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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传统外交文化 英国鬼来了
    怕鬼,鬼就一直来叩门!小鬼走了,大鬼来了!

    【一】英王特使出使中国

    1793年6月18日,英王特使马戛尔尼与英国公使斯当东,率领一支由5艘战舰700余人组成的庞大的外交使团,经过海上9个月的行程,终于摸到了东方第一大国的门口。使团的规模当然不小,但是比上咱郑和出航的那架势,他们还是差远了!

    英王特使此行的任务,一、祝贺乾隆老头80岁的寿辰,二、与大清帝国互派使节,并签订两国贸易协议。

    东方第一大国,与西方第一大国,在一开始就发生了误会。西方第一大国知道自己不是葡萄牙西班牙更不是荷兰那小鬼,而是堂堂的日不落大帝国,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大不列颠帝国,所以,它来与东方第一大国友谊来了;而东方第一大国,千百年来的经验告诉它,又是一个远方的蕞尔小国一心向化,前来朝贡了。朝贡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史无前例,激动得乾老头破例准许他们从天津入口,虽然入口时前头的清兵在自己的船头高挂起了“英咭唎贡使”的小旗,但东方人把客人当饭桶来招待的豪华的赐宴,让西方客人目瞪口呆:东方人太热情了!乾老头为了迎接英国特使,把每年例行的木兰行围都给取消了,他要在避暑山庄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西方人从饭菜里看到了希望,但是随后有关拜见仪式,让东道主与远来的客人之间发生了不快。闻听拜见大清皇上还得学那荷兰人的小样儿,跪下用鼻子碰地,英王特使,这个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就不乐意了:尽可能地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但是坚决反对去做任何把英国解释为中国的藩属国的事情。以额触地,影响他所代表的对等独立国国王的荣誉。如果非要叩头的话,他希望大清帝国派一位与他同等级别的官员,向英国国王与王后的肖像行使同样的礼节。

    大清当然不干!从来没有这么丢过人呢!

    大清官员问英特使:那你们是如何向本国国王行礼呢?

    马戛尔尼说:一足跪地,一手轻握国王手以嘴吻之。大清官员一听就麻了,算了算了,一足跪地尚可,亲皇上的手就免了,还不够麻人呢。现在咱们的官员们,都学会麻人了,不管对方是黑鬼还是白鬼,也经常地抱一抱,有的还贴个脸,麻倒!但是那时的大清帝国绝不会接受这个。

    8月13日万寿节,乾隆皇上接见了马氏一行。接见完毕,慈祥的老皇上赠赐给对方诸多礼品(原来的那群丐帮小弟图的都是这个嘛),大清官员就暗示他们:该走了。

    马戛尔尼以为事情才开头,没想到主人却宣布结束了。无奈,只好摊出了自己的鬼主意:我们国王的意思,我就不用回去了,要留在北京,为国王代表,两国间有事,我就代表英王与贵政府交涉,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派使臣到英国,我们更为欢迎,所有船只,均可由我们代办。

    英王特使这些意思,让我想起了永乐特使郑和。只不过,人家的特使是个硕士,我们的特使是个阉人。但两个特使在某些方面是类同的。那些蕞尔小国出使中国,都由郑和代为接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英王特使要接送我们大清帝国的使者。可惜一番好意,我们读不懂。

    马硕士当然不甘心就此结束,写出一个说贴来,要求贸易自由,税目公开,洋人在中国犯法,不要实行株连政策等。乾隆逐条批驳,中心意思就是:想得美!

    马氏灰溜溜地走了。马氏估计没有想到,中国史书中对他的记载,不是单膝跪地的。《清代野史》卷一《外交小史》篇《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中记载:大清皇上本是可怜英夷使者,觉得他们地处荒远,不识天朝的礼制,所以特准他们不用三跪九叩,可没想到英国使者目睹天威后,吓得情不自禁地就双腿跪了下去……我觉得,对一个挨了打尚说儿子打爹的具有阿Q情结的民族来讲,这种记载确实是正常的,就是记载马氏一行在乾隆面前吓得尿了裤子,国民们也可能相信的,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嘛!

