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法国 绿色纪念碑
    ——巴黎书简

    亲爱的朋友,我已从南特回到巴黎。

    十多天以前,当你在北京天竺机场送我来法国时,你曾叮嘱我:“一定要把对南特的印象,详细地告诉我们。”

    好奇心是一种健康的心理。越是以往知道得少的,就越容易好奇。

    当我得知我能有机会访问法国南特市时,赶忙把法国地图找来查看,坦白地说,足足用手指头在地图上摸索了两分钟,我才终于认清了它的位置——在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半岛的下端,卢瓦尔河最下游,濒临大西洋。

    从北京起飞,途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兰克福,终于到达巴黎的戴高乐机场。以后,一见到我国大使馆的同志,我便问他们:“南特是怎样的一座城市?”

    使馆一共来了三位同志,竟有三种说法。一位说它是法国几大名城之一,一位说它不过是只有一条大街的小城,另一位用慎重的口吻估计说:“大约是一座没有什么特色的中等城市。”

    这也不奇怪。使馆很多年都没有人去过那里,头年文化处一位同志去了一下,但只呆了一天,所获印象不深,也就没有把信息输送给大家。就是华侨,南特也不多,据说把大人小孩全都算上,持有我国护照的,不过四十来人。近几年倒是陆续去了十来个留学生、研究生和进修人员,但几乎都是搞理工的,南特究竟如何,恐怕他们即使回了国,也没有兴致来向大家形容。

    中国作家去南特,我大概是头一个吧。亲爱的朋友,我尽量把对它的印象如实地告诉你们,不过,我输送给你们的这些信息,究竟能不能使你们多多少少加深一点对法国社会的理解,实在是没有把握。

    试一试吧。

    凡事总愿试一试,该不是缺点吧?好奇心加试一试,也许会导致犯错误。但故意搞破坏和在探索中失误,实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我们“四化”成功之阻,后者是我们“四化”成功之母。

    从巴黎乘四小时火车,抵达了南特。把行李撂在了旅馆以后,立即走向街头。南特,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

    从旅馆服务台拿到一张南特地图,附有若干“典型场景”的彩色照片,并有文字说明。据那文字说明,南特市内有二十五万六千多人,以我国的观念而论,自然不过小城而已,但在法国,它的人口却排在各城的第六位,所以似乎也不能小觑。

    主要的大街确实只有那么一条,但中等街道和小街却蛛网般交错,似乎向四面八方伸延颇远。有点像缩小的巴黎,也有带铜雕和喷泉的广场,也有带尖顶的天主教堂,也有酷似巴黎OPERA的剧院……甚至那座现代派的摩天楼“布列塔尼大厦”,也仿佛是巴黎“蒙帕那斯大厦”的投影——只不过都按同一比例加以了缩小。满眼所见的建筑物大都是五十至一百年前所造,楼层不高,最高的一层墙体与屋顶呈弧面相连,使楼窗凸现出来,窗边充满卷涡、藤叶一类的浮雕,据说是“路易十五式风格”;但显然内部都改装成现代化的了,底层的商店更一反古典式的繁琐与沉稳,门面几乎一律采用钢化玻璃结构,不但尽量突出摩登的厨窗,也以能从门外透视店内景象为时髦。

    在中国,商店的霓虹灯要入夜才亮,而且几乎一律采取玻璃管弯成的形式,颜色则大红大绿居多,南特同巴黎一样,白天商店内外的光电设备也往往不息地闪亮,玻璃管弯成的形式已存留不多,有的以透光不透明的玻璃匣构成,底色多乳白、橙黄;有的以“扫描”方式不断重现店名、图案及宣传字句;“正色”很少而中间过渡色颇多,总体的印象是没有桃红柳绿式的俗艳而趋于银辉冰莹般的雅奢。

