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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派」武侠之昌盛及没落 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于中央政校、东吴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干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作为干隆的同胞兄弟。于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

    《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于结合历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且骎骎然有后来居上之势。

    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着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

    《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除若干情节未能自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不掩瑜。在这部罕见的钜着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于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

    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

    ──《神鵰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写尽人性之丑恶与贪婪之害;

    ──《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

    ──《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剧;

    ──《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

    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径,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于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皮毛而不学有术的「小杂种」,竟将天下英雄、历史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上;乃开中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

    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与塞万提斯《魔侠传》之「反骑士」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创作动机:塞万提斯因痛愤当时西班牙人沉迷于骑士文学的浪漫故事,遂用反讽现实的手法写「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诃德到处碰壁,梦幻成空!而金庸却是出于「向自我挑战」心理,乃一反武侠传统,打破世俗观念,彻底解放人性;教韦小宝「斗智不斗力」,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正合孙子兵法所谓「上兵伐谋」之道,因而武功在此尽成虚妄;韦小宝机诈百出,到处招摇撞骗,竟无往而不利!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侠无用论」的明证,实则不然!正由于《鹿鼎记》写韦小宝运气太好、际遇太奇,万事绕不过一个「巧」字;加以又充满笑料,逸趣横生,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讽现实或反讽武侠的冷隽意味。它所表现的是浪漫文学之极致,「无」为「有」之用,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记》在《明报》上连载完毕,金庸宣告「封笔」(实则展开另一波全面修改旧作大工程)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无过于《射雕英雄传》。该书博采还珠、白羽、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地位。其影响于当世者,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射雕》融合历史、侠情、武功、文艺、趣味于一书,建立了新一代武侠小说的「综艺」风格与典型。

    (二)《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效尤,蔚为风气。

    (三)《射雕》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法,悉为台、港武侠作家所宗,后更衍演成歌诀式「江湖顺口溜」。

    (四)《射雕》在各地版本之多与伪续书之乱,亦令人叹为观止。

    总而言之,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幻设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普遍获得世人肯定与重视。凡此绝异成就,当然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养与卓荦才华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其同辈及后起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泰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