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书库 - 安静读书居->书库首页->中国文学史
上一页 | 返回书目 | 下一页 | 加入书签 | 推荐本书 | 返回书页

第八编 清代文学 第六章 《红楼梦》
    在明清小说中,最为后人称道的莫过于《红楼梦》。鲁迅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该书问世不久,即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布,“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伟元《红楼梦序》)。本世纪以来,《红楼梦》更以其所塑造的异常出色的艺术形象和极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底蕴,使学术界产生了以该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这恐怕连它的作者曹雪芹也是始料不及的。曹雪芹当年将《红楼梦》一书“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之后,曾感慨万端地题写一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一回)这也就成为“红学”家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第一节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

    “生于繁华,终于沦落”的一生《红楼梦》的版本高鹗和程伟元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г,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人,明末入满洲籍,属满洲正白旗。后来他的祖先随清兵入关,得到宠幸,成为显赫一时的世家。据史料记载,雪芹高祖曹振彦,顺治年间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后升浙江盐法道。曾祖曹玺,因“随王师征山右有功”,成为顺治的亲信侍臣。(康熙《江宁府志》未刊稿卷十七《宦迹》)曹氏不仅因武功起家,而且同康熙还有一种特殊关系。曹玺的妻子是康熙的乳母,雪芹祖父曹寅则少年时作过康熙的“伴读”。康熙继位后,就派曹玺为江宁织造。这是内务府的“肥缺”,它除了为宫廷置办各种御用物品外,还充当皇帝的耳目,访察江南吏治民情。继曹玺之后,曹寅及曹、曹ぽ,祖孙三代四人担任过这一要职,其间又曾兼两淮巡盐御史,共约六十年。因此,曹家成为当时江南财势熏天的“百年望族”。康熙六次南巡,其中有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驻跸于织造府。曹家也是“诗礼之家”。曹玺“少好学,深沉有大志”。曹寅则是著名的诗人、学者兼藏书家。他曾奉旨在扬州主持刊刻《全唐诗》和编纂《佩文韵府》。

    曹家既然是康熙的亲信近臣,那么它的兴衰际遇,就势必同皇室内部的矛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雍正皇帝继位后,曹家开始失势。雍正五年(1727),曹ぽ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织造款项亏空”的罪名被革职抄家。

    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曾经历过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在他十三四岁时,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韧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与修订。乾隆二十七年(1762),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年除夕,终因贫病交加而离开人世,遗留下来的只有一部未完成的《红楼梦》。

    “生于繁华,终于沦落”。曹雪芹的家世从鲜花着锦之盛,一下子落入凋零衰败之境,使他深切地体验着人生悲哀和世道的无情,也摆脱了原属阶级的庸俗和褊狭,看到了封建贵族家庭不可挽回的颓败之势,同时也带来了幻灭感伤的情绪。他的悲剧体验,他的诗化情感,他的探索精神,他的创新意识,全部熔铸到这部呕心沥血的旷世奇书——《红楼梦》里。

    《红楼梦》最初以80回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本名《石头记》。这些传抄本,大都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因此习惯上称之为“脂评本”或“脂本”。属于这个系统的本子,历年来不断有所发现,至今已有十多种。主要有甲戌本(1754),残存16回;己卯本(1759),残存41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1760),残存78回;甲辰本(1784),存80回,书名第一次正式题为《红楼梦》。此外还有列藏本、戚蓼生序本(又称“有正本”,即有正书局于1912年石印的戚寥生序本)等。

    《红楼梦》全书120回,后40回文字,一般认为是高鹗所补。高鹗(1738~1815),字兰墅,祖籍辽东铁岭,属汉军镶黄旗。乾隆六十年(1795)进土,官至翰林院侍读,著有《高兰墅集》、《兰墅诗抄》、《小月山房遗稿》、《吏治辑要》等。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为《红楼梦》,通称“程甲本”。第二年,程高二人又对甲本做了一些“补遗订讹”、“略为修辑”的工作,重新排印,通称“程乙本”。“程乙本”的印行,结束了《红楼梦》的传抄时代,使《红楼梦》得到广泛传播。

    高鹗和程伟元增补的《红楼梦》后40回,有功有过,功大于过,首先,由于有了后40回而使《红楼梦》成为一部结构完整、首尾齐全、浑然一体的文学作品;其次,它写出了全书中心事件、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如黛玉之死、贾家之败、宝玉出家等,从而保持原有矛盾的发展,基本上符合前80回的倾向;第三,有的情节描写生动精彩,如潇湘惊梦、黛玉迷性、焚诗稿、魂归离恨天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缺点是安排了贾府“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大团圆”结局,违背了原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宣判,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艺术描写上也较前80回逊色。

    第二节贾宝玉和《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大观园的毁灭封建大家族没落的悲剧贾宝玉和人生悲剧