    法国近来经济的萧条,在南特也是一目了然。超级市场固然顾客不少,但那是为“过日子”而进行的匆促购买;凡有独立门面、仅管一类商品的商号,进内购物的顾客寥寥无几。透过亮闪闪的橱窗和门扇,往往只见确实华美精致的商品中间,呆立着无所事事的店员;偶尔瞥视一下橱窗中陈列品的价码,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无人问津——一只超薄型的打火机可以标价一千法郎;一条式样新颖点的腰带标价三百法郎,还不一定是牛皮制品;好不容易在一个微笑的木制Madame(太太)身上发现了仅为一百法郎的货签——难道“她”那件剪裁特殊、缝制精巧的上衣竟那么便宜吗?啊,再一看,看清了,原来一百法郎所指的不过是“她”肩上的那条未见多么出色的披巾……路上的行人们步履匆匆,几乎没有一位有我们这种“蹓大街”的雅兴,他们从以金银色为主,水晶感十足的灯具店橱窗前走过,从陈列着几十种香水并带有诱惑性广告的化妆品商店门前走过……他们穿过城中著名的“商业走廓”:上有浮雕装饰的穹窿、下有圆雕点缀的大理石台阶,旁边众多的商店似乎都在以闪亮的门面和斑斓的样品向他们召唤……然而只听他们的鞋跟一路咯咯作响,绝大多数甚至连瞥视一下那些店铺样品的兴致都没有,径直向着他们生活中的下一个环节冷然而去。

    购销两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呆滞。不过,说实话,完全没有贫困的景象。巴黎给我的感觉,是宏大中不免有杂乱之感,而且繁华处与陈旧处对比度颇大,地铁中弹奏电吉他的卖唱者、街角裹着阿拉伯式长袍的北非流浪汉、夏洛宫广场上追着游人兜售塑料飞鸟的黑人……这类明摆着的“阴暗面”,在南特我都没有遇见过。

    后来,有一天,我与同行的陶玉珍在城中散步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约定:我们要找到南特的贫民窟——我们见到比较狭隘、比较僻静的街巷便往里钻。结果,很遗憾,我们未能找到那种足以满足我们特定心理的景观,并且后来我们才知道,越是那种“小街小巷”,越居住着地地道道的富人敢情那些爬满藤萝的古旧小楼远比门面光洁的新楼高级,要去接近南特市的低收入者,我们反倒应向那相对来说是热闹和宽阔的地方去找——后来我们经留学生帮助也终于找到了,在一所类似北京东风市场那么大的超级市场旁边,有几块巨大的草坪,虽已入冬,那颜色还鲜绿鲜绿的,草坪后是一栋栋灰白色的居民楼,楼窗是铝合金的,依稀可见窗内的纱帘和盆花,据说那便是所谓的“低租金成套出租的单元住宅”,是市政府专为低收入者建造的,望着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我们只能承认,要透过现象去剖析本质,看来套用现成的、简单化的公式确实不灵。

    南特的居民们对他们的城市满意吗?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居民,因而也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在我接触到的南特人中,有的就对南特的现状非常不满。

    一位“白领女士”愤愤地对我说(当然是通过翻译):“南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景气——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商品一个劲地涨价,听说连大学生的伙食费也要从八个法郎一餐再涨到十个法郎一餐,真丢脸!”

    大学生食堂的饭票涨价,这确实是一桩丢脸的事,对于法国人来说,自从启蒙运动之后,二百多年来他们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对国民教育的高度重视。法兰西高等师范学院是牌子最硬的高等学府。罗曼·罗兰等文学巨擘都以持有它的毕业证书而倍增荣耀,中小学教育早实行免费,大学的注册费一贯极为低微,而且大学生的伙食概由国家补贴。在南特我有意随进修生去南特理工学院的大学生食堂吃过一餐,进食时可自选一盘凉菜(如生菜色拉

