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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寻找法源寺
    第一次拜访法源寺之后不久,我又独自一个人去了一趟。杜甫有诗曰:“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法源寺就像一个幽闺中的绝代佳人,一瞥之下,便已惊艳,难再忘怀。它虽然身处闹市,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一个古寺的幽远、深邃、神秘和闲寂的气息,令人醉而忘返。这种气息,应该与它自身独特悠久的历史有关吧。

    安史之乱之后的三百年,唐武宗李瀍继位。他继位后,一改唐初皇帝崇佛的风尚,喜欢道教,来了个兴道灭佛。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他下令毁坏寺庙,勒令僧尼还俗,在全国范围内剿灭佛教,史称“会昌法难”。法难过去以后,“幽燕八州,惟悯忠独存”。产生这个奇迹原因何在呢?应该是唐武宗考虑到太宗缅怀忠烈的建寺初衷吧!

    又过了一百多年,即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一场大火从天而降,把偌大的悯忠寺烧了个干干净净。忠也好,奸也好,如同前朝的一个遗梦,被这场大火烧得了无痕迹,落了个“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悯忠寺夷为平地,原寺烧黑了的残砖断瓦默默地承受着大自然的风霜雨雪。十年之后,即唐昭宗景福初年(公元892年或稍后),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捐出俸禄,在悯忠寺的遗址上重加修建,并在大殿后面盖起一座宽七间、高三层的观音阁,内中供奉着一尊高达二十余丈的白衣观音像。这尊观音像如此高大,以致于人们得爬到第三层阁的时候,才能看到她的面部表情。元熊梦祥的《析津志》因此感叹说:“此佛此阁,自古无匹”,可以想见当时像与阁之瑰伟。从二塔之废基里,还挖出了佛舍利子,李匤威命人将其一并埋藏在观音像前。

    此次重修,藉观音阁之壮伟,抹去了悯忠寺初建时的悲怆气氛,它转而成为一个正宗的、辉煌壮丽的佛教大伽蓝。

    唐昭宗李晔乾宁四年(公元897年),节度使刘仁恭又发心捐建了悯忠寺内之高塔。远远望去,崇楼高阁,夕阳塔影,悯忠寺依稀又呈现出盛唐时的风貌。

    辽代大约是悯忠寺最兴盛煊赫的时期。辽王朝将幽州升为陪都,为南京,称析津府,又称燕京。辽王朝在燕京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新城。悯忠寺被围在新城内,位于新城的东侧。历代辽国帝后都崇信佛教,热衷于拜佛敬僧、修建寺庙和广召僧尼等求福德之事。悯忠寺因为历史悠久和地位崇高而成为辽代帝后常去的道场之一。他们在寺中听经礼佛,斋僧布道,并常常捐资对悯忠寺进行修葺或局部改建。当时的北宋使臣到燕京,往往会安排他们参观悯忠寺,有时甚至在寺内设行馆下榻,可以想见当时寺内的建筑是多么地壮观精洁。

    辽世宗天禄四年(公元950年),观音阁遭灾被毁。穆宗应历五年(公元955年)重修,但把三层改为二层。圣宗统和八年(公元990年),又增建了释迦太子殿。

    道宗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幽州发生大地震,全城破坏严重,寺中观音阁再次坍塌,道宗当即下令修复。

    值得一提的是,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耶律洪基再次下诏,命在寺名前加“大”字,改名为“大悯忠寺”。这次更名,乃是因为当时北宋的东京城中有一个“大相国寺”,大相国寺前为三门,中为佛殿,后有资圣阁,东西有塔院和禅院、律院,其布局和规模与大悯忠寺几乎完全相同;而两寺又都是皇家寺院,地位重要,所以道宗将“悯忠寺”改名为“大悯忠寺”,表明了他有意将两寺相提并论,想在各方面与北宋朝廷一争高下的心态。

    道宗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辽王朝对大悯忠寺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把观音阁由二层恢复成三层,并把木塔改建成砖塔。文惟简《虏庭事实》中说:“东西砖塔高可十丈,是安禄山史思明所造”,指的应该是重修后的塔。寺内现存有《舍利石函紫褐师德大众题名》的辽代石刻,上面记载了这次重修的情况。从石刻上可知,寺内的主要建筑物有观音阁、大殿、经藏、太子殿、东塔和西塔等。此时的大悯忠寺虽然延续了唐朝的布局,但是主要建筑都是重修过了的,并且增加了经藏和太子殿。

