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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章 康进士
    当西太后从万寿寺,坐着轿子,又“回避”又“肃静”的西去颐和园的时候,康有为从法源寺走出来,孤零零的,南下广东了。

    他这次北京之行是失败的、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政治。在做这上书之前,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准备,在西樵山里,他埋头研究中国古书,也研究所有西方新书的译本,他不会外国文,但他搜罗了所有翻成中文的书,从读书得间里,去了解外国。结论是: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这样走路,首先得先说服一个人,就是皇帝——说服西太后是没有希望的,西太后是老顽固一一皇帝点了头,一切才好办。于是,他千方百计,决定上书皇帝。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书皇上梦想的实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书虽写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国帝王政治里,老百姓下情上达——直接的上达,是非常困难的事,皇上极少给老百姓这种观会,想上书可以,必须得跟权贵搭线,由权贵代上,但权贵代上就得对上书的内容负责任,谁又愿意没事惹麻烦呢?何况,权贵的咭膊皇悄敲春么畹模桓鋈宋⑼岬睦习傩眨帜睦凑庵窒呗纺兀?o:p>

    就这样的,康有为沮丧地决定南归,他决定先加强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发言权,再卷土重来。那时候,人微望轻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发言权的起点是应考,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进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时只是举人,他决心考进士,并且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培养自己的班底。

    这次北京之行虽然失败了,但在康有为心里,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总算跟权贵——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搭上一点线。他先上书给翁同龢,翁同龢拒绝见他;他又托国子监祭酒盛昱介绍,但是翁同龢认为他的上皇帝书语气太直了、意见也没什么用,还是拒绝代为上达。虽然这样,康有为毕竟给这上了权贵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A是书法家,对古碑颇有研究,康有为对书法和古碑,也有相当的水准。他在北京研究书法和古碑,把这种心得,在南归以后,花了十六天的时间,写成了《广艺舟双楫》,寄给翁同龢。翁同龢惊讶这年轻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从深刻中转有同好之感了。

    当然,写这种《广艺舟双揖》,对康有为说来,绝不是他著书立说的主题,他的主题是经世济民的大著作,用这种大著作,给中国导航、给知识分子走向。这种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传统学说的《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第二部点破孔子真义的《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不要怕改革现状;第三部是提出未来远景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书立说以外,他开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就中了举人的小神童梁启超,那时十八岁,愿意拜他为师。举人拜非举人为师,看来有点奇怪,但是梁举人是真正佩服这位三十三岁的康非举人的。梁启超本来是把旧中国的东西,念得头头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见了康存为,却发现康有为的学问是海潮音、是狮子吼,他和那朋友又惊又喜、又怨又哀,惊喜的是原来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学问的世界是那么大,并且能碰到康有为这种高人,多么令人庆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头头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过去所花的那么多的气力,其实都走错了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走的,但听了康有为的高谈阔论以后,他们决定跟着康有为走。于是,在康有为南归以后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广州开班了。私塾叫万木草堂,教授的科目,从古典到现代、从宗教到演说、从数学到体育,一应俱全。虽然师徒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学长、敦品行的叫约礼科学长、带运动的叫干城科学长、管图书仪器的叫书器科监督,师生上下,亲爱精诚,一起生活着、学习着,为那渺茫而伟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这样的,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跟康有为前五年的准备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准备是孤独的,这三年的准备却是团体的。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实了自己,并且印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主题著作,人微望轻的他,已变得比以前有名,并且有了梁启超做他最得力的学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发“吾道不孤”了。

    一八九四年到了、这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的外患更复杂了。过去来欺负中国的洋鬼子,还都是金发碧眼的,都是白种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主。在中国古代国威远播的时候,这些洋鬼子跟中国根本没碰头,中国的国威,也施展不到他们头上,中国国威施展的对象多是黄种入,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在汉朝,就被中国封为倭奴国王;在元朝,还被中国攻打过,日本在中国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十九世纪到来的时候,日本因为肯变法,而变得强大,大到要打中国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睁睁的看到,中国在衰弱,中国在一八四二年,被英国城下之盟,订了南京条约;一八五八年,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天津条约;一八六0年,又被英国法国城下之盟,订了北京条约……城下之盟以外,杂七杂八的屈辱性条约,也一订再订。日本认为中国这块肥肉,它也要参加吃一口了。于是,在一八九四年,以朝鲜问题,同中国打起甲午战争了。

    甲午战争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战的,中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大家都骂行政上负责人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却说:“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说他久历患难,知道世界与国家大势、知道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说不打不行,不打是汉好;结果打了,打败了,大家又骂他没打赢,还是汉奸。所以他说,这次打败仗,他是概不负责的。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汽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最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大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入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计划一些开展。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A不但不再拒绝他,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也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下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他说,“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都是十七世纪的旧货,什么鸟枪、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0),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

    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的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