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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传统外交文化 披着宗教外衣的鬼也来了
    历史上,西方传教士一厢情愿地要把他们的上帝移植到中国人的脑袋里,为此,他们付出了诸多努力,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问题是,这边厢的异教徒根本不信这个邪。有人说,中国的土壤,不适合科学的生存;要我说,中国的土壤,同样不适合宗教。中国人什么都信,但是什么又都不信。信鬼,但是更哄鬼,骗鬼,经常给鬼一点好吃的,烧烧香,然后直言不讳地要鬼上天给自己说好话,求吉祥。甚者,中国人自己还会装神弄鬼,闹起义都是这样。陈胜玩篝火狐鸣,张角玩符水治病,洪秀全玩鬼魂附体,义和团玩刀枪不入。

    这种情形之下,传教士即使把上帝弄到中国来,中国百姓也会把它信得面目全非。以我的老家为例。我上大学后,邻居还在游说我加入他的基督教。为了吸引大家入教,他那游说词早中国化了:加入吧,加入了,有上帝保佑,就不会出现灾祸了。比如俺家铁蛋,钻桌子底下把我药老鼠的麻烫(油条)给吃了,铁蛋都翻白眼了,最后我一唱圣母玛丽亚,俺家铁蛋就醒过来了。还有,俺家虎妞走路不小心,掉到一个废井里,拉上来后,发现没伤着一点皮毛,不是上帝保佑是什么?还有,俺家铁蛋拉着牛尾巴玩,牛疯了,拉着他跑了老远,从井口上跳过去,俺家铁蛋也没事,还是上帝保佑着呢……我这邻居说的事绝对是真的,全村皆知,有人亲眼看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但是不少人认为,可能有关系。我们邻村的一个姑娘,在镇里做了阑尾炎,基督徒就找她娘游说去了,她娘一听,加入基督教就不用在医院输液了,省好多钱呢,就全家入了,把姑娘也拉了回来。十几天之后,姑娘发炎到无法治愈的地步,上那边找上帝去了,时年22岁。如果不是这件事,她当年就会嫁到我们村的。如果这些西方传教士知道中国乡下百姓就是这样信他们的上帝的,我不知道,他们那种传教的信念以及殉教的精神,会不会打折扣,更何况,中国史书一直把他们定性为“披着宗教外衣的文化侵略者”。现在,我们就看看他们是如何侵略的吧。

    【一】明以前的宗教文化侵略

    唐朝的时候,就有披着外衣的传教士混到了中国。贞观九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携带《圣经》来到长安,唐太宗毕竟不是纯汉人血统,身上更多的是蛮人那种傻冒精神,不知道夷夏之大防,竟派名相房玄龄亲自带仪仗队到郊外迎接去了。不但待如嘉宾,还把人家请到宫里切磋教义,切磋的结果,傻小子特别下令准其在中国传教,是为景教——古代基督教的一支。

    后来景教受到了佛教的攻击,更受到中国儒生的攻击——当然中国儒生也攻击佛教——认为景教逾过了华夷之线,景教教人不忠不孝。太宗的后人也越来越聪明,夷狄之身慢慢进化得有了华夏之心,华夷之别的思想越来越严重,所以,开始抑制景教了。唐武宗时,下令禁教,景教在中国消亡。

    元朝建立以后,景教再次传入,天主教也尾随而至,基督文化在元朝得到较大发展,这跟元朝统治者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载了忽必烈如下一段话:人类各阶级(翻译者的翻译问题吧,那时候忽必烈就使用阶级概念,太神了)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看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

    从忽必烈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简直是个夷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至于他本人,也类似蔡元培倾心欧美自由一样,倾心于基督教。马可-波罗是如此评价忽必烈的信教精神的:他显然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真实而且最好的,因为他看出这种宗教的信仰者所担负的使命,都是充满着道德和圣洁。

    估计是夷人眼里出美夷,夷人待见夷人,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大都友好对待基督教的传播,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包括财政方面的扶持,甚至有喜欢听教徒们唱赞美诗的呢。同样是夷人,后来的满洲就没这个爱好,估计是完全被汉化了的缘故。问题是元朝的寿命,决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二次消亡。朱家一上任,不但不会准许基督教的发展,甚至连本土宗教也开始限制了。小朱皇上把道教首领张天师的称号降为张真人,认为他们不配称天称师;至于和尚尼姑,热烈欢迎他们还俗!如果不是佛教已经本土化中国化,小朱皇上可能把佛教也要赶跑的。这样一来,基督教再次消亡!