    《红楼梦》是一部内涵丰厚的作品,展示了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

    作者对全书作了匠心独运的安排。《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是无才补天的顽石在人世间的传记。这块顽石幻化为贾宝玉,他经历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爱情婚姻悲剧,目睹了“金陵十二钗”等女儿的悲惨人生,体验了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从而对人生和尘世有了独特的感悟,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全书以贾宝玉为轴心,以他独特的视角来感悟人生。前五回,以宝玉的来历为中心扼要地介绍了天上的太虚幻境和尘世的荣宁两府,《好了歌》、“护官符”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提示着贾宝玉所经历的三重悲剧,作家的寓意和人物的命运巧妙地隐伏其中。

    《红楼梦》的大部分故事是以“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为舞台的。这是一个以贾宝玉为中心的“女儿国”。“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女儿被看作是天地间的灵气所钟,是生命的精华;而男人是渣滓浊沫,是与女儿悲剧相对立的悲剧制造者,这是以贾宝玉独特的观察为分界线的,这也是曹雪芹对人生和生命的独特理解。因此,他将贾宝玉和一群身份、地位不同的少女放在这个既是诗化的、又是真实的小说世界里,来展示她们的青春生命和美的被毁灭的悲剧。

    爱情婚姻问题是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宝玉和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全书的主线。贾宝玉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兴旺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全的女子作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可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这样,他就违背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成了“不肖子孙”。在婚姻问题上,他既不考虑家族的利益,门当户对;也不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去选择封建淑女。他追求的是心灵契合的感情。林黛玉是一个美丽而才华横溢的少女。她早年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孤苦伶仃,到贾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她孤高自许,在那人际关系冷漠的封建大家庭里,曲高和寡,只有贾宝玉成为她惟一的知音,遂把希望和生命交付于对宝玉的爱情中。她并没有为了争取婚姻的成功而屈服于环境,也没有适应家长的需要去劝告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她我行我素,用尖刻的话语揭露着丑恶的现实,以高傲的性格与环境对抗,以诗人的才华去抒发对自己命运的悲剧感受。“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泥沟。”她为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纯洁的爱情而付出全部的生命。薛宝钗是一个美貌而性格温顺的少女。她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顺从环境,既会对上逢迎,又会对下安抚,博得上下一片的赞扬。她信奉传统道德,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教训黛玉“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绩的事……最怕看了这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规劝宝玉注重“仕途经济”;她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对金钏的投井,对尤三姐、柳湘莲的悲剧,都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成为符合封建标准的“冷美人”。她的家庭背景,她的品格才干都很符合封建家长的要求,是贾母等人心中宝玉理想的妻子。贾宝玉与林黛玉有“木石前盟”,这象征着他们在太虚幻境中就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在大观园这个特殊环境里,他们又有当时社会青年男女不可能有的耳鬓厮磨、形影不离的滋生爱情的可能。经过微妙的爱情试探,经过“三天恼了,两天好了”的感情折磨,宝玉终于选择了从不劝他显身场名,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的林黛玉。而在贾府日益衰败的条件下,贾薛两家希望宝玉和宝钗结成“金玉良缘”,以贵护富和以富补贵。贾府的家长们也希望以“德貌工言俱全”的宝钗来作宝玉的贤内助,主持家政,继承祖业。在关系着家族兴衰的问题上,封建家长决不会让步,他们只能不顾宝玉、黛玉的愿望而狠心地扼杀他们的爱情,造成宝黛的爱情悲剧。象征着知己知心的“木石前盟”被象征着富与贵结合的“金玉良缘”取代了。虽然贾宝玉被迫与薛宝钗结婚,“到底意难平”,最终“悬崖撒手”,造成了宝玉与宝钗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

    围绕着“悲金悼玉”的爱情婚姻悲剧,《红楼梦》还写出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儿国”的悲剧。才选凤藻宫的元妃,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闷死在深宫;迎春误嫁“中山狼”,被折磨至死,“一载赴黄粱”;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远嫁他乡,“掩面泣涕”;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出家为尼,“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傍”。贾府“四春”,免不了“原应叹息”的命运。史湘云虽“英豪阔大”,爽朗乐观,“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命运坎坷。李纨终身守寡,谨守妇道,但仍摆脱不了“枉与他人作笑谈”的悲剧。自动遁入空门、带发修行的妙玉,“欲洁何曾洁”,到头来依旧是“终陷淖泥中”。至于大观园里的女奴,命运更为悲惨。“心比天高,身居下贱”的晴雯,被逐出大观园,抱恨夭亡;司棋因被剥夺了婚姻自由以死抗争,撞墙自尽。大观园里少女们的悲剧是封建压迫造成的,作品极为深刻之处在于,并没有把这个悲剧完全归于恶人的残暴。其中一部分悲剧是封建势力的直接摧残,如鸳鸯、晴雯、司棋这些人物的悲惨下场,但是更多的悲剧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是几千年积淀而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