    马氏走了,1816年,英王特使阿美士德勋爵又来了,带600多鬼子。嘉庆不愧是乾隆的儿,知道英鬼子不操好心,干脆给他来个下马威:赐宴!吃大清皇上的赐宴,就得行以额叩地的谢宴礼,阿特使当然不干。特使不跪,理藩院的外交部部长和世泰又不敢据实奏报,结果,嘉庆帝在圆明园摆足了小样等着英使来拜,英使与英副使却拒绝进宫。大清皇上谁受过这等鸟气(嘉庆之后的大清皇上,一个比一个受的鸟气多,但那已是后话了),嘉庆一怒之下,驱逐阿特使一行。阿特使回到英国,给英王提供三条对付中国的办法:一、武力强迫中国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二、绝对服从中国所制定的一切制度;三、根本放弃交往!

    阿特使的三条路,让我听到了历史深处的一声叹息:悲剧,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可以说,西方文化来到中国,中国先后有过五次机会,但是大清王朝没有抓住这些机会,所以,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周宁在他的《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使机会变成灾难!此话真是振聋发聩!

    【二】清朝收缩的对外政策

    有清一代,对外政策基本是缩头乌龟似的,明朝时还派郑和去外头拽了七拽,可怜大清王朝一次也没拽过,犹如现在的年代,做官一辈子却没去外国拽过一回一样,小可怜儿一个!

    中国的防范外夷规定,好多都形同虚设,惟有番妇不得入省这一条,是执行得滴水不漏的。

    不去外头拽,也不让外头人来咱地盘上拽,这就是大清王朝的对外政策。雍正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雍正的乖乖儿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句话,俺不陪你玩,你能怎么着?

    拒玩需要筑堤防,堤防是内外互补式的:既防止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又防止外国人进入中国。贸易仅限于广州的十三行,外国人与中国做生意,与中国官府打交道,必须通过十三行。外国商人不许在广州过冬,冬天一到,都滚回澳门去;外国人不得坐中国的轿;外国商人(仅限男人)在广州必须居住在政府规定的地方,平时不准随意出入,每月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游玩三次,是谓“双规”;中国人不准教外国人学汉文;外国女人绝对不能登陆中国(中国的防范外夷规定,好多都形同虚设,惟有番妇不得入省这一条,是执行得滴水不漏的。洋女人的作风与衣着所构成的杀伤力,在汉儒们看来,比原子弹还要厉害)。至于百姓渔民,政府规定得更是出奇:无官照不得出海;出海必三年内回返,否则开除大清国籍;出洋之船不得超载,500石以上都叫超载;船上用人不得超过28名,超过28名就叫政府起疑;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阿拉伯人在海上遭遇西方殖民者,掂着大刀片子对付对方的炮火,已够滑稽了,我们大清却连斧头也不让百姓多带一把。义和团时代,对付洋鬼子,用的也是大刀片子,所有的悲壮尽在大刀片子上了)。

    对外政策的收缩,背后是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朱元璋那小农,做了皇帝依然是小农心态,生怕海外的张士诚回来抢自己的鸡窝,柴门一上,他才安心;爱新觉罗家虽是骑马家族,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屠杀,让他们猜忌汉人,草门一闩,心里才踏实。这一点,连远在欧洲的马克思都发现了,于百忙之中,也不忘评价中国一句: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三】律劳卑的伤悲及其后遗症

    1834年7月,英王直接任命的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到中国。律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公函通知两广总督他的到来与职守。按清朝旧例,公函应由十三行买办们转交,但是律劳卑希望建立中英两国官吏间的平等交往,直接派自己的秘书前去移送公函,两广总督卢坤当然不敢逾制见夷人,他坚决拒绝接收公函,更拒绝双方会面的要求,并要求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绝离开广州,卢坤遂下令停止贸易。律劳卑调来两艘军舰,清廷更是调兵遣将,律劳卑不得不撤兵。回到澳门的律劳卑悲愤交加,一病不起,10月份,上任仅3个月的律劳卑去世。同行的妻子与四个未成年儿女,抱着亲人的骨灰撒泪回家了!

