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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54.竞争是无情的
    提起来效法别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问题是,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可是时背运停,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矣。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虚骄之气,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样,一股劲直往炕沿伸既丑又臭的小脚,以表示过去缠得好缠得妙,则只有走另外一条路矣,该另外一条路是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谷。

    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绝不会亡,理由是中华民族最富于同化力,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一次亡给蒙古,一次亡给满洲,如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逃乎?──满洲似乎还要惨,连尾巴都无处夹。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也不能保证一定不亡到底。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铭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二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柏杨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而是我们要认清,竞争是无情的,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别派六丁六丁,谒者功曹,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趁着还站在世界上,应该赶紧锻炼锻炼,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多吃一点有养份的东西。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绝了种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千言万语一句话:“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孙观汉先生特别吁请中国人尊重事实,盖自信必须建立在事实上,才算自信,否则就是晕晕忽忽的虚火上升。寒雾小妹妹,去年就表示她要读植物系,今年大专联考,果然考了个第一。呜呼,这才是自信,一个人如果连ABCD都没见过面,而到处扬言他要到剑桥大学堂教英国文学史,你说这自信怎么受得了耶。

    虚火上升的结果是,永远不能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事物,永远在恍恍惚惚中过一天算一天。柏杨先生写杂文写到现在,就经常碰到两种恍惚节目,一种节目恍惚的是人,一种节目恍惚的是事。无论人也好,事也好,只要啦上碰,就一定可以听到从恍惚模子里浇出来的反应。好比说,一不小心,碰了王先生,立刻就有朋友问到鼻子上:“你跟王先生有仇呀?”答曰:“无仇。”问曰:“有怨乎?”答曰:“无怨。”于是大怒曰:“好个神经病,他跟你既无仇,又无怨,攻击他干啥?”而该王先生也跳脚曰:“这死老头,我跟他连面都没会过,他的啥长相我也不知道,他这么整我,是何居心?”好象必须有点仇有点恨,理由才能充足。可是,一旦我老人家据实招供,王先生上次在黑巷子里揍过我,这可有仇有恨,可以碰碰吧,想不到立刻就掉转身子来个回马枪,一脸正气曰:“老头,这你就不对啦,报纸是社会公器,你这种利用社会公器报私仇私恨的干法,实在下三滥。”呜呼,无仇无恨的不能评论,有仇有恨的也不能评论,只好嘴巴贴膏药矣。这是碰人,还有碰事,就更五彩缤纷,恍惚得厉害。柏杨先生前些时谈过公路局监理所,一位朋友身负使命,把我唤去,正色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再前些时,柏杨先生谈中医治癌,另一位朋友也致训词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更前些时,柏杨先生谈官场,也是一位朋友这么正色告诫的,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再更前些时,柏杨先生谈三作牌,得到的是同样的曰,该曰也是正色的曰:“天下事多得很,啥不可谈,谈这干啥?”于是,谈保险业干啥?谈酱缸蛆干啥?谈公寓现代化干啥?谈狗厖先生干啥?谈女人干啥?每一个问题都被“干了啥”,则“天下事”虽多,也只等于没有一事。

    我想这是一种恍惚精神,眼不见、心不烦,没有原则,只管利害,谁要提原则谁就是不开窍,不识相,呆木头兼阿木材──这些只不过表示表示轻蔑,还容易忍受。如果恶从心头起,毒向胆边生,说你“别有用心”,那就可以听到脚镣手铐的声音啦。在强大的恍忽精神笼罩之下,中国同胞就好象害了高级贫血症,双手发颤,脚软眼花。

    孙观汉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提出一个大胆假设,曰:

    “我更进一步的臆测,如果把美国刚生下的婴孩和中国刚生下的婴孩全部对换,二十年后在台北的黄发绿眼的青年们,可能和目前本地人一样的乱闯红灯,争先恐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同样的,二十年后,在壁斯堡的黑发黄肤的青年们,也会跟本地人一样了解,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同时知道,在社会的立场来看,这个‘别人’的‘人’,是和我这个‘我’,同样的需要受到尊敬。”

    孙观汉先生谦虚的承认这只是一个臆测,没有办法得到证明,我想这是人文科学最大的缺点──无法摆到桌面上。不过这也是天文学一样,虽不能把北斗七星摘下来教大家用手乱摸,但靠着指指点点,却是人人都认得出。所以如果真的把中美婴儿那么一换,恐怕是非发生孙先生臆测的结果不可。孙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曾引用国立清华大学堂教习唐明道先生给他信上的一段话,该一段话曰:“为什么同一个人,在国内的时候,不愿吃苦,不守秩序。可是只要飞到了太平洋彼岸,马上就什么事都愿意做了,洗碗除草都行,交通秩序也都很懂啦。”

    呜呼,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成枳子,看情形枳子过了太平洋也容易变成橘子。这不是橘子枳子问题,而是累积的文化问题,所以柏杨先生最怕讲中国话讲得哇啦哇啦像自来水的洋大人,盖洋大人只要会讲中国话,他就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附带看穿了我们的这一套,要想他心里瞧得起,真是难上加难。

    当孙先生《菜园里的心痕》在台北《自立晚报》上陆续发表的时候,该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就挨过这么一记闷棍。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从二百公里外的台中,巴巴打电话给他,吼之曰:“孙观汉写的文章,千言万语一句话,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要说美国科学好,我还服,要说连美国的文化也比我们好,我就不服,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美国乎?太不象话,太不象话。”罗先生当时就在电话上勉之曰:“老哥,赶紧往酱缸外跳吧,再不跳你就成了酱缸蛆啦。”──顺便声明,“酱缸蛆”可就是罗先生这么顺口发明的,修理庙打板子时,务请认清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