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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三十节
    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明家里走出来,天上云彩晃开了,太阳从云彩里显出个浑黄的圆球。檐前滴着雪水,水滴滴在檐沿下,笃笃响着。路上的雪有了融化的痕迹,有人把泥土踩上去,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褐色或苍色的斑痕。

    两人说着话,走到朱老星家里。自从打官司失败,朱老星把几间房子卖了,借了冯老锡场院里两间小西屋住着。场院东墙有个角门,通到冯老锡家外院,外院通街是个大四方梢门。可是这场院不走梢门,正南开了个门,用柳条子编了个栅栏,上面插着一些枣树棘针。西面围着土墙头,西墙外头就是那个大苇塘。江涛和大贵一进栅栏,朱老星和他儿子庆儿,正在场上拉着碌碡碾谷槎。他们把场上的雪扫干净,把谷槎摊上碾着,累得脸上冒出白沫汗。

    江涛一看就问:“这是干什么?”

    朱老星见了江涛和大贵,也不停下。一步一步拉着碌碡,眯眯着眼睛笑,说:“你们猜不着。”庆儿闷着头不吭声,只是伸着膀子拉碌碡。这孩子有十二三岁了,脸上黑黑的,瘦干巴个子。

    江涛抬起头想了想,说:“嗯,就是猜不着。”

    朱老星歇下碌碡,从褡包上摘下烟袋来。先吹了一口,试试通气不通气。然后装上烟,打火抽起来。

    江涛问他:“大伯,你这是想干什么?”

    朱老星说:“为了冬天做饭烧炕的,我一家子人,一秋天拾下这垛谷槎。堆在场院里,狗在上头溲尿,猫在上头拉屎,老草鸡还在上头孵窝,弄得满世界肮肮脏脏。我捉摸了个法子:先把它碾烂,使些胶泥和起来,用板子拍得一方块一方块的。等晒干了,把它垒成院墙。做饭烧炕时,搬起来就烧。又当了院墙,又当了烧柴,一举两得。试了试,拉着风箱好烧着哪!”

    江涛合着嘴,心里暗笑。左思右想,想不出他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把好好的谷槎碾烂,又使胶泥和起来,垒成院墙,再把院墙搬来烧。把谷槎抱来做饭,不就完了吗?他问:

    “大伯,春冬两闲的,你歇歇身子骨不好?”

    朱老星说:“话有几说几解。你想这大好的天气,吃了饭能净歇着?好歹得摸索点活儿。再说这冬天,有钱人家升上个小火炉,屋子里暖烘烘的。咱穷苦人家,升不起火炉,在屋里呆着也是冷。摸点活儿做,浑身上下热热火火,比升个小火炉儿还美气。”

    他说着,厚厚的嘴唇也不张开,只看见短胡髭一翘一翘的。两只细长的眼睛,在门楼头底下眯眯笑着。

    江涛说:“你把这谷槎垛在院里,垛好点。多咱烧的时候,抱进屋里去烧,不就好了吗?”

    朱老星说:“哪,反正不如这么着归结。”

    江涛问:“这样你不省下点力气?”

    朱老星说:“力气是随身带着的,好象泉眼一样,你只要用,它就向外冒。你要是不用它,它也就不冒了。你看大贵这身子骨,当了几年兵,在操场上摔打得多么结实,多么粗派。你看他那两条胳臂,一伸就象小檩条子似的。”

    大贵说:“你说这个,我相信。”

    朱老星说:“是呀!当兵对咱穷人固然没有好处,可是也落下个好身子骨儿。”

    大贵说:“我还学会放机关枪哪!”

    朱老星笑了说:“着啊!这放机关枪,对咱穷人本来没有好处。可是大姑娘裁尿布,闲时做下忙时用。将来咱要是用着这机关枪了,拿起来就能放。话又说回来,在这严冬腊月,下雪天本来可以囚在炕头上,抽个烟歇憩歇憩。我觉得总不如把这谷槎归结归结好。”

    江涛说:“大伯!我看你费这把子力气,对于你的生活没有多大好处。”

