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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传统外交文化 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简说
    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外交观念与外交方式,其实就是它自身的一个文化符号。如今,全球已渐趋一体化,文化虽然还具有各自的特质,但外交规则,或者说游戏规则,基本上全球大同了。大同之前,中国奉行的是自成体系的传统外交——朝贡外交。这种外交建立在“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的朝贡制度(或曰朝贡体系)之上,所以人们把它叫作朝贡外交。这种外交模式的目的是“际天极地皆王臣”,其后盾是强盛的国力,其实质是政治上的招徕及利益上的诱惑,其表现方式是朝贡一方“称臣纳贡”,另一方,也就是宗主一方“册封赏赐”。前者降格以求,得到的是比通商还要安全保险的高利润,后者高高在上,用沉重的财政代价得到政治上的虚荣与心理上的满足。双方基本上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事儿。只不过,站在纯经济的角度,有时候我们分不出谁是周瑜谁是黄盖罢了。

    中国传统外交的基调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声闻于外。

    “朝”与“贡”合在一起使用,始见于班固的《汉书》,内有“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朝贡外交起于汉时。相反,中国的朝贡外交由来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话时代。相传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前来朝贡,比如《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中国古代文献中,与“朝”、“贡”相近的词太多了,“献”、“奉”、“贡献”等不一而足,所以,虽然西王母亦男亦女亦人亦仙亦母系氏族首领抑或男系氏族首领等身份方面的迷惑我们难以确认,但是中国朝贡外交起源甚早当是确切的。它应该起于先秦,规范于秦汉(范晔的《后汉书》里,“朝贡”一词数次出现),成熟于隋唐(朝贡此时已成为专用语),明清时期,朝贡外交走向制度化(此乃费正清先生的观点,中国有些学者不以为然,认为应该远在明清之前)。

    中国朝贡外交的立足点是际天极地皆王臣,际天极地皆王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么一种观念下,导致中国的统治阶层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国际主义或曰世界主义的眼光,也就是说,凡是天地间所能出现的人,都是华夏的子民,凡是天地间所能看见的地,都是中华的田园。用现代一个术语来概括,叫“通吃”。这种立足点有两个根基:一、中华是世界的中心,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这就导致华夏统治者在要求外夷臣服朝贡的同时,怀了一种与近代西方殖民者截然相反的心态:自视优越,对夷狄之邦那是悲悯慈善示柔情。心态决定了手腕或曰方式,所以中国朝贡外交的基调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备有武力却轻易不用,当然偶尔一用,至于用兵不行(比如大宋一代)也并不影响宗主一方的优越心态:野蛮之邦,进化落后,向往华夏文明,却又不知如何对它臣服,咱们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如果世界真的只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华夏乃中心、周边小夷拱环中土的话,那么中国的这种传统外交倒是十分令人向往的,老子的那种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倒可能实现了,全世界到今天,估计还正在什么康乾盛世里打盹儿。可惜的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一厢情愿,所以当我们愈来愈坚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世界则发现我们只是文明中独特的一枝时,我们正舒服地打盹时他们则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了我们。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明白这触角跟以往的夷狄小邦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近世以来的外交舞台上,我们闹出了诸多国际笑话。当然,这些笑话我们笑不出来。因为当西方按照他们那一套游戏规则,试图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时候,他们收获到的,只有来自中国政府的无知和傲慢;而中国政府,最终也为自己的傲慢与无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交出了巨额的学费。时至今日,当我们用现代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外交的时候,心中的感慨是比较复杂的。每换一个角度,就多一重感慨。

    【一】站在政治的角度看朝贡外交

    传统中国政治,首先讲究的就是个秩序,最忌讳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比如孔子出齐,第一次见到齐景公,给人家出的主意就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世的君主为了实现此目标,不惜把礼仪道德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反映在外交上,就是努力营造出“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华夷世界秩序。其第一层政治意义是显示中外君臣之间的主从关系。第二层政治意义,乃是马端临所谓的“柔远人以示太平”。具体运作方式便是朝贡国行臣服之礼,宗主国一方对其进行册封和赏赐。如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入朝事汉”,并且沿用春秋战国时中原各国纳质子的方法,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汉朝。在他之后,南越与西域诸小国也相继纳质于汉。当然,宗主国的意思并不在于所谓的质子,而在于“称臣入朝事汉”背后的政治意义。汉哀帝时期,匈奴单于给大汉政府上书,说“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圣德”。一句话,如果说文武大臣按儒家仪式演习后在皇宫里三跪九叩大呼万岁能让无赖小儿刘邦乐得屁颠屁颠的话,那么夷狄首领的跪服臣拜更会让这些统治者产生“天下者,乃我的天下”之类的错觉,而且这种错觉会成为心理传统一直延续下去。唐太宗时期,前来进贡的夷国竟然不绝于路,这种盛景连后世的大宋人也表示羡慕,认为唐太厉害了,“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两层政治意义合二为一,无论对统治者来讲,还是对臣民们来讲,夹有自作多情、自慰、自恋、自满等多种情结在内的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

