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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编 清代文学 第五章 《儒林外史》
    18世纪中叶,我国文坛出现了两部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书的作者吴敬梓和曹雪芹有着相近似的生活经历,又都不约而同地用白话小说的形式,把自己大半生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或直接或间接地写了出来。最终二人皆死于穷困潦倒之中。当吴敬梓的灵榇运往南京时,金兆燕曾题诗说:“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的确,《儒林外史》一书为吴敬梓赢得了不朽的身后名,它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节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创作

    科第兴盛的家族科举失意与觉醒取材于现实士林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科第家声从来美”的科举世家。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祖父一辈,族祖父吴晟是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吴是康熙三十年(1691)殿试第二名,俗称榜眼。但到了父辈逐步中落,父吴霖起,拔贡,曾为赣榆县教谕,是个清贫的学官。

    吴敬梓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前辈对科举的热衷追求,对经史特别是《诗经》的备加推崇,都对吴敬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经习文,准备走科举仕进之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受封建教育的束缚,对诗词歌赋以至野史杂书都饶有兴趣,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敬梓在少年时代过了几年安逸的读书生活,13岁“丧母失所恃”,14岁随父到赣榆任所。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规矩方正的吴霖起被罢除了县学教谕,吴敬梓随父回到全椒。第二年,吴霖起抑郁而死。父亲一死,族人欺他两代单传,近族亲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结,纷纷来侵夺祖遗财产。正如他在《移家赋》中所追述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他的族兄吴檠也说:“他人入室考钟鼓,怪恶声封狼贪。”(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金榘《泰然斋集》卷二附)这使他看清了封建家族伦常道德的虚伪,萌生了与仰仗祖业和门第过寄生生活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的念头。于是,吴敬梓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由激愤变为任达放诞,“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金两铭《和(吴檠)作》,同前)他以阮籍、嵇康为榜样,追慕建安文人的风雅,反抗虚伪的礼教,表现出慷慨任气、放诞不羁的人生态度。由于他挥霍放荡和乐于助人,致使父亲死时留下的财产消耗殆尽,逐步落入贫困交加的境地,因而也招来了庸夫俗子的非议。“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文木山房集》卷四)在家乡亲友的讥笑和世俗舆论压力下,他在33岁时,怀着决绝的感情,变卖了在全椒的祖产,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在南京,他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乃至科技专家以及普通市民,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特别是他接触了代表当时进步思潮的颜(元)李(恭)学派的学者。他们反对理学空谈,倡导务实的学风;要求以礼乐兵农作为强国富民之道;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提倡以儒家的“六艺”作为教育内容,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时代思潮在他思想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六朝故都南京的山水名胜,引发着追慕魏晋文人的情感,他进一步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发展了恣情任性的狂放性格。

    吴敬梓也曾想走科举荣身之路。可是,他以弱冠之年考取秀才之后,始终不能博得一第。29岁时,去滁州参加科考,因为他的狂放行为被禀报到试官那里,终以“文章大好人大怪”而落第。沉重的打击,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加深了。36岁时,曾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参加了地方一级的考试,但到了要赴京应试时,却以病辞。几经波折,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再不应乡试,也放弃了“诸生籍”,不愿再走科举仕进的道路,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内家娇》)的心声,甘愿以素约贫困的生活终老。

    吴敬梓的生活陷入困境,常典当度日,甚至断炊挨饿。由富贵跌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有了更清醒、冷峻的观察和认识。艰难的生活并没有使他屈服。乾隆十六年(1751),当乾隆首次南巡,在南京举行征召,许多文人迎銮献诗时,吴敬梓却没有去应试,而是像东汉狂士向栩一样“企脚高卧”。(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棕亭诗钞》卷三)

    吴敬梓生活的最后几年常从南京到扬州访友求助,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不幸言中,乾隆十九年(1754)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在扬州与朋友欢聚之后,溘然而逝。“涂殡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程晋芳《哭吴敏轩》,《勉行堂诗集》卷九)极其悲惨地结束了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程晋芳《怀人诗》十八首之十六,同前卷二)吴敬梓在穷愁困苦中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传世杰作。《儒林外史》主要是在移家南京之后写作的,大约在乾隆十四年(1749)49岁时已基本完稿。此后数年,他还在不断修改,但主要精力已转向学术研究。

    《儒林外史》所写人物,大都实有其人。吴敬梓取材于现实士林,人物原型多为周围的亲友、相识相知者。如杜慎卿、马纯上、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牛布衣等等。杜少卿则是作者的自况。他的主要事迹与吴敬梓基本相同,而且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时间顺序安排的,如杜少卿在父亲去世后的“平居豪举”,借病不参加博学鸿词的廷试、祭泰伯祠等。作者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撷取适当的素材,通过想象虚构,加以典型化,取得了很大成功。《儒林外史》是饱含着作者的血泪,熔铸着亲身的生活体验,带有强烈的作家个性的作品。

