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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章 抢救
    五个小时以后,平山周回到公使馆告诉梁启超,他说他直送谭嗣同到会馆,会馆附近已经有形迹可疑的人。平山周认为,他再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劝劝谭嗣同。他走出房门,去找林权助。

    “我刚才送谭嗣同回会馆,他已决心一死。”平山周对他的公使说,“但我听他与梁启超刚才的谈话,感到其中也许有点隐情,例如他跟大刀王五他们的关系,他好像就不愿多说。另外在他谈话之间,他一再技巧的强调行者与死者都有必要,都不可少,一再站在梁启超应该逃走的立场讲话,我可以看出来,他一再强调的目的之一是使梁启超不感到内疚、不安或难为情。他谭嗣同,真正是大大的侠骨柔情人物,胆大心细,临危不乱。这样的支那人才、这样的白白送了命,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我们还是要想想办法。”林权助点着头,两眼望着窗外。他把右手的五指抵住左手的,两只食指对敲着。“问题的关键是使谭嗣同所坚持的寻死的理由不能成立,这样才能劝得他逃。照你所说,你感到谭嗣同跟梁启超的谈话里也许有点隐情,我想这是关键。这些隐情也许构成谭嗣同不肯逃走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能解决,也许他会回心转意。”

    平山周点点头。

    林权助问:“谭嗣同向梁启超说他不逃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各国变法都要流血,他愿意流这个血,用他的血,来振奋人心,以利于变法的宣传;另一个理由倒很怪,他说他本来决定不了救中国到底走革命的路好呢,还是走改良的路好,只是比较倾向革命。后来碰到了康梁,他才走改良的路,一起搞变法,这次变法结果,他愿意用一死来证明改良的路行不通,大家今后死心塌地的走革命的路。”

    “这倒怪了,我只听说人活着骑墙,从没听说人死着骑墙。”林权助露出日本政客的好笑。

    “谭嗣同是英雄豪杰,哪里是骑墙的人?并且人活着骑墙是为了占便宜;人死了,还有什么便宜好占?如果情况是被逼得非死不可,一个人在死前、在无从选择的时候,也许会如你所说,多抓几个漂亮的死的理由,而有骑墙的可能。但谭嗣同明明有选择权,他明明可以不死,而他决心要死,显然其中有他真正信仰的理由。”

    “我真希望知道那是什么,支那人太难了解了。我在国内,他们说我是支那通,但碰到谭嗣同这种支那人,我简直想不通他。”

    “一般来说,甘心殉死的人,头脑都比较单纯,信仰也比较单纯,因为单纯,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两意。但谭嗣同完全不同,他复杂,复杂得令人难以全面了解。他能这样复杂的殉难,尤其看出他的功夫,真不可思议。”

    “我们能做的,还是尽量做吧。”林权助叹了口气,“伊藤公也表示了这些中国青年是中国的灵魂,我们该救他们,伊藤公的看法是不能不重视的,伊藤公最有眼光。纯粹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我只是代理公使,我实在也不敢拿这么大的主意,幸亏伊藤公在北京,他肯定表示该救他们,我才放了心。现在的办法是,你多约几位你们的弟兄,再去会馆一齐去劝谭嗣同,你可以技巧的用到伊藤公的名义,说是我转达的。伊藤公盼望谭先生以大局为重,还是先到日本,徐图大举为上策。日本政府碍于官方立场,不能主动邀谭先生,只能转告伊藤公的好意,请谭先生三思。并且由你们几位日本弟兄一齐登门请他去日本,这样一来,自然也和他自己请求政治庇护情形不一样。谭的自尊心很强,用以上的方法,也许比较有效。总之。我能做的,一定全做,并且也愿意做,但是太明显太主动的表露日本官方的立场,以我的身分办不到,并且谭嗣同也不会接受。站在我私人的立场是,对这些中国青年,我极为同情、敬佩,也愿意帮助他们;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不能放弃烧冷灶的机会,只要不明显的违反外交惯例,日本政府一定暗中支持支那的第二势力第三势力,这也是我们外交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会烧冷灶,是支那人的手法,日本人学得会,可是现实的英美人学不会。好了,就这么办,你说好不好?”

