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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传统外交文化 八国鬼子进中国
    【一】鬼子的冲撞与中国的变动

    英夷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圣德抚四方的政治理想,所以,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如果不是奕NFEB2在战后的谈判中,与西式文化的代表——英夷有过亲密接触,那么洋务运动就没有来自中央的支持。同样,如果没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地方督抚对西方坚船利炮的亲眼目睹,那么洋务运动同样得不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总之,洋务运动在中国开始了。

    中国的洋务运动只学标,不学本,其结局只能是经济学者所谓的“后发劣势”。问题是执政者只能看到标,看不到本,或者说,他是故意看不到本的。这种忽略,或者说故意,所导致的结局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对洋务运动的全盘否定。这种否定,如果来自英夷,可能对中国人的自尊心有所挽救,可惜的是,它来自我们一向看不起的倭日。最可气的是,小日本还特会侮辱人!试举两例,第一例,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开拔前,老卫就记得把饷银24万两扣它8万汇往自己家中,家中的妻更不含糊,与夫书一封——“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统帅果然没有辜负妻子的期望,平壤之战一开,他与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日本鬼子看到这封家书,视为奇闻,把它当作战利品,弄到自己的教科书里当教材去了。第二例,甲午海战之后,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被小日本拖到本土,停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上,被当作趸船使用了,小日本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永久地侮辱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清帝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其实,小日本用不着用这种办法来刺激帝国和帝国的臣民。甲午战争的结果本身,就够刺激我们的了。别说在此之前日本文化全是嫁接我们的,就是它人种,咱们也向来以为,是咱们的后代。甲午海战前,中国海军舰只数量、吨位和火炮口径,列世界第6,小日本只列到第16,但是战争的结果太不给人面子。犹如阿Q,如果挨赵太爷一个嘴巴子,他肯定心里不怎么窝憋,可是挨小D一个嘴巴子,那心酸就是非同寻常的了。可历史不给我们面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让小日本单独侵我八年,当然这是后话了。但是中国人不能提日本,一提就牙根儿发痒,当是此种心态的折射!

    甲午海战的结局,刺激得整个帝国人心思变。康有为上阵了,梁启超也上阵了,结果他俩都跑了,只有谭嗣同留了下来,“我以我血荐轩辕”,据说谭所受的第一刺激并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给他看的两样东西:一样是X光底片,一件是电子计算机的前身——实用自动计算器。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冲撞会让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最清醒者,义无反顾地扑向那光明之处。谭走向刑场时的底气,除了中国书生那特有的浩然之气外,我觉得,这两件洋玩意儿功不可没!

    维新的失败,再一次使大清失去机会。拒绝机会,就意味着拥抱灾难!

    【二】西方文化强吻中国黄土的后果

    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再一次合法化!合法化并不意味着一切OK。

    如果说战争并没有使得尚不具备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与国土意识的臣民们有所触动的话(反正谁坐天下都一样,做稳了奴隶总比做不稳奴隶强多了),那么,基督教深入内地,强吻中国黄土,则与中国传统伦理文明形成了一系列冲撞。(文明是执拗的,当初汉人宁愿舍掉头也不愿意梳满洲小辫,几百年过去了,他们则又变得宁愿舍掉脑袋也不愿割下小辫,由此可以看出,臣民是很容易健忘的。执拗与健忘成为一个民族的特性,还有什么不可以发生的?)这种冲撞的后果,引来了八国的鬼子,并最终给大清帝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传教士初期接触中国臣民,狂喜,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很虔诚,他们烧香敬佛,叩头如捣蒜。如此虔信的民族,肯定会接受他们的基督教。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的宗教情结,独特而又奇怪,中国人似乎什么都信,他们可以在自己家的丧事中,既请道士又请和尚,即使一个庙里,也可以这厢是观音娘娘,那边是玉皇大帝。当然,臣民自己家里,灶王爷,关帝爷,太上老君爷,每个爷都有自己的牌位。什么都信,说明什么都不信!还有,这种信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主义,或者说糊弄主义。玉皇庙的破败简陋,让人们怀疑,到底是玉皇大帝本人实行了君主立宪不能奢侈呢,还是他的信徒们特会唬神弄鬼;至于玉皇庙里摆的供品,过后更会被臣民们自己吃到肚里。这一切,让西方传教士们迷惑不解。

