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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