    平山周说:“好主意,等一下弟兄们就到使馆来,我就约他们去一趟。政治,我们不懂,我们只知道到中国来帮助这些有理想有勇气的人。”

    “你们的背景,我想我知道。”林权助盯着平山周,“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但你们来了,我就不能不告诉你们,在大家眼中,你们一定有后台,后台是谁,是玄洋社?是黑龙会?是军部?是资本家?大家都心里有数,支那人也心里有数。”

    “但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想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大家不知道,支那人也不知道。一般说来,你们这种类型的人,不在日本好好过。却跑到中国来,来干什么?于是就有两派看法,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极端国权主义分子,你们形式上属于黑社会,但黑社会真正的后台是日本军部,所以你们是日本军部扩张领土政策的尖兵,你们以在野身分,拉拢支那在野势力,做下伏笔;另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民权主义右翼分子,后台老板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想扩充势力、强化代议制度、减弱藩阀政府的独裁政治,先到中国来,做下伏笔,以备将来挟中国以自重,并且掌握中国市场。”

    “我说过,我们什么都不是。”平山周否认。

    “我说过,这点我想我知道。我了解你们,所以我说,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

    “那你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要听吗?我开玩笑不生气吗?”

    “要听,不生气。”

    “你们是一种狂热分子。你们在家里坐不住,所以跑到外面,老是帮别人兴风作浪。你们有一种捣乱狂,老是想推翻头顶上的一切。日本政府太稳了,你们推不翻,所以跑到中国来捣乱。”“你们日本政府的代表,在中国不也兴风作浪吗?”“完全不一样。你们兴风作浪,至少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你们是帮助弱者打强者。我们却没这么笨。我们公开帮助强者、暗中帮助弱者,取得跟强者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一天,价钱好,我们可以把弱者卖给强者;或者价钱不好,扶植弱者推翻强者,或使弱者割据一方。在整个的作业过程中,没有任何理想人气、良知、朋友,有的只是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做的,是真正对日本有利的事:你们却是胡闹。你们希望中国强,中国强了,对日本没有好处。”

    “照你们这样发展下去,只要日本强,哪管中国弱,从长远看,中国弱就是日本的弱,你别忘了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这个事实。将来世界一定朝这样发展。”

    “是日本外交家,不是日本预言家,也不是日本道德家)一百年以后的事,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和你们感兴趣的不一样。”

    “但现在你和我们一样,对救这些中国弱者感兴趣。甚至你还帮助我们。”

    “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你们代日本政府做了日本政府不便做、也做不到的事。”

    “我们不给政府利用。”

    “那是你们的想法、天真的想法。只可惜你们逃不掉被利用的命运,也许你们不知道。但事实总是:你们无形中在被日本政府利用,或被极端国权主义分子军部利用,或被民权主义右翼分子财阀利用,甚至,最惨的,被支那人利用。”

    “你以为我们是傻瓜,我们这么容易给人利用?”

    “你们是不是傻瓜,要看你们走的是哪条路。你们至少在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帮助弱者打强者,在外表上,你们是走上这条路,这就是傻瓜之路、这就注定了你们被利用的命运。你们在这条路上的努力、成了,成果的得利者不是你们;败了,别人都不负责任,你们被人上坟扫墓。上坟回来,还笑你们是傻瓜。”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路走错了?”

    “看你用哪一种观点来看。大体说来,你们走的路是侠客的路,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们的成败观根本和世俗不一样,别人以为你们被利用,你们却冷笑三声,为什么?你们的人生观是疏财仗义排难解纷,你们根本志不在世俗所争的功业、权势、名位与财富。所以,当你们没得到这些而被别人得到,世俗认为你们是傻瓜,你们却冷笑三声,世俗认为你们是失,而你们却怕然自得。所以,从你们侠客的观点看,你们走对了路。可是,天呵!谁能了解呢?侠客哲学、侠客人生观,这是九世纪中国唐朝的小说带给我们日本的,现在是十九世纪。你们太古典了。”

    “你笑我们太落伍了?”