    或火腿色拉)、一盘热菜(如意大利奶油通心粉加猪排,或炸土豆条加茄汁煎鱼)、一钵热汤、一杯酸奶或一份果冻,面包片随便拿,这样一份食品,一般大学生(包括外国留学生)收八法郎一张的饭票,进修生和助教以上的职工收十六法郎一张的饭票,据我同街上饭馆的价格比较,实在便宜之极,因为即使到街上的快餐馆去,一份“热狗”也要七个法郎,一份“美国三明治”(切开的圆面包夹生菜和肉饼)便要十六个法郎;但人们的不满也有道理:去年大学生一餐的饭票还仅仅是五点八法郎,随着法郎步步贬值,今年年初便升到了八法郎,

    而这竟仍不是极限,看样子确实不久便会涨到十法郎,难怪在我们步出大学生食堂时,在自由揭贴的告示牌上便有一幅不小的漫画,漫画边写的是呼吁大学生们为抗议饭票涨价而上街游行的口号。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和同代的一些作家的共同缺点,是太容易偏颇和太爱轻易下结论,临行前我们的一次促膝长谈中,你曾叮嘱我对赴法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定要多消化消化再下断语,我觉得你的意见非常中肯,而且,我在南特种种经历本身,也容不得我以一种简单化的方式对事物作出轻率的判断。

    即如那位愤愤然的“白领女士”,因为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南特以至法国的现实,按一种我们习惯了的简单化逻辑,很容易在心目中把她封为一位“进步人士”,但通过已在南特居留了四年的留学生的进一步了解,原来她不过是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议员,她的观点,主要是怪现在法国当权的“左翼力量”——即密特朗政府,把法国的经济搞成了一团糟。

    对于法国的政治、经济详情,我至今仍然缺乏明晰的了解。法国经济上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否能一概归咎于本届政府,显然不能听信她的一面之词。不过在南特,“白领女士”这派力量已占了上风,新近的市政府改选中,他们已获胜利,新任的市长,便是他们一派在当地的首领。

    在南特市政府举行的一次酒会上,新任市长在众多来宾中首先把他们三位来人民中国的文化界人士请到前面,并赠我们每人一枚古色古香的铜铸南特市城徽,举杯欢谈中,极表对人民中国的友好之情。也就是在这次酒会上,一位当地的学者对我说:“在法国,南特是以保守而著称的。”他说这话时并无任何愧疚之意,反倒透露出几分自豪。法国人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保守”或“激进”都不失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姿态,你自诩“保守”或“激进”听便。

    在南特,我禁不住常把眼前的景象同在巴黎的感受相比,我觉得南特也确乎是那么一座以中资产阶级为主的富裕而保守的城市。在巴黎,当我在协和广场和巴士底广场上行走时,心情确实非常激动。想到二百多年前,法兰西人民敢于把路易十六皇帝和他的皇后,在现协和广场那里送上断头台,并且能把象征封建皇权威严的巴士底狱,一座巨大的坚固的城堡,拆得连一块砖头都不剩,并在那夷平的广场上,建起顶端立有展翅奋飞的自由女神铜像的高高石柱,真不禁钦佩法兰西人民那种彻底的反封建精神!然而,在南特,那市中心喷泉辉映的广场,却依旧叫作“皇家广场”,这还不算,有一天我们散步到另一广场,格局与巴黎巴士底广场颇为相像,广场中的高高石柱上也耸立着一尊铜像,仔细望去,绝非展翅欲飞的自由女神,而是一位细瘦的古人——一问,扫兴之至,竟是路易十六的铜像。据说是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法国城市广场中唯一保留的一尊这位断头皇帝的铸像,而那广场的名称,也至今仍保持着“路易十六广场”这样一个“保皇”的称谓。亲爱的朋友,说来更让你败兴——我们下榻的那座双星级旅馆,设备、服务都颇佳而且宿费不算昂贵,但名称却叫“柯洛尼兹”,意译的话,便是“殖民地旅馆”——你看,在法属殖民地已所剩无几的今天,特别是在人人闻“殖民地”而厌恶的世界潮流面前,南特的这家旅馆竟然还在心平气和地沿用前名——我问过侍者领班,他说他们老板并非主张殖民主义,之所以不改旧名,不过是习惯而已。

    习惯习惯,习以为常,惯而不改,这便是保守。南特市的这股执拗的保守劲头,你说我能喜欢吗?

