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书库 - 安静读书居->书库首页->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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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农业与农民文化 农民革命分析
    【一】由革命概念说起

    革命(revolution)一词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是“循环往复”,就像四季更替一样,或时起时落,就像潮水的涨退一样。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

    从革命的原始定义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农民革命的特征与最终宿命:永无止境,开始就是结束!用这一点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的原因,似乎再恰当不过了。当然,中国教科书常用的说法是:明清时期,中国初步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不是外来殖民者的入侵,中国将会自动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样说,是违背近代化常识的,众所周知,欧美近代化的第一个必须的动作就是让农民与土地分隔开来,这一点可以与英国的圈地运动作比较。农民离开土地,才能变成资本主义工厂下的雇佣工人。而中国农民的打土豪分田地正好与此相反,农民不是离开土地,而是经过革命暴力,首先减少人口,其次让土地重新分配。比如1850年太平天国起事前,全国总人口近4.3亿人,1910年下降为3.68亿人。农民运动最发展的各省,人口数下降最为明显。同一时期,江苏由4400多万人下降为2588万人,安徽由3760万人下降为1623万人,浙江由3000万人下降为1800万人,湖北由3374万人下降为2956万人,山西由1510万人下降为1010万人。人口的减少会让原先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而大量旧的皇家宗室与豪强地主的被杀,会让大部分,特别是参与起义的农民得到土地。这样就导致,即使旧王朝未倒,或者说,即使新王朝的统治者比旧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仁义到哪里去,甚至更差,但是社会还是能太平一阵子的。比如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失败后,江淮以南广大地区农民运动沉寂了半个世纪,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北方农民运动也沉寂了30年。所以,如果殖民者不入侵,中国农民会在人口再次膨胀,土地再次集中,自身承受不住之时再来一次爆发,像以前所有的轮回一样,继续轮回。

    今天我们使用“革命”一词,是在描述一种持续性、恒久性的终结,一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新秩序,一种旧有的、熟悉的事物与新生的、迥异的事物之间的断层。基于这个层面,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事便只能叫运动而不能叫革命了。但是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农民运动称作农民革命了,只好将就着稀里糊涂的叫吧。撒切尔夫人说:1917年11月7日发生在俄国的事情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宫廷政变。海派学者李劼说:“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其实就是各武装集团为争夺潜在王位而进行的一场冠冕堂皇的争雄称霸之战。”

    李劼说得对极了。农民革命的目的——杀尽贪官污吏,走向——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及最终结果——封建社会继续维持下去,决定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农民在革命中的悲剧性地位——仅仅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这一切,又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农民的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破车,陷于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他们更换了王朝,但是他们没能更换封建社会的轨道。启良先生在他的《中国文明史》中说:“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来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姜义华先生在他的《理性缺位的启蒙》中说:农民“不是建立新的生产方式,而是重建小农社会原来的秩序。中国这种小农,每日每时自发产生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他们不但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得以成功的雪柱,而正是阻碍这一进程的巨大而牢固的屏障”。两位先生其实是一个意思。姜先生还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段话给自己的说法做佐证,这段话中学历史老师常用来给自己的学生做材料分析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说的:“中间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车轮倒转。”对于姜先生前面的观点,我表示同意。一句话,农民革命的运动方向、运动目标、运动形式、运动方法、运动结果导致它本身是反近代化的。但是姜先生引用《共产党宣言》这段话时,把小工业家、小商人及手工业者都去掉了,只剩农民这一阶级,同时,中国农民与英国农民不同,中国农民斗的是地主与皇上,英国农民斗的是资产阶级,所以《宣言》这段话用到中国农民革命方面并不合适。英国的农民斗的是进步势力,中国农民斗的是跟自己一样落后的封建势力。但是中国农民造反成功后,重建的仍是落后的封建体制与封建社会则是肯定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农民领袖的成功,恰恰是全体农民的失败!而全体农民的失败,又是中国历史的停滞!革命成功后,农民整体在法统上的待遇与处境根本没有本质性的提高与改善,这一切决定了农民在改朝换代中的悲剧性地位!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正是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的轮回局面。毛泽东的农民战争才会成为一种新式农民革命而区别于以往的任何旧式农民革命,从而取得了根本意义上的成功。某些学者由于把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等同于以往封建社会的旧式农民革命,所以往往有美化旧式革命、美化旧式农民领袖的倾向,其实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做法。虽然毛泽东的革命主力军也是农民,某些方式从表面上看也跟旧式农民战争有所类同,但指导思想、领导阶级、终极目标及建国方针的不同,直接导致双方性质的不同。一句话,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对旧式农民革命的客观评价,并不影响毛泽东之农民革命的光辉,希望大家不要混为一谈。