    “也不一定。古典可能转生为未来,只是古典不能转生为现代,你们的行为,不是历史就是未来,但不是现代。”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不现代。我们若现代,我们也不会同谭嗣同交上朋友。他们也不现代。他们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他们用古典给中国创造未来。”

    “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你说得很对。武士道就是我们大和魂,伊藤公说他们是中国的灵魂,中国魂就是古典的中国武士道。中国不是没有武士道,但中国的武上道的发展太偏向一坐车招眼,我们得快走了。”

    “我送各位下楼。”林权助一边说,一边带上门,陪他们走下楼,“我把最后的一一段说完。刚才我说中国的武士道有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一类是专诸型,一类是荆轲型,专诸型的侠客为私人的小目标卖命;荆轲型的侠客却为国家的大目标献身。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并且放在刺客列传一章里。司马迁是最能欣赏侠客的,可惜他没能指出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和小目标有多大的不同,中国人也不注意,中国武士道的发展竟愈发展愈窄愈小,这是中国的不幸。你们各位这回同中国的灵魂接触,如在他们身上看到古典的中国武士道,并且看到为大目标献身的一面,大家肝胆相照,这就是你们各位最大的收获啊!”

    到了门口,平山周说:“多谢公使指教,请公使上楼时,代为转告梁启超,告诉他我们赶去会馆劝谭嗣同了。”

    林权助说:“自然,我一定转告。梁启超是广东人,也许吃不惯北方的菜,我已叫厨子给他做牛脯堡,他在这边,一切由我照应,请放心就是。”

    走在路上,平山周详细说明了刚才同林权助的谈话。可儿长问,林权助说什么专诸荆轲,是什么人,平山周说:“他们是中国的侠客,都是两千年前的人。专诸是吴国的一个孝子,喜欢打架打抱不平,打起架来谁也劝不住,只有他母亲来喊一句,他就不敢打了。那时候吴国的公子光跟他堂兄弟王僚争权,想找刺客杀他堂兄弟,就由伍子胥介绍,认识了专诸。公子光常到专诸家去问候他母亲,并且送米送酒送礼物,一再照顾。这样过了四年。一天,专诸向公子光说,我是一个粗人,而你这样看得起我,士为知己者死,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你但白说。公子光就说,我想请你行刺我的堂兄弟王僚。专诸说可以,只是我母亲还在世,目前恐怕不行。公子光说,我也知道你有这个困难,可是我实在找不出比你更合适的人来帮我忙。万一你因行刺出了意外,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专诸说,好。但是王僚那边警卫很严,怎么接近行刺呢?公子光说,我堂兄弟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吃烤鱼,如果你烤鱼做得好,就有机会杀他。于是专诸就去太湖边,专门学做烤鱼,变成了专家。等了很久,公子光认为时机成熟了,就交给专诸一把最有名的小匕首,这匕首叫鱼肠剑,一句话也没说。专诸明白他的意思,说这种关头,我不敢自己做主,还是告诉母亲一声,再给你回话。于是回家,一到家,见了母亲,就哭了起来。他母亲看出了真相,就说公子光待我们这么好,应该为他卖命,你不要惦记我,现在我要喝水,你到河里打一点水来。专诸就去打水,等打水回来,发现母亲竟上吊死了。于是专诸专心为公子光卖命,公子光叫他做烤鱼给王僚,王僚警卫森严,怕他做手脚,限定他脱光衣服上菜,结果他把鱼肠剑藏在烤鱼里,还是刺死了王僚,他自己也当场被王僚的警卫砍死。刚才林权助说专诸型的中国武士道为私人的小目标,认为太没意义,就是指这个故事。”

