗?”那位憨厚的华侨不禁打断我说。由李翰祥执导的中国故事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已在巴黎试映,里面再现圆明园“大水法”的镜头显然给了他很深的印象。“确实如此。不过,那仅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点缀,聊备一格而已。中国皇室和中国园林的设计者,后来都并没有把喷泉这种景观推广开来.这一点,我以为是意味深长的……”我对他说,“回国后我就要翻翻资料,研究研究。”

    回国后我果然翻检了手边的资料。关于圆明园的资料颇多,但无论是卷帙浩繁的《日下旧闻》和《日下旧闻考》,还是晚出的《宸垣识略》,其中关于圆明园的段落中都绝少提及“西洋楼”和“大水法”。近人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有关圆明园的叙述最为详尽,也最权威——因为他是根据祖传的园图铺陈的,据说那图“二厚册,四十景,皆水墨画,颇潦草,似画稿形。然皆活页,折下以方向对准,人居中看之。即是全园之景;拆之即书叶……为最珍秘之本,盖道光朝先祖静涛公管理圆明园事务所时所得”。但就是他据图所叙,关于“西洋楼”也仅占极小的篇幅:“卡春园……本隙地……园北部有意大利建筑,楼台俱系白石雕刻,系罗马式。上图为谐奇趣,《日下旧闻考》仅存其名,楼制系泰西式,俗谓‘西洋楼’,其中皆游戏之所。下图为万花阵,阵植短松,分列小道无数,往往对面见人,而行道最易迷惑。阵东有白石建筑之楼,日海源堂,正西向。堂为清帝水戏之所,前有喷水池,其顶可蓄水,楼中则长形,由西而东,如一‘工’字。老人陆纯元谓堂中水戏最多,大概可上下流转也。今犹可见水漕。远瀛观在海源堂东。南向,石刻最精致,说者谓意大利人造,但未见记载。观其门窗石柱,方圆之准正,刻镂之精美,中国人不能作也。(按:此说谬甚。设计者虽是意大利人,施工修造者都是中国人。何谓“中国人不能作也”?!)转马台又在远瀛观之东,陆老人谓系清帝骑马由台上下旋转游戏之所。自谐奇趣而下,其中历史皆陆老人云。”请注意最后一句,倘若不是有一位“陆老人”以口碑相传,那么这位崇彝从祖传的圆明园图册上所提到的关于“西洋楼”的信息,便还要简略得多。

    为什么清朝官方或准官方关于圆明园中“西洋楼”的记载总那么简略?我以为这同清朝统治者并不那么看重它有关。谐奇趣(即“西洋楼”)——万花阵——海源堂(即“大水法”)——远瀛观——转马台这一组建筑,显然是模仿凡尔赛宫的产物。那本是供奉于清廷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郎世宁、法国人蒋友仁向乾隆皇帝献媚的产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若干图片和有关说明文字,多从西欧反馈回来,因为西方人对存在过这一组建筑物的考究兴趣,显然比当年的中国皇室和王公贵族对它们的兴致要浓厚许多倍。这也不奇怪。中国的皇帝,包括慈禧太后在内,一贯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对于所谓泰西的“淫巧奇器”,他们可以享受之,却不愿褒扬之。仔细想来,那“大水法”的喷泉所构成的气氛,也确实与中国固有的审美观念不合拍。中国一贯以自省、含蓄、蕴藉、内秀、恬静、清幽、澹泊、循矩、守拙、方正为美,所以中国的园林尽管也使用借景、错综、点染等手段使其灵活多变,但一圈将其封闭起来的又高又硬的围墙,却总是不可或缺的。即如颐和园,本来昆明湖的风光与周围景色已融为了一片,但那也非用围墙把它圈起来不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颐和园东面自知春亭一带到廓如亭铜牛一带,那堵裸露的围墙是多么“煞风景”——当然这也可以用统治者害怕群众潜入暗杀他们来解释,但我以为更主要的,还是一种心理上的要求——终究还是封闭起来的好,对水的运用自然也受这一心理因素的支配,可以使其平稳如镜,可以使其流响如筝,可以用来种植菱藕,可以用来载舟浮灯,最激烈的用法,也不过是使其从高处堕下成为瀑布,至于使水以脱离地心引力的姿态向上喷射,在潜意识中就难免判定为“忤逆不经”。这也就是为什么钦定的《圆明园四十景》中只有“竹深荷静”、“石间壑余清”、“兰溪隐玉”、“夹镜鸣琴”、“水木明瑟”、“淡泊宁静”……一类水景,而并不包括“泰西水法”在内的原因吧。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后来慈禧重修颐和园,以及后来中国的官僚地主们修造苑囿馆舍,为什么几乎都忽略喷泉的设置,北京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几处像样的喷泉,可惜经常闲置,而且至今仍未推广,在这方面已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首都。国内其他城市或许有稍多于北京的,但也都远未把设置喷泉当作一桩改进审美意识和民族心理的事情来抓。

