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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两个板桥
    多年以来,板桥郑燮愤激而自矜的形象除了凸现在他生前手订的那部全集里,也凸现在他那些以竹兰梅自喻的线条夸张的书画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以民间疾苦代言人自命的艺术作派,更使他在两个世纪以后的那些崇扬与阶级斗争的文学史编撰者眼里获得了广泛的青睐。而且,作为一名出身贫寒,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小县作家,又身处经学大师、天才诗人辈出的雍乾王朝,要在当时宛如现在的彩票市场、证券交易所那样闹哄哄的文坛展露头角,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好在他也懂得如何扬长避短并利用自己的卑微身份造势。更有意思的是他仿佛川剧名角似的能同时以清官、狎客、画廊老板、风月闲人等多种面目出现,并始终在它的中间隐匿自己真实的暧昧的面庞。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初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太平盛世,郑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所谓关心民瘼的诗词,诸如《孤儿行》《逃荒行》之类。而事后,他瘦小、佝偻的身影可能立刻就会出现在扬州盐商的豪宴或妓院脂香粉腻的床上。他的成功在于他发出的这些声音虽然矫情而突兀,且不无政治功利,但在当时的文学大合唱中却因过于刺耳从而显得不同凡响,并穿越书页与时光最终抵达我们的耳边。由于中国的文艺批评向有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恶习,于是他被目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躺在文学史上接受后人的敬仰。只要我们的批评家将作家分门归类的惰性思维有一天不改变,这种敬仰看来还得继续沿袭下去。

    在那个由南方士子统治文坛的时代,郑生于江苏兴化的事实显然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先天的缺憾。他的身世也非常简单,五十岁以前一直以苦读与卖画打发日子,其间除去过两次北京和一次杭州,主要生活舞台局限于他的家乡扬州一带。既无名师传授,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才气与天赋,因此终其一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的核心圈子以外,得不到他自以为应该得到的重视与推举,倒也不能说是怎么委曲了他。如果我们有兴趣查一查他的朋友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是些和他一样靠自学成才,疏狂放诞,后来终于混出几分名堂来的文艺青年。四十四岁中进士应该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这得益于他对时文和制艺(考试大纲)的钻研,以及通宵达旦、下死功夫复习的本领。这种本领即使今天我们在贫困地区发狠考大学的农村穷孩子身上仍然不难见到。这以后他在山东的范县与潍县做了大约十二年的县太爷,然后又回到扬州卖画,并于十年后在那里去世。他的简历中至少有两处地方因语焉不详以至不免令人微有疑惑:一是他乾隆元年的赐进士出身到乾隆七年实授山东范县知县,中间当了六年多的空头进士,甚至连个混饭的都中闲职也没有,这在清代的职官制度上并不多见。二是有关他一七六五年逝世的记载年谱里可以详细到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但于死因却过于珍吝笔墨以至未留下半点记载。

    与他的同时代作家相比,郑显然是一个复杂、矫饰、颇有城府,并且因爱说大话、言行相悖,因而总让人有些不大放心的家伙。长期以来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声誉,不仅因为他的才华,还在于有关他作为一个时代叛逆者形象的种种轶事传闻。从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热衷于自我标榜道德情操的同时,身影却在扬州世俗的灯红酒绿间醉生梦死。而这个一到知县任上就将怜才爱士挂在嘴边的人,一旦心情不好时遇有读书人有事上谒,居然会作出“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或捽头黔面驱之出”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野蛮行为。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关于他六十一岁那年的被罢官,竟然也可以有“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清代学者像传》)与“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呵斥”(《墨林今话》)两种内容与性质都完全不同的版本。至于他平日好骂名流而又附庸名流,抨击权贵而又阿谀权贵诸种事实,更在不可枚举之例。这样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形象与性情都截然相反的两个板桥:一个清高、内省、磊落坦荡,为民请命;一个世故、轻浮、追名逐利,工于心机。有时,当我面对他全集扉页上那张满脸皱纹,下巴有一撮山羊胡子,目光闪烁的尖脸,心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难以释怀的困惑与尴尬: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所认识的郑板桥呢?