    “听你说这故事,我倒觉得专诸的母亲比专诸更武士道。她的死,意义比专诸重得多,专诸是直接对公子光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他只完成了这么一个目的;但他母亲,却不但完成了这个目的,还完成了更高的目的。”

    “你所谓更高的目的是——”

    “第一、她为了使儿子完成一个目的,竟然用一死,并且先死,给儿子看,使儿子不再为矛盾所苦,没有牵挂,坚定决心,去完成那个目的。第二、在行动上,她不能同儿子一起去完成这个目的,也不需要她参加,但她一死,为这个目的而先死,虽没参加,等于参加,使她儿子知道行动时一点也不孤单;她的赞同儿子的行为,一点也不是空口叫别人去干,她自己先走一步给儿子看。第三、她儿子去行刺,事实上不一定必死,事成不成未可知,人死不死也未可知,并非没有生的机会,但是这位母亲却先把自己推到毫无余地、毫无侥幸的地步,更显出她精神的崇高。”

    可儿长说完了,转过头,问桃太郎有什么意见,桃大郎想了一下,最后说:

    “你说的我认为都成立。另外最令我注意的是这位母亲死的手法,她说得很少,你指出这三点,都是事实,但都是留给人解说、她自己不做任何解说。但她也不完全不说话,她告诉专诸,说该为公子光而死,这是个重点,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她不交代清楚就死,会使儿子有疑虑。重点交代以后;她就不再用任何拖泥带水的方式、画蛇添足的方式来诀别、来预告。来暗示,而一死了之。她死得真是洒脱之至!我觉得她是大侠客,高不可攀,太高了。”

    “还有一个高的,”平山周接过来,“那就是林权助说的中国武士道另一个型——荆轲型。荆轲的时间比专诸晚,是在秦国将要灭亡六国前,燕国太子丹想用刺客要胁或刺杀秦始皇的办法,来兔于亡国。于是太子丹去拜访一位老侠客,叫田光,请田光执行这个行刺计划。田光说千里马年轻的时候,一天可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后,一匹差劲的普通的马都可以赶过它,你太子丹听说的我、仰慕的我,其实是年轻时代的我,现在我老了,没办法执行这个计划了,但我有个朋友叫荆轲,他可以担任。太子丹于是请田光去找荆轲,并嘱咐田光不要向其他人泄漏这个计划。田光见到荆轲,得到荆轲同意后,就叫荆轲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就自杀了。田光的死,也像专诸的母亲一样,死得很高,第一、士为知已者死,太子丹求他帮忙,他愿意献身救国,可是太老了,行刺计划他答应下来,死的自然该是他本人,他认为理论上他该死;第二、他请荆轲替他,是叫荆轲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国冒险送命,自己却在燕国,他认为说不过去,情谊上他该死;第三、荆柯去行刺,死不死还有待最后确定,但田光自己:却先示荆轲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机,以给荆轲激励,效果上他该死。这三点,他的手法和专诸的母亲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诉荆轲他要自杀,自杀的理由是他故意强调了的,他说他是长者,长者的行为是不容别人怀疑的,太子丹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泄漏,他愿一死来配合这一点,这显然是不使荆轲为难。荆轲也高,他居然不劝田光也不拦田光,他知道像田光这样壮烈的性格,用先自杀来给这件行刺计划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劝田光拦田光,反倒远了、俗了。荆轲后来去行刺,失败了,他是笑着死的。他从燕国出发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太子丹和知道这个机密计划的人,都在易水河边,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的心情,由这首歌就看出来。

    “这两个刺客故事,最动人的部分都不在行刺本身,而是两个自杀的老人,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桃太郎,你看是什么?”