    喷泉确实是个好东西。从功利上说,它可以调节、净化城市空气,滋润居民们的心肺;从形式美上论,它能增加城市景观的立体感、曲线感、灵动感、水晶感;而最重要的还是一种心理熏陶:它可以在含蓄蕴藉的民族性格中补充一些奔放的热情,可以在贞静谦逊的民族美德中渗透一些自信的昂扬,可以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诱发出一定的想象力和升腾力。总而言之一句话,面对着巴黎凡尔赛花园的喷泉,我觉得中华民族在这方面大有向法兰西民族学习、借鉴的必要——其实也不仅是法兰西民族.从造园史的角度上看,公元前七世纪巴比伦的悬空园已有喷泉,后又传入北非、西班牙和印度,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形成系统的“水法”,后来才传入法兰西而形成凡尔赛喷泉网的壮观景象。世界各民族的优点,我们都应当尽可能当作营养吸收,以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

    当然,那天我们在凡尔赛花园的喷水池边散步时,我不可能这样系统地向同伴们表达我的思考,我只是大概地讲了讲自己的感受和见解。

    杜阿梅一方面对我由凡尔赛喷泉所引出的关于法兰西民族的赞美表示感谢,一方面笑着说:“你也该知道,这凡尔赛喷泉在设计上也有问题。据说花园修好以后,把这附近所有的水源都引来供喷泉喷水,也还是不够,弄得路易十四的侍从们每天每人只发一盆水用,狼狈不堪。后来动用三千名士兵挖渠,企图把塞纳河水引来解决问题,可是闹起了疟疾,死了好多士兵,也没成功。因此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皇帝们也难看到全园喷泉一同喷水。直到上个世纪,从这西南的高原上取得水源,又建了水泵楼,才基本解决问题。所以,这凡尔赛喷泉既反映出我们法兰西民族奔放豪壮的一面,也暴露出我们自高自大、夸张挥霍的一面。”

    杜阿梅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同游的人们都很钦佩,我更受益不浅。我想,我们当然不能把人家的缺点也吸收过来。倘若法兰西民族能从中华民族的秉性中多吸取些谦逊勤俭的美德,而中华民族能从法兰西民族的秉性中多吸收一些热情奔放、富于想象的素质,那么这两个民族都将变得更加成熟……

    我们乘车返回巴黎市区。凡尔赛渐渐消失在我们背后,然而一座座式样各异的喷泉不断在车窗外闪现。大家每见一座喷泉都不由得欢呼一声。那位法国导演让杜阿梅告诉我,他将在新的影片中把人物的性格变化用喷泉来加以衬托,他要努力从喷泉的银幕造型中挖掘出深刻的哲理来。那位华侨则表示他愿为北京公园、绿地增设喷泉捐一笔款子……

    我满怀信心地对法国朋友说:“你们今后去中国旅游,我一定带你们去欣赏与中国固有园林布局相协调的、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喷泉!”

    车内爆发出一阵喷泉式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