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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 墨者“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复次,侠者又有“别墨”之称。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墨家集团,以墨翟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汤蹈火,急人之难。如禽滑厘率众救宋,即为显例。

    《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别指出,武王伐纣“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诛”!

    如此看来,墨家实无殊于一侠士集团,初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人生理想目标。再就其组织观之,墨家纪律严明,有如江湖帮会;“巨子”即帮主,对于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杀大权。据《吕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视此一家法为“天下之大义”,尤高于一般国法;即使“巨子”杀人违犯,亦罪在不赦,何况其余!

    由是“戒妄杀”乃悬为后世侠者共遵共守之信条;相较之下,刺客为“报私怨”而率性杀人,所见之“义”又特其小也!

    以上笔者已大略将清史所载有关侠、刺、墨三者思想行为之异同,作了初步分析。姑不论其见识大小、是非功过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具有独行侠或豪侠性质的侠、刺之流与具有帮会性质的墨者之徒,对于两千年来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与深化,影响至钜。我们常说某人“有侠气”、“讲义气”,都是一种美称,多持肯定态度;而“见义勇为”更属难能可贵的英雄行径,令人由衷钦佩──所谓“虽不能之,然心向往之”,即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是故,在此一历史背景及社会心理的交相激荡下,人们普遍欢迎这类以侠义英雄事迹为题材内容的传奇小说,毋宁是理所当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