    公元十二世纪,金灭辽。金朝政府在辽代的燕京城外,加盖了一个四倍大的外城,将旧燕京城套在里面。这个时候的悯忠寺,在金朝的新城里,位置偏向东南。金朝对悯忠寺的布局和建筑没有作什么大的变动,基本上维持着辽大安年间重修时的样子。

    女真人的异军突起,使得曾欲将“大悯忠寺”与“大相国寺”一比高低的辽宋两国皇帝,从南面尊而变成了阶下囚,从对立的敌人变成了同病相怜的狱友,双双被囚禁在了悯忠寺。辽历代帝后经常驾临大悯忠寺降香,他们是否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末代子孙——辽最后一位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会成为这座皇家寺院里的囚徒呢?

    靖康年间,金人攻破汴梁,掳走了徽宗和钦宗两位皇帝,北宋灭亡了。抗金名将岳飞满怀悲愤,写下了《满江红》这首传世之作:“靖康耻,犹未血;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可惜老皇帝徽宗没有等到那一天,就已一命呜呼;只留下年轻的钦宗和被俘的后妃宫人等,过着屈辱的囚禁生涯。

    公元1156年的一天,金海陵王完颜亮突然心血来潮,命令部将举行马球比赛,让辽宋两位废帝也参加。文弱的钦宗根本不会骑马,开赛不久,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被乱马践踏而死。辽天祚帝虽已八十一岁,但是契丹人的骑射传统使他仍然保持着健康的体魄,眼见事态危急,耶律延禧策马狂奔,企图冲出重围,被乱箭射死。一场马球,结束了辽、宋、金三国鼎立争霸的局面,只剩下金和元气大伤的南宋南北对峙了。

    金王朝很重视本民族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们设立了女真小学、女真大学和国子监等教育机构,并采取双轨制的开科取士,分别进行女真进士和汉进士的考试。金大定十三年(公元1113年),大悯忠寺被钦定为女真进士的考场,学子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悯忠寺,一方古刹又成为女真举子跃龙门的希望之地。过了两年,朝廷又拔款重修了大殿和太子殿,大悯忠寺更加兴盛了。

    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来自蒙古草原的铁骑挥师南下,如风卷残云,顷刻之间攻陷了中都。蒙古骑兵们疯狂地烧杀劫掠,中都城内生灵涂炭,宫殿成为焦土。悯忠寺和当时的崇国寺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同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轮回,重新沦为废墟。

    元灭金以后,亦定都北京,称为大都。不过元政府将北京城进行了重新修建,相对于金朝的都城,整个地向北移动了,金朝的京城只有东北角的一小部分被切割到了元朝的新城里。此时的悯忠寺遗址,被远远地抛在城外的西南角。

    元朝期间,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是悯忠寺可能得到了修复。因为元末迺贤和元明间人袁凯的诗中还曾提到过双塔和观音阁,所以可能是有人按照悯忠寺的旧观恢复了寺庙原样。

    宋末元初的时候,由于元朝是异族统治,所以有很多宋朝的遗臣不愿意与朝廷合作,因而隐居民间。《千家诗》的编选者谢枋得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当时元政府开列了一个宋朝名士的名单,欲招为已用,名单上共有三十人,谢枋得排在第一位。谢枋得原是江西进士,参加抵抗蒙古兵失败,妻子被俘。枋得遂隐姓埋名,以卖卜为生。后来不幸被人发现,他就逃到建宁(今福建省建颐县)的唐石山中。当时的福建省参政魏天佑欲以荐谢枋得立功,就派兵俘获了谢枋得,强迫其北上元都。在从嘉兴北上的二十多天里,他始终以绝食抗争,粒米不进。到采石后,他想见关在燕京的谢太后和恭帝最后一面,才开始进食少量蔬菜和水果。到达燕京以后,谢枋得已经衰弱不堪。元政府希望他康复后能出仕,就把他安排在悯忠寺休养。当时悯忠寺壁间立有纪念东汉时孝女曹娥的石碑,谢枋得触景生情,哭着说:“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已仕元的留梦炎,是谢枋得的同科进士,元政府派他来游说谢枋得。留梦炎为他置办饮食、请医问药,谢枋得哭着说:“汝尚欲吾生乎!”五天后,终因拒绝医治、不食而死,终年六十四岁。

