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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二十九节
    那天早晨,江涛从城里拖着两只泥鞋走回来,也没进家,先去找他父亲。看了看老套子那里没有,看了看梨窖里也没有。回到屋里一看,父亲正坐在小柜上,闷着头抽烟。他就是这个老毛病,心里挂上点什么事,总是爱低下头抽烟,抽起烟来没个完。看见江涛回来,睒了一眼睛,问:“怎么今年这早晚就回来过寒假,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江涛说:“有点,内部里说,农民们说捐税太多了,无法生活。要进行抗捐抗税。爹,你看怎么样?”

    严志和听了,吊着眼珠停了半天,才说:“抗捐抗税?哼,早就该抗了。这年头!人们还能活吗!三天两头打仗,不是要这个捐,就是要那个税的。咱那‘宝地’也去了,剩下几亩沙土岗,打的粮食还不够交公款。就靠着咱有这点手艺,要不早就蹾了狗牙了!”

    江涛一听父亲的话,想:“贾老师看的真不错。”又说:

    “内部里说,先在‘反割头税’上下手。”

    严志和问:“什么算是割头税,要杀人?”

    江涛说:“杀一口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猎尾巴、大肠头。”

    严志和说:“光抗这么一丁点儿,解过什么渴来,能救得了多大急?”

    江涛说:“这是个开始,群众动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紧接着就来了。”

    严志和说:“要紧的是抗租抗债,你看人们有几家不租冯老兰的地,有几家不使冯老兰的帐的?要是能抗住租债,人们就能对付着过下去。”

    江涛说:“首先是发动群众,只要人们动起来,搞什么都能胜利。”

    严志和一听,精神劲就上来了,说:“来吧!本来我后悔没下了关东,大灾荒年月又该轮到我的头上。听说河南里张岗一带,今年秋天闹起了‘抢秋’,吃粮分大户,出了个叫‘张飞’的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

    江涛说:“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

    说到这里,严志和又问:“你不是说革起命来,能夺回咱的宝地吗?”

    江涛说:“当然呀,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是经济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就要武装工人,武装农民,夺取政权。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夺回咱的宝地了!”

    严志和听说要夺回宝地,就好象事情摆在眼前。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怎么你跟我说起来?运涛都没跟我说过。”他睁着大眼睛看着江涛,似乎对江涛的说法,有些怀疑。

    江涛说:“运涛干工作的时候,你觉悟程度还不够。眼下我看你有了阶级觉悟,反正党的主张早晚要和群众见面,不然共产党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再说,你是我亲爹,打量你也不会把我的风声嚷出去。”

    严志和说:“当然,父子是骨肉之情嘛!”

    他们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娘在槅扇门外头,隔着门帘听,听得他们又念叨起革命的事——这事在她耳朵里并不新鲜了,过去运涛嘴上就常挂着,后来江涛也常说。今天她一听得念叨这桩事,心上就打起哆嗦。她一下子跳进屋子里,说:

    “快别念叨那个吧!才过了几天平安日子?”

    江涛说:“娘,那可要什么紧!”

    涛他娘说:“忍了这口气吧,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平民小户儿,能干得了什么呢?吞了这口气吧!”

    严志和说:“我吞了一辈子气,值得了什么?运涛被反动派关进监牢狱,我们的宝地也给他们夺去了,指着什么活下去?咳!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呢?”

    涛他娘一听,流下眼泪来,两手拍着膝盖说:“甭说吧,甭说那个吧!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又有什么法子呀?”

    严志和说:“咳!我差一点儿没病死;冯老兰拿那么一点钱,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搂过去,把我们的谷仓抠在他的手里,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根子……”他又恨恨地咬着牙关说:“我们一定要夺回宝地!”自从运涛住了狱,失去了宝地,他闹了一场大病,老奶奶也去世了,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场灾难。只要一想起来,就好象有老鼠咬着他的心,而下身还在打着不甩。他心上实在气愤,只要一提起这桩事,就火呛呛的,忍也忍不住。

    江涛看父亲庄稼性子又上来,说:“我看咱们就闹起来,跟他***干一场!”

