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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文化中国人 宇宙观与中国人
    宇宙观方面,远古中国人信奉的是盖天说。所谓的“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盖天说的基本原理,其理论到春秋时已系统形成。汉朝时,又出现了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认为天地没有一定的形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学说在东汉后基本失传。至于浑天说,战国时的慎到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曾经说过:“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慎子》)这可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浑天思想的明确记载。慎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天是球形的概念,这个天球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旋转。这就是说,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到汉代,浑天家以为天形穹窿好像鸡蛋的壳,地居天内好像蛋黄,这就已经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这里之所以详细地讲解中国的宇宙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天下观念、国际政治观念影响太大了。因为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中国人从上到下一致认为,中国是这棋盘或鸡蛋的正中心,周边都是夷狄蛮,再远处,就可能是鬼国了。13世纪时,西方流行地圆学说,几个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把地圆学说介绍给中国,中国人觉得很可笑,康熙时主持天文工作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居然“喷饭满案”,天文站的站长都这般水平,皇帝当然高明不到什么地方。鸦片战争开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张张地问手下: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真是大傻问小傻,问得小傻干瞪眼儿,手下一群小傻谁能回答个一二三?高层如此,老百姓更遑论了,思维最远的地方仅及爪哇国,爪哇国再往南,当然是鬼国了。荷兰是鬼国,西班牙也是鬼国。由于荷兰是低地国家,甚至有官员认为人家都是水鬼!

    视周边为夷狄,视远边为鬼邦,单从心理上讲,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它对近代中国国际政治的影响太大了。它最大的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张岂之等现代学人认同这样一个观念: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类似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陈独秀与顾炎武那里。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总之,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那么他们也就相应地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地认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他的家,那是宁赠友邦,也不能给家奴的。16世纪,葡萄牙人占据了我们的澳门,不是他们不想吃掉整个中国,而是实在吃不动;16世纪,整个漫长的东方海岸线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万人;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走不到中国跟前就累得大喘气;荷兰再厉害,也就是占领一个小岛台湾,中国一个郑成功,就能对付得了荷兰殖民者。如今,我们的教科书上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歼灭郑家海上势力,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当时的康熙认为,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欲弃。施琅上书言: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由此,台湾才得以留了下来,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经具备模模糊糊的地缘政治观念了,可惜,没有进一步向海洋发展。今天,我们终于懂得了这些。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要坚持,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后世出现宁赠友邦勿给家奴的慈禧,出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层与下层互不相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外国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从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更印证了他们的结论。前文我已说过,1603年,西班人屠杀华人侨民两万,明政府不但不兴师问罪,还修书慰问夷人。政府的这种态度,对西班牙人简直是变相的鼓励。所以,37年后,也就是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两万人,大明政府照样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也不行了,政府本身也没几年日子了,五年之后,它就玩完了。

    官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官府。

    政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政府。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是这样说的:“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别人争斗。

    如果说中国的执政者只爱自己的龙墩的话,那么老百姓也不含糊,只爱自己家的门槛。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恶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两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陈独秀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意思: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说白了,爱国本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那是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言,对于奴隶,爱国就复杂化了。真正的爱国英雄袁崇焕被政府当作卖国贼凌迟处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发形成的爱国义举则是疯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块生吃了;岳飞死了,真正的卖国贼端坐龙墩依旧当他的万民之父皇,卖国贼的经纪人秦桧则在死后被百姓弄得长跪不起;秋瑾等爱国志士喋血菜市口,贫农华老栓则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阿Q更是踮着脚后跟喊:“杀头?好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龚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领路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先生一定会害羞的。

    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奴隶也没有变成公民,伟人尚且没有完全接收现代文化的洗礼,没有拥有现代国家观念,更遑论一般的民众?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由于中国人先天缺少国家观念,其后果是严重的。何兆武说:“近代一交战,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立马儿变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何先生说得对,家奴也就只有这种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