    经过元朝的一百零八年,至明初,志书中说:“今寺与塔皆毁,遗址仅存。”悯忠寺又化为废墟,大概是毁于明末的兵燹了。

    十四世纪,明朝又重建北京城,整个城南移,盖了一个方形的城,元朝旧城的三分之二被纳入新城中。这时的悯忠寺,还是在城外的西南角,不过离城比元朝时近了。

    明建七十年后,即明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在寺僧相瑢的劝发下,由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内侍牵头,出资重修了悯忠寺。据寺中现存的碑文记载,这次重建工程浩大:“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二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禅栖之所,次第完繕,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内植佳木,外缭周垣……”不久又修建了大藏经阁。在殿内“复雕佛菩萨像,庄严藻绘,视旧规盖有加焉”。里里外外焕然一新,现在的法源寺的布局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它从天王殿起到藏经阁止,在中轴线上布置了五、六个殿阁,再用配殿和两庑围成南北180余米、东西50米的封闭式结构。天王殿南50米为山门,中间建钟鼓楼,这是北京常见的明代寺庙的布局形式,西山的碧云寺、卧佛寺等大体都是这样。

    此次重建后,明英宗将“悯忠寺”更名为“崇福寺”,并下旨把一部新刊印的大藏经赐给寺院,放在藏经阁中,“永充供养,听所有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民生祈福。”(《敕谕敕赐崇福禅寺碑》)。至今,这部珍贵的明刊大藏经还保存在法源寺的藏经阁中。

    明嘉靖年间,即公元1550年,明世宗朱厚熜让严嵩主持,在明初修建的北京城的南边,加盖了一个外城,崇福寺(悯忠寺)又重新被圈回到城里来了,位于外城的西南角。从此以后,这个古城的样子,就确定了下来。四百多年过去,至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明朝末年,后金崛起,开始觊觎中原的广大土地。名将袁崇焕原是万历进士、福建邵武知县,后因心系国家安危,毅然投笔从戎,官至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在辽东地区,他率领所部军队,多次击退后金的进攻,击毙了清太祖努尔哈赤,获得宁远大捷。次年,又击败了清世宗皇太极,获得宁锦大捷,被升为辽东巡抚。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率领满清大军,避开袁崇焕的辽东防区,从古北口长城入关,一举攻下河北遵化,兵锋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闻讯,率领九千精骑,星夜驰援京师。以九千人狙击十万清军,袁崇焕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竟然取得了广渠门、左安门大捷,之后他坚守京城,等待援军。清军无法进城,就把怒火撒在百姓头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来袁崇焕领导下的诸王起兵勤王,清军撤退,京师之围方解。

    不料世事就如袁氏自己写的《哭熊经略》诗中所云:“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昏庸的崇祯皇帝居然听信了被皇太极所收买的阉党散布的谣言,中了反间计,竟丝毫不念袁将军的救驾之恩,将袁崇焕逮捕下狱,次年(公元1630年)处“磔刑”于菜市口。磔刑,就是千刀万剐。袁崇焕不但被寸寸切割,而且京师百姓也深信他是里通外国,把受害的悲愤都发泄到他的身上,竟至一拥而上,将袁将军的血肉之躯分而食之!历史上还有比袁崇焕更惨的将军吗?他精忠报国,忠君爱民,却被他所效忠的皇帝千刀万剐,被他所保护的黎民百姓生食血肉!“推倚何重杀何酷,一声砉然崩昆仑”,“可怜当日长街上,多少秋风卷氤氲”!袁将军逝矣!所幸其部下有一位姓佘的义士,连夜偷出将军的头颅,送到崇福寺(今之法源寺),而当时的崇福寺僧人深悯将军之忠义和命运之惨烈,冒死为袁将军做了超度法事,之后佘义士将其安葬在广东义园,即今之崇文门东花市斜街,佘义士的后代并世代守墓至今。