    【二】农民革命领袖的个案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领袖太多了,这里就挑元璋和秀全吧,因为这两位都是最穷最苦的农家子,应该最具代表性。

    朱元璋

    不知怎么搞的,传统观点对朱元璋并无好评,甚至认为他起义成功后,沦为地主阶级代理人。我这人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所以不想对其作出任何评价,只想对他的故事作一番简介。

    朱元璋,安徽凤阳人,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的。父亲给地主家做佃农,受尽了剥削与压迫。小小的元璋给地主家放牛。不过,这孩子从小就跟电影里的穷家孩子不同,至少不像他们那样老挨地主的欺负。相反,他可能欺负人家地主。比如,小小年纪就敢跟小伙伴把地主家的小牛烧烤着吃光,然后把牛尾巴插到山缝里,跟主人说牛自个儿钻山里不出来了。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历史学家吴唅才会在他的《朱元璋传》开首第一章就弄了这么个标题:小流氓。这样一来,元璋倒是马上跟刘邦同了类。这一点,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来。流氓应该也是一种个人魅力吧,否则在群雄并起的年代,如何能成为农民领袖并且最终成功呢?因为中国古代的农民领袖,成功坐上龙椅的,只这俩流氓。

    元璋投奔红巾军之前,是做过理智考虑的。其考虑方式很简单:菩萨面前投珓子。投的结果,菩萨同意他造反,于是他就投奔红巾军去了。吴唅在书里说成是“投红军”,大错特错矣。

    元璋投奔得不错,投到了郭子兴手下,郭子兴却又成了他的老丈人,所以很快就升为高级将领了。

    做了高级将领的元璋怕诸将有二心或者叛变,用的招很绝,第一、吸收诸多义子用于监军,等做了皇帝后,他就改用太监监军了。第二、用诸将家属作抵押。当然也有人道的变通措施,诸将留下正妻作押,诸将在前线则可以随便纳随军夫人。第三,提防诸将与读书人接触。因为读书人喜欢借古喻今,元璋对读书人有种本能的提防。更关键的是,元璋怕诸将身边有了李善长那样的读书人,就麻烦了。众所周知,正是李善长教导元璋要高瞻远瞩,学那刘邦,约法三章,不乱杀人,天下就是咱的了。

    元璋既胸怀了天下,就开始礼贤下士了,所以原先骂元璋为“红贼”、“妖寇”的刘基等在野名士都归顺了元璋。一旦他们归顺了元璋,就开始替元璋骂其他的义军领袖了,比如骂张士诚等人杀人放火,屠戮百姓,而元璋自己,当然是“吊民伐罪”、拯救人民了。

    1367年,江山一统在望,听了朱升“广积粮,缓称王”之建议憋了十几年的朱元璋,终于可以称帝了。称帝大典于1368年元月举行,整个京城喜气洋洋,用吴唅的话来讲,那是:“一霎时间闹闹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满了蓬勃的气象,新京师里添了几百千家新贵族,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朝代。”新朝代国号大明,读书人听了都高兴,大明,日月光明,多么美好的未来。但是广大的农民不久就感觉到失望了,因为新朝代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新朝代只是新旧地主的朝代。元璋保留一部分豪族,另有一部分豪族被杀,被杀者的田地只是转到了开国功臣等手里。

    元璋既做了全国的大地主,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清点自己的田产与雇工了。所以他用了二十年时间,丈量土地,清查户口。六百年来,各朝皇帝做不到的事情,元璋做到了。由此可以看见,这个皇牌大地主不同凡响。元璋的爹若是活在世上,老先生可能乐得夜不眠目的。给地主扛了一辈子工,现在,居然轮到全国人民给他家重八扛长工了。真是乾坤大变啊!