    《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50回本、55回本、56回本等歧说。但50回本、55回本均未见。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56回。

    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有《文木山房集》四卷,清乾隆年间刻本,收入他40岁以前的诗文,近年陆续发现《文木山房集》以外的诗文三十馀篇。据金和、沈大成的记载,吴敬梓的儿子吴良在其父身后编定有12卷本《文木山房集》,可惜至今未发现。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

    第二节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

    命意在批判科举科举扭曲的社会和文人科举派生的“名士”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其实,小说展示的是18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风俗画。它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题材,对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

    小说开篇第一回,就借王冕的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作者借王冕之口痛斥八股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使“一代文人有厄”。

    作品在标举了王冕这个不受科举制度牢笼的榜样后,作为强烈对比,紧接着描写了两个把科举作为荣身之路的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应考到60岁,还是个童生,只好到薛家集去教书饣胡口,却受尽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偶然路过的举人王惠更加飞扬跋扈,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身份;大吃大喝,却让周进陪在旁边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王惠走后,“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鲜明的对照,让周进去回味,去仔细咀嚼。后来,周进连村塾教书匠这个饭碗也丢掉了,只好替一伙商人去记账。因此,当他进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没有取得功名所郁积的辛酸悲苦,所忍受的侮辱欺凌一下子倾泻出来,“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他中了举人、进士,做上了国子监司业,奚落过他的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

    范进考了二十馀次,到54岁还是童生。进考场时“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由于周进同病相怜的赏识,考取了秀才并又中了举,脆弱的神经经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竟然发了疯,半天才清醒过来。范进中举之后,他的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立刻从鄙薄变为谄谀。先前胡屠户骂范进是“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却说“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一向有失亲近”的张静斋也连忙送银子,赠房产。只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的母亲为这瞬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惊讶、困惑、欣喜,以至“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归天去了”。

    通过周进、范进的悲喜剧辛辣地讽刺了这种弄得人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这种制度并不能选拔人才,周进、范进科举的失败和成功完全是偶然的。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了八股举业,结果造成了精神空虚,知识贫乏,以至范进当了主考官竟然连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不知是何许人。同时,着力描写周进、范进命运转变中环绕在他们周围人物的色相,深刻地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毒害,及造成的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

    科举制度和八股时文的毒害还侵入了闺阁之中。鲁小姐受其父鲁编修的教育,信了父亲说的八股文做得好,“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别的“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的昏话,从小就读经书,习八股。自己不可能去参加科举,只得寄希望于丈夫,不料丈夫对八股时文却“不甚在行”,鲁小姐非常伤心,新婚燕尔却愁眉泪眼,长吁短叹,以为“误我终身”。后来又把举业梦寄托在儿子身上,4岁起就“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

    在不顾品行而疯狂地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环境里,人性发生了扭曲和蜕变。作者用5回篇幅描写了匡超人如何从一个纯朴的青年而堕落成无耻的势利之徒。匡超人出身贫寒,在流落他乡时,一心惦记着生病的父亲,“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但是,他逐步发生了变化。先是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惟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后又受到衙吏潘三的教唆,做起流氓恶棍的营生。社会给他这样三条路,他巧妙地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可是当他侍奉久病的父亲,敬事兄嫂,亲睦乡里,表现出人性的纯良时,他只能是个卖豆腐的小百姓;而当他变质之后,他却拥有了荣耀和幸福,“高兴长安道”,洋洋得意了。这是一个造成人品堕落的社会,因而只有人品堕落的人才能在这个人生舞台上得到施展。

    科举是求取功名的桥梁,少数幸运者一旦功成名就,就要用无厌的贪求来攫取财富,压榨百姓。他们出仕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则多是土豪劣绅。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王惠由举人而进士,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为了实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发财梦,他把原任衙门里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换成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戴着科举功名帽子的在乡士绅,则成了堕落无行的劣绅。严贡生就是一个典型。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府的关系,无耻地讹诈和欺压百姓。一口新生小猪误入邻家,他声称寻回来“不利市”,逼人买下,待邻家养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错走进严家来,他又把猪关了不还,还把来讨猪的邻居打折了腿。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当时未还,后别人来讨还,他竟索要利银。他为儿子娶媳妇雇了两只船,立契到后付船钱,他却挖空心思设计了一个圈套,剩下几片云片糕,故意丢在舵工顺手的地方,诱使舵工吃掉,上岸时诈称那是他花几百两银子买的“药”,要写帖子把舵工送到衙里打板子,船家只好求饶。他在臭骂一顿之后赖掉船钱扬长而去。