    严志和听了这一句话,又心思绵软起来。他想:“运涛为了革命,一辈子见不着天日。江涛又要为革命……”想着,他不再说什么,也不想伸头闹什么运动。

    这时,涛他娘又在堂屋里絮叨起来:“干,干什么?好好儿呆着吧,熬得师范学堂毕了业,也当上个教员!”说到这里,她掀开门帘看了看,见江涛正在听着。放下门帘又说:“听说,那也能挣不少钱哩。到了那时候,也给你娶上一房媳妇,我早就想抱上一个大胖娃娃!”停了一停,又说:“当然啊!我也不是一定要给你寻个庄稼媳妇,你自己要是能找个知文识字的更好……”

    严志和听涛他娘说得也有理,又说:“吞了这口气吧!过个庄稼日子,什么也别扑摸了。即便有点希望,又在那个驴年马月呢?”说着,他提上鞋根,又下窖鼓捣梨去了。

    江涛又在屋里楞着眼睛待了一会,看父亲这里不是个钥匙头,穿上娘亲手缝的粗布大褂、白布袜子、单梁套鞋,就向外走。娘扭头问他:“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去看看忠大伯。”说着,沿着房后头那条小道,踏着积雪,到锁井镇上去。一进小门,看见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趴着猪圈喂猪。他脑子里转着:“这个人可是谁呢?”走近了一看是大贵。他脸上立刻笑出来,走向前去握住大贵的手。

    大贵有二十五六岁,自从被冯老兰撺掇军队抓了兵,一直在军队上。长成个大个子,身子骨儿也很结实,两条粗壮的胳膊,两条粗壮的腿。眉泉很宽,两只眼睛离得很远,嘴巴上肉头头没有胡髭。灰布棉裤袄穿旧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一见江涛,放下泔水瓢呆住了老半天,猛地拍打拍打手说:“兄弟!几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高了?”

    江涛笑着说:“你呢,还不是一样。你请假回来过年?”

    大贵说:“请什么假,我从前线上开小差跑回来了。”

    江涛问:“为什么开小差儿?你不是当了班长吗?”大贵说:“还不是当一辈子班长!咱不给他们卖那个死儿,为什么老是给军阀当炮灰?还回来干咱自格儿的呢!”

    江涛说:“大哥说的对,我也盼你回来。这几年在军队上怎么样?”

    大贵说:“倒是不错,把身子骨摔打了摔打……”说着,他绷起嘴,攥上拳头,把腿一叉,抖了一下身子,浑身骨节咯吱吱乱响。说:“除了学体操,认了几个字儿,还学会了放机关枪,我看这玩艺倒是有用……”

    这时,朱老忠正在屋里,听得江涛的声音,拈着胡子走出来。立在阶台上笑眯悠悠地说:“江涛回来了?忙来,在我这小屋里坐坐,跟大伯说会话。”他亲自迈下阶台,拽着江涛的手走回小屋,拿把笤帚扫扫炕沿,让江涛坐下。问:“你先给我说说,报纸上毛泽东和朱德怎么着呢?井冈山上又怎么着呢?”两人做伴上济南的时候,江涛给他讲过革命形势,直到现在他还记着。

    江涛说:“提起红军,可成了大气候。去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打到江西,占领了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带打游击,眼看这一团烈火就要烧起来!”

    朱老忠听了,一时高兴,响着舌尖说:“啧,啧,好!这个高兴的话儿,自从运涛蹲了狱,我的日子也过苦了,好久没听到说过了。闷呀,闷死人呀!这团火烧吧,烧得越大越好,什么时候烧到咱的脚下?”

    大贵在一旁眨巴着眼睛听着,闷声闷气地说:“那可不行,隔着长江黄河呢!”

    朱老忠说:“长江黄河隔不住这个,这是人心上的事情,象一阵风。”

    江涛说:“大伯说的可真对,我大贵哥就不回军队上去了?”

    朱老忠说:“自从运涛坐了狱,我心里也害怕了,去了个信叫他回来。成天价在枪子群里钻来钻去,枪子儿那里是有眼?”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身子骨还结实,红岗脸,三绺小胡子,黑里带黄。圆眼睛里射出炯炯的光辉。说起话来,语音很响亮,带着铜音。

    江涛转了个话题,说:“大伯,你的猪喂得可肥啊!”

    朱老忠说:“肥什么,人还没得吃,那里来的粮食喂猪?什么肥呀瘦呀,新年节下,人家吃肉咱也吃肉,这就是好。要是人家吃肉,孩子们瞪着两只大傻眼,叼着手指头看着人家,这就是缺欠。”

    江涛说:“说今年杀猪要拿税呀,不许私安杀猪锅!”