    朱老星说:“你虽说是生在乡村里,长在种地人家,总归是读书人,捉摸不出咱庄稼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正说着话,庆儿他娘从屋里走出来,高喉咙大嗓子说:“他,成天价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么会打算,那么会打算,把个日子也鼓捣哗啦了,眼看就要蹾狗牙!”她是个大个子,身子骨挺粗派,乍蓬着头发。两只脚也是有尖儿的,可是比起男人的脚还长。说着话跺得脚后跟通通地响,手指头剜着朱老星的脑门子。她端出泔水来喂猪,一只半大猪,搭拉着大肚皮,从谷槎堆里钻出来,哼哼吱吱地跟着她跑。

    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他一阵子,也许会冒起火闹起脾气来。朱老星就不,只是眯眯地笑着,他听惯了。庆儿娘越是骂他,他浑身越是觉得滋润。日子长了要是听不见这种声音,看不见这样颜色,就觉得清淡,没有意思了。真的,庆儿娘连说带嚷,朱老星一点也不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并不认为是什么侮辱。相反,更觉得夫妻的和美。朱老星把石头烟袋嘴含在厚嘴唇里,笑眯悠悠地说:

    “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

    大贵唔唔哝哝地说:“牛长得比骆驼大了,拉一辈子车,也不过是被人杀肉吃,成不了马!”

    朱老星听不透这句话,他说:“你们摸不清我的脾气,庄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儿。一年三百六十五晌,那里肯歇着过?人吃饱了饭就得做活,随随便便地歇着,败家子儿才那么办呢!败家子儿不讲安生服业地做活,只讲吃好的、穿好的、歇着。越是歇着,身子骨儿越是懒散,好比铁机子生了锈,再也织不出布来。”

    朱老星一年到头,总会找到活儿做,两手下闲是他的目的。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他就是成天价打算,比方说,他家过去也种过二三十亩地,就成天价设想耕种到六七十亩地的事,他说,“种到七八十亩地,就是财主了。”就成天价盘算怎样过财主。本来他家只养着一头牛,为了过财主日子,买了一辆四个牲口拉的死头大车。他想,目前买一辆小车,将来过到财主日子,牲口多了,还得买一辆大车,这辆小车就白费了。可是他这头牛,只驾得起一辆小车,架不起一辆大车。他就只好拿一根缰绳拴在轴头上,弯下腰替牛拉帮套。后来,把四条牛腿也累坏了。没有办法,又把大车卖了,换了一辆一个牲口拉的小车。思想上糊涂,使他过的日子象痨病一样苍白无力,甚至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自从打官司失败,把房卖了,地去得也不少。养不起牛,把这辆小车也卖了。他还有个打算:宁可卖了庄户,也要留下土地,房顶上长不出粮食来,粮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这几年又赶上年头不好,捐税又重。地里打的粮食,还不够按亩摊派捐税。盘算来盘算去,今年冬天连那几亩地也卖了,省得拿捐税。

    江涛说:“大伯!我想不出来,象你过日子这么俭省,又肯付辛苦,怎么肯和冯老兰打三年官司?”

    朱老星把脖颈一梗,眯眯笑了说:“百人百性嘛!老母猪挤在墙角上,还哼哼三哼哼哩!干别的我舍不得,一说和冯老兰打官司,我鬻儿卖女也得干!”

    江涛说:“我想不出你这是怎么股子劲儿。”

    朱老星又说“:咱庄稼人,就有点儿庄稼正义。运涛入狱的那一年,我心上难受得不行,听说志和卖了宝地,你又上不起学了,那天我打短工才挣了一块多钱来,我就忙给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学。百人百性嘛!”

    说到这里,江涛受了感动。他记起贾老师说过,如何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朱老星领了江涛和大贵走到屋门口,掀起厚厚的蒿荐,叫他们进去。屋里黑洞洞的,象是夜晚。他每年到了冬天怕冷,把窗户纸糊上一层又一层,把屋里遮得黑咕隆冬的。庆儿娘坐在炕上叠补衬,给朱老星补袍子。

    江涛问:“大娘!这么破的袍子还补它干吗?”

    朱老星说:“别看袍子破,可是个古董。那是我父亲的,他去世了留给我。俺父子两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补一次。虽然是葫芦片大的一块布,不管红的绿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缝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层布,总该暖和一些。”如今缝了几十层,这件袍子已经有几十斤重了。

    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凉下来。朱老星穿上这件袍子,和江涛大贵坐在炕沿上说话。

    江涛说:“大伯!我听得说,今年杀猪要拿割头税。”

    朱老星问:“又出了猪税?拿多少?”