    如果说通过严贡生主要揭露利用科举功名欺压百姓的劣行,那么,王仁、王德这一对难兄难弟则充分暴露了这些“代圣人立言”的道学儒生的虚伪。当王仁、王德的妹妹病危时,妹夫严监生请他们来商议将妾赵氏扶正的问题。他们先是“把脸来丧着不则一声”,当严监生每人送一百两银子后,他们“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他们又拿了严监生的五十两银子,“义形于色地去”操办将赵氏扶正的宴席了。他们根本不顾骨肉亲情,是“忘仁忘德”、虚伪势利的小人。

    作品除了写以科举作为荣身之路的八股迷,戴着科举功名帽子的士绅之外,还写了寄生于举业文事的八股选家马纯上的赤诚与愚昧。马二先生是个正派人物,他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他与匡超人萍水相逢,却怜才助贫,赠送银两、衣物,让他回家侍奉父母;对蘧公孙,虽是初交,却不惜罄囊为之销赃弥祸;对骗过他的洪憨仙,仍捐资为之装殓送殡。他真诚地用毕生的精力投入举业文事。他对八股情有独钟,无怨无悔,据他自己说:“小弟补禀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他热心地宣扬八股取士的制度,认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他全身心地投入八股文的选评,希望能帮助年轻人去争取功名富贵。马二先生痴迷于八股文,结果变成了一个麻木愚昧的人。他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他那套文思定势取消了他鉴赏美景的能力,所以游西湖时,对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浑然不觉。他的才华枯萎了,头脑里除了八股文那些套语之外,已经没有其他词汇了,所以游了半天西湖,搜索枯肠,才说出一句“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的套话。通过马二先生的形象,作者展示了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读书人的迂腐熏人的灵魂。

    科举制度的派生物就是产生了一批沽名钓誉的所谓“名士”。他们或因科场败北,或因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功名进入仕途。于是这些不甘寂寞的“聪明人”就刻诗集,结诗社,写斗方,诗酒风流,充当名士。他们表面风流潇洒,骨子里却忘不了功名富贵。这群名士的丑恶行径,构成腐败社会的文化奇观。作者通过莺ㄕ湖边、西子湖畔和莫愁湖上的庸俗闹剧对他们作了抉肤剔骨的描绘和讽刺。

    已故中堂之子,现任通政之弟娄三、娄四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在京师闲得无聊,返回故里,在江湖上访士求贤,想博得战国时信陵君、春申君求贤养士的美名,于是一伙“名士”聚集在他们周围,凑成了一个莺ㄕ湖聚会,“席间八位名土,带挈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一时胜会”。作者通过聚会前后的介绍,揭示了“名士们”的滑稽丑态。杨执中是个呆子,就像他手里摩弄的炉一样是个待价而沽的“古董”。权勿用被杨执中吹捧为有“经天纬地之才”的高人,后来杨执中的儿子偷了权勿用的钱,两人吵架,杨执中骂他是疯子。权勿用被人告发,衙役“把他一条链子锁去了”。更可笑的是“侠客”张铁臂半夜从屋檐上滚下来,提一革囊,声称是仇人的脑袋,吓得二娄心胆皆碎,骗走五百两银子,并谎称可以用药水顷刻间化人头为水,二娄信以为真,又设“人头会”,请“名士们”来欣赏。众人齐聚,张铁臂久等不到,革囊已臭了出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个猪头。从此二娄“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闭门整理家务”,名士们也作鸟兽散了。

    西子湖畔聚集着一帮斗方名士。以医生兼名士的赵雪斋为首,还有冢宰后嗣胡三公子,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冒充秀才的盐商支剑峰等人,他们高谈阔论,拣韵联诗,附庸风雅,攀附权贵,讨些残炙冷饭来慰藉内心对功名富贵的欲求。他们羡慕赵雪斋:“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这就道出了他们当名士的真实目的。但是,“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流露出这帮标榜“不讲八股”的名士们内心深处的悲哀。

    “莫愁湖高会”的导演是杜慎卿。他出身于名门世家,不但外表温文尔雅,而且颇有才气。他对朝政发些不同流俗的议论,赞扬永乐夺位,批评方孝孺迂阔古板。看不起萧金铉之类的斗方名士,也不屑于做假名士那些冒充风雅的“故套”,颇有点真名士的风度。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了他精神的空虚无聊和虚伪做作。他顾影自怜,“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徘徊大半日”。他一面称隔着三间屋也能闻见女人的臭气,一面却迫不及待地纳妾。他表面声称“朋友之情,更甚于男女”,实际上是酷好男风。季苇萧跟他开了个玩笑,给他介绍了个“美男”。他“次早起来,洗脸、擦肥皂,换了一套新衣服,遍身多薰了香”,兴冲冲地去拜访,结果“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一副油晃晃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这种期待中产生的反差,令读者捧腹大笑。他还想出一个不同于假名士们俗套的“希奇”办法,召集了全城一百多个做旦脚的戏子来表演,品评他们的“色艺”,“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这次莫愁湖高会,不但满足了他的好色渴求,也为他招致了风流倜傥的美名,使“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