    话又说回来,所谓南特的保守,只是就它的社会心理所构成的平均值,相比于法国别的地区而言,其实南特也有许多并不保守的人士,在一次招待会上,我就见到一位个子矮小、皮肤偏黑、衣着朴素、上唇上汗毛颇重的女士,她是该市一个剧团的成员——看来她既是经理也是导演又兼演员,她听说我头天刚同新任市长干过杯,不禁冷笑道:“啊,那个老顽固,糟糕透了,一上台就迫害我们!”

    面前是一位遭受“老顽固”迫害的人士,而且从她那朴素的衣衫和短发素面的外貌上看,很可能是我们概念中的“下层民间艺人”,我不禁顿时肃然起敬。忙通过充当临时翻译的留学生问她:“市长怎么迫害你们呢?”

    “他一上台就削减市政府对我们的补助,让我们没法维持,这等于对我们实行禁演!当然他找了个借口,说我们新排的一出戏败坏道德——说穿了吧,他玩的其实是政治把戏,他怀疑我们剧团被共产党所控制!”那女士激昂得满脸通红。

    这回果真遇上了一位左派人士,即便那位市长对她的怀疑毫无根据,她的“左倾”可是一目了然。我都有点为头天跟那位市长碰杯而脸红了,对眼前这位遭受保守势力打击的左派艺术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难道还该有所迟疑吗?

    但毕竟还是再打听清楚一点为好。我问那出等于遭到禁演的戏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内容。

    她立即说出了戏名,留学生翻译给我听,那出戏叫《肚脐眼以下》。

    她还在那里讲述戏的内容,我却愣住了。

    幸好我还没有向她表示道义上的支

    持。《肚脐眼以下》!乖乖!

    但她和在当中翻译的留学生都没有觉察出我的心理变化。她讲完了,留学生译给我听:“那个老顽固,其实他连我们的戏看也没看,光听了听个名字就给我们定罪!我们的戏其实再严肃不过,是把一系列著名文学艺术家的作品片断,联在一起演出,其中包括莫扎特、波特莱尔、米琪尔、贝盖特、维廉·博洛斯、布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那女士扬着下巴,等待着我的反应。

    亲爱的朋友,你说我该跟她说什么呢?我只觉得法国的事情太复杂。对于我们无从辨析的是非,自然不好轻率表态,于是我只好微微一笑,转换话题,同她扯些别的。我深感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还是太少,而自己所应当深入了解和理解的东西真是太多。这似乎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我当然不会改变我的基本立场和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但我学会了慎重。

    有一天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拐过街角,迎面楼墙上突然显现出一条标语——他们写标语不用排笔,而是用喷漆的喷筒那类东西往外喷颜料——墨蓝的字母很不规整地排列在一起。经问翻译同志,才知道那标语是“法国人滚出南特!”乍一听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难道南特不在法国、南特人不是法国人吗?但后来找了解情况的留学生一问,才知道几十年来南特一带一直有一种地方民族主义者在活动,他们自认是“布列塔尼人”,认为布列塔尼半岛一带包括南特市都应当独立成为一国,而“法兰西人”则应“滚出”这个地区去。持这类观点的人虽然极少,但他们有时会生出令人叵测的事端,这也构成了南特表面平静生活中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性因素。鉴于此,我们同行的几人又一次互相叮嘱随处都要小心。

    我们从国内出发前,已有近期曾去过法国的同志告诫我们,在公共场所活动时可得提高警惕。他给我们举了这么个例子,一位刚到巴黎的同志,搁下行装刚走出旅馆,正立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考虑该怎么就近观览一下市容,忽然迎面走来了一位看报的妙龄女郎,说时迟,那时快,妙龄女郎陡然把手中的报纸往他脸上一捂,另外三位潜伏一旁的同伙立即上前:两位从左右掀开他的西服外套,一位伸手从他里兜麻利地抓走了他的全部法郎,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使他懵然不知所措,待反应过来,只见四位窃贼已朝四个方向跑开,倏尔不见踪影——他后来从头回忆了一遍被劫过程,最令他寒心的是四位巴黎窃贼全是豆蔻年华的婀娜少女,四散奔逃时全都飘扬着一头金色的秀发!