    兴化是清代属高邮州管辖的一个颇具几分水乡情调的小县。公元一六九三年,当心高气傲的郑板桥出生在城东鹦鹉桥与杏花楼一带的汪头时,父亲郑之本的现实身份只是当地的一名三家村塾师,家徒四壁不说,甚至常常无米可炊。郑三岁时母亲汪氏的病故对这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由于郑发迹后对早年的回忆侧重于叹穷叫苦而少具体描述,我们无法知道那些年代他们一家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仅从诗中偶露鳞爪的一些零言片语,依稀得知童年的郑由一个名叫费乳娘的邻居女人带大,并在父亲的私塾里完成了最初的学业。教他学习填词的老师是县里的一名老秀才陆种言先生。还有两件生活方面的大事是尿床和爱吃黄桥烧饼。在他三十岁父亲逝世前后,甚至他自己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私塾教师。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自己当初的苜蓿生活,曾有“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名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这样深沉的感叹。

    三十岁以后郑板桥到了扬州——出于愤怒和贫困生活的两重压迫,其情景完全相当于今天中国内地自觉怀才不遇的大学生到深圳打工。十八世纪前期的扬州由于盛产妓女(“瘦马”)、盐商、寺庙与风月,加上又是权势熏天的两淮转运使(中央政府管理江南盐政的最高行政机构)衙门的所在地,其繁华富奢之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一大批落拓不羁、风流自命的才子、诗人、画家、骨董贩子、风水鉴赏师什么的于是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聚集在那里不亦乐乎地打秋风、吃白食、索赠请托,鬻画卖字。根据《扬州画苑录》的作者汪鋆后来统计,当时扬州城里光画家就有五百余人,他们中的皎皎者有李鱓、汪士慎、高翔、金农、黄慎等,加上稍后也欣然加入这一行的郑板桥、李方膺与罗两峰。由于作品风格以及生平事迹的某种相似性,“扬州八怪”云云也就成了后人对这些商品经济中游刃有余的风云人物的一个特殊称谓。很多论者习惯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这在我看来显然过于天真。要知道当时的需方市场主要由权宦、贪官、暴富的盐商、附庸风雅的巨贾豪绅形成,艺术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只是一种体面的装饰。就象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机敏人物喜欢胸佩一枚据云出自郑手笔的“难得糊涂”的徽章招摇过市一样,当年把持扬州政纲的这些恶俗势力的代表也极需高雅的书画来点缀他们糜烂、穷奢极侈的生活。他们的首选对象无疑就是象征清高人格力量的竹、梅、兰一类的风雅之作,而且构图愈怪、线条愈奇则出价越高。在商品经济中,市场需求总是代表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八怪”中除当过宫庭画师的李复堂(鱓)会画几笔仕女,罗聘、黄慎偶尔也画些鬼神外,其余几乎大都以铁棒磨成针的功夫在所谓“岁寒三友”身上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其情景颇似浙南、广东沿海地区那些几十家开在一起,生产同一产品的家庭作坊。确实,同行间的竞争也是促进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得到最大发挥的一个良性动力。

    尽管青年郑板桥一向神往前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豪迈风采,但事实上他当初去扬州时腰间揣的只是两个又冷又硬的黄桥烧饼,而且四顾茫然,唯一的投靠对象是一个在一所破庙里当和尚的族父。我怀疑他当初于书画一道不过稍会涂抹几笔而已,至少在他现存的题识文字中找不到一款是乾隆以前的。仅仅出于父殁子亡、生计无依的现实悲剧,其次是风闻淮上巨贾出手豪绰,对落魄才子动辄以大把银子相赠,加上自己崇敬的同乡艺术家李复堂听说在那里也混得不错。这种种理由已足够让一个绝境中的年青人慨然前往,并且在旅途中对未来充满奇妙的想象。但扬州很快让这个自以为是的淘金者尝到了理想破灭的苦涩。金钱在任何时代都是寒冷的。商品的首要条件是交换。让势利、精明的扬州盐商对一个既无名气又无作品的小县秀才青眼另加,怎么说也不现实。郑的机灵与练达在这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得益于多年来底层生活的磨练。他当即赶往北京找到早几年已在那里充当皇帝私人画师的李鱓,并以同乡和崇拜者的身份终于弄到几份李的荐书。重回扬州难免让郑产生今非昔比、躇踌自得的感觉,他下榻于城中金农住过的天宁寺里,并很快与汪勤斋、黄瘿瓢等著名画家交上了朋友。虽说当时他已以生意人的特有嗅觉预测到书画一行在这座新兴商业城市里的广阔前景,但由于一时还拿不出手,只好一边苦读制艺为会试作准备,一边坚持不懈地以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诗词干谒豪门与公卿。数年以后,当意外的成功从天而降,整个扬州都将为自己当初对这个容貌丑陋的外地小伙子的轻视而感到羞愧。也不知他使用了什么法儿,竟使得一个程姓徽商慷慨出手,一下子就捧出千金相赠。相比于他晚年名气最大时一幅扇面或斗方的润资也仅须碎银五钱,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应该不难想象。正是这笔可观的馈赠使郑的人生迅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开始移居镇江焦山别峰庵中静心复习应考,并于次年侥幸中了进士。同时,他带有编年体式的自编全集里的内容,也相映成趣地从昔日的嗟贫叹穷,讽时讥世,逐渐转入对风月以及声色犬马的关注与描述。扬州对郑板桥一生的名山事业事实上起到了某种催生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即使我们略去程羽宸的一千两银子不计,他的艺术和知名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那里清丽的山水与文化的力量。这就使得他后来在山东潍县任上对淮扬商贾不遗余力的抨击令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在那篇后来被从全集中偷偷删去的《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中,他突然以道德捍卫者的标准形象出现,感慨“凡米盐舩(左舟右公舩,即船字异体)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蹀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在此前寄堂弟郑墨的一通家书中,自觉已成为政界人物的郑同样愤激于“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这样在他看来简直是人心不古、衣冠蒙羞的文坛状况。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数年以后,突然被罢官的郑荷笔彷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已只好又回到扬州重操旧业,成为那里听气候于商人,写字作画,满街名士中的光荣的一员。