    1834年11月,也就是律劳卑去世一个月后,64名旅华英商上书英国国会,要求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封锁中国沿海,逼他答应通商。随后,英国一些商会也陆续提出类似的要求。在此前后,已有英国人在中国沿海进行军事侦察,1835年,对华作战方案就送到了英国外交大臣手中。1837年,英国外交大臣致信英国海军大臣,要求他派舰前往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这些国家商业至上,中国明朝全面禁海时期,谁造船就是犯罪。而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却鼓励民间造船,规定:凡建造100吨以上的船,都可以免费从皇家森林砍伐木材,不必付任何费用)。清朝的闭关锁国,在商业利益至上的英国人看来,是“对于人类天赋权利和对于国家权利的首要原则的无理迫害”,“中国人拒绝同欧洲商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是“蛮不讲理的商业上的限制以及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在这么一种文明与价值观的大背景下,他们当然敢公然叫嚣了:“为了把欧洲文明的精神打进中国人的头脑里,毅然拿起武器与中国人相见!”1838年,英国舰队闯入中国海域,为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与中国两江总督的谈判制造压力。19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英国政府终于有了借口,鸦片战争开始!

    【四】有关鸦片战争的文化思考

    1.政府禁止鸦片,鸦片何以源源不断地流进中国?

    看看西方鸦片贩子的记录,你就会明白,中国的海关形同虚设,西洋人早就知道什么是中国的特色了——贿赂!贿赂,让他们的生意顺手极了,中国海关官员为了分肥,甚至暗中鼓励鸦片贸易!像那个邓廷桢,据说就肥得不轻!那时的广州百姓还给邓编过民谣,唱的就是邓掂着家伙为自己捞钱的形象!除此之外,远在北京的军机处与内务府都参与海关分肥。

    2.中国人在吸毒的时候,都有一种大国风度。

    中国人至少能把吸食鸦片弄成一种境界:躺于烟榻之上,架支烟枪,吞云吐雾,赛过神仙!当时全球包括英国人在内,都没有像现在一样意识到毒品的危害,所以鸦片贸易在全球没受任何限制,之所以能在中国泛滥成灾,中国上至慈禧下至百姓都喜欢吸食鸦片从而在中国形成一个广大的需求市场是其关键原因。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劳工遍布各地,鸦片吸食大都是这些劳工带过去的风气。墨尔本居民反对华人登陆本土,美国的排华法案都与此不无关联。所以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是鸦片导致了中国的衰弱与腐败,还是中国的腐败与衰弱给了鸦片泛滥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鸦片的泛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毒的国家,而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其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至于英国,1868年制定了《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了一般性限制,直到1914才真正禁止鸦片。事实上,当中国鸦片正泛滥的时候,英国的海岸缉私队也没闲着,英国男人长期嗜酒,所以英国50艘快船6000名缉私队员在英伦三岛周围忙着禁酒呢。在白兰地与鸦片面前,英国人选择的是前者!鸦片找中国人,白兰地找英国人,各选各的意中人罢了。

    3.禁烟的时候,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曾经给英国国王写过一封信,也是大清历史上惟一的一封外交信吧。林钦差在信中吓唬英王说:天朝之所以臣服万国,当然有想象不到的神威,日后不要说没有预先警告之。对于外交的无知,或者说,对于近代外交规则的无知,让我们的民族英雄无端多了几分滑稽。这种滑稽,在随后的中外接触中,随处可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是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英商安德鲁说:一般的看法,对于中国的实力的估计是错误的。不管过去是怎样,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国家,只靠着有系统的谎言、妄诞的谕旨、人民的愚昧来维持……对其勇敢地使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传教士郭士立说:英国的一只护卫舰,就可以击溃中国海军的一千只兵船!

    4.美国医生伯驾,同情于林则徐昧于世界地理的现状,准备送给林则徐一些有用的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但是林则徐的属员们提出了一个礼仪问题——要送给俺们东西,可以,请先写一份请愿书!伯驾恼了,算了,这礼俺也不送了!中国与英国开战,基本上属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状态!禁烟过程中,中英发生七次武装冲突,甚至有些冲突纯粹是中国水师昧于西方战争游戏规则而引起的,比如关天培带水师出巡,他的船上照例挂着红旗。西方奉行的是白旗规则,所以英国指挥官一看,以为是中国挑战,先下手为强,不由分说,炮弹就朝着中国水师飞过去了。七次武装冲突,清政府得到的战报却是七战七捷。有些冲突,看英方记录,无一人伤亡,可中国方面得到的战报却是夷人死伤多少云云。有人说了,中国方面把水上漂浮的帽子也当人头来数了,或者连帽子也没有。比当年明朝把总王望高出击中国海盗,在菲律宾土著手中购买人头冒充战果还要不如。总之,七战七捷的战报让大清史上最朴素最节俭的道光皇上一下亢奋起来:给我全面禁关,我看英夷再牛!

