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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大雄宝殿
    从后门出去,步入第二进院落。院内香客很多,烟气缭绕。我也在院内的大香炉中上了三支香,礼佛三拜。之后在殿前站了站,发现院子里有不少树木。比较显眼的是靠近天王殿东侧门的地方,有一棵三人合抱粗的老树,高数百尺,夭矫入云,姿态优美,曾师兄说那是白皮松,又叫白果松、虎皮松,是本寺的花木之冠,传说是元代之物。

    这棵老树的皮很奇怪,浅绿与灰白相间,斑斑驳驳。有的地方树皮已经脱落了,露出里面的树干,纹理与古柏相似。后来听说,它的皮是一种很珍贵的药材。这棵老树的根部有一小块朽空了,不知是谁用水泥给它打了一个三角形的补丁,这块补丁沿着树缝一直向上延伸上去。我以前一直觉得水泥带有很强的工业化气息,是死的东西,而这老树的树木肌体却是活的,二者之间相去甚远,没有想到人们会用它给空树打补丁,也是聊胜于无吧。

    据张友鸾在《禅房花木深》这篇文章中说,老白皮松原来有两株,东西相对,分列在大雄宝殿的两侧。1912年,庙里进驻了军阀的部队,那些兵对古树压根儿没有什么保护意识,他们不但往古松根部泼脏水,而且冬天的时候,还把没有燃尽的煤渣倒在树根底下。经过这一通折磨,西边的那棵老白皮松就被虐待死了,只剩下东边的这一棵,孑然一身,孤独地又活了将近一百年。民国初年,有个名叫慧荄的出家人,还曾经为此写了一篇《双白松赋》,来抒发对这件事情的感慨。

    与这棵老白皮松南北相对的殿前东台下,有一棵更粗的老槐树。它真是垂垂老矣,不但根部打了水泥补丁,而且主干上还箍了四道几公分宽的铁箍,帮助树身加固。虽然如此,但是它的树冠依然如盖,绿叶们精、气、神不减,密集婆娑,间或从枝叶的缝隙中洒下几声鸟叫。

    殿西是一些杂树(后来知道是丁香),靠近天王殿的是两棵小白皮松,约有一人粗,显然是后来补种的。白皮松更向西,树荫下倒卧着一只石鼓,很旧,鼓身上有凸起的狮子头的浮雕。石鼓已经有了裂纹,不知是否是文物。不管它是不是文物,不管它被人为地估价几何,如果我是它,我也愿意慵懒地躺在青草上,静静地看这庭院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还有那红尘中人的来来往往。

    大殿的台基下面,新槐古柏的枝叶间掩映着六座石碑,东西各三,都是明清时期的。从西向东,分别是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的《重建崇福禅寺碑记》、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的《敕谕、敕赐崇福禅寺碑》、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的《重修崇福寺碑》、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的《敕赐崇福寺碑记》、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的《御制法源寺碑文》以及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些石碑主要记载的是历次修庙的经过,对于研究本寺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字是楷书,特别地清楚端正。这六座古石碑矗立在树荫里,气势雄浑,更增加了大雄宝殿的“大雄”之气。

    进得大殿,我立刻被一个情景吸引住了:无数只小麻雀在轩敞的藻井里飞来飞去,自在地鸣叫着,随意起落,仿佛这里就是它们的家一样。我惊呆了。在别的寺院里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即便有,也是偶然的几只,没有这么多。再说大部分人为了保持大殿的清洁,是会把它们“驱逐出境”的。可是这里没有。是什么样的慈悲让它们这样放心?是什么样的胸怀让它们如此自由?一股感动涌上来,我对法源寺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正沉吟间,曾师兄示意我看抱厦梁间悬挂的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黑色匾额,上有“法海真源”四个金色大字。字体厚润端顺,明显地没有开国之君的杀气和霸气,有的是守成之君的安稳、平顺。康乾时代号称太平盛世,再加上乾隆帝的艺术家性格,这四个字还透露出一种风流和潇洒。