    【二】明中叶以后的“宗教文化侵略”

    明中叶以后,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再次把披着宗教皮的“狼外婆”引来。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狼外婆”是方济各-沙勿略——耶稣会东方巡视员!当他巡视到日本的时候,他发现日本只崇拜中国,为了影响日本的宗教情结,他决定到中国去。1552年8月,他来到广州外洋一个荒凉的小岛——上川岛。沙勿略“决定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但是他没想到,中国无论如何也不放他进入。上川岛离广州30里地,但是大明政府规定:不准中国人出海贸易,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本土,违者处以极刑。自言“为了拯救中国人,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的沙勿略,用200块金币拉拢一个中国商人,中国商人答应带他进广州。中国商人一去不复返,沙勿略苦苦地在岛上等候,没想到,没等到中国船工,却等上了死神。年底,身染重病的沙勿略找上帝汇报工作去了,时年46岁。死亡的时刻,沙勿略可能是幸福的,因为他身边有一位刚入教的中国基督徒,也可能是悲哀的,因为他的福音被中国所拒绝!

    1567年,西班牙耶稣会士J.B.李贝拉来到澳门,他比沙勿略幸运些,几次试图偷偷进入中国境内,但是没一次成功。神父一恼,说出了如下断语:福音只有用武力带入中国!

    1577年,耶稣会新的东方巡视使上任,前来接替沙勿略未竟的事业,这位新神父,来自意大利,名叫范礼安。他准备换个方式进入中国,简单讲,就是用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要进入中国,首先的工具就是:学习汉语!在范礼安向中国学习的精神指导下,罗明坚等传教士在澳门住下来,学习汉语。时间长了,罗渐渐明白,所谓中国的方式,不仅仅是学习汉语,还有很多东西,他们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学完。但是他已懂得“在中国,送些礼,花一点银子,无论什么事情终究都办得到”。在这种花点钱就能办事的精神指导下,他们买通了总督大人家的门卫,买通了知府王泮,最后被准许在肇庆建堂。罗明坚似乎看到了天国的希望,兴奋得写信叫利玛窦快来,来的时候多带些自鸣钟之类的洋货,好给中国的官员们送礼!

    官方得了钱,不吭声了,可中国的百姓没收着“脑白金”,当然不干,教堂建设过程中,就有百姓们往里不断地抛石子。神父们抓住了一个扔石子的孩子,百姓们就沸腾了:看看,他们果然是吃孩童的妖怪!

    为了让百姓们接受宗教,利玛窦们开始宣传他们那半拉子科学知识。众所周知,传教士们的那些科学知识在欧洲早已落后许多,但是对中国人来讲,却又先进许多。自鸣钟、三棱镜,吸引得市民们竞相观看,教堂顿时门庭若市。利玛窦在接待室的墙上,挂了张世界地图,但是他很快发现,中国百姓不喜欢把中国画到东方一角,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而中国应该居于地的正中央。没办法,利玛窦给中国人特制了一张:抹去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的正中央。中国百姓们高兴且满意。直到如今,中国版的世界地图还是这样子画呢。

    利玛窦们希望乘胜追击,直接打到中国的都城,但肇庆知府王泮认为那太危险,建议他们到中国内地游历。当他们游历到浙江绍兴这一文化名城后,他们发现,当地的儒士特别反对他们。而且回到肇庆本地后,新上任的总督大人估计没收到他们的“脑白金”,表示不欢迎他们,撵他们回澳门去。后来,估计是收到脑白金了,又欢迎他们回去。

    其实利玛窦们不明白,中国官员本是无所谓的,最反对他们的,应该是华夏文化那种天然的抵抗力,它表现在中国儒生中国百姓对于外来文化的本能的仇视与敌视!

    如果说百姓们的仇视与敌视只在于把天旱不雨等自然现象归罪于传教士们对于中国偶像崇拜的抑制的话,那么中国文人学士的仇视与敌视就可能是同行相轻了:传教士们有的是钱,他们光办教堂还不算,居然还开办学院。文人学士们开始联名上访了,揭露传教士搞的都是“邪教”,适合他们呆的地方,就是堡垒与监狱,或者干脆处死。问题是“信访办”接了传教士的银子,表面上发个“绿头文件”限教一下,实际上睁只眼闭只眼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办法,自费出小册子,散与民众,号召大家起来抗教。当偏执的知识与愚昧的民众结合起来,教案的发生,就不是偶然的了。

    教案频发,不只是文化的冲突,不只是文化既得利益者们的偏执,内中还有个文化误会。比如利玛窦在1600年获准进京上贡,起初一切挺顺利,可是他们随身携带的耶稣受难十字架让中国人想到了中国特色的蛊术。这一蛊不要紧,成了他们谋害万历皇上的证据。无为而治,长年不出宫上朝的万历皇帝也没想起要他们的命,他太喜欢传教士给他进贡的那些西洋玩意儿了,比如自鸣钟。自鸣钟若不会打鸣了,谁来修呢?看来传教士们还是有点用的。

    但是会给皇上修表,修历法,也挽救不了传教事业,当然,也挽救不了日落西山的大明。利玛窦老了,大明也老了。利玛窦死了,大明也进入了自己的回光返照期。进入回光返照期的大明开始接纳传教士了,但是这种接纳只是一同进入天国世界。南明小朝廷里,太子、太后们都接受了洗礼,而给他们洗礼、效忠明室的传教士也被清兵削去了脑袋。历史就是这样喜欢捉弄人,他给你一根棒棒糖的同时,也会给你当头一棒。

    汤若望没有追随南明,他选择了留下。他的科学素养——给农业为本的朝代制造历法,使得他成为新王朝的钦天监监正!