    朱老忠听了这句话,由不得楞了一刻,才说:“是吗?是从反动派那里下来的?”

    江涛向朱老忠凑了两步,伸出脖子哑默悄声地说:“就是冯老兰包了咱县的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还要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忠听说是冯老兰,把脸一镇,睒着眼睛呆了老半天。

    牙上吸着气,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是……他……”

    江涛跳起脚说:“是,没错儿。”

    大贵把大巴掌一拍,说:“倒霉透了,今年连过年猪也杀不上了。”

    朱老忠在关东学会杀猪,制了一套钩子、梃杖,杀猪的家具。乡亲当块儿办个红白喜事,杀猪宰羊不求人。他把这套家具带回来,把这份手艺传给大贵。大贵今年才说要杀猪,又碰上禁安杀猪锅,心里实在不高兴。朱老忠叹了一口气,说:

    “又是他***……”一提起冯老兰,他心里实在腻歪。

    江涛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再跟我爹说说,咱硬安杀猪锅,不图钱不图利,就是争这一口气!”

    朱老忠听得江涛说,把拳头一伸,说:“大侄子说的是,既是这样,走,咱去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

    朱老忠迈开脚步头里走,江涛和大贵在后头跟着。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坟前有三间砖头小屋,屋前有几棵大杨树。北风吹得树枝嗤嗤地响着。一进小门,朱老明正合着眼睛捻麻经子,准备打苇箔。朱老忠坐在门坎上,把反割头税的话说了说。朱老明听了,慢慢把脸孔拉长,也显得瘦得多了。他多少年来,奔走劳累,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低下头去,眯瞪着失明的眼睛,说:“思摸思摸吧!干是要干,看看怎么干法?”自从打输了那三场官司,他觉得凡事应该隐忍,小心谨慎从事。一时冒失,会使人们失去土地家屋。这不只是失算,而且是一生的苦恼。

    朱老忠说:“依我说咱们说干就干,冯老兰,他净想骑着咱穷人脖子拉屎不行!”

    朱大贵一只脚蹬在炕沿上,揎起袖子抡着小烟袋,说:“左不过叫他们把咱压迫成这个样子。江涛兄弟!你头里走,傻哥哥我后头跟着。”

    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说:“一个耳朵的罐子,抡吧!可是,这一次更要人多点。那场官司,联合了二十八家,还输塌了台呢!”

    江涛看忠大伯和大贵响应了反割头税的号召,他一时高兴,头上泌出汗珠来。说:“咱不跟他打官司,打也打不赢。咱这么着吧,一传俩,俩传仨,把养猪户和穷人们都串连起来。村连村,镇连镇,人多势力大,一齐拥上去,砸他个措手不及。拿税?拿个蛋!”

    朱老明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抬起下巴,眨着无光的眼睛深思着。

    朱大贵问:“那能办得到吗?”

    江涛叉开腿,横着腰,抡起拳头,兴冲冲地说:“一个人挡不住老虎,五个人能打死老虎。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能遮黑了天。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他逮不住领头人儿,看他有什么法子?”

    朱老忠看见江涛这个架势,不由得肚子里笑起来。涨红了脸说:“哈哈,好嘛!大侄子这法儿真新鲜,打官司还得花钱呢,这用不着花钱。砸了就散,他找不到正头香主。还是念书念醒了的人们,画条道儿也高明。俺这瞎老粗儿,干了点子笨事。那时候要是有你这么个明白人,那三场官司也不会输给冯老兰!”

    朱老明听到这里,脸上可慢慢显出笑模样,说:“冯老兰那小子毒啊!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街乱颤,谁敢吱声?唉呀呀,过去就是迷糊,花了点子冤枉钱!来吧,咱听江涛的,闹闹运动看看怎么样?”

    江涛一听,笑了说:“怎么样?管保越斗越胜利!”

    朱老明有满肚子的辛酸,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他自从打官司失败,半年不出门,有理无处诉,气蒙了眼,成了双眼瞎。把老伴气死了,兄弟也走了西口,闺女们住不起家了,剩下孤零零一条单身汉。没了土地,无法糊口,只靠打苇箔、卖烧饼过生活。他从黑天到白日,眍䁖着眼睛,摸摸索索地站在箔秆前边。不管冬天夏天,他在那深更长夜里,背着那只油浑浑的柜子,走在十字大街上,尖声叫唤:“买大果子……不……啊……”悠长的叫卖声,通过平原上的夜暗,传到七八里路以外。过路的人们,一听到这幽扬的声音,就留恋不舍,坐下来抽袋烟再走。不知不觉,引起肚子里辘辘地肠鸣,流出口水来,非赶上去买他的烧饼果子充饥不可。年代多了,他的叫卖声,就成了黑夜里的指路信号。有人问他:

    “冰天雪地,还做那买卖干吗?能赚多少钱?”