    江涛说:“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星扳起指头算着:“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也值个两块钱。再加上猪尾巴大肠头,按一斤肉算,也值个两三毛。”他撅起厚嘴唇,点着门楼头,说:“这税可不轻啊!”

    江涛又走到朱老星跟前,说:“你猜这猪税是谁包的?”

    朱老星问:“是谁?”

    江涛说:“就是咱那老对头。”

    朱老星睁起两只大眼睛,又问:“谁?”

    江涛说:“老对头,还有谁?”

    朱老星眨巴了眨巴眼睛,问:“冯老兰?”

    江涛说:“唔,就是他!我才和忠大伯商量了,咱们要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说怎么样?”

    当江涛和朱老星说着话的时候,庆儿娘在背后头悄悄听着。听说又要打倒冯老兰,就瞪出眼珠子开了腔:“干吗?又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得成了穷光蛋,又要打官司!”光说,她还不解气,伸出手指头戳着朱老星的天灵盖。

    大贵一看就笑了。朱老星也笑花了眼睛,唔唔哝哝地说:“她是这个脾气,三句话不对头就开腔,不兴小声儿说话?”

    庆儿娘说:“我叫你气的!天生的庄稼脑袋瓜子,窝着脖子活着吧,光想充好汉。还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谁也反对不了,返回头来把自格儿反对了!”

    朱老星支支吾吾地说:“那还不要紧,到后来才算老帐。”江涛说:“大伯说的对。忠大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咱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了几辈子!”

    说到这儿,朱老星猛地站起来,气愤愤地说:“***欺侮了咱几辈子,咱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停了一刻又问:

    “可不知道是谁的领导?”

    大贵指了指说:“就是咱江涛兄弟。”

    朱老星笑了说:“行呀,咱跟着走吧!”说到这里,他又犯了思索,说:“咱就是跟着走走!”

    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星家里走出来,又去找伍老拔,想问问河南里“秋收运动”是怎么闹起来的。出了东街口,走上千里堤。天气晴朗,没有云彩也没有风。乌鸦在大杨树上,啄着雪花,又成群地飞起来,咶咶地叫着。他们顺着千里堤往东去。

    伍老拔家庄户,老年间本来在河南里,由于河流滚动,宅院坍进河里。滹沱河往南一滚,他家的宅基,又滚到河北里,正好滚在千里堤上。伍老拔他爹,就在这河堤上盖起两间土坯小房。现在桃李树成林了,大杨树也有一搂粗。在院子周围,栽上榆树和柳树,编起树枝当围墙,中间安个木栅栏。江涛和大贵一进木栅栏,有一只小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汪汪地叫着。大贵连忙吓住它:“呆住!呆住!”

    伍老拔听得有人进来,等不得放下家伙,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拿着凿子走出来,他的两个大小子也跟出来。大的叫小顺,十七岁了,二的叫小囤,也有十二三岁了。小囤走过去,用两条腿把小狗脖子夹在腿裆里。

    伍老拔问:“谁?”

    朱大贵说:“你一看就认得,是运涛他兄弟,江涛来了。”

    伍老拔楞住,仔细瞧了瞧,笑哈哈地说:“原来是江涛,几年不见长成大人了。过去人儿小,身上老是土土浆浆。这咱晚人长大了,浑身上下没个土尘儿。”

    江涛笑着问:“老拔叔!你回家过年来了?”

    伍老拔说:“做长活,一年忙四季,就是盼个年呗。”

    说着话,伍老拔把他们领到做木作活的小屋子里。拍拍手说:“哈哈!江涛,你上了洋学堂,也算咱老鸹群里出了凤凰啊!”又笑哈哈地说:“忙来坐坐。”叫江涛和大贵坐在做木作活的板凳上。又对小囤说:“去,烧壶水来,叫江涛喝。”

    江涛看了看他的木作家具,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咳,甭提了。自从那年把官司打输了,我到河南里去作活。把地都去完了,只得靠着耍手艺吃饭。年下才回来,做点小家具什么的,求个过年的法儿。这日子怎么也得过呀!”

    江涛说:“咱那场官司,输得惨哪!”

    伍老拔说:“一直打了三年哪!上城下县,那时也没离开我。”他抬起头看了看大贵,又红了脸哈哈笑了。

    江涛看小顺用推刨刨着一条木棍,他问:“做的是什么?”