    钦天监监正,它应该相当于国家天文馆馆长兼历法局局长。这个位置,会有人仇视的。仇视,可能是中国官僚文人的常态,就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些婆娘们互相仇视一样。汤若望在顺治那里太得宠了,小汤同志以自己的男人之身,不但能直入顺治的寝殿与他促膝长谈,顺治帝还经常跑到小汤那里喝茶聊天,1656年至1657年,短短的一年中,顺治居然跑到小汤那里24次之多。两个爷们这么亲热,其他娘们纷纷表示不乐,上书劝阻,顺治只好少去,但两个人私下里还是你想着我,我想着你,爷的大红灯笼依然挂在小汤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有爷罩着,大家只好憋着,等爷染上天花一死,就有人出手了。出手最狠的,当然还是我们汉人,汉官杨光先,安徽老俵。

    杨光先知道,要把传教士门前的灯笼射下去,不发毒箭是不行的。他写了篇《请诛邪教疏》,发出三支毒箭:

    1.内外勾边,图谋不轨。(这一箭厉害,谋逆,属于株连九族,十恶不赦之列。)

    2.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这一招也毒,不愧是孔子学生,孔子就是这样对付优秀民办校长少正卯同志的。)

    3.新历上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这婆娘好歹毒,我曾经在知识分子一章里说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争宠邀媚的特性,而且争宠时无所不用其极,比娘们还娘们,我们一直以为,玩文字狱都是统治者们的手腕,看看杨光先的奏章,就可以明白,在这方面,文人们才真正是统治者的老师。)

    杨光先的毒箭,导致年老结巴无法答供的汤若望走向了审判台。审判的结果,初审时是绞刑,终审时改为斩首。但是宣布完结,北京突然发生地震,上帝显灵,救了他忠实的仆人汤若望,中国人再牛,也不敢跟老天爷牛,汤若望小命终得一留。

    杨光先也没算白忙活,虽然没有把汤若望的人头射下来,但是小汤门前的大红灯笼还是被射下来了——小杨本人被扶了正,当上了钦天监监正。问题是新监正不会“生育”,好不容易产下一儿,也是个弱智——制订的历法漏洞百出!他自己也感到与天象不符之处甚多,遂上书说自己有风湿痛,弄不好,请求懂行的人来弄云云。康熙亲自关注杨光先历法与洋人历法的测验,结果发现洋历俱准,杨光先制订的历法错误百出不说,还一再嘀咕传教士们的坏话,康熙一恼,罢杨光先。小杨同志死在了回老家的路上。大红灯笼又挂回了原地——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正。南怀仁一上任,首先想到的就是拔乱反正——他要给汤若望平反昭雪(中国历史,似乎就是在不断的冤狱诬陷与平反昭雪中轮回的),康熙英明,亲自关注这次平反,结局是: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的名誉称号,补助白银524两,重修坟墓,康熙亲自写祭文,后来刻到了汤若望坟前的墓碑上,这可算是古今中外最高的平反待遇了。碑文中有两个词我记得特别清楚:鞠躬尽瘁、永垂不朽。这让我产生一种今夕何夕的恍惚!

    历法的胜利,并不是基督徒的胜利,相反,它是对基督徒的一种讽刺,康熙对洋教士的喜欢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为我所用!这导致南怀仁不但主要任务是制订历法,还兼给康熙制造大炮,做康熙的军事专家。如果说中国执政者对世界无知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地球那一端的教皇对中国更无知,康熙对传教士的宽容与扶持,让他们以为收获的季节到了,而耶稣会士尊崇孔子的中国化的传教方式也让教皇同志生气,所以地球那端的教皇发出了指令,并派来了使节,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祭祖,挂祖宗牌位;禁止礼拜堂里挂青天字样的扁额。康熙一听,呵呵,比我还牛?全给我禁了。当然,老实的,可以在这儿留着。雍正、乾隆以后,统治者继续执行康熙爷的政策。1838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最后一个传教士钦天监副毕学源去世,整个中国,西方传教士的时间再次沉寂!

    从1552年沙勿略登陆中国的上川岛,到毕学源1838年在北京去世,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基督徒们的传教事业,有点类似阿Q临终前所划的那个圆: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这就是历史的恶作剧!历史要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