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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第四十三节
    江涛和严萍约定,下午去参加宣传大会,就回去了。

    礼拜日,大街上人来来往往,大部分是男女学生,和乡下来的农民。严萍沿着马路走回来,躺在小床上睡了一觉。正在睡着,有脚步声走进小院。仔细一听,是冯登龙走到北屋去了,和妈妈蘑蘑菇菇说了半天话。妈妈很喜欢他,常给他洗衣服,炒好菜吃。登龙转着脖子看不见严萍,睁开大眼睛问:“萍妹子呢?”

    妈妈说:“在东屋里,去吧,去看看她。”

    严萍听登龙走过来,翻了个身,脸朝着墙,把手搭在眼上,装打起鼾睡。冯登龙不管不顾,夸地坐在床沿上,伸手去扳严萍的手。严萍机灵地躲开,说:“年岁大了,还这么着,谁习惯?”她伸起胳膊打了个哈欠,翻身坐起来,说:“坐到椅子上去。”

    冯登龙说:“我表叔说,目前是个时机,他们正在扩大队伍。我觉得上中学总是个远道,不如干军队。象冯阅轩吧,他上了军官学校,到日本留了几年洋,回来就当了团长。上学呢,上来上去,顶多不过是个‘教育界’。”

    严萍说:“我早就同意你去哩。”

    冯登龙说:“我决定要去了。”他又吸起烟来:“……当当排连长什么的,说不定不到一年就当上营长。我要是当了旅长啊,立刻把冯阅轩他爹押到监狱里去……”

    严萍插了一句,问:“干吗?你要铲除土豪劣绅?”

    冯登龙摇摇头说:“哎!咱不象江涛他们那样。”

    严萍坐在小床上,瞪了他一眼,冷笑说:“你是为自格儿的事情,既想做官,又想发财。”

    冯登龙把手掌一拍,说:“嗨!对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而且,想读书,我父亲也供给不起我,他和冯阅轩他爹打官司把地输了。当然啊,我们还雇着两个长工,养着两个大牲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乡村里还是个财主。”

    严萍撇起嘴,笑着说:“嘿嘿!你真会说。”

    在严萍的思想深处,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登龙在小孩子的时候,人儿长得还漂亮,性格也爽直。自从一二年来,年岁越大越蠢,一点聪明劲也没有了,一看见江涛就立眉竖眼的。相反,江涛人儿朴实,也极热情。她又想起那一年,江涛在反割头税大会上讲演的姿态,有时两手叉腰,有时挥动一只手。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她想:那时他背后就是缺少一面大旗。心里说:“那面大旗要是叫我打着啊,说不出来那情景儿有多么壮丽!”

    她又想到:要摆脱和登龙的感情,确实是个问题。她怕他,那家伙楞手楞脚,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于是她一股劲地鼓励他:“快去吧!”“去学军事吧,将来的职业问题也甭作难了!”她想,只要他离开保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冯登龙又和严萍谈了一会子家庭琐事,他痛恨冯阅轩侵害他的家庭,他咒骂,他怨恨。一说到冯阅轩的名字,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为了这件事情,严萍也为他不平过,甚至是气愤。可是后来才觉得这场官司,打来打去,不过是两家地主为个女人争风吃醋,不由得暗笑,心想:“狗咬狗两嘴毛罢了!”

    冯登龙对严萍的小屋子很是留恋,走到北屋里倒了几次茶,拿了几次烟,可是他不忍就走。他要求严萍:“秋高气爽,咱们到公园里去看红叶吧!”

    严萍说:“困,我没有那个兴趣。”

    他看严萍这样冷淡,不耐烦的态度,还是故作镇静,把右腿架在左腿上,打着哆嗦。眼睛眯缝得紧紧的,不让泪水流出来。严萍很讨厌那种姿势,她觉得那是十足的市侩气。冯登龙到这刻上,也不得不离开了。他还是眯缝着眼睛,把烟卷叼在嘴角上,右手插进大褂襟下,立起身来要走,可是他又站住。瞟了一下墙上挂着严萍的相片,说了一声:“愿你们永久幸福吧!”就走出去了。

    严萍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瞟着他的背影,心里说:

    “何必呢!”

    冯登龙走下高台大门,又站了一下,背过脸把手伸出去。严萍象是没有看见,扭身走进大门,把门一关,踏着响脆的皮鞋声走进去了。

    她走回来,依然躺在床上。心上又在突突地跳起来,象是怕丢失什么东西,又怕不能得到什么。盯着自己的相片,又想起照这张相片的情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她和江涛、和爸爸到公园里去散步。刚刚转过“别有洞天”,江涛指着天边上的月亮说:“多明快的月亮啊!”严萍冷不丁转过头来,伸起两只手,仄起头悄悄地说:“多么幽静啊!”爸爸也走上来说:“新月呀,象金钩呀!”

