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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第四十二节
    冬去春来,日子过得好快。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关东驻军,在古老中国的满洲燃起战火。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政策,要放弃满洲,把东北军调往江南“剿”共。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知孝夹着书包,从学校走回来。洗去手上的粉笔面,立在窗前抽着烟。看蓝色的天上,有几片白云飞驰,他脸色苍白,反问自己:“这就算是亡国了……这就算是亡国了……”他说着,两颗大泪珠子落在地上。

    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得严知孝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军队,怎么能一下子亡了国呢?”

    严知孝说:“人多遮黑了眼,兵多吃闲饭!自私自利的家伙们,只知巩固个人的地盘,发展个人的势力,谁是为国家民族的?咳!我想不教这个书了,回家当老百姓,眼不见心不烦,等着当亡国奴算了!”

    妈妈听得严知孝大一声小一声地说话,掀起围裙擦着手,从厨房里走出来。隔着窗户说:“又不是自格儿的事情,操那么多心干吗?那些做大官们的自然有办法。不教书了吃什么?

    喝什么哩?”

    严知孝说:“你算想错了!越是官儿大,身子骨儿越是值重。敌人一来,他们跑得更快!”

    严萍从学校下课回来,把车子放在廊檐下。从屋里拿出把缨摔子,掸着鞋上的尘土。看见爸爸悲戚的脸色,抬起下颏儿想:“读书,又有什么用呢?敌人一来什么都完了!”

    说话中间,冯登龙走进来,这人长得身体很魁梧。严萍和他同时走进屋里,他看见一家人脸上都带着忧愁,也呆呆地站住不说什么,严萍搬过张椅子说:“请坐。”

    严知孝把头仰在帆布靠椅上,拍着膝盖说:“完了!完了!我看不见有那一个是肯救国救民的?”他为国家民族的危亡,感慨很深,实在觉得过不下去。

    冯登龙竖起眉毛,闪着锐利的眼光,看看严知孝,又看看严萍。掏出烟盒子,捏起一支烟,在盒子上戳着,说:“想救国救民的,大有人在!中华建国四千多年,出了不少英雄,挺身出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就是国魂!只有唤醒国魂,才能挽救祖国!”他好象胸有成竹,晃搭着身子,楞楞角角地说着:“沈阳事变,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应该庆幸。这好比在睡狮身上刺了一剑,它才能惊醒。它这一醒呀,就要吃人!”

    严知孝听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言不惭地说着,脸上的愁闷就散开了。打量一下登龙,说:“你说得很对!中国的衰亡,就是因为断了国魂,缺少了英雄。你看!这一群卖国贼们,能救得了国家?”

    冯登龙说:“英雄造时势,有了出色的英雄,自然就能打退异民族的侵略。”

    严知孝用食指磕着烟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异民族入主中原的,就没有不失败的,也没有不残忍的。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十家一个蒙古人管待,十家一把切菜刀。清世祖福临入主中原,光文字狱就搞了多少次,杀了多少有民族思想的人。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我们的祖国还是巍然不动。可惜到了这二十世纪的中叶,就说什么也一蹶不振了。”

    严知孝平素就注意政治问题,每逢政治舞台上出现一个新的事变,就约集几个亲戚朋友到他家里喝茶饮酒,谈论一番,消遣政治上的苦闷。沈阳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经成为事实,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做为第三派力量的人,民族思想就更加活跃起来。江涛走进来的时候,见严知孝正慷慨激昂地谈着,就悄悄地坐在一边,眨着大眼睛听。

    冯登龙一看见江涛来了,挺起胸膛,挥着拳头说:“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想国家强盛,只有全国皆兵,实行军国民主义。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打败强敌,复兴祖国。”他一面说着,突出骨溜溜的眼珠子,目不转睛地瞪着江涛。

    江涛看了看冯登龙傲慢不逊的神色,笑了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中华民族要想得到独立、自由、富强,只有发动群众,改造经济基础,树立民主制度。伟大的群众力量就是英雄。”这是老问题,不久以前,为“国家前途”和“救国方针”的问题,引起两个人的争论,青年人好胜,就为这件事情伤害了感情。

    严知孝拈起两撇黑胡子,睁开眼睛,听听这个说得有理,听听那个说得也有理。笑了笑,说:“都对,你们说得都对。”停了一刻,又说:“做为一个‘人’来说,要爱祖国、爱人类、爱天地万物。”

    冯登龙气昂昂地说:“我说的是真正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并不是把国家的权柄从狼嘴里掏出来喂狗。”

    江涛听他话里带刺,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登龙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聪明的先生!我说的是真正建立人民的祖国、人民的军队,难道这‘权柄’还会落到国家主义者手里去!”

    第二师范和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是错对门儿。冯登龙是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得意门生,江涛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互相都了解。严知孝常趁着礼拜或是假日,叫他们家来玩,共同消遣寂寞的日子。两个人政治见解不同,裂痕越来越深。可是,因为有严萍的关系,他们又不肯不来,而且来得更多。

    冯登龙听得江涛讥诮他,一下子冒起火来。嗤地扯开衣襟,才说动手,严知孝哈哈笑着,伸出两只手把他们隔开,说:“适可而止,都对,你们都对!谁能把国家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他就是至高无上的英雄!”

    冯登龙气得脸上红彤彤的,冒出满头大汗,说:“光说空话顶屁事,明天我就要上前线!”