    公元一七三七至一七四二年间郑板桥匆忙的身影象一架短途客机在江南的几座大城市里不停地飞来飞去。那时他的现实身份已是“赐进士出身”,却令人沮丧地什么职务也没有。他当然希望立刻弄到实授。设计中的方略仍然是通过对江浙官场位居要津者的上诗——恭维加自我推荐——这样毫无新意的公式。他诗集里的一大批谄媚之作即集中写于此时,诸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送都转运卢公四首》之类。几年以后当他在县署中为诗歌界的恶俗痛心疾首,认为“近世诗家题目,满纸人名……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时,显然已经忘了当初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一个顶尖高手。好在他的健忘症使他一生中对自己的言行不一始终都能保持从容的态度与恬然的心境,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可能还要提到。

    这里有一个特殊人物必须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就是郑板桥诗中谦恭有加的都转运使卢公——即乾隆初年扬州的最高执政官之一——两淮转运使卢见曾。这个被袁枚戏称为卢矮子的家伙,本身就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人,加上又身处财富与权势的中心,其对四方穷愁潦倒文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由于清廷的盐政象今天的烟草一样采用严格的专卖制度,官督商销,从沿海产区运往内地,其中的利润最高竟有百分之五百之巨。而都转运使大人就是掌握盐引(食盐专卖证),权势熏天,想让谁发财就让谁发财的那个人。商人们手捧珠宝与美妓围绕着他的情景就象一群饿犬围绕肥肉,而朝中大佬因为每年都指望他丰厚的“炭敬”和“冰敬”,与他的关系自然也就非同寻常。以至这个职位在后世的经济学家眼里被视为官僚资本、商业资本黑箱运作的一个典范。打秋风的文人墨客在考虑对象时往往也视此为首选,何况慨然以一代宗师自命的卢矮子以及稍后的曾宾谷风雅的生性,使他们对此基本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以这个从三品官职年俸银一百三十两的区区收入,要支持这样体面豪奢的生活显然非常困难。受贿以及巧立名目侵吞公款于是也就成了当时情况下可供选择的主要手段。可怜的卢矮子后来终因江南盐政案的全面暴发而伏诛。曾宾谷的下场自然也同样倒霉。“曾为盐政时,有孝廉某谒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诗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乐老臣心’,上句谓其谄和坤得进,下句谓其日事荒宴。言官以上诗上闻,曾遂得罪永废。”(《清诗纪事》第十四册)此事后来被龚自珍写入他那著名的《咏史》一诗,其中除郁达夫先生所激赏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外,尚有“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贫狎客操全算,团扇才子踞上游”云云,俨然一副扬州政治、商业、文化的众生相。确实如此,如果你想要了解清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人生中的真实嘴脸,应该找不到比扬州更好也更深刻的舞台。