    薛宝钗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典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悲剧人物。在爱情上,她分明对宝玉情有所钟,但却将这种感情封闭到庄而不露的地步;在才学上,她是大观园中惟一可以与林黛玉抗衡的才女,但时时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约束自己、规范别人;在生活上,她也有爱美的天性和很高的审美能力,可她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去扼杀或压抑自身的爱好和情趣。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应有的个性锋芒:对自己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她的感觉也处于不冷不热的中间地带,生命处在一种不生不死的抑制状态。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中,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如何地消磨人的个性,蚕食人的灵魂。大观园里的悲剧是爱情、青春和生命之美被毁灭的悲剧。作者不仅哀悼美的被毁灭,而且深刻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这是对封建社会和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也是一种精神的觉醒。

    《红楼梦》里的荣宁两府,系开国勋臣之后,“功名奕世,富贵传流”,正是康乾时期贵族世家的典型代表。小说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客观上显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

    贾府是封建特权阶级,是靠剥夺和奴役维持其生存的。特权维护贾府,也制造罪恶。依附贾府的官僚贾雨村,故意葫芦判案,开脱薛蟠的人命官司;为贾赦谋夺石呆子的古扇,逼得人家破人亡。连贾府的少妇王熙凤也可以随意操纵官府,制造冤案。靠剥夺占有而极富贵的贾府,府第宏丽,设饰豪华,充斥着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享用着精美的饮食,使农村老妇刘姥姥惊诧不已。至于秦可卿的丧事、贾元春省亲的盛事,那就更奢华过费了。这也正养成了贾府主子们的享乐、纵欲的本性。女主子只知安富尊荣,贪图享受,勾心斗角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利。男主子则精神空虚,如贾敬妄求长生,服丹致命;贾政还像个正人君子,却庸碌无能,其馀多数也道德堕落,贾赦、贾珍、贾琏,都是淫乱之徒,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贵族之家即使不发生被抄家的厄运,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尤其深刻的是,在小说展示的贾府的生活图画里,显示出维持着这个贵族之家的等级、名分、长幼、男女等关系的礼、法、习俗的荒谬。主奴名分是天经地义的,奴仆只是主子的活器物,不管是“家生的”或买来的,也不管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都只能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主子间闹纠纷,倒霉的还是奴仆,一次抄检大观园就有数名丫头被撵了出去。大丫头金钏被逼投井,号称“待下厚道”的王夫人赏了二十两银子就心安理得了。对贾府老一代主子有救命之恩的焦大,到老还是个干粗活的下等奴仆,喝醉后骂了几句嫌主子不争气的话,便被捆绑起来,嘴里塞了马粪。嫡庶名分也是不可动摇的。丫头出身的赵姨娘已给贾政生儿育女,仍然没有摆脱“奴”字,不仅王熙凤可以随意喝斥,连亲生的探春也不认她是母亲。探春为了摆脱庶出的名分,竭力倒向王夫人,却仍然逃不脱远嫁的不幸。在贾府里,不准女孩子有私情,不容许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纯洁爱情,但却将男主子们的淫乱视为正常的现象,贾母对贾琏偷仆妇的事,说是:“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在贾府里,富贵也没有给年轻的小姐带来好运,珠光宝气里蕴含着痛苦和悲哀。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是贾府的荣耀,但她却失去了天伦之乐,省亲的盛典中流出了辛酸之泪。胆小怕事的惜春,深感绝望,也只有“缁衣顿改昔年妆”,在青灯古佛旁寻一点清净。精明能干的王熙凤,虽然曾为维持这个家族而殚精竭力,但“凡鸟偏从末世来”,也只能是随着贾府的败落而毁灭。整个贾府里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命运,这样的家庭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也就行将走到历史的尽头了。

    贾宝玉是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欣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在大观园里,宝玉对女儿们关怀备至。如第三十回他看到龄官画蔷,就想到她“心里不知怎么煎熬呢?模样这么单薄……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忽然一阵雨来,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龄官避雨而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不知道。他对遭受欺凌的女儿更为体贴,一有机会便以自己的一腔柔情去抚慰那些受伤的心。如第四十四回,写平儿受到贾琏和凤姐的打骂,躲到怡红院来。宝玉喜出望外,尽心服侍,精心为平儿梳妆打扮。平儿走后,他又感叹不已:

    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囫囵不可解”的疯话、呆话,带着点孩子气的可笑的行为,包含着对封建社会视为神圣的“文死谏,武死战”这类封建道德原则的蔑视,对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和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的反抗,在疯傻的言行中把神圣视为无稽,把幸福看作痛苦。宝玉所珍视的女儿像花朵一样,无可挽回地枯萎下去,甚至被摧残而凋零;他所厌恶甚至憎恨的恶势力,仍疯狂地维持着统治地位。他满怀着希望但找不到出路,因为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赖的。于是,他感到了人生的痛苦。如第七十八回宝玉去哭吊晴雯未果,又听说宝钗已搬出大观园:

    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天好似改作凄凉了一般……门外的一条翠樾埭上也半日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心下因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了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个;死了的晴雯……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

    这里宝玉的痛苦已超越了一个家庭破败之痛苦和个性压抑之痛苦,这是属于众多人的痛苦,是感到人生有限、天地无情的痛苦。他绝望又找不到出路,一种孤独感和人生转瞬即逝的破灭感,透着诗人气质,散发出感伤的气息。但是宝玉又不愿意孤独,不愿意离开生活,离开他钟爱的黛玉和众多的女子。因而更加深了他的痛苦。宝玉悟破人生,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作品中所写的家庭的衰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作品就产生了更加动人的艺术魅力。

    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好了歌》及其解注就是人生悲剧的主题歌。贯穿在《好了歌》里的中心思想是“变”。荣与辱、升与沉、生与死都在急剧的变化中,由于对一切传统的、现存的思想信念和社会秩序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挑战,同时,又因为新的出路、新的社会理想又那么朦胧,因而倍觉感伤,带着“色空”、梦幻的情绪。热爱生活又有梦幻之感,入世又出世,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矛盾。曹雪芹并不是厌世主义者,他并不真正认为人间万事皆空,也并未真正勘破红尘,真要劝人从所谓的尘梦中醒来,否则,他就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辛酸之泪,就不会在感情上那样执著于现实的人生。他正是以一种深挚的感情,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写出入世的耽溺和出世的向往,写出了耽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写出了矛盾的感情世界和真实的人生体验。

    第三节《红楼梦》的人物塑造

    人各一面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展示出心灵

    《红楼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塑造出成群的有血有肉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中有名姓的人物就多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至少也有几十个人。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则成为千古不朽的典型形象。

    作者对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他那特别敏锐和细腻的思维和感情,通过他那乖张可笑的言语和行为,反复加以渲染。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惟妙惟肖地写出他对黛玉、宝钗、晴雯、袭人、平儿、香菱等各种不同类型女性所持有的不同感情和态度,使其丰富多彩的各个层面立体地不可分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独特的人物,极其鲜明又朦胧模糊,让人叹为观止。脂评:“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庚辰本《脂评石头记》第十九回批语)

    曹雪芹善于将不同人物,特别是相近人物进行复杂性格之间的全面对照,使他们个性的独特性在对比中突出出来。如林黛玉、薛宝钗两个人,都是美丽多才的少女,但一个是“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有时则矫揉造作;一个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有时不免任性尖酸;一个倾向于理智,是“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美人;一个执著于感情,具有诗人的热烈的感情和冲动;一个是以现实的利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一个以感情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目标。这样两个难以调和的性格在对比中,其独特性就异常鲜明地呈现出来。又如尤二姐和尤三姐两个亲姐妹,一个善良懦弱,一个豪爽泼辣。迎春和探春两人同为庶出,一个是戳一针也不吱声的“二木头”,一个是可爱又扎手的“玫瑰花”。

    作者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且也能在相似中显出独特性。同是具有温柔和气这一性格侧面的少女,紫鹃的温柔和气在淡淡中给人以亲切,而袭人的温柔和气则带有一种令人腻烦的驯顺习性。黛玉和妙玉都孤高自许,但黛玉执著现实,孤高中包含着天真和热情;妙玉企图超脱尘世,在冷漠中又有点矫揉。为了突出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作者还采用了类似衬托的所谓影子描写术。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幻设,实际上就是写各种人物类型在另一个品位层次的影子。晴雯和袭人是黛、钗的影子,她们与黛、钗在精神气质上有近似的一面,但在表现方式和遭际命运上又有不同和互补的一面。

    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反复皴染,不是通过惊险的故事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精雕细凿地刻画人物。如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雪雁送手炉等生活细节把林黛玉的敏感、尖酸的“小性儿”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还通过景物描写衬托人物性格,黛玉潇湘馆里“有千百竿翠竹遮掩”,“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结合娥皇、女英泪竹成斑的神话传说,加强了林黛玉的多愁善感的悲剧性格。薛宝钗住的蘅芜院,房外是“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房内是“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这种朴素淡雅的环境与薛宝钗“藏愚守拙”的“冷美人”性格非常协调。

