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丹麦 洋哥哥偏寻根究底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真是一个童话世界,尖顶花檐的楼房上,连长腰犬形状的水笕也仿佛在讲述着奇妙的故事,可是同北欧其它地方一样,当地的“食文化”似乎并不怎么发达,人们的想象力不大朝那个方向发展,要想摆脱单调与清淡的食品,到头来你还得找一家中国餐馆,以慰朵颐。

    话说那天我在哥本哈根城内的淡水湖边,坐在长椅上望了一阵在湖中游弋的天鹅,又沿着湖畔林荫道漫步良久,身心大畅之余,忽觉有进食的必要,于是我乘地铁到达闹市区,觅到一家门口挂着中国宫灯的餐馆,走了进去,进去一看,吃了一惊,一是因为那餐馆的内装修“全盘中化”,而且在使用中国工艺美术品布置厅堂方面,达到堆砌烦琐的地步;二是金发灰眼的堂倌笑面相迎引座时,我一瞥之中,只觉偌大的厅堂里,似乎只有我一个食客,生意竟如此清淡,颇出我意料。

    落座到一处由摆满仿古玩器的多宝格隔开大堂的雅座上,堂倌递过大如报纸硬如薄铁印制精美的菜谱,除了丹麦文,还有英文,我也不知都开列着些什么菜式,只是看清了价格,对于我来说,都贵得可以,不过既已落座,也就不惜破费,我让他先给我上一壶菊花普洱茶,点什么菜且再说。

    堂倌取茶去了,我正琢磨菜谱,忽听有人招呼:“刘先生……”抬头一看,一位似曾相识的洋小伙儿,微微躬身,礼貌地来与我搭讪。

    原来我头两天在哥本哈根大学演讲时,他曾来听过,坐在头排,那细高的身材,宽阔的额头,还有粗糙而淡白的金发,特别是一双深凹的灰蓝色眼睛,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我遂请他坐下,攀谈起来。

    他并非哥大的学生,而且根本不是丹麦人,他是德国人,已从德国一所大学的汉学专业取得了硕士学位,目前是在作博士论文;因为他的女朋友是丹麦人,且在哥大攻汉学,所以他跑到哥市来小住,那天听我演讲,属“听蹭儿”性质。

    他汉语普通语说得很好,自称汉名为麦思墨,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独尊墨子;我问他博士论文是不是关于墨子的,他说硕士论文已作过关于墨子学说的题目,现在的博士论文,是语言方面的;我问他是个什么样的题目,他从容地答曰:“我正准备的论文是:《汉语中关于烹调的动词的研究》。”

    说实在的,他报出的题目让我吃了一惊。

    我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生得益于中国烹调自不消说,但我却从来不曾琢磨过,中国语言里究竟有多少关于烹调的动词。

    麦思墨拿出一个拍纸簿,厚厚的一沓纸上,搜集着一大堆中国话里的烹调动词;他说今天机会真是难得,能在这家餐馆巧遇我这样一位中国专家,他忍不住要“不揣冒昧”,向我求教了……

    我翻阅着他的拍纸簿,满眼跳动着虽然熟悉却从未如此集中的烹调动词:炒、烤、爆、炖、炸、烧、炝、烙、焖、熘、煸、烘、焯、灼、焙、燎、炼、炙、煲、烹、煮、蒸、煎、熬、熏、汆、涮、浇……

    他解释说,这些还都只是直接与火上操作有关的,尚不包括凉拌腌渍等方面的动词,而且也都仅是单音的,像“清蒸”、“勾芡”等双音节以上的另辟专节分析,当然也基本上都是普通话里的,方言中的暂不涉及;至于在实践以上的烹调手段时所采用的技术性动作,如拿、取、洗、拆、切、割、磨、搅、铲、颠、按、转、翻、叉等也另外再算。

    他请教我的问题接踵而至:“炖和煲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加水后,把单一的东西弄熟叫煮,而把多样的东西混合弄熟就叫熬?……您认为中国人的烹调术里,有哪些体现出典型的道家精神?……您认为同样用小麦磨成面粉后,弄熟的办法,西方人用烤,中国人用蒸,这里面是不是体现出了两种文明的根本性分野?……”

    麦思墨对中国烹调动词的研究,真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我无端地想到了《红楼梦》里的回目:“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其实我们中国人对煮和熬的定义界定得并不那么严格,说煮粥熬粥乃至煲粥都行,谁知这位洋哥哥偏是个死心眼儿,非把这几个动词掰拆开不可。

    我尽量回答他的提问,同他作些讨论;堂倌见我们用中文对话,一旁恭立良久,为了使麦思墨获得准确的概念,我想点一道水煮牛肉,但该餐馆并无此菜式;像炝白菜、焯芹菜等堂倌根本是闻所未闻;不过他们备有三鲜锅巴,这道菜可讨论的内容颇多,麦思墨说由他来付这道菜的款,我也同意;后来我点了蚂蚁上树和回锅肉,还有粟米汤,在哥市能做出这些菜来,也算难为他们了——当然,端上来后,色、香、味都不敢恭维,很像麦思墨说的中国话,遣辞造句都无可挑剔,但听来总还是有点怪腔怪调。

    麦思墨用筷子不成问题,餐后除三鲜锅巴由他单独付款,另外的,粟米汤他没喝,由我单付,其余的我们分摊,西俗如此,堂倌耐心地开出两份账单,分别交给我们两人,所找零钱,我们都放弃,作为小费;我因多次到西方访问,早已不以此种“算细账”的作法为怪。

    麦思墨自言他之所以常光顾这家餐馆,正是为了把论文写好;这家餐馆价格居高不下,他之能以破费,是因为得到某基金会赞助,也就是说,竟有人给他钱,来鼓励他写这样的论文,作这种“中国学”的学问,他也曾要求到灶房间参观,乃至打工,以有更深入的体验,但都为老板拒绝,他就是付钱观摩,也不行。

    我们走出时,整个餐馆里也不过只多了三两桌食客,我真不知那老板何以维持。

    分手时,我忍不住问:“你们搞这种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呢?”

    麦思墨扬起眉毛,仿佛我这问题很是古怪,令他始料不及,他侧头反问我:“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用?……您是说……让谁用?……我们……并不是都要马上拿来用的呀!难道一定要像——比如说筷子那样,拿在手里就用的吗?”

    这次哥本哈根的奇遇过去好久了,可是我对西方人如此搞他们的“东方学”、“中国学”,仍在纳闷。

    1994.6.11绿叶居

    上海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