    为了维持乾坤不变的局势,元璋开始杀人了。这方面他跟刘邦一样,知道做皇帝前不能杀人,做了皇帝后再过瘾也不迟。当然刘邦那个大流氓稍微的有些讲义气,没有元璋杀得多,更没有元璋那种毒辣。赵翼在自己的《二十二史札记》中交待:当时的大明官员每天早上上朝前,都要跟妻儿老小诀别一番。一旦当天居然活着回去了,全家老少要庆贺一番。如此看来,大明官员当是天天过节般的喜庆呢。当然除了杀头之外,还有劳动改造一法。据人统计,单是洪武九年,被弄到凤阳屯田的官吏就有万人之多。看来元璋没有忘本,做了皇上,还不忘振兴家乡经济。

    元璋还反贪,不得不承认,元璋反贪,一是为了自家的财产,二是为了小民百姓。只是他反贪的手法太厉害了。有剥皮抽肠剁手等,至于凌迟,据说必须杀他3357刀才行。总之,这样的刑罚,刽子手太累了。

    元璋不是读书人,本没有那么多的弯弯肠子,但是偏偏有那识字多的,告诉元璋,没有知识,可能要被文人们骂而自己不知。比如张士诚,原先叫张九四,可他手下人非得给他起名叫士诚,读书人都知道,孟子的文章中有“士,诚小人也”的语句,可怜张士诚,被人骂了一辈子小人却不自知。元璋一听,忽,原来读书人就喜欢骂人啊。从此元璋得了疑心症,看哪个读书人都不像好人,于是,文字狱在大明时期最为发达。据说元璋有一回出去私访,听见一个老婆子说起皇帝来竟是左一个老头子,右一个老头子的。气得元璋把那一带的民家都给抄了。无独有偶,后来老蒋的手下也背地里称他为老头子。老蒋似乎没生过气,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吧。

    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和卷二百五,元璋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是:“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为了让农民安居乐业,元璋有诸多措施,比如首创身份证(路引),百姓们不得随意离家。一旦离家长期不回,邻居有揭发的义务。但是农民若上京举报贪污,那是大受欢迎的,举报人少者五六十人,多者千人,人数不限,大家可随时上访。由此可见农民领袖的另一面,一定程度上,他还是爱民的。

    葛朗台最喜欢听金币的声音,这种爱好是正常的,我也喜欢听,没有金币我就用儿子的储蓄罐,钱币互相碰撞的声音就是美妙。但是在听这些声音的时候,我没有恐惧感,也就是说,我不担心有人夺我的储蓄罐。而元璋就不一样了,守着全天下的财富,每天都是心惊肉跳的,所以晚年就落了心跳病。用吴唅的话来讲“虽然精神失常,但智力并不减退”,这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老头还可以用自己的智力随便杀人。

    1398年,71岁的元璋终于撒手归天了。一份厚厚的家当传给了孙子允炆,奈何允炆消受不起,这家当遂传到朱棣手里。老头子泉下有知,也该满意了,毕竟没出朱家手心嘛!

    洪秀全

    也许是洪秀全没有成功,也许是洪秀全品质比朱元璋高,总之,传统观念对洪秀全评价很高。不得不承认,洪秀全是个杰出的农民领袖,他对于未来社会的设计,他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超过了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和康帕内拉。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人才用“人类的幻想也未能形容其伟大”对其作出评价。但我个人认为,洪秀全的个人品质并不比朱元璋高,至少朱元璋勤政,也没有像洪秀全那样花天酒地。与李自成相比,洪秀全也略为逊色一些。至少,他不像李自成那样布衣本色,那样不脱离群众。让人为难的是,如前面所述,马克思认为太平军是“魔鬼的化身”,而另一个伟人,毛泽东则在1949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看着两位伟人的观点,我左右为难,不知听谁的才好。估计为难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三十年之后,史学界围绕毛泽东的观点展开了百家争鸣,意见有两种,正反两方:一,洪秀全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二,洪秀全不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不管两派观点谁对谁错,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道理论难关:到底什么是“西方的真理”?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如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那么这个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即使落不到康有为头上,至少应落到孙中山头上吧?如果说“西方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洪秀全1851年发动起义,后者的所有新理念,只来自于一本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好像没人给他介绍过《共产党宣言》。而且,即使洪秀全看过《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本人也不会承认他的。所以,所谓的西方真理,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自由化思潮、政治民主制度等。不过按我的推理,即使历史给洪秀全时间了,那么他也推行不了《资政新篇》。道理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更让人为难的是,现在学术自由了,某些人干脆把洪秀的拜上帝会称作邪教,把秀全称作邪教教主。基于以上理由,请原谅我不愿对洪秀全作出过多的评价,我把他的人生经历作一番概述吧。