    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反复刻画、渲染、衬托,而对一些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人物,能通过几笔的速写,勾勒出人物鲜明的轮廓。如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让两个小丫头放风,凤姐、平儿回来,两个小丫头,一个吓得“回身就跑”,一个见躲不过,“越性跑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只这个简单的细节,就把两个性格不同的丫头勾画出来了。

    《红楼梦》完全改变了过去古代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作者把王熙凤放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从各个生活侧面给予反复渲染,随着情节的发展,构成她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完整性高度统一的性格整体,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作者写她与贾母、王夫人的关系,主要表现她对贾母等人的逢迎,以取得她们的宠信,巩固自己的地位,既突出了虚伪与做作,又表现了机敏诙谐、泼辣豪爽。写她与荣宁二府的贾氏姊妹、妯娌、侄媳之间的关系,则是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对她们采取远近亲疏的不同态度,表现她自私和权诈的性格。写她与贾琏的关系,表现夫妻之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双重人格。写她与尤二姐的关系,表现“外作贤良,内藏奸滑”的两面手法。写她与贾府大小管家、奴婢下人的关系,表现她笼络利用与压制虐待并用的统治手段。写她与贾府外部的关系,表现她勾通官府,胡作非为的性格。总之,一方面是当权的奶奶,治家的干才,似乎是支撑这个钟鼎之家的顶梁柱;另一方面又是舞弊的班头,营私的里手,是从内部蚀空贾府的大蛀虫。治家与败家构成了她性格中的一对矛盾。她要求尽情享受,为了金钱、权威而玩弄权术,置人死地,阴险毒辣;同时,也要求在精神上满足优越感,她那灵巧的机智、诙谐的谈吐、快活的笑声,确实令人叹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既使人觉得可憎可惧,又有时使人感到可亲可近的人物形象。

    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还表现在贾探春有胆有识,有才有智,她对封建大家庭自杀自灭的预言,击中要害,使人感到清醒;她的理家,使人佩服;她的豪爽,使人感到可爱;在抄检大观园时,她的作为使人感到扬眉吐气,但她对维护封建纲纪的坚定和无情,又常常使人感到讨厌,因此,探春也成了《红楼梦》中争论不休的人物。所谓“说不得善,说不得恶”等,正是性格中不同因素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写出了真实的人物。

    对人物心灵及其矛盾冲突的描写,中国古代小说比较薄弱,《红楼梦》却取得巨大进步。

    首先,《红楼梦》写出人物心灵深处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真实搏斗。宝钗一方面想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淑女的形象,这是她的真实的社会欲求,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不能摆脱生命赋予的本性。于是两种欲求便在心灵深处发生冲突:一方面,作为一个少女,面对着神采飘逸的富贵公子宝玉,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又用理性原则掩埋爱的心迹。在探望宝玉时,她“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往,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感情与理性两股潜流在内心冲突,使人们看到人物心灵深处。其次,作者善于表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宝黛之间的爱情,可谓心心相印,刻骨铭心。然而,他们却爱得那样痛苦,那样哀怨:欲得真心,却瞒起真心,以假意试探,结果求近之心,反成疏远之意,求爱之意,反成生怨之因。如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等都是描写心理活动的杰作。四十五回,宝玉冒着雨去看望黛玉,穿着蓑衣戴着大斗笠,黛玉说:“哪里来的一个渔翁!”宝玉说将来也送黛玉一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及至说出来,想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脸飞红”,而“宝玉却不留心”。这里黛玉说错了话当然是“无心”,后悔与害羞是“多心”,但这种害羞又包含着她的“有心”。后来宝玉要走了,她劝他拿自己的玻璃绣球灯,千般叮嘱宝玉要小心,不要摔了,表现了对宝玉的“关心”,联系上面的描写,表现她的无心,又是平时“有心”的流露。宝玉走后,当夜深人静时,听到窗外的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想到自己没有父母兄长,婚姻大事无人主张,又不觉滴下泪来,感到伤心。黛玉从无心到多心,多心含有心,后又转为伤心,心理流程描写得十分真切动人。

    第四节《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写实与诗化融合浑融一体的网状结构叙事视角的变换个性化的文学语言

    《红楼梦》对小说传统的写法有了全面的突破与创新,它彻底地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和把握现实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所遵循的创作原则。他首先批评了那些公式化、概念化、违反现实的创作倾向,认为这种创作远不如“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创作的作品“新鲜别致”,那些“大不近情,自相矛盾”之作,“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他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那种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他所写的人物打破了过去“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使古代小说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是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它不像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整部小说雄丽深邃又婉约缠绵,把中国古代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

