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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37.窝里斗
    袁晴晖先生伸手就揭底牌:“忠臣受害之惨”和“小民受祸之烈”,其心情沉重,可透穿纸背,不知道其它国家的忠臣──那些夷狄之邦的爱国志士,有没有像中国被杀得这么多,和杀得这么苦也。若卫鞅先生焉,最是倒霉,惨死之后,不但得不到一点同情,还要受到儒家的抨击,不敢归罪于专制制度,反而讥嘲他“作法自毙”。若李斯先生焉,全家被绑赴刑场。若韩信先生焉,没有他就没有汉王朝,结果灭了三族。若崔浩先生焉,被装到囚车里,放到十字街口,恁人朝他脸上身上撒尿,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佛家朋友反而讥讽他受了乱拆寺院之报。若杨继盛先生焉,只不过写文章写得真诚恳切一点,被打得流脓几碗,死在监狱。若檀道济先生焉,一家大小,杀了个净光。若熊廷弼先生焉,若袁崇焕先生焉,游街示众之后,仍鸡犬不留。若岳飞先生焉,其结局人人皆知。若年羹尧先生焉,被罚到杭州看城门,侮辱了个够,仍逃不了男女老幼,跪到柴市口挨刀。若方孝孺先生焉,灭了十族。若铁铉先生焉,妻子女儿被发给教坊当妓女,人人得而嫖之。若公孙无忌先生焉,倒毙在蛮荒。若柳亚夫先生焉,活活在监狱里饿死。若屈原先生焉,活活在汩罗江淹死。若文种先生焉,为国家复兴,累得吐血,结果被逼自己抹了脖子。若王安石先生焉,被强大的酱蛆群,一口咬定他是人类中最大的奸慝。若张居正先生焉,即令死啦,也留下后患,合家被兵丁团团围住,饿死的饿死,放逐的放逐。

    ──这不过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些人物罢啦,如真的请考据癖朋友出面,恐怕能考据出一部大辞典。嗟夫,张献忠先生有《七杀诗》,历史上当权家伙也有《七杀诗》,诗曰:“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教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吾友李卓吾先生曰:“忠臣可为而不可为,清官可为而不可为。”不是他反对人当忠臣当清官,而是跟袁晴晖先生一样,对忠臣和清官的遭遇,以及对促成他们发生那种遭遇的因素,感到心如刀割。呜呼,历史推演到今天这种样子,岂英才全被杀光,或全被逼死的报应欤?

    袁先生第二封信曰:

    “读《势利眼主义》,这正是中华民族落后堕落的写照,不免又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幸灾乐祸,自私自利,自古已然,中国历史乃一部官场斗争史,故乱多治少。”

    ──我老人家又要插嘴啦,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从头到尾,累牍连篇,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的后记上曰:“在国外居住过,而又曾回国做过事的人,大家可能都同意,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国外做起事来,成就可能比在国内高,换句话说,同一件事,在国内做起来,需要有更高的人才。”

    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的,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国内做事,受不完挤和斗,受不尽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

    “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五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阉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熏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分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拋于一旦,真是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一部份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