    “是老。”

    “老是一般现象,不能算特色。”

    “自杀是特色的结果,也不能算特色。”

    “那是什么?”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却要死’。他们的最大最伟大的品格,就表现在这里。你注意到了吗?他们若不死,并不算错;可是死了,却突然显得更对。他们若不死,并不少什么;可是死氏却突然显得更充实。我的意思,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说清楚,甚至可能还有点矛盾。但我真的感觉到,他们不这样做,并不低;这样做,就更高。不这样做,并不渺小;这样做,就更崇高、伟大。”

    “我感觉到你的感觉。”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你感觉到的,是一个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

    “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这不只是英雄,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你谈到圣者,使我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罚的方法,而由法官选择一种。当时原告方面是新当政者支持的群众,提出的罚法是死刑;苏格拉底如果请求怜悯,他们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这样,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罚法方面,只肯出三十个小钱,数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药。后来他的朋友买通了每一个狱卒,他可以越狱,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从容,他喝下毒药,还告诉围在身边大哭的学生们要安静,因为‘男人要安静的死’。苏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这么英雄,是圣雄。我觉得专诸的母亲和田光都是圣雄。”

    “专诸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说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当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时候,更来得难能可贵。像专诸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化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没有名字留下来,她的名字也跟儿子连在一起,她叫——‘专诸的母亲’。”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口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容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

    “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

    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

    谭嗣同笑着,“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

    “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

    “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

    “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

    “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这是什么道义?通吗?”

    “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

    “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

    “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

    “如果冲突呢?”

    “当然牺牲个人。”

    “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

    “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

    “是。”

    “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

    “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噘着嘴。

    “不好?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备有一天将他出卖?”

    “我并不是为了出卖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来帮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证将来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

    “看事情不必这么悲观呵!我们到中国来,不是来交敌人的、也不是来看正阳门的,我们是来做对日本有利的事的。”

    “如果这件事对日本不利,你做吗?”

    “当然不做。”

    “现在你们做的是什么?”

    “现在做的,对中国对日本都有利。”

    “我认为相反也应该成立——对日本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可儿长插进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种认识下,才跑到北京,起这么早嘛!”平山周说。

    “那就好了!听你刚才讲话,你好像不单纯,很有黑龙会的口气。”谭嗣同说。

    “你看我像吗?”

    “那也很难说。黑龙会的人,很多都看起来好好先生,抱个猫在怀里,很慈祥,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忠肝义胆。但一碰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来另一种标准,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的地位。”谭嗣同笑着,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们虽然发生了怀疑和辩论,我仍愿告诉你们我内心的感觉,我是感谢你们的。并且,就个人的侠义观点说,我相信你们个人的侠义举动。好了,今天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们日本月照和西乡的故事,在一个矛盾局面降临的时候,总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诉梁先生,月照与西乡两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顺便想想你们日本的维新志士吧,维新的第一功臣,是西乡吗?是木户吗?是大久保吗?是伊藤吗?是大隈吗?是井上吗?是后藤吗?是板垣吗?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一辈子没有一件成功的大业可言,他要逃到国外,失败了;要纠合志士帮助皇帝,失败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恶势力前来,失败了。最后以三十岁年纪,横尸法场。但是,吉田死后,全日本受了感召,风起云涌,最后达成维新的果实,这证明了吉田虽死犹生、虽失败犹成功,他以败为成。我就用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做临别纪念吧!”

    四个日本人走出浏阳会馆的时候,大家嘀咕起来。

    “我还以为我们是支那通。”平山周赞叹着,“想不到原来谭大人是日本通!他脱口而出的这些日本历史与政情,真是如属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着。

    “谭大人说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体听说过。可是他提到什么月照、什么西乡,是指谁啊?西乡是指西乡隆盛吗?”桃太郎问。

    “西乡是西乡隆盛。”平山周说,“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为人家侠仗义,他出国回来,在西方压力和幕府压力下,进行勤王尊王的活动。后来事情闹大,由近卫公安排,避难于萨摩,由西乡隆盛收容。最后牵连到西乡。月照不愿连累近卫公和西乡,乃伸头给西乡,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但西乡却若无其事,与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抢救,救起了西乡,可是月照却淹死了。西乡后来变法维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遗愿。刚才谭大人叫我们把月照和西乡的事转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努力完成未袁之业。谭大人真是大人气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国有这种伟大的人物,我们日本要亡中国,可早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