    秀全,广东花县农民。7岁入村塾读书。据说“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出,秀全从小就是个神童。

    中国的神童容易出演悲剧,秀全就是如此。由于是神童,所以乡人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认为他“显父母,光宗族”是迟早的事。奈何天不佑神童,1828年,14岁的秀全到广州应考秀才,落榜。无奈,秀全于18岁起做起了教师,边教学边参加应试。奈何没上过黄冈高中,四次考试,四次失败,且失败得很惨。也就是说,从1828年一直考到1843年,从14岁一直考到30岁,愣是考不上一个区区秀才,世界上哪个神童能受得了这种打击啊!那时还没有落榜生心理咨询所,所以,第三次高考失败后,秀全就大病40天,第四次高考失败后,秀全就与上帝约会上了,他读了一本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从此在西方人眼中,变成了一位神秘主义者。中国的农民领袖一般都神秘,但是从没有神秘到秀全这种地步的。

    秀全的神秘首先表现在,他把上帝家的户口本给改了,上帝本来只有一个儿子,基督耶稣,但是秀全宣布,他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且以此身份独创了一个宗教,名叫拜上帝教。由此可以看出,秀全不愧有神童背景,经受了长期的应试教育的折磨后,居然还有如此的创新思维,实属不易。

    秀全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秀全有了伙伴,就开始革命了。他革命的第一步是把村塾中供应的孔子牌位撤去。撤得对,放我也撤。哥们儿敬你这么多年,也不保佑哥们儿“学而优则仕”。是可忍孰不可忍?

    秀全他们忍不下去了,可是乡民们也忍不下他们了,结果,秀全与云山同时失去了村塾教师的岗位。下岗之后的秀全与云山干脆跑到广西传教去了。为什么不在本地传呢?据说本地文化素质高,百姓们对秀全上天见天帝的事儿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只好到知识比较薄弱的地方进行自己的传教事业。

    起事前,也就是1847年,秀全曾找过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但罗认为秀全的思想不纯,不是“合格”教徒,拒绝给秀全洗礼。那时候西方的基督教徒们没有创新思维,所以对于秀全的创新有点不懂。比如秀全说自己上天,不但见到了天妈,还见到了天嫂。西方基督徒从没见过,当然否认了。秀全只好“走自己的天堂路,让别人见鬼去吧”。

    1848年,冯云山被捕。冯云山是天弟的同学,天弟的同学都有人敢逮捕,当然有点说不过去,天弟一听同学被逮了,吓得跑回广东了(有学者说秀全跑回老家想法子救云山呢,信不信由你),人心就有点乱。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秀全忙活的当口,欧洲也没闲着,正搞大革命呢。秀清假托天父下凡给了萧朝贵灵感,几个月之后,朝贵就假托天兄下凡了,父子两个轮流下凡,从好处说,群众心理稳定了。从坏处说,革命内部种下了分裂的种子。下凡这事,牵涉到一个革命理论的奠基人问题,这事只能一个人承包,不能搞合股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云山是靠秀清救出的,秀全不在的时候,群众之稳定也是靠秀清的,一切OK,秀全回来后,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承认天父天兄等的下凡专利了!