    排在其它香客后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拜了三拜。起身后,发现这大雄宝殿里供的佛像也与一般寺庙不同。一般寺庙里常见的是供奉着释迦牟尼佛、阿难和迦叶,而这里供的却是“华严三圣”。《华严经》是佛教中的一乘教典,学佛的人常说:“不读《华严》,不知佛教之富贵”。它宏伟壮阔,气象万千;辞藻华丽宏富,音韵宫鸣商应,俱协和声;结构则璧合璋分,裁制细丽,令人叹为观止,确非世间典籍所能媲美者。“华严三圣”则是指《华严经》中的三位佛菩萨,他们分别是: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一般来讲,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和应身。人们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意为“能仁、寂默”;毗卢遮那佛则是法身,意为“遍一切处”,密宗经典中将其译为“大日如来”;其报身为卢舍那佛,意为“光明遍照”。而文殊和普贤两位大菩萨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他们在中国的应化道场分别在五台山和峨嵋山。人们常见的造型是文殊菩萨骑青狮,普贤菩萨跨白象,不过这里没有,他们是以毗卢遮那佛胁侍菩萨的形象出现的,分立于法身佛的两侧,各自结了一个手印。

    这三尊佛菩萨像也是明代的,是木胎贴金罩漆,由于年代久远,发出一种暗红铜色。毗卢遮那佛的像身很高,连背光带须弥座约有四米,沉稳庄重。佛本身是双跏趺座,左手像结“法界定印”时那样,端放于腹前左腿上,右手则自在地垂下,搭放在右腿前。文殊和普贤菩萨像均高两米多,面目端庄,衣纹流畅。最吸引我的是他们的手,丰润修长,饱满可爱,如俗呼的“婴儿肥”那样。佛菩萨的耳朵、尤其是耳垂照例特别大,那是他们经历多生多劫积累福德之后而示现的相好之一。

    感受着佛像的庄严肃穆,心中暗叹作决策之人的气魄和远见卓识,心想:难怪吸引了这么多的麻雀飞来飞去,想必多年以来,这大殿里呈现的已是其乐融融的“事事无碍”法界了。佛自瞑目沉思,两位菩萨站立结印,或许心里在诵咒;香客们络绎不绝,入殿礼拜;而麻雀则以此为家,自由嬉戏,这是一幕多么和谐、祥和的场景啊!

    “华严三圣”前面的供桌上有一套清朝乾隆年间的景泰蓝五供,旧旧的,暗暗的,却自有一种尊贵庄严的气质,是光洁明亮的新瓷器所无法比拟的。

    大殿左右两侧的大厅中,悬挂着一钟一鼓。钟是一口铜钟,是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31年)铸造的,带有原配的钟架。架上雕有鸟纹,工艺精美,钟体刻有“明嘉靖十年岁次辛卯孟夏吉日信官圆果等发心”的字样。鼓名建鼓,是一面皮鼓,清朝的,也带有鼓架,鼓架呈仰莲叶状,鼓面绘有云龙纹。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在大雄宝殿里拜佛,起身时,看见一缕昏黄的阳光透过木格子窗射进来,照在鼓身上,云和龙焕发出一种古色古香的光辉,好像穿透远古,活了过来似的。

    大殿靠近门口的一对青石柱础,上面饰有卷叶莲瓣的花纹,据周绍良先生推测,可能是唐初建寺时的原物。因为寺中原有一座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的石幢,现在石幢虽然丢失了,但是幢座还在,这对青石柱础的装饰花纹与幢座的花纹极其相近,而且石质也非北京附近所产的普通白石。

    沿殿内右绕一圈,草草地浏览了一遍十八罗汉:有托腮凝思的、有捧腹欢笑的、有抱胸睥睨的、有垂目禅定的,还有一个颇似寿星老,头顶突起,额头前出——这都已经是被中国化了的十八罗汉了。“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小乘四果中的第四果,意思是指已经熄灭了烦恼、解脱了生死、堪受人和天人供养的圣者。

    佛经中的阿罗汉其实是有大神通的。记得佛在世时,有六群比丘常常不守佛制,干一些调皮捣蛋的事儿,佛因为他们而制定了很多的戒律。有一次六群比丘正想干坏事儿,一眼瞥见了宾头卢尊者,便止而不作。为什么呢?因为六群比丘想:宾头卢尊者有大神通,唯恐他一发怒,将他掷于他方世界,就回不来了。多有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