    郑板桥上诗一事发生在卢刚到扬州上任后不久,在这满纸谀言的四首律诗中,为了求得卢的力荐,竟然将之比作李白与杜甫,又吹捧卢的父亲及其家世的清德,然后才婉转地提到自己“惟余引对又空还”的不幸现状,最后又突然笔走边锋,以退为进,自称“吹嘘更不劳前辈,从此江南一顽梗”。其精义完全符合司空图论诗所要求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谒呈其它权贵人物时,郑使用的大致也是这种高明手段。但他的未能如愿以偿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寻常诗才还不足以引起这些南方政界权要的重视,二是卢当时适逢朝廷突然检查财务,惊恐不安,以至无暇他顾。在经过将近两年的漫长等待与失望后,郑只好又到北京去另找门路。神通广大的李复堂为他引见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也不知郑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以至迅速讨得了这位小他近二十岁的王爷的欢心,仅半年不到,一顶山东范县知县的乌纱帽旋即到手。可以想见这个堂堂七品正职对多年来一直担任乡村教师兼流浪画家,尝尽穷愁滋味的郑的重要意义。在当年由郑亲自手写刀刻,承揽全部出版活计,并为之撰写跋文的慎郡王的两册诗集《随猎诗草》与《花间堂诗草》中,显然出于感恩涕零的理由,郑一口气拉来五位唐代大师加一位宋代名将——杜甫、韩愈、王维、杜牧与韦应物,还有岳飞——来形容这位年仅二十余岁的诗歌爱好者的艺术成就。就算我们不去过多指责这种所谓评论骨子里的谄媚与不负责任,甚至相信他当初写作态度的真诚——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报答自己的恩人。但我们又如何理解此前此后他对别人巴结豪门、挟权贵自重的鄙夷和愤怒呢?我有一个痛苦的发现,那就是,当我们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和传统印象中的那位郑板桥的距离也就越来越遥远。任何推崇他的人都乐于举出他的清正与骨气作为立论依据,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他象画在纸上的那些自我标榜清高的梅兰竹之类一样,根本经不住现实风雨的淫浸与吹打。郑板桥对今天的文学史家的意义显然在于他用文字为自己塑造的那个高大、空洞的自我形象。如果打一个比方,他善于让我们看到水面的亭亭荷花,深藏起下面满身污泥的藕节——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两个板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郑板桥一生被迫充当的只是它们之间的调解者与仲裁者的角色。

    山东是郑板桥继扬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台,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当他以一个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范县正堂的太师椅时,迫不及待所干的头两件事就是娶了个名唤饶氏的小家碧玉当小老婆,然后迅速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讨小”(瞿兑之《养和室随笔》)作为那个时代满身酸气的知识分子人生得意后的主要功课,我们遗憾地看到愤世嫉俗的郑非但未能跳出这一传统窠臼,反而一身而两兼之。但我可以保证他的娶妾仅仅出于宗嗣方面的考虑,并无风月与色情的因素在内。他严重的同性恋倾向使他对女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与回避。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后饶氏侥幸得子,马上就被无情地遣送回郑的兴化老家居住(其子复于五年后死去),而他的原配徐氏携带两个女儿已在那里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论者总喜欢喋喋不休地根据郑的自吹肯定他的亲民思想,但他对待自己家人的令人寒心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足够的怀疑。我们还可以看到,几年后他的二女儿出嫁,尽管那时郑已囊中颇丰,但为了证明自己的风雅与清贫,他仅送了她一幅墨兰作为嫁妆。而根据《板桥润格》,当时他尺寸最大的画作的市场价格也不过只值白银六两。

