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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二十五节
    江涛从济南回来,秋天过了,父亲还在病着。他把运涛的事情一五一十对父亲说了。母亲割完谷,砍完玉蜀黍,正在场上碾场扬场。他又帮着砍了豆子,摘了棉花。做着活,母亲问他:“江涛!你哥哥可是怎么着哩?”他只说:“还在监狱里。”母亲天天想念着在狱里受苦的儿子。

    收完了秋,江涛去找朱老忠,说:“忠大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上不起学校了,我想退学。”朱老忠说:“莫呀,孩子!上济南剩下来的钱,你先拿去。家里,我再想法子借钱,叫你爹吃药治病。咳!赶上这个年头儿,不管怎么,也得托着掖着闯过去。”江涛说:“那只够今年的,明年又怎么办呢?”朱老忠说:“不要紧,孩子!有大伯我呢,只要有口饭吃,脱了裤子扒了袄,也得供给你在师范学堂毕了业。”

    江涛回到保定,第二天洗了澡理了发,换上身浆洗过的衣裳,去看严萍。一进严知孝的小院,北屋里上了灯,老伴俩正在灯下说闲话。严知孝见江涛进来,问他:“运涛怎么样?”

    江涛把小包袱放在桌子上,说:“他判了无期徒刑!”

    一听得江涛的声音,严萍在她的小东屋里发了话:“江涛回来了!”东房门一响,踏看焦脆的脚步声走过来。她弯下腰,两手拄着膝头,对着江涛的脸说:“你瘦了,黑了!”又伸出指头,指着江涛的鼻子说:“是在灯影儿里的过?”

    妈妈看严萍这么亲近江涛,满心眼里不高兴,撅起嘴来说:“长天野地里去跑嘛,可不黑了!”妈妈是个高身材的乡村妇人,脸上显出苍老了,高鼻准,下巴长一点。说着,走到桌旁,解开包袱看了看说:“看江涛带来什么好东西,嘿!

    通红的枣儿!”

    严萍拈起一枚小枣,掏出手绢擦了擦,放在嘴里,咂着嘴儿说:“可甜哩,没有核儿。”她抓起几个枣,放在父亲手心里。又用手绢包起一些,藏下自己吃。

    严知孝取出眼镜盒,戴上眼镜看碑帖,说:“小枣,别有风趣。大明湖的碑帖嘛,看来没有什么可贵之处。”江涛说:“枣儿是全国有名的。碑帖,也许是没买着好的。”

    严知孝摘下眼镜,捏起一枚小枣放进嘴里。说:“你没见过张秘书长?不能维持一下?”

    江涛说:“他说案子属省党部直接处理,探望一下可以,别的,他们无权过问。已经定了‘无期徒刑’。”

    严知孝说:“咳!活跳跳的个人儿,一辈子完了!”

    严萍斜起眼睛看着父亲,说:“哦,那将来还有出来的一天。”

    严知孝冷淡地说:“什么时候出来?”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

    严萍说:“将来红军势力大了,统一全国的时候。”

    江涛对着严萍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严知孝抬起手拢了一下长头发,说:“这话,也难说了。”他背叉起手,在地上走来走去,拈着浓黑的短胡髭,又说:“昨天,还是被人捉住砍头的,他们就需要与别人合作。今天,他们把权柄抓在手里,就不需要合作了,要砍别人的头了。过了河就拆桥,看来‘权’‘势’两字,是毁人不过的!”

    江涛说:“如今他们有权有势,刀柄在他们手里攥着嘛!”

    严知孝说:“他们也要防备刀柄攥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被人欢迎过的,昨天就在天华市场出现了‘打倒刮民党’的传单!”

    严萍说:“他们成了反动派嘛!”

    江涛说:“他背叛了群众……”

    严知孝说:“咳!如今的世界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你征我伐,到什么时候是个完?过来过去总是糟践老百姓!”

    严萍说:“我看谁想当权,就把最大的官儿给他们坐,不就完了?”

    严知孝绷起脸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都想坐最大的官,有没有那么多的大官给他们坐?”一句话说得一家人都笑了。

    严萍坐在父亲的帆布躺椅上,转着眼珠想:“可就是,我就没有想到。”

    “我看龙多不治水,鸡多不下蛋……国家民族还是强不了!”妈妈不凉不酸地说着,走了出去。不过是插科打诨,取个笑儿罢了。

    严知孝说:“不管怎么的吧,咱是落伍了。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咱算是门外汉。干脆,闭门不问天下事,心里倒也干净。”

    严知孝又问了家乡的年景呀,庄稼呀,一些老家的事情,又问老家的人们。他不常回家,每次从老家来了人,他总是关心地问长问短,而且问得很详细。妈妈又煮了枣儿来,说是搁了糖的。吃了糖枣,严萍叫江涛到她的小屋子里去。江涛一进门,转着身子看了看,见屋里没有什么新的变动,心上才安下来。坐在椅子上,转着黑眼瞳呆着。

    严萍看他老是不说话,问:“怎么,又在想什么心事?净好一个人静默,也不闷的慌?”