    严萍忙打盆水来,拧把手巾递给他。说:“何必呢,大家在一块儿谈谈嘛,也那么雷霆电闪的!”

    冯登龙说:“我表叔在东北闹起义勇军来,要成立教导队,叫我去学军事。”自从沈阳事变,激于救国的热情,东北义勇军蜂起。有共产党的,有其他各党各派的,还有封建军阀的。严知孝说:“还是等毕了业吧,你爹供给你上学不是容易,何必半途而废呢?”

    江涛说:“不能妄想抗日前线上多一个膘膘楞楞的家伙,就能把日本兵打出去!”

    冯登龙说:“我也不相信成天价抠书本、翻纸篇子,吹吹拍拍地能救了国家。”他在屋子地上走来走去,说:“墨索里尼当过小学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过是个二等兵,后来他当了国家的元首,实行了狄克推多。”

    严知孝打断冯登龙的话,说:“好,这是青年人说的话。

    大英雄,要为祖国争城略地,把热血洒在疆场上。”

    严萍插了一句,说:“我也赞成他去,失学失业的年头,毕了业也是失业,还不如上前线打日本。”

    谈到这里,江涛见严萍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他也跟过来。一进门看见桌子上多了一个小小的白铜镜框,装着冯登龙的相片,两条挺硬的眼眉,伸到鬓角上,眉梢向上翘着。眼睛圆圆,射出尖锐的光芒。江涛反来复去,看了又看。也从胸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悄悄地放在桌子上。江涛走出去倒了杯茶回来,严萍用图钉把这张照片钉在墙上。趁着严萍一转身,江涛又把照片摘下来,掖进衣袋里。严萍转过身来一看,照片不见了。她耸起眉峰,这里寻寻那里找找,最后看到江涛。两只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一动也不动,她生气了。江涛被她尖锐的眼光逼着,不得不把照片悄悄地放回桌上。脸上怯生生的,象是说:“你没有地方搁放嘛!”严萍伸手把镜框噼啪地扳倒在桌子上,拆出冯登龙的相片,扔在一边,又把江涛的照片装进去。啪地一声戳在桌子上,撅起嘴来,盯着江涛说:“这,你就如意了。”

    江涛对严萍这种表情,并没有说什么。耸了耸肩膀,笑了笑,脸颊上飞起了一片羞红。

    于是,一张面貌朴素、清秀的肖像,骄傲地站在桌子上。正在这刻上,严萍一回头,爸爸迈步进来。严萍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拿起那张照片说:“爸爸!你看江涛这个相片照得怎么样?”

    严知孝拿起照片,左瞧瞧右瞧瞧,放远一点看看,又放近一点看看。噗地笑了说:“人,在二十左右岁儿的时候,相片怎么照怎么好看。一过了岁数,便怎么照怎么不好看了。”

    严萍看老爸爸满有风趣起来,看着江涛笑了笑,江涛也笑着看了看严萍。

    谈到这里,妈妈叫吃饭。吃着饭,冯登龙和江涛都骨突着嘴,谁也不说什么。严知孝以为青年人一时翻脸,耽耽就好了。严萍感到跟这两个人在一块实在别扭,登龙说的话,能跟江涛说。可是江涛说的话,不能跟登龙说。近来更不愿跟登龙多说话了,她讨厌那股膘膘楞楞的劲头。冯登龙看她与江涛之间有了秘密,还是舍不了这口气。倒不是放不开和严萍亲密的友情,他觉得是政治上的失败。严萍自小就和登龙要好,在一块跳房子、掸球儿。大了在一块读书。严萍好温情,她还没有把和登龙的关系一刀两断的气魄。她也想过,果然斩断,心上多么轻快!显然,她感到那种孩稚的感情,早就成了多余的。她又不肯一下子斩断,藕断丝连地拖着。

    吃完了饭,江涛和登龙同时走出大门。下台阶的时候,江涛告诉严萍要共同去完成一件宣传任务。就扬长走去。她立在高台石阶上,看他们走远,摇摇头又觉得烦恼:“怎样才能把这种形势结束?”但时间很短,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

    江涛和冯登龙,两个人踩着石板路并肩走着。天黑了,大远一盏街灯,半明不亮,昏暗地照着。两个人都闭着嘴,不吭一声。出了西门,走过小木桥,到了育德中学的门口,登龙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径直走进去。江涛也没有招呼他的意思,独自格儿走回来。天晚了,他爬墙回到学校,已经打了熄灯钟,院子里静静的。他沿着房荫走到宿舍门口,停了一刻,不想进去,向东一拐,走上养病室的台阶。这早就成了老习惯,情况一紧急,政治恐怖一来,他们就不在斋舍里睡觉了。

    他推开养病室的小门,拉开电灯。严萍给他新洗了桌布,瓶子里的花还香着,小屋里亮闪闪的,充满了愉快。他熄灭电灯,躺在床上,心在胸膛里突突跳着,眼睛合也合不上。又划个火柴点着一支烟,在夜暗里睁开圆大的眼睛,看着烟头上通红的火光。虽然一丁点光亮,一丁点鲜红的色彩,在黑暗里却是无比的鲜红。他心里兴奋,又翻身坐起来,隔着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银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庞,两只静穆的眼神……

    他为了爱严萍,思想上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好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那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象是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对手,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

    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工夫,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会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刺着他的手,流出血来。

    他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门还是闭得紧紧。他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是静静的,他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他正楞楞怔怔地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呆着,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怔了一下,笑着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

    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

    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