    5.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内部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呼声。相反,反对的呼声很高,有人认为,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歹毒。有人认为,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还有人认为这场鸦片战争,是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史书上,那个前来与林则徐交涉的、发动鸦片战争的英中联络官、英国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本人,却是一个鸦片贸易的极力反对者。事实上,他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在中国的历史航向,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他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为此,英国的鸦片贩子对义律通通没有好感也就不足为怪了。遗憾的是,那时的英国,是民主国家,英国报纸上,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过,大约在1∶5,禁烟法案在英国议会里当然也就通不过了!也许,这就是民主的坏处?也许,中国由此发现,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中国的民主就一直被统治者搂在自家的被窝里。林则徐可怜,鸦片战争一开始,就被充军流放了;义律同样,被维多利亚女王戏称为“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最终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充军新疆的林则徐如果知道自己当初的对手义律如此下场,心里可能要好受些:哥们儿,好歹也算给我垫了一个背!

    6.义律来到中国,希望直接见到大清国的督抚们,如与他们建立直接的平等的外交关系,那么,他将成为中西关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第一人。但是,当时的总督邓廷桢不但拒绝见义律(中国官员谁也不敢见鬼子,民间百姓卖菜给夷人,都叫私通外国呢),甚至拒绝义律的所有请愿。一句话:中国政府不给自己机会,历史也就不给义律机会。义律失去的是仕途荣耀的机会,中国失去的是与世界接轨、同步的机会。拒绝机会,就是拥抱灾难。义律交涉无果,致英国外相巴麦尊:欲得对等之权利,惟有诉诸武力!如果一个政府能被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我想用河南内黄流行的一句话来概括此时的大清王朝: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

    事实上,清王朝喜挨整砖的精神,鬼子们先后都知道了。1897年,德国占领中国山东后,俄国外交大臣穆拉耶夫就建议自己的沙皇占领中国大连,他是这样说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和威力,在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所以,近代俄国动不动往我们这边砸砖,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我们这边心里却是没谱的!

    7.林则徐禁烟时,要求义律等代表夷商与中国签订一个永不夹带鸦片的甘结,也叫保证书。林则徐不知道,自由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西方的政治生活,不像咱这边,你想代表谁就代表谁。更何况这么一签,还不只是个名义上的代表,而是把其他来华商人的脑袋全都抵押给中国政府了。义律他们没有这个胆,更没有这个权。义律解释说:依我国法律,别说我没这个权,就是我国国王,也没这个权。当然,英国当时还没有鸦片贸易限制,也就是说,若英国人都喜欢吸食鸦片,那谁也没辙。问题是,那时的整个中国政府对议会与自由主义的理解,相当于一头猪对人类丰乳肥臀的理解。义律说英国商人不必也无义务听英王的号令,林钦差马上认为,义律自己不听国王号令,居然还诬陷国王号令不行,大大的不忠啊。所以,当义律等人拒绝在甘结上签字时,林钦差当然生气了。林则徐再生气,起初也想把合法商人与非法商人区别对待,可道光一听,不耐烦了:管他好鸟坏鸟,一律赶出国门,关门大吉。

    问题是,中国把英国视作灾害,英国则把中国视作宝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这么多小伙子前来求婚,有献花的,有单腿跪地行骑士之礼的,有以额扑地求姑娘可怜的,无奈老姑娘坚决不上任何人的轿。“求婚”者的耐心,也快到头了,胆大者力勇者,迟早要把老姑娘抱上轿的——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

    1840年4月,英国议会里整整吵了三天,最后是271票对262票,战争通过了!在此之前,中国经史学者,四品官太常寺卿许乃济的一个奏折——《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也引起了道光君臣两年零六个月的辩论。辩论结果,林则徐乃最佳辩手,当上了钦差;许乃济乃最差辩手,官降六品,去职退休。而英国议会里那262个辩论没占上风的人,英国史书既不会羞辱他们,英国国会更不会踢走他们。他们可以继续在国会里吵吵,他们不会因为所谓的言论错误及所谓的言论背后的道德而嘴巴被封!中英国家实力之对比,也许就在这些差别中。历史智慧就在这些看似不重要的细节中,问题是,这些细节却老被我们所忽略。中国后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也可以追溯到这些差别中。这些,也是经济学者后发劣势理论的基点!