    那么对于郑诗中口口声声自我标榜的关心民瘼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在当时既被他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又作为打击别人的有效武器。政治在我看来是观察这些作品的一个相当有效的角度。作为一生都以矫揉造作为能事,仿佛演员不停变换角色的人,郑初任县令时给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闲适与太平。“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日高犹卧,夜户长开。讼庭花落,扫积成堆”,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与《止足》中的名句。尽管这仍然拾人牙慧,因为《清稗类钞》引前人笔记中就有“政平人和,讼庭花落,厥为雅吏,而亦有三声。三声者何?则为唱曲,为吟诗,为下棋”这样的说法。(典出清初袁箨庵事,见顾公燮《丹午笔记》)但他的生活偶像兼恩师李复堂在距这里不远处的滕县由于风雅过度终于惹出大祸,甚至还以渎职罪吃了几年官司。完全出于矫枉过正的功利目的,郑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选择的新的角色是勤政爱民。当时适逢黄河发大水,刚调任潍县不久的郑急于建立功绩,不经请示就启动国家粮食储备赈济邻县灾民。好在他当时的上司同样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这事也就糊里糊涂过去了。几年后黄河继续发大水,郑非但故伎重演,甚至强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令其平粜。”(法坤宏《国朝耆献类征》)平日坐堂听讼只要一方是平民,不管有钱的那一方怎样含冤受屈也一定会输掉官司。后来甚至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监生以事上谒,辄庭见,拍案大骂,驮钱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或(左提手傍右卒)头黔面驱之出”(同上)这样可怕的程度。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相传有贤政之名的县令,而是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或五十年代初某些极左的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他的农民出身所发自本能的对中产阶级的憎恶,至此终于发展到了顶点。因此,由于士绅阶层的愤怒以及新任上司的不满所直接导致他的被免职,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连上引《国朝耆献类征》一书作者法坤宏为他所作的小传中,也说他“臧否人物,无所顾忌……而嵌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不能否认郑板桥的偏激政令所带给当地老百姓的实惠与好处,我甚至打算相信有些传记里所津津乐道的“潍人戴德,为建生祠”这样夸张的说法。问题是他作为一个代表政府形象的地方长官如此造作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在他个人的人生中也是失败的。至于说他离任时因将宦俸都捐给了地方,以至“囊橐萧然,图书数卷而已”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任期间他除了刻稿讨小,支付长年累月的狎嫖费用外,还在家乡兴化置田买宅,后因新屋式样不理想又在城东鹦鹉桥一带买地另造,光地价就花了五十两白银。考虑到清代七品官职每年几十两银子的俸入,这样的开销也已经不算太小。然而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他在致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又在大骂他同时代的文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个好结果。”好在我们现在对两个板桥的不同嘴脸多少已有了一点认识,因此面对这样的尴尬事实,过于吃惊或过于感慨也许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在接受一个人的整体形象以前了解这一点,并认识到人生的复杂与多义——不管他是一位公认的历史名人或身边的某个现实人物。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说他的全集了,因为这也可看作他山东十年为宦收获的一部分。我对这本书的整体印象仿佛一个光怪陆离的跳蚤市场,或者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城的某些杂七杂八的时装模特展览。世俗者的自鸣清高可能是它的一个主要基调,而愤世与随俗,穷酸和摆阔,炫耀风月以及关心民生既矛盾又刺眼地混杂在一起,仿佛黄金与瓦砾被置放在同一货柜上出售。当然这中间还要加上一点半通不通的学问和几分机心或匠心。在作品中不停地批评他的同行自己又不停地继续这么干,显然是这部作品思想性方面的一大特色。他是那样热衷于说话以至他的抒情主体在形成对批评对象的威胁以前,彼此之间往往自己先吵了起来。家书十六通在我看来就象读雷锋日记,或者听一个领导在讲台滔滔不绝作报告,不允许有任何驳诘——因为经不起驳诘,因此唯一的听众也就只能是他的堂弟。道情十首与咏史部分就意境而言也是乏善可陈。前者不过将李鱓叔祖壶庵道人李沂的诗拿来略作改动就归入自己名下,而后者如闻盲师说鼓词——仅仅对事件作某种故作高深的复述,同样毫无新意可言。如《绍兴》中的“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两句,就算我们不论其立意上对文徵明《满江红》的拙劣仿袭,就文字与语感而言,较前作“千载休言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之蕴藉惊警,相去又何止千里!

    对前人或同代名流作品进行明显超出常规界限的模仿,这是我接着要谈到的郑诗中的另一令人不安的现象。而且由于为数颇众,理应引起我们的职业批评家足够的重视。他的题画诗作为他的诗艺与思想特色的显著体现,一向为后代的推崇者所嘉许。但只要我们的阅读工作稍微细致一些,就会发现他的题竹诗“且应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中有金农题竹诗“清瘦两竿如削玉,首阳山下立夷齐”的影子,题兰诗“如何烂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也象是金农题兰诗“苦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卖街头”的另外一个版本。同样,我们也发现蒋心余赠他的“板桥作字如写兰,板桥写兰如作字”一诗,才到手就被他现炒现卖,成了自己的又一首题画诗“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中的名句。而《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中的“窗外梅花当点心”一句,更是将南宋诗人的“细嚼梅花当点心”略作改动就拿来用上。诗学天赋的匮乏可能是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另外阅读视野上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郑主张一生只读四书、六经、韩文、杜诗,余不足观)也局限了他的想象与知识结构。生在远非法制社会的清王朝在今天看来还是郑的一大幸事,因为这不仅使他成功地避免了多起著作权诉讼的麻烦,同时也用不到象刘心武先生那样在公众面前丢乖露丑,面对来自媒体与读者的诘责,机关算尽,不得已编撰出“梦中得句”这样的现实神话来。