    我们飞抵巴黎,在戴高乐机场办理入境手续时,就见到机场的墙体上粘着用法、英、德、日几种文字写着的“小心扒手”的招贴,大概是为了让不懂那几种文字的旅客也能明白吧,还画着一只手伸进一只旅行袋的图样,旁边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连巴黎警察局也在告诫我们外国来客小心,你说我们敢松懈警惕性吗?后来又听说因为其他来客大都只携旅行支票和

    信用卡,窃去不易使用,唯独中国人携的是现金,扒去便可立即花掉,所以诸巴黎窃贼们最乐意光顾中国来客云云,把我们搞得相当紧张。初到巴黎时,街上一有人边看报边迎面走来,我便不免本能地“气运丹田”,准备必要时显示一下我们中华气功的神威。

    但后来也并没有遇到过什么险情。在南特就更觉得安全。不唯没有遇到扒窃一类的事,说实话,无论在街头行走还是乘坐公共汽车,没遇上过吵嘴、斗殴的场面,就是在商场或电影院中,也没有遇上过喧嚷叫闹,汽车不响喇叭,人们也不高声说话,什么哇啦哇啦大声播放“迪斯科”舞曲招徕顾客的商店,一家也没有,任何音响似乎都只局限在它的自愿享用者的空间之内,而以防碍他人为耻。在这样一种宁静平和的气氛中,有时我又不免纳闷:难道这些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之中,果真不存在剧烈的冲突吗?

    我们那天在南特看到的法国影片《为了我们的爱》,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心中的这个问题。看一场新上映的电影,票价是二十六个法郎,不算便宜,但那天我们都觉得票钱花得不冤。这是一部最新的片子,据说我们看时它才拍成不到两个月,该片从风格上来说属于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余波,反映的是法国最当前的现实生活,影片里投有一般商业影片不可阙如的色情与暴力,没有豪华场面与悬念巧合,故事发生在巴黎,但绝不把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卢浮宫一类名胜古迹点缀其中,当然更没有什么配之以甜腻腻的空镜头、以电子琴伴奏、以“气声”演唱的插曲,就是朴朴素素地展示普通法国人的日常生活,而在这展示之中,用一把无情的解剖刀,把遮蔽于外的优雅、宁静的生活面纱划破,一层层、一丝丝地将巴黎普通住宅中那些普通人的感情的、心理的、理智的冲突剥示、爬剔出来,而达到一种惊心动魄的程度。因为不懂法语,只凭留学生在一旁临场翻译,所以我对所获得信息的理解可能不那么准确,但我得承认,影片本身的“无技巧”感紧紧地抓住了我,从而事后冷静地一想,那恰是一种很高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技巧。影片主要是展示两代人的冲突——女主角,据说是导演从理发馆找来的一位理发员扮演的,相貌极其平凡,在镜头前也绝不寻找所谓“美”的感觉,而是近乎拙朴地塑造出了一个在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生活目标等方面都与上一辈发生冲突,充满了憧憬也充满了苦恼的少女形象。她的父母开着一片保留大量手工劳动的小小皮货作坊,自认为是最诚实最正派的巴黎市民,他们爱女儿,但又看不惯她的“放荡”和“任性”,他们认为是女儿滑出了生活的正轨,为了挽救她,他们甚至于激动得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墙上撞;而女儿虽然直到最后也还爱着双亲,却始终拒绝他们的教诲和管束,认定自已的抉择并不是“脱轨翻车”,而是另铺新轨,另觅新地;她在激动时也干出了掴自己父母耳光的蠢事。影片编导者对这场冲突的是非并没有明确地表态,银幕上的每一个形象似乎都立足于证明他(她)是有道理的,所以谁也无所谓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也无所谓“中间人物”。这种美学观念和艺术趣味同我们评论界所提倡的当然大相径庭。这且不去说它,但它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白,法国的普通人,不论哪一代的,都有他们的烦忧和痛苦,在那表面的礼让、谦恭和文雅、宁静的社会外貌后面,人与人的关系不但非常紧张,还经常爆发出剧烈的形于外的尖锐冲突。同时它至少也可以使我们明白,在纯商业性的东西之外,他们的一些文学艺术工作者也在力图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塑造真实可信而复杂多味的艺术形象,并力图促使读者、观众对社会生活作一些严肃、深入的思考。这部影片卖座上当然敌不过《一把椅子俩人坐》、《第一次欲望》、《间谍007》等纯商业性的片子,但看的人也还不少,评论界和观众的反应都很强烈。