    表面上,传教士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心思关注,帝国的臣民在入教时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动机问题。洋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以及官府对洋人势力的畏惧,导致中国教民与整个帝国的百姓成为水火不容的两种势力,两种势力不断地磨擦与较量,使得教案频频发生。

    不能不承认,帝国的臣民有点以小人之心度洋人之腹的嫌疑。中国的佛教很善良,中国的道教很清静,中国的儒教很仁爱,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形成基督教的慈善与救济思想及其组织方式。育婴堂专养孤苦的孩子,全免费给教徒看病,天底下哪有这等便宜?鬼子肯定不安好心,所以,有关传教士吃婴孩的谣言,像野草一样,布扎在了整个帝国的黄土地上!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所以能发生,教堂里有成筐的儿童眼睛,他们专门炼制童子眼中的油,用它在寻找财宝时照明,因为童子无邪,所以独具慧眼,这种信念给冲进教堂杀人放火的帝国臣民以不少的勇气与力量。文化上最顽固的力量,其实不在中央,不在政府,而在民间,在基层。从民众心理上讲,政府被洋人推翻,跟民众关系不大,反正给谁做奴隶都一样,大清叫我们剃头留发我们都忍了,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可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不能被打乱,乡俗伦理不能被讥笑。民间有民间的习惯法,洋人的治外法权是对民间真正的统治者——乡绅阶层和族权的挑战;民间有民间的信仰与伦理观念,教徒们蔑祖欺宗的一切行为,让乡人们怒火中烧。基层力量由于基督教文化的介入,被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冲突在所难免,所以,民间开始出现各种反教揭贴,当是意料中事。揭贴上的内容,让传教士与中国教徒胆战心惊:其有中国人习彼教者,经各乡族长查出,不必禀官,公同处死!

    西方入侵者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是个野蛮的政府,他们说对了,但是他们应该知道,野蛮的政府统治下,臣民只有两种:顺民与暴民,而且顺民与暴民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掂根棍子,反了,顺民可以变作暴民;放下屠刀,招安,暴民可以变作顺民。所以,中国民众超越于法律之上与政府之上,视生命为草芥以所谓的族规族法随便处人以各种精神与肉体刑罚,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把政府本身推翻,他们也认为是替天行道,何况区区几个教民几个洋人?义和团把他们认为该杀的人分作三等:一等是“大毛子”,专指洋人传教士等;二等是“二毛子”,专指教民;三等是“三毛子”,指同情大毛子二毛子或者具有同情嫌疑的人。当然了,实在弄不清该杀不该杀,就用升黄表的办法来确认,具体如下: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还有,帝国的臣民们已经发现,天旱久不雨也跟那外国教堂有关,至于铁路、电线杆子、火轮船,哪个不是在毁我风水?