    天父天兄下凡的样子,据说比较丰富多彩:浑身发抖,不断晃动,手舞足蹈,时而躺倒,时而站立,两眼闭合、半闭或翻白,声音与平时说话不同,拿腔拿调犹如唱戏,有时力竭声嘶,有时模糊不清,整个过程都是鬼魔附体、不省人事状。当然也还有其他方式,所有这些方式,既有传统因素,也有创新因素,更有个性化因素。

    冯云山出狱了,可是跑广州救云山的秀全却仍未回到传教根据地。无奈,云山只好跟到广东找秀全。1849年,两个人重新回到了紫荆山。

    紫荆山的动静惊动了清廷,清廷吓了一大跳,早知如此,给秀全一个七品知县做做,肯定没这事了。惊吓之余,清廷想起了云贵总督林则徐,急封其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林公当然是精忠报国,匆匆上路了,奈何天不佑人,林公走到广东就病死了。哎,老天有眼,否则一个堂堂的民族英雄马上就变作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了,这会让一些史家尴尬的。林公一死,遂有了一个背黑锅的人替补了上来,这人就是曾国藩,曾氏的清廉与忠诚,似乎不在林公之下,可惜就因了镇压洪杨起义这一事,历史清名逊色多了。不过,毛泽东对这位湖南老乡评价倒是挺公正的,他在写给“邵西先生阁下”的一封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此话的确真诚,因为后来他治军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纪明显是借鉴了曾氏的《练兵歌》。有意味的是,毛泽东这时还是个年青的学生,尚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写给老师的信中,掩饰不住的竟是对于老乡曾文正“收拾洪杨”之“完满无缺”的满意!历史真是挺有意思的!

    1851年,秀全38岁,金田起事,建号太平天国。秀全没有元璋有福气,元璋身边有建议他“广积粮,缓称王”的高级谋士,秀全则没有。起事两个月后,就宣布登基了。哎,毕竟是落第的士子,情有苦衷啊!另外,登基的滋味估计非常美妙,否则袁世凯也不会为此而折腰的。年底,秀全又在永安封王。秀全登基了,总要给兄弟们封王的,这样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比如现在的中国孩子做个班长都兴致高到恨不得把班里的卫生全部承包下来由自己一人打扫。

    秀全的军纪是比较严厉的,严厉到不经组织同意,男女不能私下谈恋爱、两口子皆得分住男营女营的地步,这样也能提高战斗力。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

    农民们不知道北京比南京更繁华,所以一进南京就不想走了。既不想走了,就开始建设吧。不建设也不行,秀全进南京前,南京居民几十万。秀全打下南京后,南京仅剩三万人了。其余的,可能跑了,也可能被当作清妖或妖民给杀了。革命总是有人牺牲的,所以我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秀全表面上反儒,可骨子里却摆脱不了儒家那一套——天下一统的大同社会,所以他的建设宗旨是“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说穿了,还是小农那一套。而且,秀全在这方面很大气,规定“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归圣库”,圣库虽然从理论上讲,是为了方便百姓。不过,秀全等领导人从圣库里拿东西,应该更方便些。

    秀全进占南京之前,“所过之处,……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所以从者如云。可是《天朝田亩制度》颁行后,秀清就上奏说:江西安徽有的是粮食,应该让那些良民“照旧交粮纳税”。由此可以看出,秀全并未把富豪家所有的土地剥夺过来分给农民,相反,承认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允许地主收租。当然农民也会自己抗租,比如安徽的大官僚潘锡恩家,拥有两千亩地,但是“自咸丰三年后,籽粒无收”。咸丰三年是1853年,也就是说,此后大约十年之内,潘家再也没有收回一粒粮食。呵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革命一来,地主及其家属就都变作饥民了。由此看来,不管革命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总有人要饿肚子的。

    农民们最仇恨的是可恶的私有制与买东西还得掏钱等旧规则,所以太平天国在城市管理方面很有超前意识。第一,完全废除私有制。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居民一切财物皆收归圣库。夫妻都得变成公有制,分编入男馆女馆分居。第二,废除一切商业。由此看来,中国农民,人人都是莫尔,人人都是康帕内拉。人人心中有《乌托邦》,人人心里有《太阳城》。众所周知,莫尔与康帕内拉是欧洲最早的空想家,乌托邦岛及太阳城是他们两人各自设计的没有商业没有货币、一块劳动一块吃饭的理想社会。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农民两千年前就想到这一层了,而且越想越妙。当然,也有比不上西方之处。比如康帕内拉在17世纪就想到公妻制了,而秀全19世纪才想到一个两口子分宿制。秀全的这个政策如能实行下来,中国现代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人口压力。可惜,1855年,秀全就让两口子们各回各家了。至于商业,官营也都改作私营了。