    看完这部电影,我们在霏霏冬雨中,散步于南特街头,并情不自禁地交换着观感。再望见被殷红的爬山虎叶片所包围的那些窗户,望见那窗内依稀可辨的白纱窗帘和葱绿的盆栽植物,我便不再只是想象到一双纤手抚弄着钢琴键盘,一只浇满巧克力汁的奶油蛋糕上插着点燃的小蜡烛……我深信那里也许正有人争吵、有人哭泣、有人正恨不得把自己的指甲咬断……

    忽然陪同我们的留学生小嵇惊呼:“呀,我的雨帽哪儿去了?”他穿着从当地超级市场买来的一件墨绿色羽绒衣,台湾产的,那上头原用子母扣联着一顶风雨帽,因为小雨时停时下,他也就时戴时揭,不知何时竟将那风雨帽丢失了。

    他决定折回去沿路找找。我们都觉得希望不大。然而我们还没走完一条街,他就返回追上了我们。他手里拿着那顶风雨帽,激动地告诉我们:“是在卖明信片的小店门口弄掉的,一个老太太在店外的停车自动计时器边上,手里拿着我这顶雨帽,已经等了二十分钟……她说她估计到丢帽子的人会回去找的……”

    我们都很感动。这位南特老太太的行为,冲淡了那四位“巴黎女贼”在我们心中落下的阴影。然而这些事例毕竟都还是浮在社会表层的东西,要真正把握和理解法国社会和法国各阶层人士的真谛,我们必须知道得更多、辨析得更深……话说那天我们在冬雨中继续前行,在一座停车楼的墙面上,我们看到了此行中所见字母最大的一条标语,是用黑颜料喷出的,小嵇翻译给我们听,写的是——“我恨世界!”

    毕竟到法国已经很多天了,对南特的历史、现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我没有大惊小怪。初到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往往会在一目了然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表面呈现出的清洁、礼貌等普遍的文明习惯面前感到困惑,从而对一切带有否定、反抗当地现实色彩的事物轻率地表示同情与支持。这种幼稚病必须克服。倘是初到南特,见到这“我恨世界”的大标语,我或许会感到解气——在一种令人窒息的中产阶级情调的安适和沉闷之中,总算有人发出了愤懑的怒吼!然而那天我却已能冷静地分析、思考。也许,喷出这条标语的是一位对现实极度不满的失业工人,他对给他带来痛苦的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仇恨,这固然可以理解,但他喊出的这个口号却肯定是错误的。为什么要恨整个世界呢?就是法国,就是南特,世世代代的法国劳动者创造出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全世界人民永久地珍惜,为什么要统统加以仇恨呢?也许,喷出这条标语的是一位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乃至新法西斯主义分子。法国有这种人,南特据说也有,他们仇恨现存的一切,从共产党到英国女皇,从天安门到凡尔赛宫;说他们“极右”或“极左”都行,因为“极右”或“极左”都必然表现为强权和暴力,表现为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人类的蔑视和践踏,本质是一样的。

    我们议论着那条标语,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南特那条最宽最长的大街上,几天里我们横穿过它好几次,但一直没有注意它的名称。我偶然问起它的名称,小嵇告诉我们:“这是‘五十人质大街’。”

    五十人质大街?这名称一定有不寻常的来历!