    作品借景抒情,移情于景,从而创造出诗画一体的优美意境,把作品所要歌颂的爱情、青春和生命加以诗化,唱出了美被毁灭的悲歌。“慧紫鹃情辞试莽玉”,致使宝玉大病之后对黛玉越发痴情。当他看到山石后面那“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杏树,先是“仰望杏子不舍”,接着又对岫烟择夫之事反复推求,“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正在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于是,触景生情,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这里的景不过是一柳一杏一雀而已,却挑起了宝玉多少情感活动,把潜伏在心底的意识也给唤醒,从而使宝玉对黛玉的痴情,对一切事物充满怜爱之情的性格特征,得到了诗意的描绘。当黛玉被无意中关在怡红院外,独自在花荫下悲戚之时,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无情的花鸟经过移情于景的艺术描写,便有了人的灵魂、人的感情,把黛玉那难以言传的苦情愁绪,淋漓尽致而又含蓄委婉地表达出来。作者将诗化的山水和人物的精神面貌相互融合,创造出许多优美的意境。比如黛玉葬花时的飞燕飘絮,衬着落花流水;宝黛在沁芳闸同读《西厢》时的落红阵阵,衬着白瀑银练;还有湘云醉卧石凳的红香散乱,衬着蜂蝶飞舞;宝琴折梅时的红梅衬白雪;女儿联诗时的冷月衬着鹤影等等,诗境入画,画中有诗,从而使人物更添神采,景物更具气韵,作品的叙事由于渗入了抒情因素更具有一种空灵、高雅、优美的风格。

    象征手法的运用,引领读者伴随弦外之音,去参透人生的奥秘,也使作品像诗一样具有含蓄、朦胧的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引起几百年来不断的猜想、思索,成为长久的探索的课题。《红楼梦》里的象征除一般的观念象征,如用翠竹象征黛玉的孤标傲世的人格,用花谢花飞、红消香断象征少女的离情伤感和红颜薄命之外,更有创造性的是整体象征和情绪象征。整体象征如石头,既是石又是人的双重含义,造成了小说双重层次的艺术世界,一个是以人间故事为代表的写实的具象世界,一个是以石头阐明的意象世界,两者的复合和交织,便使作品所提供的美学启迪意义呈现出多义性。情绪象征如三十六回,宝钗独自走入怡红院,宝玉正在午睡,袭人坐在身旁替他做兜肚,上面绣着一对鸳鸯。宝钗和袭人闲聊几句后,袭人有事走开,“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这时黛玉、湘云从窗外走过,看着这种情景,忍着笑走开了: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这里包含着许多供人们思索的问题:宝钗是有意还是“不留心”地坐在宝玉身旁?宝钗为什么看见绣鸳鸯的兜肚觉得特别可爱而“不由的”拿起来代绣?宝钗坐在宝玉身旁想些什么?宝玉梦中的喊骂是与宝钗的心理活动暗合的吗?宝玉的梦中喊骂是他内心活动的流露吗?总之,这里不仅表现出宝玉、宝钗、黛玉和湘云之间微妙的感情纠葛,而且预示着宝玉和宝钗“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的婚姻悲剧。这样的情绪象征,激起和唤醒了某种感情或意绪,如果不追寻梦境与人物关系史的隐密关系,就难以破译这种象征含义。

    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青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僧一道携归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着重展开了宝、黛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同时,体现了贾府及整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这样全书三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红楼梦》众多的人物与事件都组织在这个宏大的结构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筋络连接,纵横交错,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它像用于条万条彩线织起来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巨锦,天衣无缝,浑然天成,既像生活本身那样丰繁复杂,真实自然,又笼罩着一层真真假假、实实幻幻的神秘的面纱。

    《红楼梦》采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注此写彼,手挥目送”的方法,使每一个情节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故事和画面之间的转换非常自然,不着痕迹。例如,周瑞家的送宫花介绍了宝钗不爱花儿粉儿的性格;见到了香菱,交代了葫芦案里英莲的下落;见到惜春与智能,伏下了惜春出家的结局;最后送到黛玉处,黛玉多心而尖刻的性格跃然纸上。不但一个情节起多方面的作用,而且情节之间的转换又非常自然。又如芒种节那天,大观园的姊妹们在一起,独不见黛玉,宝钗找到潇湘馆处,半路上飞来一双“玉色蝴蝶”,于是有了宝钗扑蝶,她追踪到滴翠亭旁,又引出小红与坠儿的私情话,小红中了宝钗的“金蝉脱壳计”后,正担心黛玉听了她的私情话,忽见凤姐在山坡上招手叫她,于是引起小红去取工价银,回来不见凤姐,碰到晴雯、碧痕,受到一顿奚落,至此,作家撇下宝钗把笔锋向别处暗转,又通过小红寻凤姐把读者带到稻香村,生动地描写了小红的伶俐口才,至此稍作一顿,又转到潇湘馆去,终于引出黛玉葬花。由寻找黛玉到黛玉葬花,中间情节、场景多次转换,不断地推进情节的进展,在情节进展中展开了宝钗、小红、凤姐、晴雯、黛玉的性格描写。情节转换和运转就如同百道溪流时分时合地顺着一个方向蜿蜒流泻,只见奔流而不见生硬、中断或牵合之处。