    过了几天,江涛谈到在那一刹间,她看月的那种姿势挺好看。她按江涛的意思,照了这张照片。照相的时候,江涛还要站在她身子后头衬个背景,严萍说什么也不干,把他推开了好几次。这张相片,一直挂在墙上,什么时候看见,都觉得清新。可是她现在一看到那种姿态,就觉得幼稚、娇气,一点不带革命劲儿,没有英雄气概,摘下它来!

    她对于过去的生活,再也不感到满足,倔强地说:“让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吧!”

    她看了看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就整理了一下衣服,匆匆走出西城,到第二师范去。一进传达室,老传达韩福正低头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个白面庞、黄胡子、镶着红眼边的老头。她立在门口,连叫了好几声,韩福还是不理不睬。她着急说:“俺找一个人嘛,你没听见吗?”

    韩福老头说:“是,姑娘!我这就弄完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又低下头说:“你找江涛,上养病室,去吧!”

    严萍喷地笑了说:“俺还没说嘛!”

    韩福老头说:“用不着,我记性强着呢,早记熟了。去吧,上养病室。一个礼拜不知道来多少趟!”说完了,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第二师范有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门是一条砖砌甬道,甬道两旁有两行小柏树。迎着门有两棵大杨树,树下是一圈花墙,风一吹,大杨树的叶子豁啷豁啷地响着。横廊下放着一面大穿衣镜,她对镜端相了一下自己的身影,才走过斋舍,到养病室去。站在江涛的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才走进去。小房里坐着一堆人,有江涛、老夏、老曹、老刘,还有青年团员小邵,一个活泼有风趣的小家伙。她一见人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又想退出来。老夏看见她犹豫的神情,说:“请坐吧!我们的会开完了。”

    严萍看见老夏,弯腰向他点了点头。她知道老夏是中共二师支部的负责人。他比江涛个子高一点,脸上黄瘦,有一双黑而安谧的眼睛。严萍在那里站着,两只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看着江涛。他们见严萍进来,站起身来要走。江涛说:“坐坐呀!为什么就走?”

    可是他们谁也不说什么,笑眯眯地走出门来。小邵走出门去,又回转头来,推开门呲出白牙笑了笑,说:“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走吗?”

    江涛说:“少说废话。”说着,抬起脚咚地一声把门踢上。

    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号人儿!”她立在窗前出神,清清河水从窗前流过,对岸河边满是油绿新鲜的菜畦。

    江涛从抽屉里拿出两卷宣传品,说:“请你带上好吗?”又扳过严萍手上的表,看了看说:“五点十分到公园,五点半到南大桥,这是一路。不能错时间,不能乱走。请你在‘别有洞天’等我吧!”又弯下腰,集中精神拾掇抽屉里的书籍和文件。他在做着准备工作。

    严萍把宣传品掖在腰袋里,又放下黑裙看了看。问:“可以吗?”江涛瞅了她一眼,说:“走吧!”才说走出来,钟楼上响了几下钟。她又停了一刻,看太阳西斜了,才沿着东墙根走到大图书馆,再越过横廊走出来。老传达韩福在门口破藤椅上坐着,看见严萍走过来,问道:“走吗?”严萍说:“走啦!”

    她又偷偷看了看,见韩福在对着她笑,脸上又红起来。

    她出了门,沿着灰碴马路向南去,走过小桥。河水跳过闸板,淙淙地流着。四点半钟,走到“别有洞天”。她爬上土山,在树丛里坐下。天气很闷,心上跳得厉害,看河岸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去,有工人也有学生。隔着叶隙,看见张嘉庆走过去,老夏、老曹都走过去了,不用说她就会明白。时间迫近了,江涛还不来,她心里更加跳得厉害。拿出宣传品看了看,一种是《为日寇侵占东北告民众书》,一种是《为发起抗日运动告各界父老书》。她看着,一时受了激烈词句的感动,觉得心上热烘烘的。

    她看了看表,时间就要到了,江涛还不来,心上焦急起来:“怎么他还不来……能不来吗?……他不会不来的。”又踮起脚尖,向四处张望。她想:“不能……他一定要来的!”想着,想着,江涛来了。他一个人顺着河岸的小路悠闲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细柳枝,边走边抽得嗤嗤地响。走到土山前头,立在大树下,睁起眼睛向土山上望,用两个指头捏着嘴唇,打了个尖锐的口哨。严萍欣然走出去,笑着说:“你可来了!”

    江涛说:“等急了吗?又在害怕吧?”看她脸上,显然又在担心,他说:“我等在水闸那里,把人们指引过来,怕人们找不对路呢!”