    果然如此。小嵇把那典故讲给了我们:“1941年10月22日,德国法西斯驻南特的城防司令被抵抗运动的游击队暗杀了,恼羞成怒的法西斯在城内进行了大搜捕,抓了五十个市民当人质,要游击队出来自首,但那五十个市民都自称本人就是暗杀者,结果被集体枪杀在这条大街上。南特光复以后,市民们为感念他们,由市政府将这条大街命名为‘五十人质大街’,并在街的尽头建造了一座“五十人质纪念碑”。

    听了这段故事,我们都很感动,便一齐朝那“五十人质纪念碑”走去。

    啊,到了。这条大街的尽头是卢瓦尔河支流爱德河的一个小小港湾。在港湾前面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绿色的铜铸纪念碑,那便是“五十人质纪念碑”。

    在法国,我已经见到了许多的纪念碑,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巴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但至今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却是南特的这座绿色纪念碑。

    伫立在这座庄严的纪念碑前,进入法国后一直横亘在心头的那种隔膜感,一下子消除殆尽。中国和法国的差异虽大,但有一种最基本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那就是对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痛恨与抵制。

    这纪念碑设计得朴素有力。中间的碑体浇铸得厚重挺拔,上面镌刻着当年捐躯的五十位市民的名字;两旁是两位妇女的雕像,造型简洁而凝重,一边的妇女护卫着一支巨大的麦穗,另一边的妇女手持一把出鞘的利剑——还用解说吗?除了占人类比例极少的一小撮法西斯分子,最大多数的人,从法国的所谓“右翼”“保卫共和联盟”到法国的“左翼”社会党以及共产党人士,从南特的新任市长到那位对他极其不满的剧院经理,从号召为饭票涨价上街游行的大学生到我们这万里外而来的外国客人……面对着这绿色纪念碑,都可以找到相互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那绿色纪念碑的圆形碑座下,摆放着当天人们奉献的鲜花,微雨把花束润得更其鲜洁,最大的一束上系着嵌金线的黑缎带,上面写着“绝不允许重演!”题款说明,这花束是曾在同一个德国法西斯集中营中蒙难的十几个幸存者敬献的。据说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这碑下总少不了市民们奉献的鲜花,来这里奠祭“五十人质”的既有工人、店员、学生、教授、艺术家,也有资本家、高级职员、市府议员和流浪汉;既有白发苍然的老叟老妪,也有红颜似花的少女少男……因为他们全都清楚,那五十个被德国法西斯枪杀的人质,就既有老板也有工人,既有饱学之士也有文盲,既有孱弱的老人也有妙龄的少女,既有天主教徒也有共产党人……以“保守”而著称的南特啊,我怎能忽略你这清醒而正义的一面?

    亲爱的朋友,如果我告诉你那天我在霏霏的细雨中,在那绿色纪念碑附近徘徊了很久,并且最后便坐到街旁小公园的长椅上,任湿漉漉的梧桐叶飘落肩头而不拂去,沉思、沉思……你该不会见怪吧?我想到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法西斯细菌,就是在中国,“四人帮”的一度肆虐也说明我们并不能松懈防疫——当然,法西斯细菌的温床毕竟还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种族歧视、恐怖活动……每日每时都在孳生着这种毒菌;制止它蔓延,同它进行斗争,最终把它像天花、霍乱那样彻底扑灭,不正是整个进步人类的神圣职责吗?