    政治上的臣属,决定了军事上的义务。简单讲,兄弟之邦有了麻烦,宗主国有帮助兄弟解决麻烦的义务。比如明朝万历时,中国政府帮助朝鲜抗日,一抗就是七年(1592—1598),中国士兵死伤人数,咱就不说了,反正政府不在乎,史书上也找不到。明政府为此花去白银2600万两。2600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对照着说吧,万历皇上当时正在给自己打造豪华大墓,这豪华大墓花去国库白银800万两,也就是说,有朝鲜战争那俩钱,万历甚至能给自己的儿子、孙子也都造一个同样豪华的大墓!这种精神你不服行吗?

    明朝的这种精神风度,是有来由的。春秋五霸之首小白(之所以叫他小白,不叫他齐桓公,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就把小白当作他的昵称了,我现在把克林顿叫作小克,把小布什叫作小布也是这个意思)乃春秋时代的第一位国际大哥大,比万历还要帅呆。仅举一例:小白帮燕国打恐怖组织山戎,山戎跑了,一下子腾出500里地来。小白却硬要把这500里地送给燕国。燕国当然不要,可小白愣要给,燕国就要了。燕王感动得不行,亲自送小白班师回朝,谁知俩哥们儿谈得太热乎,分手时发现燕王已送到齐国国境线内50里。小白不乐意了:按周礼规矩,诸侯送诸侯,不能越过国境线,现在,你送到这儿了,干脆把这50里也给你吧。燕王更不要了,可小白不干:俺是大哥大,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结果,这50里地也给燕国了,其他诸侯王一听,哪里找这么够意思的大哥大?还挺着干嘛儿?投奔他去吧。

    不过,我们出兵的时候,也讲个地理上的亲疏远近和文化上的内外有别,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比如爪哇,想象中我们认为它就是天之边了,西方殖民者侵略它时,人家也向我们求救来着,我们就没有出兵。

    还有,四夷宾服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和平,所以,更多的时候,朝贡双方也经常开战的。比如汉匈双方就曾经打得特热闹,直到对方从我们眼前消失遁入那大漠深处。还有,隋炀帝就一度希望高丽能乖乖地听话,不乖,炀帝就出兵,直到打得自己都站不稳脚跟为止。还有大宋时期,宗主国似乎还要看朝贡国一方的脸色过日子,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认了。

    明白了朝贡外交重政治的特质,我们才会深切地明白,所谓的礼仪之国背后的实质,也就是说,它重仪式,因为仪式决定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明白了这一切,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马戛尔尼使华时,大清一方坚决要求对方下跪,马氏一行当然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下跪,可是这一跪对大清来讲则是太重要了,下跪,表示的是臣服之意。其他的可以不要,我们只要一个三跪九叩!

    【二】站在经济的角度看朝贡外交

    朝贡外交重政治的特质,必然决定它轻经济的倾向,这种倾向,决定了中国朝贡外交厚往薄来的传统外交原则。其具体表现是:1.贡使一进入中土,沿途吃穿用度及差旅费由宗主国全包。吃的是鸡鸭鱼羊俱全,就连供使的马匹草料也由我们全包。2.贡使所献贡物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形式及形式背后的象征意义。有时候,我们甚至怕这些可怜的蕞尔小邦太破费,所以有时候会像邻家奶奶般体贴。比如明宣宗时,朝鲜来贡,皇上就发话了:可怜见的,这么可人意的孝顺,经常来贡,小国家穷,受得了吗?以后来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带金银之类的了。官员马上传话给朝鲜贡使:你们国家没有那么多金玉,以后再来,就带点土特产表示一下诚心即行。3.对于夷狄小国所进之物,宗主国一方要计价酬答,当然为了不失大宗主国的面子与风度,更为了小邦国的臣服向化之心不致冷灰,宗主国一定会以高于市值的价格回赠金银铜钱及货物,有时候甚至以高于几倍的价格回赠。宋神宗时期,皇帝虽然穷得找王安石帮他搞变法,但在这方面仍然做得很大气,认为礼轻仁义重,对贡物估价回赠“有伤事体”,所以干脆不估值了,直接规定一个庞大的数额“以绢万匹永为定数”。