    当然据此断言郑不会写诗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他成名前的艳情之作——多半是长短句,某些作品的题跋,以及为大众所熟悉的那几首题画名篇,加上我个人喜爱的他的早期作品《扬州》四首和《燕京杂诗》,还多少有点意思。但问题是一个江苏省的二流诗人,由于笔下稍涉民间痛痒,以至身价百倍,在今天读者中的知名度甚至盖过了领袖当时诗坛的江左三大家以及黄仲则、厉樊榭等同代杰出诗人,除了我们的文学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坠落为政治批评,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所幸这种现象现在正在慢慢扭转过来,至少前不久出版的复旦大学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对郑的评价中我们听到了“作者立意于劝世,所以重叙述而未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作为诗歌仍不免有缺憾……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这样久违的声音。

    郑板桥卸任山东后并没有如当初与李复堂约定的那样立刻返回扬州相聚,他那暮色中已显得相当苍老的身影令人意外地出现在近千里外杭州西湖的静寺里。这当然又是金钱的力量——为杭州太守吴作哲作画。他甚至还去了浙江另一名城湖州,而且作为地主兼媒介者的乌程知县孙升还是他的一个昔日对头。但面对银子与免费招待的诱惑,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不妨又“难得糊涂”了一回。“其供给甚盛,姑且游诸名山以自适”,在旅行中寄回兴化老家的信札里,他这样兴冲冲告诉他的堂弟,并随信先捎回了三十两银子——作为这趟典型的“秋风之行”最重要的收获。我发现他在信中还充分表现了他的会计才能:“吴太守……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郑分司……请七八次,游湖两次,送银十六两。”当然这封信函连同此行为孙乌程作的两首祝寿诗(诗中将自己与孙比作苏东坡和贾耘老),以及前面提到的为慎郡王诗集撰的肉麻跋文这样的文字,在他的手订全集中你是读不到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在诗集的自序里要恶狠狠地警告“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若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的全部精义所在。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两个板桥的龃龉与冲突中他之所以总是毫无原则地倾向于其中的风雅者,不仅因为艺术审美方面的某种功利与盲视,他一贯张扬的道德姿态也使他在无奈之余,只能被迫作出这样的选择——事情就是如此的简单!

    郑板桥重返扬州的准确时间是公元一七五三年的夏天,那时他已六十一岁,先后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园和枝上村里,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社会底层人物,他对自己当时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不菲声誉已显得如此满意和知足,以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后刻诗序》与《刘柳州册子》里,他以将军暮年回忆从前的光荣与战绩那样的姿态,为自己一生中颇足自雄的种种韵事开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包括京师雏妓招哥红牙檀拍唱他的道情,新安孝廉曹某用藏墨二十三锭换他一册词集,某盐贩子吴其相“貌粗鄙,亦能诵《四时行乐歌》”,加上结交当朝贵人慎郡王,乾隆东巡时短暂充任过侍奉书画的小吏。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夸张的笔墨对自己才华与知名度所作的大量吹嘘,又是“自铸伟词”,又是“索诗文者,必曰板桥”,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为自己一生的艺术成就作盖棺之论。而在另一些也许需要保持低调才对他更有利的场合,他居然又会谦卑得让人吃惊:“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屡欲烧去”。在各种不同的功利背景下总是能从容地以各种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现,这是迄今为止我对郑板桥作品的最深印象。仿佛他既能作为一幕传奇剧中主角的现实原型,又喜欢动不动就自己跳上台去亲自参加演出。相同的面容与服饰,不同的精神和心灵,以至观众有时真的弄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郑板桥。

