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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侠文学传统及其演化过程 唐人“豪侠”传奇包含四种类型
    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无论其流派风格、品类优劣如何,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侠”的主题;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浑如一体,是手段也是目的,尤侧重武技描写。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却不尽然“用武行侠”;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旨趣各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

    (一)用武行侠类──如袁郊《红线》、《懒残》、裴铏《昆仑奴》、《韦自东》、皇甫氏《义侠》、《车中女子》、康骈《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

    (二)有武无侠类──如裴铏《聂隐娘》、沈亚之《冯燕传》、段成式《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皇甫氏《嘉兴绳技》、《张仲殷》、康骈《潘将军》、《麻衣张盖人》等;或卖弄武技,故神其说,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均未见行侠事迹。

    (三)有侠无武类──如杜光庭《虬髯客传》、蒋防《霍小玉传》、许尧佐《柳氏传》、薛调《无双传》、柳埕《上清传》、牛肃〈吴保安》、皇甫枚《李龟寿》、李亢《侯彝》、冯翊《张佑》等;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而不以武技取胜。

    (四)衔冤复仇类──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贾人妻》等,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然究非侠义;余则《杀子绝念,断其所爱》,全无人性可言!其冷酷无情,虽禽兽、盗贼亦不能过。

    荀悦《汉纪》卷十有云:“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为盗也。”这也就是说,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盗贼而非游侠,两者不可相混。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或泛称侠义小说)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义士行径者,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也昂然混迹其内。如《太平广记》所列“豪侠”类目,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可概其余。

    但就广义“武”、“侠”的范围而言,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义士、异人、盗贼、杀手、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共冶于一炉。

    我们试看“用武行侠”类的唐人传奇内容,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

    一、行侠仗义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红线》),可以救人(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可以摘*发伏(如《义侠》、《田膨郎》),可以为民除害(如《懒残》、《韦自东》)──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而所述佛、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均非世俗所能想象(如《红线》、《懒残》)──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胎息在此。

    三、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这在以《剑仙》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尤为显著,而实以裴铏《韦自东》为滥殇。盖古传采药炼丹(或修练神功)易遭魔扰,必须借助高人护法,方可成事;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如驻颜、长生、增强功力等等──凡此,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更进而发扬光大。

    当然,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红线》;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传中说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而归来时仿佛“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洵可谓神乎其技;然却一无杀伤,十足体现仁侠精神。结果正如所云:“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故此“红线盗盒”千古传诵,令人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