    厚往薄来,意味着宗主国一方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余英时先生注意到,汉匈建立朝贡外交后,维持朝贡外交的费用要比和亲政策的费用高得多。当然如果大家愣要说一个汉家姑娘的尊严与幸福无法用金钱与物质来衡量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还有,如果大家认为朝贡能换来和平,战争无价,人的生命无价,和平有着潜在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的话,那我更无话可说了,因为和平应该是任何时代的主题,是我们的共识。

    厚往薄来下,周边小国很乐意前来朝贡,但常因经济小账而生气。试举例说明:明成祖时期,规定日本10年朝贡一次,每次限200人,船2艘,但是小日本等不得10年,经常找各种理由——朝贺、谢恩、献俘、告讣,走马灯地来朝贡,有时候,还发生争贡事件。1523年,也就是嘉靖二年,日本诸侯大内氏遣贡使宗设来华,同时,日本将军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也遣使宋素卿来华。宗设的船先到,宋素卿的船后到,但由于后者是被日人雇佣的华人,知道中国的游戏规则,所以,他贿赂了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就先办了手续,宗设大怒,追击宋素卿,追不上,就到处耍流氓,杀掉明朝军官及居民若干,后回到宁波,抢掠一阵,夺海而走。日本人有经济头脑,蒙古鞑子也不傻。明朝时规定蒙古瓦剌部每年贡使不得超过50人,但是从1445年起,他们每年派来的贡使超过2000人以上。明朝供应他们的费用十分浩大,仅大同地方,每年的供应费用达30余万两。而瓦剌人汉化得又比较到位,每每虚报名额,比如1449年,也先派来2000名贡使,说是要给明政府贡马,实际上跟贡人差不多,整整报了贡使3000人。太监王振戏弄人家,只按2000人发赏,同时,给的马价也没有原先高,气得也先分兵南下,这边明英宗又听了王振的话:荒蛮之地,草都长得少,能有几个人呢?咱这边的汉人吐些唾沫星子,也能把他们淹死。这话有一部分对——蛮荒之地,确实不宜人生长,大英在这个时候,仅有人口450万左右,而大明的常备军,也是400万。所以,明英宗最后亲自带兵去了。这一去,就不容易回来了,结果大家都知道:明英宗被也先绑架了,大明全体官员聚集到一块儿开哭!说起来也不是什么鸟大的事,就是咱的小兄弟把他们的大哥大请家里了呗!兄弟们图的就是个钱,多掏俩钱赎回来就得了,奈何于谦算盘拨拉得快,又立个新皇上,明英宗变成了太上皇,当然就跌了价,气死也先那边的绑匪了。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宗主国并不都是厚往薄来的,也有想开创新局面,搞薄往厚来的,比如蒙元朝统治者。蒙元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汉化程度不够吧。像成吉思汗,几次兵临高丽,甚至给对方列出一个贡物表单,要求他们按方纳贡。所以,蒙元一朝尽管武力强盛,但是朝贡外交却并不活跃。原因就在于朝贡国都像宗主国一样,挺有经济头脑的,所以大家朝贡得不情不愿满腹怨言。有时候,能不朝就不朝,能不贡就不贡。

    最后想说明的是,西方人站在经济角度分析,居然得出一个结论说,真正朝贡的并不是夷狄小邦,而是我们自己。1603年,葡萄牙籍的耶稣会修士鄂本笃从莫卧尔王朝出发,开始了他的探险活动,他想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考察传说中的契丹是不是中国。1603年底,鄂本笃到达喀什噶尔首府叶尔羌,在这里,他等待加入一个前往契丹朝贡贸易的商队。1604年,商队出发,半路上,他们碰见了从北京回归的穆斯林商队,从穆斯林那里,鄂本笃得知,北京又叫汗八里,是契丹的首都,也是中国的首都,契丹与中国是一个国家。1605年,鄂本笃到达肃州,等待前往北京的使团,在这里,他终于弄清了什么叫朝贡,《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载有他的发现:“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贡礼大多是玉石、小钻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这些假使节都是以公费到朝廷去并且返回。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对宝石付出更大的价钱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位子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时候一到,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仿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些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给中国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这个鄂本笃,不愧是罪恶的资本下长大的,账算得这么精,如此详细剖析我们的朝贡,真是不够意思!