    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精彩表演——主要是道具与独白的引人入胜,认为郑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臻上乘的评价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标价卖画、纵情声色的扬州一带,有一个习惯性的美誉叫“郑虔三绝”(唐时郑州荥阳人郑虔能诗,擅书画,尤工山水。因其诗、书、画并妙,相传玄宗曾以此誉之),不仅出诸他的朋友之口,连郑自己也时常这样津津乐道。但如果谁要据此较起真来,在我看来至少犯了一个常识方面的错误。因为三绝云云在当时仅作为顾客与同行对某位书画家带有恭维性质的称呼,就像今天的文坛上喜欢动辄就将大师、著名作家的大帽子随便送人一样。只要对当初聚集在扬州的那帮家伙的生平行状稍微有一点了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几个人当年几乎人人都有幸得到过这一称号。甚至还有文艺爱好者慎郡王——郑在为他的诗集题跋时也曾慷慨地以这一桂冠相赠。我怀疑这样做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刻意的商业炒作——提高彼此间的知名度——让大伙儿的作品都能卖出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远离这座混杂着脂粉、铜臭与盐卤味儿的商业城市的声音——局外人的评价——也就显得相当必要。“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板桥时文新奇,画并不佳,惟好男风,是其劣迹”。批评者的身份分别是作为专业人士的袁枚和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一个贵族身份的文学青年,《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其中袁还戏称郑自我感觉良好的“六分半书”为野狐禅并详细陈述其理由,认为“孙寿本无颜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为龋齿笑,坠马妆,以蛊惑梁冀、秦宫耳。若西施、王嫱,天然国色,明璫玉佩,岂屑为此矫揉造作,效小家子态哉!”

    我们终于开始说到袁枚了,那就让我们再来谈一谈他们之间的恩怨吧!作为郑板桥一生最钦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坛盛名、政治上的呼风唤雨以及生活的豪阔奢侈一向让郑眼红心热。何况两人同为平民出身,年龄上袁又小郑二十多岁。加上彼此间人生态度与文学见解上的诸多分歧,比如郑一生挟杜自重,将三吏、三别、《哀王孙》《秋兴》八首诸篇置于嘴边不离须臾,而袁却坦陈不喜杜诗,并引明代作家林贞恒观点认为“时非天宝,官非拾遗,徒托悲哀激越之音,可谓无痛而呻矣。”但纯粹的艺术之争何以会上升为对品行与人格的恶意攻讦?这个问题看来主要应该由郑——即作为道德老师的郑——来作出回答。台静农先生当年偶然从《批本随园诗话》得到郑板桥、赵翼曾作文攻击袁枚的线索,深感兴趣,他在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里好不容易找到了赵的《戏控袁简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而始终以郑文无处觅迹为憾事。他当然不会想到郑所作的其实系诗非文,而且匿去题目——这就是今天仍然列于全集里的两首《偶然作》。“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奈何纤小夫,雕饰金翠稠。口读子虚赋,身著貂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灿高楼。偶然一命笔,币帛千金收……浪膺才子称,何与民瘼求。”刻薄的笔调,阴暗的心理,难以抑止的愤怒与怨气,仿佛有意要为钱钟书先生讨论袁与他同时代人关系所断言的“子才……盛名之下,占尽韵事,宜同时诸生,由羡生妒,由妒转恨矣”提供一个绝妙的注脚。然而叫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二十三年当两人在扬州卢矮子的官署中意外相遇,戏剧性的一幕立刻开始上演了。当时卢涉嫌贪污一案经上下打点及亲家纪晓岚力保后已脱去干系,风风火火赶回扬州继续当他的两淮转运使兼诗坛领袖。当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些风雅人物——包括郑板桥在内——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来投奔门下。是年卢发起的一个名曰红桥修禊的诗会,和韵者竟有七千余人之多。也正是在这次盛会的席间,当郑见卢对袁异乎寻常的礼敬,另一个板桥——作为生活隐型人的板桥随即粉墨登场了。据袁后来回忆,当时郑满脸肃穆,声音哽咽,说自己几年前在山东风闻袁去世的消息,禁不住悲从中来,以足蹋地,大哭了一场。言下之意当然是为中国诗坛所遭受的巨大损失痛不欲生。郑板桥那天还对他说:“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几人”,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意味。可以想见当时年近古稀的郑对袁说这些话时后者心中的感动。于是彼此赠诗,互有恭维。袁诗即现见《小仓山房诗集》中的《投郑板桥明府》,郑诗却在重订时删去其中谀词,仅存“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两句。当然,郑并非头一次干这样的事情。当年他上诗于卢求官,后因不遂其欲,加上卢矮子又谪戍塞外,于是其中“龙标格韵青莲笔”一句在诗集出版时,也就理所当然要降格为“清词颇似王摩诘”了。