    伍老拔说:“他成天价没活儿做,我说十几岁的人了,又念不起书,跟我学了木匠吧,将来不是个饭碗?小囤,我叫他将来学种地。这才教他用湿柳木棍子,做小孩们拿着玩的刀啊枪的,用红绿颜色画画,卖个钱儿呗。”

    说着话,小囤提了壶拿了几个黑碗来,倒上水。江涛看那水土黄色,喝起来倒是甜甜的,就是有一股青泥味。他问:

    “这是什么茶?”

    伍老拔说:“那有什么茶?他奶奶这几天头疼脑热的,叫小囤到河神庙后头苇坑里,刨了些苇根来煮水喝。正赶上冯老兰趴在他家墙圈上看着,开腔就骂,还指挥护院的赶了小囤个骨碌子。真他娘的!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咱算惹不了他。”

    大贵喝着茶,吧嗒着嘴说:“这玩艺儿,败火着呢!”

    伍老拔说:“喝不起茶,这就是庄稼闹儿!”他动手凿着一块小木头,斧头敲得凿把乒乓乱响。

    江涛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我正在琢磨黄鼬铡。”又用手比画着说:“这地方凿个槽儿,这地方安个柱儿,再用一截破轧车刀,一块竹板就行了。把这玩艺下在黄鼬洞口上,黄鼬一出洞,一蹬这块小板就铡住。这玩艺用料少赚钱多。乡村里年幼的人们净爱买,现在正是时候,一过小雪,黄鼬皮就值钱了。咳!没有本钱,大活做不起了!”

    大贵说:“你净爱弄一些个古镂雕钻儿,不做黄鼬铡,就做黄鼬洞子,不行做个棺材什么的?”

    伍老拔说:“这是穷逼的呀!”说着,他又嘻嘻哈哈地比划着做黄鼬洞子的计划。黄鼬怎样走进洞子,怎样一蹬那块小板,那块砖向下一落,就把黄鼬堵在洞子里。比划完了,又嘻嘻哈哈地说:“饿死人的年头,真是没有法子!”

    大贵说:“大叔!怪不得人们都跟你叫乐天派。无论有多大事故压在你的眉梢上,还是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看起来没有发愁的事儿。”

    伍老拔说:“嘻嘻!虱子多了不痒,帐多了不愁。人穷到什么时候还是一个穷字,能把两个穷字叠在一块儿?这年头,没有发愁的事,就是打不倒冯老兰是个发愁的事儿。”话是这么说,他瘦削的面孔,高颧骨,尖鼻准,高鼻梁底下两只大眼睛,他从来没有胖过。无论有多么紧急的事情,他的两条长腿,总是一迈一迈的,一步一步地走着,没有着急的时候。

    江涛问起河南里的秋收运动,伍老拔说:“谈起闹个运动什么的,咱倒成了内行。我们少东家就是个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他的外号叫张飞。”

    紧接着,就谈了会子张嘉庆的事,说,“那人年岁不大,名气可不小。一说起秋收运动,一说起张飞来,在这滹沱河岸上谁都知道。”

    大贵说:“你说的这个我半信半疑,财主秧子们为什么给咱穷人办事呢?”

    伍老拔说:“这事儿,可是我亲身经过的。”

    大贵说:“哪,这人错非是中了共产迷。”

    伍老拔说:“没错儿,不信你也跟着共产党走走。”

    谈到这个节骨眼儿上,江涛把反对割头税的事对伍老拔谈了。伍老拔把屁股一拍,说:“对嘛!就是这么办,咱组织农会吧。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不来找我,我还想去找你们哩!”

    江涛见伍老拔接受了反割头税的意见,心里高兴,说:“好吧,今儿格晚上,你到我家里去,咱在一块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法好。”

    那天晚上,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朱大贵,都到江涛家里,坐在严志和的热炕头上,商量了一晚上。他们决心反对割头税,一齐下手,报那连输三状的仇。定下:先秘密组织,再公开宣传活动。他们从第二天开始,就背上粪筐去走亲戚。象扯瓜蔓一样,亲戚传亲戚,朋友传朋友。组织了大严村、小严村、大刘庄、小刘庄……象一块石头投进古潭里,激起无数波圈,一圈套一圈地,联系得多了,就一天天地联系得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