    严萍说:“心里可是急呢!”她踮了两步跟上去,紧贴江涛走着。两人放快了脚步,五点十五分走到大南门。看走向南大桥的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江涛又走进一家小铺,要买烟卷。掌柜的找给他钞票他不要,一定要铜元。可是在那个年月里,通货膨胀,掌柜的不愿再把铜元花出去,咧起嘴角说:“重呀,先生!”江涛说:“别人怕重,我不怕。”他把铜元包了沉甸甸的一手巾。严萍心里直发急:“怎么这人平时好好儿的,今天这么罗嗦起来?”一直蘑菇到五点二十八分,才从小铺里走出来。大桥南头已经集了好多人,等着开会。江涛抓了一把铜元,递给严萍。严萍拿眼睛盯着他说:“不怕重嘛,可叫别人给你拿着。”

    说着走过南大桥,夏应图站在土坡上,背后站着张嘉庆,手里抖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非常显赫。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过来,集在一块,开起会来。大个子老曹,拿着一条扁担,乍蓬头发老刘,提着一根棍子,保护着老夏。

    老夏举起右手,开始讲话,宣布了不抵抗政策的罪状,号召人们起来抗日。讲着,讲着,张嘉庆伸开长胳膊大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不抵抗政策!”

    “组织抗日武装,开赴前线!”

    严萍张开嘴喊着,看见眼前举起无数的胳膊,无数小旗在人头上摇晃。她见有那么多的人,就停止了心跳,壮起胆来。老夏讲完了话,人们散开了,召集过往的群众,宣传起来。江涛也召集了一群乡下来的农民,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不一会工夫,过路的人们都停下来,大车小车拥挤到一块。严萍爬上大车,站在车厢上,学着江涛的口吻和姿态,说:

    “亲爱的同胞们,老乡亲们!”

    “日本兵占领了我们的东四省,还要进攻华北,侵略全中国!可是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国军节节撤退,放弃了东北四省,把东北同胞们抛弃在日寇铁蹄之下……”一个爱国主义者,讲到这里,会受到很深的感动。她一面讲着,觉得眼圈发酸,流出泪来。又举起拳头大喊:“我们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对不抵抗主义!我们要组织抗日游击队,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

    进城的农民,看见她激动的样子,感动得把袖子捂上脸,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大家睁起泪眼,摇晃着脑袋说:“咳!

    想不到,国家眼看不保了!”

    严萍讲着话,江涛在周围睃巡,看有没有坏人来破坏会场。猛地看到南方有一队警察,骑着马跑过来。江涛大喊:

    “同学们,宪兵马队过来了!”

    马队象一阵风,咵咵咵地跑过来,在会场上横冲直撞。举起马鞭子,照准人们头上乱抽。嘴里骂着:“你们扰乱后方!你们扰乱后方!”又猛地跳下马来,捆绑集会的人们。人们不服绑,在马路上扭打起来,你搂着他的腰,我抱着他的胳膊。稠密的人群立时疏散开来,向四面八方跑去。江涛看情况紧急,拽起严萍,按照规定的路线向北跑。严萍一时心急,跑在头里。刚跑到南门底下,江涛赶上去,一手把她抓回来。才说扭转弯向西跑,门洞里跑出两个人,吹起警笛,要逮捕他们。江涛掏出一把铜元,对准那个人的脸,唰地一家伙打过去。那人迎头开了满面花,流出血来。严萍看见又有人赶上来,学着江涛,照样打过一把铜元,江涛紧接着把第二把铜元也打过去。好象是打酸了那个人的眼眶,再也没有人赶上来了。两个人撒开腿,一股劲地往西跑。严萍心情特别紧张,不知怎么,两腿发软,实在拖不动。心里着急,两脚却落在江涛后头,累得喘不上气来。

    江涛跑到树丛里,回头一看,不见了严萍。没有停住脚,又跑回去接她,攥住她的胳膊,拉起来向前跑。这时,马队在河岸上,在田野上追逐着散会的人们,人们为了避开马队,到处乱跑。严萍喘着气,脸上象纸一样白,嘴唇发紫,索索抖颤,说什么也爬不上这座土山。正在焦急,不知那儿响了两声枪,有人从土山下边咕咚咚地跑过去了。她的两条腿再也支持不住,哆嗦起来。江涛一时心急,两手一抄,把她挟上山顶,坐在树丛里喘着气,向周围张望,怕有警察赶上来。严萍闭着眼睛喘息着,鼻孔里只有一丝丝气息,脸色苍白得吓人。江涛害起怕来,轻声叫着:“严萍!严萍!”叫了好久,她还是不答应。

    太阳快要落山了,天空里映出霞光。一会工夫,情况缓和下来,周围静寂,没有一点声音。小河里的水,还在安谧地流着。凉风吹来,树枝摇动,秋黄的叶子唰唰地落下来。严萍睡在地上,呼吸慢慢的均匀起来,脸庞恢复了红润。

    又停了一刻,江涛紧张的心情才过去。他们沿着河边慢慢走回来,天已向晚,圆大的夕阳落在西山上,满天的云霞在浮动,他们经过油绿的菜畦回到城里。严萍说:“抗日的行动犯什么法呢?”江涛说:“抗日是不犯法的。”严萍说:“哪!他们为什么扰乱会场?”江涛生气地说:“对卖国贼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