    8.1839年7月7日,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关注的一天,这一天,英国水手买酒时,与中国百姓林维喜发生冲突。结果,林维喜被打死。按中国的法律,很简单:杀人抵命!而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一再宣称:世界各地任何英国公民都有权得到政府的保护,不能把侨民交给当地的“野蛮法律”审判!这一点,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反差太大了:中国政府认为,商人是贱民,华侨多无赖,在外头没了命,也是活该。即使侥幸没死,出海三年未归,国家就不要你了,爱上那儿上那儿,爷这里不要你了。义律当然要按照英外长的精神做事,拒绝交出打人凶手,事实上是群殴,中国政府让他交出一个来抵命,这一个还真不好定。最后,他自己弄了个法庭,亲自审讯五名打人凶手,判他们交罚款,监禁了事,同时宣布,这些人要住英国的监狱。英国的监狱可能舒服些,这个我信。现在叫我住监狱,我也愿意选择英式的而拒绝中式的。总之,林维喜案件的磨擦,为日后英方要求领事裁判权埋下了注脚。

    治外法权,中国政府觉得委屈,西方人也觉得委屈。凭什么当官的一句话,就可以拉出去斩了,连个辩护都没有?中国政府认为,官老爷一拍惊堂木,再打嫌疑人几板子,就全妥了。法律规则不同,战争规则也不同。比如林钦差的全民皆兵术——林钦差悬赏居民:俘获英船一艘赏银十万,破坏一艘赏银三万,活捉义律赏银五万,提义律人头来见,赏银三万,俘杀白夷五百,俘杀黑夷三百(呵,中国人也知道黑夷便宜些)……尽管中国百姓们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一个人能发笔这样的小财,但是英夷政府不愿意了,斥责中国仍然把“消灭生命作为战争的目标”。他们不知道,中国最漠视的就是生命,这是中国的传统。从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降卒四十万到满洲人入关所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从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再到满洲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政策的推行,我们都可以看出,不重视生命、不重视生命质量,乃是从政府到民间的主旋律思想。这一思想解我一惑,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漠视生命,漠视生命的质量,才导致中国人口的过分膨胀。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重视自己与子孙的生命与生命质量,就不会过度生育了。这种过度生育让初识中国的葡萄牙人谣传:中国女人每月都要生孩子,一胎可以生五个(范礼安《论中国的奇迹》,参见裴化行之《利玛窦神父传》)!葡萄牙人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是,凡有钱有势家的男人,可能每月都有老婆给他生孩子,或者,同时有五个女人给他生孩子!与中国相反的是,西方强盗最在乎小命,比如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的康沃利将军在约克镇向华盛顿集体投降。本来康将军想跑来着,可是一看跑不了,就写信投降,很有大将风度嘛。大事不好,赶紧逃跑,逃跑不得,就赶紧投降。

    规则的不同,导致误会不断。比如鸦片战争开始前,英方按照西方的战争规则,要向中国下宣战书,奈何中国政府只接过周边蕞尔小国的朝贡信,只遭遇过周边游牧民族的偷袭,哪里领教过这种骑士游戏?所以,当英方为了羞辱林则徐而故意选择厦门作为递交宣战书的地点时,更滑稽的事情发生了:英方派小船悬挂白旗,前往厦门港口递交宣战书,可中方不知白旗是什么玩意儿,正如鬼子不知道关天培的船上挂红旗只是指挥船上的一般仪帜一样,中方开火了。如是三次,英国人的宣战书自始至终没有送出去,可他们不愿意如此不文明,最后把宣战书放到了酒瓶里,希望它能漂到中国政府手里。

    9.战争初期,中国一直是捷报不断,关键的是,宁波地方当局还把一个捉到的夷妇传为英国女王的妹妹。这点我信,因为大明的海上剿匪英雄朱纨在自己的剿匪战报中,汇报说自己逮了佛郎机(明朝那时候还分不清葡萄牙与西班牙,只好统称佛郎机。葡萄牙占了马六甲,明朝就又分不清马六甲与佛郎机了)的三个国王——马六甲国王的弟弟、儿子,还有孙子!可葡萄牙当事人达-克路士在《中国志》里记载说:中国军事长官找了个四个比较神气的葡萄牙俘虏,要求他们假扮马六甲王。而且,他们俘获的衣物中,有一套衣服据说是马六甲王的,他们马上要求照原样再做三套,让四个葡人穿上。同时把捕获的百名中国人全部杀掉,只留下四五个人,让他们来证明那四个神气的葡萄牙人是马六甲国王。这样,朱纨他们得到的奖赏将更多……总之,历史在重演,蒙骗在继续。道光皇上被糊得特高兴。但我想,道光肯定很纳闷,捷报正频传着,怎么英夷就打到了天津?道光还不算太可怜,打到天津,就不给你假新闻了,还算够哥们儿。像李煜、陈叔宝那些爷,人家打脚底下了,才知道的。