    亲爱的朋友,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从南特回到巴黎的第三天,我们便看到了令人振奋的景象。那天中午几位法国朋友请我们在波列瓦尔德大街的一家餐馆吃饭,吃完饭出来,我们发现整条街道上满涌着游行示威的队伍;他们打着横幅、标语,有的示威者更把口号写在臂章上和帽子上,其中不少人显得风尘仆仆,疲惫中显露出一种青铜般的坚毅。我们立即了解情况,原来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它的导火线是一个半月之前在法国南部马赛发生的一件事:几个法国青年打死了一名阿尔及利亚青年。表面上看,是一桩酒吧中间时而总要出现的寻常刑事案。究其心理上的冲突,是由于近年来北非和中非原法属殖民地有大量劳动力涌入了法国,法国一些资本家看出这些来自穷国的劳动力又肯干活又甘愿接受低工资,便解雇法国工人而改雇他们,从而使一些法国工人嫌厌、鄙弃他们。但这仍然不是最本质的原因。深究下去,资本家之所以给北非人、黑人、亚洲人低工资,以及那几个白人青年之所以视阿尔及利亚青年命贱,敢于下手将其打死,盖出于种族歧视。这件事首先激怒了流落在马赛的阿尔及利亚人,四位阿尔及利亚青年率先指出,种族歧视才是这件事的总根子,而种族歧视是法西斯主义的最大温床,他们便发起了从马赛徒步游行示威到巴黎的运动,俾使法国广大民众觉醒,掀起一个扑灭种族歧视和法西斯细菌的高潮。他们的义举不仅感动了许多深有同感的北非阿拉伯人、中非黑人和亚洲黄种人,也得到了沿途广大法国民众的踊跃呼应,许许多多富于正义感的法国人停下工作(等于罢工),加入到这支徒步跋涉八百多公里的示威队伍中,终于在11月3日那天冒着严寒进入了巴黎市区,一贯以公布过《人权宣言》而引以自豪的巴黎市民,在马赛的血腥事件面前感到愧疚和激愤,因为早从报纸和电视中得知这支游行队伍的到来,不少人一早就纷纷走到街头翘望,待队伍入城时,便纷纷涌入其中,我们所见到的,恰是最壮观的一幕——游行者高唱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歌曲,浩浩荡荡地向法国总统办公所在地爱丽舍宫而去,据说密特朗总统早已表示完全支持这次游行示威活动,并将接见他们的代表。

    游行队伍虽像潮水般密集,而且并无整齐划一的行列,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井然有序的,昂奋的情绪使我们也受到了感染,不禁走下马路,随他们前行了一段。

    突然,从一条斜街冲出了一辆卡车,显然那是一种有意的破坏,因为它故意呈S形前进以搅乱队伍,被激怒的示威者纷纷高声抗议,有的便挺身向前要将其拦截,那卡车见势不妙,便仓惶取道逃窜了,我注意到几位示威者找到站立路旁的警察,敦促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

    亲爱的朋友,那天我们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必须参加,所以很快便乘车离去,但在街头所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使我永难忘怀,我既看到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洪流,也看到了坚持种族歧视、敌视进步人类的反动分子的猖獗,不知为什么,此刻我眼前又浮现出了南特的那座“五十人质纪念碑”,并且仿佛眼前是一个变焦距的电影镜头,从绿色纪念碑的整体推成碑下花束的特写,那花束所系缎带上的一行字火辣辣地烙在我的心上:“绝不允许重演!”我的灵魂在剧烈地颤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文学工作者,我们应当具有怎样的眼界和胸怀,我们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应当而且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窗外是巴黎那彩色的夜。这里离祖国是多么遥远啊,而且这是一个多么不同、多么难以一下子认识清楚的社会!亲爱的朋友,真想你们,不仅想念亲人朋友,也想念那些并不知名知姓的同胞,那些往日在街上摩肩接踵、在公共汽车上挤成一团的北京人。不过,我不像刚到法国时那么觉得陌生和神秘了,因为我毕竟发现了“最大公约数”,它可以使两个远离的东西缩短它们之间的差距。

    今晚几个法国文化界的朋友为我在一家餐馆饯行,他们一致举杯对我说:“欢迎你再到法国来!”我感谢他们的盛情。倘若我能重到南特,我一定不再空手去那绿色纪念碑前,我将带去一束盛开的金菊。亲爱的朋友,你说对吗?……

    1983年12月3日草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