    秀全也是农民,封建社会的腐朽思想逐渐腐蚀了他,使得他走向贪污腐败的深渊,战士们在前线越打越激烈的当口,他在南京的日子却越过越滋润,光轿夫就有64人。后宫女人本已不少了,可是他意犹未尽,不断地选民间秀女以充实自己的娘子军。杨秀清一看秀全就爱这一口,就希望两个人搞一下专业分工,秀全独居深宫,外事有秀清处置,结果,两人闹崩了。天京事变发生,自相残杀,血流成河,士兵们也不信拜上帝教了,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事变之后,秀全瞧着谁都像野心家,结果达开赌气出走,当时的永安五王,最后只剩下秀全孤王一个了。无奈,秀全开始提拔年轻人,陈玉成与李秀成遂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两员虎将。稍后,族弟洪仁玕来了,提出一个崭新的建国方案《资政新编》。奈何上帝没了耐心,已经不打算给他们实施的时间与机会了。而且,即使上帝有这份好意,我不知这些农民与烧炭工人组成的太平天国政府能把它实施到一个什么水准。

    据《李秀成自述》载,后来的天王经常说“天话”了,所谓的天话大约总是些“朕之天兵多过于水”的昏话。后来,士兵们都饿得开始吃老鼠了,秀全却因泡女人而身体大亏,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天王也吃不饱肚子了。1864年6月3日,天王撒手上西天,算是最后投入天父天妈之怀抱了。太平天国运动就这么运动完了。

    史书上经常可惜这场运动,说,如果杨秀清不是卧在秀全身边的野心家,如果石达开不是那么小肚鸡肠赌气出走搞分裂,那么,太平天国就不可能失败。我听了不知应该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秀全成功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你说,秀全成功后会变成朱元璋呢?还是会变成道光?或者其他什么?我说不准,所以就不说了。

    【三】最后的道德评价

    法国学者Raymond.Around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说:我并不否认一场会议里的桌子两边的人有其一定程度的对立,我只是认为,你不可以因为他们有某些观念和见解,就把他们一分为二,说一个阵营是善的化身,属于未来,代表理性;一个阵营是恶的化身,属于过去,代表迷信。这里引用老外的话,似乎不太恰当,但我想借此说明我的观点,很痛苦很矛盾的一个观点:

    理论上我认为,农民与地主,农民革命者与封建统治者,农民领袖与地主领袖,只是阶级对立的双方。前者不是善良的化身,同理,后者也不是恶的代表。

    但是感情上,我却始终站在农民一边。我是一个农家女,还是一位高校教师,出身及职业,都会加重我的这种感情倾向。现代人基于理性及人道的常识,大都反对以暴易暴的农民运动,但是对于长期有冤无处伸的农民,对于一个长期受迫害受压榨的群体,他们除了在被逼无奈时个人铤而走险、群体结伙造反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没有别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的结果呢?几千万的生灵惨遭涂炭!历史重新开始,悲剧继续轮回。薄薄的历史书里,你是否能听到千万个孩子哭喊着找妈妈的声音?是否能体会到千万个母亲呼喊儿女的撕心裂肺之痛?是否能想象出白发老人倚着村边老树等待儿子回归的情形?更关键的是,这些哭喊和揪心之痛像连续剧一样,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为什么,生命的尊严与价值,生活的幸福与安全,离中国农民那么遥远?作为学者,反思这一切,既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责任!

    中国农民在路上行走了千年复千年!

    农民及农民起义,是我们心头的千年之痛!

    爱之痛,恨之切,前面的文字,可能会有峻急之处,希望诸君能够谅解。直到今天,我所有的亲人,都还生活在乡下。让我们祝福他们吧,中国农民的幸福,就是所有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农民的现代化。此外,我们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