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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自叙 第六章 哈佛大学
    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对我而言,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

    我的房东太太告诉我卫德诺图书馆的书,若是一本书顶一本书那么排起来,可以排好多英里长。我住在赭山街五十一号,正在卫德诺图书馆后面。只要不上课,我就到图书馆去。当时我很穷,竟没钱买票去看哈佛对耶鲁的足球赛,两校谁胜谁败,自然不得而知。

    由于在北京清华学校教书,我获得了一个“半额奖学金”,每月美金四十元。清华是中美庚款办的学校,把毕业生都送往美国留学。那些留学生除去由清华供给学费外,每月另有八十美元津贴。但是,不管怎么样计算,我也不应当到美国留学。可是当时我年轻,年轻就是勇气。那时战后一块中国墨西哥银洋比美元略高一些。我太太出嫁时,家里给了她一千银元做嫁妆。因为有这笔存款,我们才踏上出洋的旅途。总之,我们总算维持了四年,其间包括法国和德国那两段日子。当然,由于北京大学胡适之先生和我有个约定,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我对新文化运动是坚定支持的。我利用和胡先生的约定,我曾两次打电报给胡先生,每次请寄给我一千元。其实胡先生寄给我的是他自己的钱,不是北京大学的公款。等我回国之后,这个秘密才发现。因为我去见校长蒋梦麟,为两千元的事向他道谢。蒋校长感到意外,问我:“哪两千块钱?”后来他说:“那是胡适之私人的钱。”于是我才明白胡适之先生对我的友情,在年底之前,我就把钱还给了胡先生。我现在正式记下这件事,用以显示胡先生这个人的慷慨和气度。这件事从没有公开向外人说过。

    和上面可做显明的对比是,我必须要提一下儿留美学生监督施秉元。我在哈佛读完了一年,各科成绩都是A。这时使我感到诧异的一件事是,我的半额奖学金忽然被取消了,在关方面也并没提出理由。这位施秉元等于砍了我的头。等后来我听见他死亡的消息之时,我闻人死而感到欢喜雀跃,未有如此次之甚者,后来才知道他是自杀身死的。他原是清华学校的校医,由于他叔父是驻美大使施肇基这项人事关系,他才弄到这个多人觊觎的差事。他大概是做股票投机生意失败而自己上吊吊死的。他若不把我的奖学金取消,我就不致因为一般的货币贬值被迫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后来又到德国去。我有三次连续获得《中国学生月刊》的第一奖;后来,我是自动退出,把二十五美元的奖金让给别人,我就这样儿成了一个穷学生。

    在哈佛,我进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所。当时我的教授是BlissPerry,IrvingBabbitt(白璧德),VonJagermaan(他教我“歌德研究”),Kittredge(教莎士比亚),还有另外一位教授意大利文。BlissPerry教授最孚众望,学生人人喜欢他。他有几个漂亮女儿。我写了一篇文字,题目是《批评论文中语汇的改变》。他给这篇文章的评语很好,说这篇可写成硕士论文,因为我不久被迫离开哈佛,终于没写那篇论文。

    白璧德教授在文学批评方面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主张保持一个文学批评的水准,和J.E.Springarn派的主张正好相反。白璧德是哈佛大学里唯一持有硕士学位的教授。因为他学识渊博,他常从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柏孚的Portroyal和十八世纪法国作家著作中读给学生,还从现代法国批评家的Brunetière著作中引证文句。他用“卢梭与浪漫主义”这一门课,探讨一切标准之消失,把这种消失归诸于卢梭的影响。这门课论到德·斯达勒夫人(MadamdeStael)以及其他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如Tieck,Novalis等人。

    白璧德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够深的。娄光来和吴宓把他的学说传到中国。吴宓,看来像个和尚,但其风流韵事则可以写成一部传奇。吴娄二人的中文都很好,对文学的观点都是正统的,因此与当时正风行的白话多少有点儿格格不入。他二人和我在班上坐一条长凳子。我被迫去借PortRoyal浏览一下儿。我不肯接受白璧德教授的标准说,有一次,我毅然决然为Spingarn辩护,最后,对于一切批评都是“表现”的原由方面,我完全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看法相吻合。所有别的解释都太浅薄。我也反对中国的文体观念。因为这会把好作品都打落在一连串文章句法严格的“法规”之中,不论是“传”,是“颂”,或是“记”,或者甚至于一个长篇小说。殊不知苏东坡写作时,他别无想法,只是随意写来,如行云流水,“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