    10.有关战术问题。对英夷的坚船利炮,关天培开始演出三国演义里诺葛亮那一套——疑兵计!他命令士兵们围着炮台后的小山不断地转圈儿跑,以造成增兵无数的假象,英夷起初不明白我们在干什么,等明白后,他们哈哈大乐。不怪关壮士,因为英夷用的是近代武器,不需要三国里的计谋来辅助。可惜的是,技术不够道德凑,似乎是我们最盼望的结果,就像体制不好就盼望清官一样,实力不行,关天培只有战死。他的死,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敬,他们以小炮代替礼炮,为关天培的尸体送行——“对一个勇敢的仇敌表示尊敬”!如果说,关天培的疑兵计让人感觉可笑的话,那广州参赞将军杨芳的尿桶计就让人可气了——杨芳看到英舰英炮如此邪门,认为他们可能用的是妖术,所以他要以邪避邪。什么最邪呢?不知这位被封作“果勇侯”的老名将怎么想的,反正他在广州城遍收女人尿盆,弄到木筏上,让尿盆口集体朝着敌人的大炮方向。中国女人在中国的主流思想中不是好东西,那尿桶更是不堪了,谁知道西夷并不怕咱们的尿桶阵,所以杨芳大败,不但丢了炮台,还把恁多尿桶也丢了。时人有诗赞曰:

    杨枝无力爱东风,参赞如何用此功?

    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昔日的“丑夷”在鸦片战争后变成了“贵国”,昔日的“上国”开始不得不争取“敌国”(地位势力相当的国家)的待遇。

    杨芳虚报战功,皇上就传谕嘉奖他:畅晓军务,先声夺人!皇上哪里知道,他的将军已是臭声夺人了。我觉得杨芳这种战术堪称寡妇式战术,直到解放前夕,中国豫西南还流行一种风俗:抢寡妇!如果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也就意味着随便某个野男人便可以抢你回家,成亲三天之后,男方再上女家送礼道歉,这事就算成了,寡妇虽然可以任人抢走,但是她有一件有效武器,这件武器就是女人的小裤头,最好是月经带,寡妇若当场解下这些小物件对着男人摇晃,男人认为沾上这些亵物就会终身倒霉,因而望风而逃,问题是英国大炮不是咱中国的光棍,不吃这一壶。

    如果说杨芳的战术令人可气的话,那么扬威将军奕经的战术,就可悲了。作战前,奕经听说西湖关帝庙最灵,就去抽了一签,上面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后来奕经又做了一个梦,于是他把梦与签合到一块算卦,最后决定:1842年3月10日四更时分出兵,这个时间便是虎年虎月虎日虎时虎分。战争结束后,英夷对清兵尸体的描述中有如下句子: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也就是说,为了配合统帅在关帝庙抽的签和在被窝里做的梦,我们的士兵,干脆被打扮成了老虎的样子!这种战术若能打胜,倒真是见鬼了!

    11.琦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英夷说出“贵国”、“贵特使”等客气话的大清官员。在此之前,我们都直呼人家为“尔”、“尔国”、“尔等”。我不知道,“尔”换成“贵”,中国政府是什么滋味,但我猜,让一个老男人在酒桌上跟他眼中的所谓儿辈行拳,酒过三巡后,他由“爷儿好”,被迫改为“哥俩好”,“爷”心中肯定不是滋味。其实外国鬼子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满清朝廷统称人家为夷,偶尔有个区分,也是简单的根据外表特征,比如把荷兰人叫作红番,听着像是红薯蛋似的。荷兰国小人轻,红薯蛋就红薯蛋吧,无所谓,可英国人就不乐意了,在《南京条约》中特别加一上条款,一律不准叫俺“夷”。不准叫,俺偏叫,咸丰皇上在自己的手谕中,不但叫夷,还在夷前加个丑字,丑夷;民间义士叫丑夷都觉得抬举了他们,干脆直呼“畜类”。再后来,中国流行白话文了,夷有点拗口,就统统把外夷叫作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