    江涛说:“静默就是休息。”

    严萍说:“你还不如说,静默就是思想。”

    江涛说:“能够静默下来,当然是好。一个人坦坦然然地想个什么事情,有多么好?不过有时,有一种逆流冲动着你,不让你静默下来。”

    严萍说:“我就不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多么愁闷。什么力量不让你静默?”

    江涛说:“革命!”

    严萍说:“又想起革命来。想到什么问题?”

    江涛说:“祖辈几代:祖父的,父亲的,哥哥的,我的……没有一个暴风雨般的革命运动,不能改变这受压迫的道路。”

    严萍说:“你说得不错!”

    江涛再也不说什么,定住黑眼珠静默起来。

    严萍拿眼睛呼唤他几次,拿下巴点了他几次,他都没有知觉。她把两个巴掌伸到他的耳朵上一拍,说:“嗨!你发什么呆?”

    江涛笑模悠悠地说:“想起运涛,一个人坐狱,几家子人担心!”

    严萍说:“几家人?你家、我家……”

    江涛说:“还有忠大伯家、春兰姑娘家……”

    严萍不等江涛说完,问:“春兰是谁?”

    江涛说:“春兰是运涛相好的人儿,她聪明活泼又进步。打算等运涛回来跟她结婚呢,这样一来……”说着话,他又沉默下来。

    严萍听说运涛要长期住狱,那个钟情的姑娘还在等着他,对春兰发生了很大的同情心,屏住气凝住神,睁着眼睛听着。可是江涛睁着大圆圆的眼睛,不再说下去。严萍等急了,说:

    “你可说呀!”

    江涛把运涛和春兰的交情叙述一遍,又说:“春兰帮着运涛织布,两个人对着脸儿掏缯,睁着大眼睛,他看着她,她看着他,掏着缯着,就发生了感情……”

    严萍听着,笑出来说:“两个人耳鬓厮磨嘛,当然要发生感情。”说着,腾地一片红潮升到耳根上。

    江涛继续说:“有一天晚上,我睡着睡着,听得大门一响,走进两个人来。我猛地从炕上爬起来,隔着窗上的小玻璃一看;月亮上来了,把树影筛在地上。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运涛,女的是春兰……”

    严萍问:“妈妈也不说他们?”

    江涛又说:“看见他们走到小棚子里去,我翻身跳下炕来,要跑出去捉他们。母亲伸手一把将我抓回来,问:‘你去干什么?’我说:‘去看看他们。’母亲说:‘两个人好好儿的,你甭去讨人嫌!’这时,父亲也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看了看,伸起耳朵听了听,说:‘你去吧!将来春兰不给你做鞋做袜。’”

    严萍听到这里,喷地笑了,说:“怪不得!你们有这么知心的老人。看起来运涛和春兰挺好了,运涛一入狱,说不定春兰心里有多难受哩!”说着,直想掉出泪来。

    两个人正在屋里说着话,听得母亲在窗前走来走去。江涛转个话题问:“我去了这些日子,你看什么书来?”严萍坐在小床上,悠搭着腿儿,说:“我嘛,读了很多书。真的,《创造月刊》上那些革命小说,我看了还想看。数学什么的,再也听不到耳朵里。”

    江涛说:“按一个学生来说,把功课弄好,书也多看,才算政治上进步哪!要多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不能光看文艺小说。”每次,他都对严萍这样谈,希望她多读一些政治书籍。他觉得从他跟严萍的关系上来说,他有责任推动他们的思想走向革命。

    听得妈妈老是在窗前蹓来蹓去,江涛才从屋里走出来。严萍也在后头跟着。出了大门,江涛悄悄地问:“登龙常来玩吗?”

    严萍直爽地说:“差不多,他每个礼拜日都来玩,来了就咕咕叨叨,蘑菇一天才走。妈妈还给他做好东西吃。”

    江萍说:“这人不喜欢读书。”

    严萍说:“他正在学武术,可着迷哪!练什么铁沙掌呀,太极拳呀,他说将来要学军事。他说将来绝对不向文科发展,要做些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走到西城门,她又楞住,笑了说:“怎么办?你送我回去吧,叫我一个人回去?这么黑的天。”

    江涛又把严萍送回门口,在黑影里,严萍拍拍江涛的胸脯,看了看他的脸,说:“好好儿的,把运涛的事情放开吧,不要过分悲伤。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革命工作要紧。”江涛说:“是的,革命可以改变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严萍听了,也点点头。江涛站在门口,听她走进去把门插上,才走出胡同。街上行人稀少,路灯半明半暗,呆呆地照着。路面不平,他独自一个人,一步一蹶地穿过冷清的街道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