    其间他们还着重交流了同性恋方面的心得与经验,作为生平仅次于艺术的一项狂热爱好,郑一生可怜的俸入与卖画所得几乎全花在了这上面。从乾隆甲戌杭湖之行近百两银子的收入仅捎回不到三分之一,可见他于此道开销之大。由于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视狎童纳宠为雅癖,使我们难得有幸见到郑于此倒也并无讳言。除了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相较于袁的风流俊郎,蕴藉雅致,投怀送抱者不乏其人,郑在这上头不免又输了一筹。好在这对当天两人的酒后谈兴倒也并无多大影响。郑甚至还色迷迷地对袁说,假如他有机会参与政府立法,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改大清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使袁不觉抚掌称快,引为知音。事后,袁还几次兴冲冲告诉他的朋友“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蒋敦复《随园轶事》)

    郑板桥的晚年形象一如从前那样带有川剧艺术的某种韵味,是一个重叠着知名画师、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时尚批评家等各种身份的复合体。由于他对产品宣传包装工作一贯的重视,加上朋友间的互相捧抬,当时他的知名度在他生活的城市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某些轶事传闻就性质而言已带有一定的神话倾向。包括他作品“达官贵人不卖,生活够了不卖,老子不喜欢不卖”的所谓三项基本原则,以及一位当地巨贾如何为求得他一幅墨兰,不惜乔装贩夫牧竖,以他生平喜食的狗肉以进,遂得逞其愿云云。但这些商业炒作带来的的负面效应是通过各种人情关系求字索画者一下子多了起来,且大多为开口白要或以微薄礼品权充润资。这个可怜的打秋风的老手,现在总算要被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但郑的练达与精明使他有足够的方法应付一切,于是一张惊世骇俗的告示出现在他所居住的枝下村四凤楼的大门上——这就是那张仿明人戴易的《板桥润格》出笼的动机与背景。至于非要将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视为艺林美谈,则完全出自后代不识世味酸辛者的附会与误读。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内,郑板桥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艺术相对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扬州颇象一个濒临落幕的倾圮舞台。当时李方膺、高凤翰、李复堂、金农等已先后谢世。汪士慎瞎了一只眼睛,和他的小脚老婆在天宁寺的家中朝不保夕。罗两峰去北京开画展,黄慎也因年老身孤居大不易回老家福建居住。这使郑有相当时间将精力集中于他的绘事。除了偶尔到小玲珑山馆、竹西亭喝喝茶,或应邀去卢矮子的衙门里饮酒斗诗什么的,他一生最后几年的光阴全部消磨在纸墨笔砚之间。推动他艺术的主要力量是孤寂与沧桑,以及对人生虚无的认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纸窗萧疏、梅花凄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当他于墨冻手倦之余稍事休息,凝视镜子里的白发苍颜,对自己颇具几分传奇色彩的一生暮然回首,他看到的将是自己的两个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亲切,道德和世俗,真实与虚饰,它们渐渐开始重叠在一起,时而又迅速分离。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如此残酷的景象,他甚至无法确定它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当他绝望地将手伸向冰冷的镜面,一滴泪水从干瘦的苍老的眼角渗出,他没有立刻擦去是因为内心希望它们能够痛快地流下来。他迷惘了吗?是的,他迷惘了,他象打满补丁的风帆渴求找到宁静的港口;他疲倦了吗?是的,他疲倦了,他象卸妆的演员希望回到原先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郑板桥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除了依旧全神贯注地在纸上泼墨,尽情渲泄内心的忧懑与孤独,向镜子中的那个真实的自己努力靠拢,没有其它任何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当时的生活情景。但根据年初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和卢矮子再度因侵吞公款事发入狱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不难想象他内心所遭受到的震惊与打击。他去信兴化家中确认堂弟郑墨之子为自己的继子兼遗产受赠人,可以看作是开始考虑为自己的世俗人生安排后事。而作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于当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别具寓意的墨竹,这也是他一生创作所留下的临终绝笔,并郑重题诗其上:“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郑终于开始敢于正视自己面目复杂、暧昧的一生并有所憾疚,但毕竟为时已晚,因为他的肉体即将如同他笔下的那些怪异线条凝固在历史的这张大纸上。说得形象一点,象用生命完成的并不完美的画作。所以当他忏悔的声音从两百三十年前的扬州传来,我们听到的仿佛是一个严重的支气管炎患者临出院前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咳嗽。

    二○○○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