    还有哭笑不得的,由于朝贡有着经济的诱惑,所以中华子民竟也崇洋媚外起来,有那刁民,竟化装冒充外国人前来朝贡,醉夷之人当然不在朝,在于贡之利也。政府也发现这一点了,加强了打击力度,比如宋高宗(还不算太傻啊)时下文规定:诸冒化外人入贡者,徒两年。

    【三】站在文化的角度看朝贡外交

    外交,除了它的政治功用与经济功用外,还应该有个文化功用,也就是文化的交流与发现。站在这个角度,中国的朝贡外交倒真有值得说的,不但把器物输出去了,比如中国的茶、瓷器、丝绸、服装,还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科技哲学文化等也输出去了——比如封建的中央专制、财政的租庸调制、四大发明及心学朱学等。遗憾的是,这种交流更多的是一种单向交流,或者说是一种单边交流,也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周边小国甚至影响了全世界,而我们自己却日益走向了文化意义的孤家寡人之境地。

    如果说各类奇珍异兽也属文化范畴的话,那么中国这边最大的收获当是不出国门就参观了外邦的动物园、领受外邦的各种土特产及小玩意儿,当然,朝鲜还进贡美女,西洋诸国也有进献黑奴的。动物放入皇家苑林,比如狮子、长颈鹿等,归皇家消遣,土特产等大小玩意儿折价给文武官员做工资或者做福利发下去,至于朝鲜美女,我觉得倒不发愁使用,扔入后宫就得了,明朝时后宫有不少的朝鲜女,就连袁世凯,也有朝鲜来的小妾。惟有这非洲黑奴不知当时的政府是怎么处理的。如果我们却之不受,当是世界上第一个抵制贩卖黑奴的文明国家了。有心者不妨在此方面考证一下,闹得好了,世界文明史上我们又多一个亮点呢。

    文化交流还应该有个地理的发现,由于朝贡外交仅限于周边小国跑到咱中土上贡,所以中国政府的外交方式从地理的角度看,只能是内交,就是说,只在家里招待客人。偶而有个出使他国的,不是搞成花边新闻,就是搞成传奇故事:东汉时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大秦就是古代的罗马帝国。问题是甘英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波斯湾,就被那汹涌的波涛给吓回来了。唐朝时唐僧西天取经,这个留印十几年的博士后,回来写了本博士论著《大唐西域记》。问题是明朝中后期的中华国民们随着朱家的海禁的严厉,渐渐地集体得了小脑萎缩症:大明就是世界的中心,安南,高丽,倭奴日本,都是傍中国政府才能生存的小弟,再远的地方,就都是蛮荒之地了。蛮荒之地,当然全是妖魔鬼怪了。中国人此时的地理观念与外交观念,全在那本《西游记》里了。我们现在学文学,把它叫作高度浪漫主义小说,其实,《西游记》再浪,也浪不过一个《封神榜》,更浪不过《聊斋志异》。唐博士好不容易写的博士论文,让明朝嘉靖时的一个名叫吴承恩的小知识分子给臆想成打鬼故事:一出大唐中土,西天的路上,几乎全是妖魔鬼怪。中国特色的外交心理——妖魔化外邦,在《西游记》里毕露无遗。

    既然外邦都是说不清的妖魔鬼怪,那咱们中土就得防着他们点儿。于是夷夏之大防的外交思想在明清走向极端。夷夏之别,形成于汉。具体来讲,功劳归汉儒们。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辽夏金等游牧民族的铁蹄,让咱们中原种地的汉人,伤透了脑筋。有那脑筋聪明的,如朱熹,就提出了夷夏之大防,这种思想,中国人接受得特别快。遗憾的是,明清学者也大都继承过来,而政府也乐得省心,明朝时,小农朱元璋干脆把柴门一关,叫国民们集体睡觉;清朝时,开了个门缝,就是广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来敲门了:小兔乖乖,把门开开!清朝政府:不开不开就不开,你是狼外婆!后来又来了英国人:开不开?不开就踢!清朝政府:踢得太疼了,给你开几个窗户吧!后来又来了美国人:开就全开,脱就全脱,利索点!清朝政府(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结果与国几近上了慈禧的床!

    中国开门的过程,其实就是个被迫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正由于是被迫的,所以,它学习态度并不怎么样,与日本那个小学生比较起来,中国很像个差生,学习成绩与效果很不如人意。更重要的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很漫长,甚至出现停滞与倒退现象。比如洋务运动不行,就改维新,维新不行,就改革命,共和不行,就复辟帝制……每一阶段,事实上已不单单是在修外交这门课了,它是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冲撞与交融。这种冲撞与交融是痛苦的,痛苦若能导致升华,那我们就应该庆幸。我害怕的是,一种,好了伤疤忘了痛;一种,伤疤始终未愈,一提西方文化,就痛得跳脚。一个曾经非常高傲的自视优越的民族,百年之内连遭打击,我们当然痛了。痛过之后,需要的是自省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