    《红楼梦》把大小事件错综结合着写,小矛盾凝聚成大矛盾,小事件积累成大事件,一段平静生活之后,就有一个浪头打来,虽然都是日常的生活,但仍是波澜起伏、情趣盎然。在宝玉挨打之前,先写了茗烟闹书房、叔嫂逢五鬼、宝玉诉肺腑、蒋玉菡赠茜香罗、金钏投井、贾环告发等,使宝玉挨打成为集结了许多矛盾的大事件。挨打之后引起袭人进谗言、晴雯送手帕、黛玉题诗、宝钗送药、薛家兄妹争吵等一系列事件,展开了宝玉与贾政之间不同生活道路的冲突,揭示了嫡庶之间、夫妻之间、母子之间的矛盾,刻画了许多人物的性格,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和生活场景的转换。《红楼梦》就是以元春探亲、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黛死钗嫁等重大事件为分水岭,把大大小小的事件和人物组织起来,条理清晰,首尾连贯,各个事件互为因果,连环勾牵,毫不间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线索可以从这幅天然的织锦中抽得出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贾府里宝钗、凤姐、宝玉、贾母四个生日的安排,都起了重要作用,标志着爱情婚姻悲剧和家庭衰败的过程。甚至整个大观园的景色,也随着贾府的盛衰和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而变化。当贾府兴盛,宝黛爱情萌芽时,大观园里是“花光柳影,鸟语溪声”,“一切沐浴在春光里”;当贾府盛极将衰,宝黛爱情成熟时,正是闷热而令人烦躁的夏天;到了贾府日见衰败,宝黛爱情因得不到家长的支持陷入困境时,萧瑟的秋天已经来临,“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到了这个彻头彻尾的悲剧结束时,“落叶萧萧,寒烟漠漠”,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他们两人升沉好坏,出世入世两相对照,甄贾二宝玉又两相映衬,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假的变化,使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叠映交融,形成一体,对全书作出理性的阐释。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由说书发展而来,因此,说书人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红楼梦》虽然还残留了说书人叙事的痕迹,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作者退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述人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既便于作者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又便于作者根据不同的审美需要和构思来创造不同的叙述人,有利于体现作家的个人风格,有利于展示人物的真实面貌,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刻的心理描写,达到人物个性化的目的。

    《红楼梦》不但在叙述者问题上突破了说书人叙事的传统,而且在叙述角度上也创造性地以叙述人多角度复合叙述,取代了说书人单一的全知角度的叙述。叙述人叙述视点的自由转换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例如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荣国府,从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在此基础上,穿插了初进贾府的林黛玉的视角,通过她的眼睛和感受来看贾府众人,又通过贾府众人的眼睛和感受来看林黛玉,叙述人和叙述视角在林黛玉和众人之间频繁地转移。而林黛玉与宝玉的见面写得尤为精彩: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一个年轻的公子……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这是黛玉眼中的宝玉,接下去,写宝玉眼中的黛玉:

    贾母因笑道:“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见多了一个姐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宝玉和黛玉的初次见面,两人互相观察,叙述视点在两人中互相转换,而他们都感到彼此相识,这便是两心交融的“永恒的一瞬”,深刻地写出了这带有神秘性的心灵感受。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从一个社会底层人物眼中来观察贵族之家的奢华生活,引起了她的强烈感受和对比。作者在运用石头的全知叙事之中,融入了刘姥姥的限知视角,把握了刘姥姥初进荣国府的整个过程,又细致地把刘姥姥独特的观察感受直接传达出来: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晃。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子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通过刘姥姥的视角把钟比作匣子,把钟摆比作秤砣,这都是农家常见之物,是刘姥姥所熟悉的,而挂钟则是当时富贵之家才有的东西,刘姥姥无法了解,还被钟声吓了“一展眼”,最终也没弄清楚是“什么爱物儿”。这样把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结合起来,灵活地运用参与故事者的限知叙事,把作品写得更加真实,人物性格更为鲜明。

    《红楼梦》的作者是语言大师,他继承我国文学语言的优良传统并加以丰富和发展,达到炉火炖青的地步。《红楼梦》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融汇了古典书面语言的精粹,经过作家高度提炼加工,形成生动形象、准确精练、自然流畅。有生活气息和感染力的文学语言。《红楼梦》的叙述语言是接近口语的通俗浅显的北方官话,它用词准确生动、新鲜传神,富有立体感。描写人物神态时,把人物的动作感情和心灵状态都描摹了出来。例如二十三回,当宝玉听到贾政叫他时:“登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的好似扭股儿糖,杀死不敢去……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宝玉只得挨进门去……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老嬷嬷一溜烟去了。”描写风景时,则别具一番情趣,有强烈的抒情气氛,有浓厚的诗情画意。如四十九回宝玉一早起来,往窗外一看:

    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拢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

    描写场面时,又写得生动活泼,富有立体感。如四十回,写刘姥姥装疯卖傻,给贾府人们逗笑:

    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她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红楼梦》的人物语言达到个性化的高度,最为人们所称道。书中人物语言能准确地显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能形神兼备他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黛玉语言机敏、尖利;宝钗语言圆融、平稳;湘云语言爽快、坦诚;宝玉的语言温和、奇特,常有“呆话”;贾政的语言则装腔作势,枯燥乏味;晴雯的语言锋芒毕露;凤姐的语言机智诙谐,妙语连珠。如四十七回,凤姐、薛姨妈陪贾母打牌:(凤姐)回头指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木匣子笑道:“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玩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的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儿差我办去了。”话未说完,引的众人笑个不住。偏有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头的钱费事。”贾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鸳鸯,叫:“快撕他的嘴!”

    对主要人物的语言,既注意写出其主体特征,又适应多样化,复杂化的性格因素,如实地写出这种主体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现,不同的语言色彩。如凤姐平时语言风趣诙谐,但在大闹宁国府时,却因感情失控而变得杀气腾腾;宝钗平日语言稳重平和,但偶然也会因受伤害而出语激愤;黛玉平时语言尖利,但向宝玉敞开心扉时,却情语绵绵,真挚动人。

    第五节《红楼梦》的影响

    续书蜂出反复改编对创作的深远影响红学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红楼梦》刊行后,相继出现了一大批续书,如逍遥子的《后红楼梦》、秦子忱的《续红楼梦》、陈少海的《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的《续红楼梦》、归锄子的《红楼梦补》、临鹤山人的《红楼圆梦》等,约三十多种。这些续作有两种类型,一是接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之后,一是接在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之后。它们的内容,则多将原书的爱情悲剧改为庸俗的大团圆,让悲剧主人公或死后还魂得遂夙愿,或冥中团聚终成眷属。他们金榜题名,夫贵妻荣,一夫多妾,和睦相处,家道复初,天下太平。总之,“遂使吞声饮恨之红楼,一变而为快心满志之红楼”(秦子忱《续红楼梦》卷首郑师靖序)。由于续作者思想庸俗,境界不高,艺术上荒诞不经,十分拙劣,它们与《红楼梦》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但是,这些续书的大量涌现,从另一方面说明《红楼梦》本身的巨大成就和艺术魁力。

    《红楼梦》备受社会的欢迎,所以便陆续有人将其搬上舞台。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以《红楼梦》为题材的传奇、杂剧有近二十多种。到了近代,花部戏勃兴,在京剧和各个地方剧种、曲种中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红楼梦戏。其中梅兰芳的《黛玉葬花》、荀慧生的《红楼二尤》等,经过杰出艺术家的再创作,成为戏曲节目中的精品,经久上演而不衰。近年来电影、电视连续剧更把它普及到千家万户,风靡了整个华人世界。

    《红楼梦》的出现,是在批判地继承唐传奇以及《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之后的重大突破,成为人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它之后,出现了模仿它的笔法去写优伶妓女的悲欢离合、缠绵悱恻的狭邪小说如《青楼梦》、《花月痕》以及鸳鸯蝴蝶派小说,但是,他们只是学了皮毛,而抛弃了它的主旨和精神。到了“五四”以后,由于“五四”文学革命者重新评介《红楼梦》,鲁迅等人阐述了《红楼梦》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杰出成就,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鲁迅继承和发扬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地写出平凡人物的悲剧;郁达夫、庐隐等人把《红楼梦》作为自传体小说,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带有浓厚的自叙传的色彩;《红楼梦》里提出的妇女和爱情婚姻问题,在“五四”以后的社会里并没有解决,仍然是作家创作的热点,作家仍从《红楼梦》的爱情婚姻悲剧中得到启迪。“五四”之后以至当代,《红楼梦》仍然成为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书,成为中国作家创造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

    《红楼梦》问世后,引起人们对它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据李放《八旗画录注》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如果说,那还是句戏语,其后近百年来,《红楼梦》的评论、研究日益发展、兴盛,确乎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从早期的评点、索隐,到本世纪前期的“新红学”,再到50年代后的文学批评,论著之多真是可以成立一所专门图书馆。《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文本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得到了日益深细的探讨、解析,近二十年间更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不仅在国内已有数以百万计的发行量,有藏、蒙、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多种文字的译本,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而且已有英、法、俄等十几种语种的择译本、节译本和全译本,并且在国外也有不少人对它进行研究,写出不少论著,《红楼梦》正日益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