    崇祯七年,即公元1634年,僧人德通出面组织,重修了崇福禅寺。那时候距袁崇焕的牺牲已经有五年了,有识之士都知道袁氏是冤枉的,寺庙修好以后,崇福寺又被重新命名为“悯忠寺”——虽然朝廷没有什么作为,但是从悯忠寺的复名,可以看出袁将军的事迹对人心的振荡和民心之所向。直到公元1782年,乾隆朝重新修订明史时,袁崇焕事件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一百多年前冤死的将军得到了平反昭雪。

    作为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顺治极其崇尚佛教,他曾经作过一首诗偈,表达了对出家生活的赞叹和向往:“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在同一首诗偈中,他还说自己:“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他认为自己前世是一个出家人,所以非常迷恋佛教。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十月初四,他将京师城南海慧寺住持憨璞聪(性聪)请进中南海万善殿讲法,次年敕封他为“明觉禅师”,派他住持悯忠寺,并在悯忠寺内设戒坛。

    康熙皇帝是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也继承了清王室奉佛的传统,非常重视佛教之事。他下令重修悯忠寺的藏经阁,并为藏经阁亲笔题名,他还赐给悯忠寺两块御书匾额,一曰“觉路津梁”,一曰“存诚”——“存诚”至今还悬挂在观音殿的禅定观音身后。

    至雍正皇帝时,悯忠寺迎来了中兴的日子。雍正十一年(公元1735年)五月,皇上命发国库之帑,重修悯忠寺。经过一年的经营,于第二年二月竣工,并赐名法源寺。

    法源寺修好以后,雍正皇帝亲自临幸瞻礼。他还下诏迎请当时宝华寺的僧人福聚律师北上,卓锡法源寺,主持传戒之事,并命和硕亲王监理坛事,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此寺和此事的重视。福聚律师应王命,共传戒五十九坛,受戒者达一千七百多人。从此法源寺被钦定为律宗寺庙,成为京城少有的专司传戒的皇家寺院。

    在今天尚存的《御制法源寺碑文》中,雍正皇帝解释了当时法源寺命名的缘由,并阐述了他对“戒”的深刻理解:缘生术数研究社——术数研究s

    “……朕惟如来演说经律论三藏,而律居其一;又说戒定慧三学,而戒居其先,亦如宗门有衣钵之传焉。威仪三十、细行八万,人以为戒在是,即法在是,未知其法之源也。即谓摄心名戒,亦只知心之说,而源仍未及知也。盖心本无体,何者是心?法亦假名,何者是法?则源不可不达矣。教不云乎:‘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夫心源本是湛寂,虽尘尘悉入,而湛寂者自若;纵心心不住,而湛寂者亦自若。故曰‘无生无灭,如如不动。’苟达乎此,虽当万法,而不见一法;不见一法,而全摄万法。如是持戒,则成无等戒,而达无上觉矣。……”

    这一段文字,证明了雍正皇帝不仅仅是恭敬三宝而已——如果此文真是他所亲撰,那么说明作为一个佛教徒,他对法的理解是相当精湛、到位的。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朝廷又对法源寺进行了修葺。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帝亲临法源寺降香,赐大雄宝殿“法海真源”匾额一块,并为大雄宝殿撰联云:“慧雨昙云,清净契无为之旨;金乘珠藏,通明开不二之门。”在圣祖康熙题有“存诚”匾额的今悯忠台殿内,乾隆皇帝亦赐一额,曰“善灯普照”,此外还撰了一联,云:“花雨静飘空色外,心珠长印摩尼中”,非常地有文采。

    在这次临幸中,乾隆皇帝的兴致很好,赋诗一首,略述了法源寺的历史、最近两次的修葺、朝礼当时的情形,并表达了他作为一位负责任的皇上,想借助于佛教的力量为天下子民祈福的愿望:

    “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

    沧桑已阅久,因革率难穷。

    名允法源称,实看象教崇。

    甲寅剏雍正,戊戌葺乾隆。

    所期资福力,寰宇屡绥丰。”

    八月底,在第二次拜访法源寺之前,我先钻入故纸堆中,在志书中神游了一番法源寺——从唐至清、从城里到城外、从兴至衰、衰而复兴,以及法源寺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从它过往的历史人物。法源寺像一个一千三百多年的老人,身体经过生生死死、几度轮回,而它的精神却始终存活着,如同高空中一双不眠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世道的盛衰变迁和人间的悲欢离合。