    有了这样的信念与底气,民众被集体动员就为期不远了。义和团就这样迅速成长起来。如果说帝国的军政大臣如杨芳们把英夷当作鬼才用尿盆作抵御工具的话,那么帝国的民众们会比他们的统治者更不堪,他们的招牌就是法术,而且这些法术也没有什么新创意,其版权完全属于《封神榜》《聊斋志异》和《西游记》等几部著作。比如遁地啦,刀枪不入啦,闭住枪炮啦,呼风唤雨啦,飞檐走壁啦,意念灭火啦,一个馒头会生诸多馒头啦,一个砂锅永远吃不完啦。帝国贫民,所有的理想,都带有饥饿后遗症般的幻想。至于打仗,根本不用我们操心,各路神仙都在,一请示就都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问题是天上十万兵碰上了洋法海,张德成最后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呗,国人向来同情失败者,问题是这些失败的“民族英雄”一点也不争气,不但不自杀殉国,还趁乱揩油:张德成携带巨款逃走了。行至某地,要求一王姓盐商招待他。盐商派了两人抬的轿子迎接他,他大怒:“我在天津坐的都是总督级别的八抬大轿,你派两人抬的轿子来,是亵渎神灵!”盐商不得已,只好把关帝庙作为关帝代步工具的八抬轿借来。张德成到了之后,盐商设盛宴款待,张德成竟然说:“饭菜太差,无法下筷子。”盐商忍无可忍,与村民共谋抓住了张德成,众人抽刀出来,说:试试看他是否刀枪不入……咱的“英雄”就这样被人玩完了。至于朱红灯,死的也不怎么光彩,内部分赃不均,被团员们扭送袁世凯,袁世凯当然会送他上天:与各路神仙会合去吧!历史教材上说山东百姓把老袁叫作袁鼋蛋,我觉得,不要随便用百姓的名义说话。要说山东的义和团有此叫法,我倒是相信的,因为袁一到山东,就给一些义和团的首领下了请帖,让他们来巡营表演他们的“法术”,袁世凯的枪,要当场验证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两声枪响后,两个大师应声而倒,毙命。这样的情形下,袁世凯在山东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应该能想到。而义和团特恨袁世凯,也是当然的。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对抗外国势力,结果八国联军一起还以颜色,老太后只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总之,义和团动员的是中国乡村最落后因而也是最保守的力量,这种落后与保守,连袁世凯李鸿章这些保守官僚都看不上。但是慈禧太后在废光绪的时候,没有受到外国公使团的支持,公使团甚至表示同情光绪,不但同情,还帮助康梁逃往外地,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切导致老太后在自己的棋盘子上走了最臭的一招:利用义和团,给洋人点颜色看看。

    老寡妇的羞恼与义和团光棍们的非理性结合到一块,出产的当然只能是怪胎了,这导致我们的历史教材在讲述义和团时,处处尴尬:义和团没有可歌可泣至少能提溜到台面上的头领;没有理性的纲领,哪怕就是洪秀全的那种中国乌托邦理想与洪仁玕那种来不及兑现的空白纲领也没有;他们倒是杀了几个洋鬼子,可他们杀的中国人更多,朱红灯有时一天能抢劫三个村庄。当然了,义和团也想把自己的势力做大,更想把江山打下来自己坐,可他们没有篝火狐鸣,甚至也没有李自成“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够找闯王”那样的好汉歌,他们就会唱两句摇滚:义和团,为了王,今年的棒子长得强!也就是说,义和团要是做了王,玉米棒都能长成特大个。玉米棒长得个大,爆米花的都高兴,问题是全国人民总不能天天围着那卖爆米花的转吧。至于棒子面,大家可能也不怎么稀罕,义和团只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在叫唤罢了。

    义和团上了前线,清朝的高官们也开始装神弄鬼了,御史徐道现上个折子,言:洪钧老祖已经下令让五条巨龙去守大沽,不劳我们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外国的军舰一定都会自行沉没。还有一位御史陈嘉言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传达上天意旨的帛书,说:帛书已经预言:外国当自行灭亡!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是洋人把“颜色”都还给老太后了——老寡妇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话怎么听怎么觉得是老寡妇在跟全天下的男人套近乎:量寡身之体力,结男人之欢心!老寡妇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颜色肯定红红白白的,特好看!

    老寡妇拍拍屁股死了,留下一个烂摊子,不管了。历史大人物大都有这个毛病,清妖围困天京,洪秀全说要上天给大家叫十万天兵天将来,可他一上天,就再也不回来了;袁世凯,当了几天皇上,就得了肾病,好像是尿不出来了,要不咱们就洪宪了……

    历史大人物们都是有头没尾的,但是历史总是有头有尾的,一集一集,续到了如今。你问续到第几集了,你问我我问谁?辛丑年与甲午年,辛亥年与甲申年又有何区别呢?反正六十年一甲子!什么都会走开,什么又都会回来!拉丁美洲孤独百年了,我们总不能弄个千年孤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