    他抬起头,睁开无光的眼睛,想看看天,也看不见了。在黑洞洞的长夜里,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他受不住长夜的幽闷,一夜夜地睡不着觉,做着梦嘴上还嘟囔:“咳!好长的夜黑天呀!”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锁井镇上的烈火熬煎着灾难的生命。自从打输了官司,他就住在这三间小屋里。西头一间,盛着从白洋淀运来的芦苇白麻。东头一间,是他睡觉的土炕,门外是几百年来的老坟。每年夏天,坟地里长出半人深的蒿草,有各样的虫子在草里鸣叫。晚上他睡在土炕上,听着夜风吹着大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黎明的时候,他趴在被窝头上,听树枝上的鸟雀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冬天他听着北风的唿哨。他想,要是门前没有这几棵大杨树,说不定有多么孤寂呢!

    江涛看这个失明的老人,心里实在同情他。他过了斗争的一生,可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失败了,穷到没有立脚之地。

    当朱老明听得说又要反对冯老兰,他也想到,为了反对冯老兰,使他跌进一辈子翻不过身的万丈深渊,身上立刻打着寒噤。当他又听到,这个斗争,不用朱老巩光着膀子拼命的办法,也不用对簿公堂,不用花钱,只要组织、发动群众就行。他就咬紧牙根,恨恨地说:“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这条道儿!”

    江涛看明大伯转变了怀疑的心理,又做了一些解释,说了一会话,叫了朱大贵,两个人走出来。朱老明听他们的脚步声走远,问朱老忠:“大兄弟!你走南闯北惯了,心眼里豁亮,看江涛说的怎么样?是这么回子事吗?”

    朱老忠说:“依我看,江涛是个老实人。再说这共产党是有根有蔓的……”

    朱老明不等说完,就问:“他们的根在什么地方?”

    朱老忠说:“在南方,在井冈山上。”

    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说:“要是从井冈山上把枝蔓伸到咱这脚下,可就是不近呀!”

    朱老忠说:“别看枝蔓伸得远,象山药北瓜一样,枝蔓虽长,它要就地扎根。比方说,运涛参加了共产党,江涛又参加了共产党,说不定还有多少人要加入。”

    朱老明说:“按人说都是正支正派,可也要问清楚,咱心里才有底。”

    朱老忠说:“不用问,问,他也不说。我们两人从济南回来的路上,我旁推侧引地转着弯问了半天,他只说些革命的道理,不说出他们的根柢在什么地方。反正他们办的是咱穷人的事。说到这里,他又停住,眼睛看着远处老半天,把嘴凑在朱老明耳朵上,低声说:“大哥!这些年来,我老是这么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运涛那时候,我后悔咱没有找到这个门路,如今江涛可是共产党的人,咱们不能放过了,说干就是干!”

    两个人靠在门扇上晒着太阳,说了一会子知心话,商量着反割头税的事。朱老忠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出来,朱老明也拄上拐杖送出来,两人一路走着,朱老明说:“我看大贵这次回来不错,人聪明了,也能说会道了。我听他娘说,想给他粘补上个人儿。”

    朱老忠说:“年岁儿可是到了时候,你看谁行?”

    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行。”

    朱老忠听说到春兰,抬起头什么也不说。他又想起运涛来,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又想起铁窗里那张苍白的脸,掯着泪花的大眼睛。叹了口气说:“咳!为着运涛,我舍不得把春兰给了大贵。”

    说到这里,两位老人再也不说什么。他们同时感到心酸,几乎掉下泪来。他们为运涛难受,也为春兰难受。朱老明闭上嘴,眨着眼睛沉默了半天,从眼洞里滚出两颗大泪珠子。说:“咳!运涛一辈子住在监狱里,春兰还能活下去吗?运涛回不来,春兰可是怎么办哩?真是难死老人们了!我看别耽误了春兰,把这事儿给大贵办了吧!”

    朱老忠听着,觉得也有理。运涛一辈子回不来,春兰一个人可是怎么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