    到达长椿街地铁站以后,我想自己步行去找法源寺,就没有打摩的。沿着长椿街向南,走了几百米以后,我想抄近路,就拦住几位行人问路。不料行人听得一个“寺”字,都说:“你是找清真寺吗?”或曰:“你是找礼拜寺吗?向南,到南横胡同向东拐。”我摇摇头,道:“是一个佛教寺庙。”行人都露出迷茫的表情。我只好放弃,又向前走,心里盘算着找几个老人家问问——现在信佛的不是老人家多么!

    又走了几百米,遇见两位老太太,我大喜,拦住她们的去路,请教。老太太疑惑地说:“法源寺?法华寺吧!你从……”给我讲了一番如何到法华寺。我有点儿沮丧,没想到法源寺是地道的“大隐隐于市”,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

    又向前走,走出能有两、三站远了,问一个报摊上买报的老人,总算给我指了条“明路”。眼看走路太远,有点儿不现实,就改搭10路车,在“清真寺”站下车,沿南横胡同向东行去。走了大约五、六百米,看见了浅绿色的清真寺,圆穹窿一样的顶,充满着异国情调。它不但主体建筑、就连围墙都是浅绿色的,又紧挨着马路边,非常地醒目。怪道人人都知道清真寺。

    寺外西南角有一个报刊亭,我又上去问路。年轻的男孩很不耐烦,向胡同里一指,语焉不详,我听得个大概,就朝他指的方向走去。这是一条北城难见的路,叫“教子胡同”,路两旁种满了槐树,枝叶婆娑。胡同的东西两边是有了些年头的居民区,沿街一家挨着一家,开满了小店铺。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清真特色的肉铺,无门无窗,半空中吊挂着一扇一扇鲜红的牛羊肉。我很少看见这样的场景,心中不禁微微打了个寒噤。

    走啊走啊,眼看已经望见教子胡同的北端了,还没有发现法源寺。我又问路边瓜摊的老板,老板让我往回走。我一眼发现老板的瓜摊就在“法源寺后街”上,非常兴奋,问老板插进去可不可以到法源寺的后门,老板说:“哪里有什么后门?叫你往回走就往回走啦!”我有些遗憾,又掉头往南走。

    后来我听寺里的一位法师说,解放初法源寺的规模还很大:东到西砖胡同,西到教子胡同,北到法源寺后街,南到法源寺前街,占地面积约9万平方米。文革后只恢复了法源寺的中轴线部分,占地面积约13,000平方米,只有解放初的七分之一左右,但是原先的那些地名却沿用下来了。

    在附近一位居民的指点下,我终于找到了从教子胡同到法源寺的入口。这个入口太小了,很不起眼,颇容易错过。这有点儿象桃花源的那个入口了——下次再来,或许已经找不着了。路北是一家清真饭馆,几个服务员在擦玻璃和嬉闹。饭馆前的槐树下,拴着两只绵羊,一只在悠闲地咀嚼着青草,另一只却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神空茫忧伤,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沿着小巷向里去,里面安静异常。小巷的南面是一些四合院,围墙高高的,遮住了里面的世界。偶然能看到院子里的树的枝叶和搁在墙头上的花盆,里头养着一些并不名贵的草花。

    约行几百米,正如《桃花源记》中所说,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平旷者,悯忠广场也;俨然者,法源寺也。上次直接匆忙进了寺庙,没有注意到法源寺门外居然建有这样好的一个大广场——虽没有缤纷的桃花落英,却直是“芳草鲜美”,树木成行。我观察了一下那些树,大部分是新栽的小银杏,笔直,不蔓不枝,像快乐的少年,散发着勃勃生机。

    我第三次来法源寺的时候,戒毓师告诉我,法源寺现在赶上了好时候,一诚大和尚就任方丈,天时、地利、人和,都齐备了,寺内的各种关系也非常调顺,法源寺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府对法源寺也是前所未有地重视——居然能下决心将法源寺门前原有的高层建筑拆迁、修建一个悯忠广场——这是过去几十年间都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说这话的时候,戒毓师有点儿激动,眼神里充满了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