    他心里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文体义法。

    我无耐性读Kittredge教授开的莎士比亚的伊利沙白时代的英文,他的课我只听了一两次。他穿着灯笼裤,身子笔直,看他这位活百科全书在哈佛校园里漫步,倒还不错。

    一场灾难来了。我太太得了急性盲肠炎,我把她送交一位天主教的医生。他一定是把我太太的内脏仔细搜索了三个钟头,一定以为这是观察中国妇女脏器的好机会。我认为割盲肠原算不了什么,所以当时我仍在看安格卢撒克逊文字的文法,后来才觉得手术的时间未免太长了。此后不久,我太太显示受了感染,要第二次开刀。我钱都已经花光,只落得用一罐老人牌麦片做一周食粮之用,又急着给她哥哥打电报,请惠借美金一千元。我太太以为我以坚苦卓绝的精神度此难关,颇有英雄气,后来常喜谈论此事。钱寄到了,我算得了救。第二次手术后,在医院住了很久。我记得那年的二月满街是雪,我是设法弄了一辆雪橇把妻接回家的。她康复还家,家人又行团聚,我们庆祝了一番。

    在前面我应当已经提到在我们横渡太平洋时,妻曾经发作过盲肠炎。因为我们正在蜜月之中,清华同学发现我们老是在船舱里不出来,就向我们开玩笑。殊不知我们的痛苦之甚。我们须做个决定。是不是要在夏威夷上岸去把盲肠割除呢?这么一来,妻的嫁妆那笔钱我就要用个罄尽了。但是,痛苦终于慢慢减轻了。我们决定冒险继续前进,没料到大约六个月之后,这个病又犯了。

    妻和我单独两个人在一起,时光好甜蜜。这一段时期,我正是理性高度发展,但是感情尚未成熟。直到如今,吃西餐时,我还不知道用哪个杓儿喝汤,用哪个叉子吃鱼。横渡太平洋时,妻对西餐桌上的礼貌规矩已经完全精通,我弄错时,她常常纠正我,这真出乎我的意外。

    吃西餐时,我常把我的酒杯和邻人的酒杯弄乱,不知哪个是我的,因而常喝错了酒。因为犯错出于无心,我还是一样心安理得。

    大学里教授夫妇惯于照顾外国学生。绥尔太太是被指定照顾我们的社交生活的。她自己的名字是翟茜·威尔逊,是威尔逊总统的女儿,她丈夫是哈佛的教授。一个礼拜天,十二点钟,有人告诉我们,说绥尔夫妇要来看我们。那时,前面说过,我们正住在赫石街。那时我太太已经从医院回到家里。我们和房东太太共用一个厨房,我们住两间房。另外还有一个拳击教师,一个未嫁的小姐,他二人都在和大学有关的一家饭馆里做事。有一次,我负责清理厨房,从厨房门后的一个口袋里倒出一个死老鼠,慌忙之下,我把那个死老鼠扫到地板的一角儿,而没有藏在垃圾桶里。这件事,我觉得很丢脸。

    我们已经到绥尔夫妇家去过。他一定是个北极探险家,因为他家客厅里摆着巨大北极熊的牙。还有威尔逊总统很宝贵的画像,像上有他三个女儿,围桌而坐。有一天傍晚,我们去吃饭,结果是弄错了日子。我们并没有急速返回,反倒硬赖着吃了一顿饭。绥尔教授出来欢迎我们。绥尔太太赶紧准备饭。那是我们社交上一次失礼。

    在哈佛读书一年之后,系主任看了看我在圣约翰时的成绩单。因为我各科的成绩都是A,他要我到德国的殷内(Jena)去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不必出席上课,即可获得硕士学位。这是我终于得到这个硕士学位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