    如果说匡超人是中科举之毒而堕落变质的话,那么,牛浦郎就是由羡慕名士而颠狂痴迷。牛浦郎是市井小民,也没有读多少书,但是自作聪明,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他偷了店里的钱买书读,要破破“俗气”。后又偷甘露寺和尚珍藏的牛布衣的诗集,从中看到一条不费力气可以出名的路:“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于是就冒名行骗,以诗人牛布衣的身份骗取县官的信任,与官员往来,以此抬高身价,侮辱长辈,叫他的妻兄当仆人。后来他与另一个骗子牛玉圃相遇,两人互相利用,又互相算计,闹出一幕幕闹剧。他是个“自己没有功名富贵而慕人之功名富贵”的“鸡鸣狗吠之徒”。

    《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对于理想的文人应该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吴敬梓又陷入理性的沉思之中。

    第三节理想文士的探求

    杜少卿形象的人文内涵“真儒”与实学思想金陵市井奇人与理想人格

    吴敬梓描写了一批真儒名贤,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作者理想的人物是既有传统儒家美德又有六朝名士风度的文人,追求道德和才华互补兼济的人生境界。

    杜少卿是作者殷情称颂的理想人物。他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朝廷征辟,但他对朝政有着清醒的认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好”。他装病拒绝应征出仕,“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这就背离了科举世家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杜少卿傲视权贵,却扶困济贫,乐于助人,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汪盐商请王知县,要他作陪,他拒不参加,“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陆官”!王知县要会他,他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甚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但到了王知县被罢官,赶出衙门,无处安身时,杜少卿却请他到家来住,“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县知县,而今他官已坏了,又没有房子住,我就该照应他”。对贫贱困难的人,他平等对待,体恤帮助;杨裁缝母亲死了,无力殡葬,他就慷慨资助;给领戏班的鲍廷玺一百两银子,让他重操旧业,奉养母亲。

    杜少卿既讲求传统的美德,在生活和治学中又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他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但是,他敢于向封建权威挑战,对当时钦定的朱熹对《诗经》的解说,大胆提出质疑,认为《溱洧》一篇“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对《女曰鸡鸣》的解释是,提倡独立自主,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对当时盛行的看风水、迁祖坟的迷信做法,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他不受封建礼俗的拘束,“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他尊重女性,反对对妇女的歧视与摧残。他笃于夫妻情爱,别人劝他娶妾,他引用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他反对纳妾,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虽然他的主张还受着封建孝道的影响,不很彻底,但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的见解了。对敢于争取人格独立的沈琼枝,他充满了敬意。沈琼枝是读书人家的女儿,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作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过日子,自食其力。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但杜少卿却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友人到他家聚会,“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他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对妻子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在名士风度中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的光彩。

    杜少卿表面上狂放不羁,但是仍然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真儒们以道德教化来挽救颓世,赢得他的敬重,虽然他的家产几乎已经耗尽,但仍然捐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他的理想和追求并不为凡夫俗子所理解,被骂为“最没品行”的人,要子侄们在读书桌上贴一纸条,“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杜少卿在那样的社会里,只能陷入苦闷和孤独,他在送别虞博士时说:“老叔去了,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

    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与贾宝玉同为一类人物,不过传统思想的烙印更深一些而已。

    庄绍光出身读书人家,少有才华,十一二岁就会做7000字的长赋。年近四旬,只闭门著书,不肯妄交一人。后被荐举,皇帝两度召见,有重用之意,但他深知朝廷的腐败,慨叹“看来我道不行了”,“恳求恩赐还山”。大学士太保公“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遭到他的拒绝。于是,太保公找借口让皇帝不要重用,只是允其还山,并把玄武湖赐给他。还乡之后,地方官吏纷纷来拜,“庄征君穿了靴又脱,脱了靴又穿”,恼怒之下,连夜搬往玄武湖,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吴敬梓的社会改造理想深受颜李学派的影响。颜元曾说:“如天下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李恭《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儒林外史》正是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迟衡山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作品里写了两件大事,一是祭泰伯祠,一是萧云仙重农桑、兴学堂的政绩,用以体现作者的社会理想。庄绍光、迟衡山等真儒名贤,因“我道不行”而“处”而不出,但是,他们没有忘记社会责任,渴望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们倡议集资修建泰伯祠,以礼让天下的泰伯作为道德典范,借此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助一助政教”。于是由大儒虞博士主祭,演出了一场鼓乐喧天的祭祀大典。接着又写了文武兼备的戍边将领萧云仙在青枫城带领农民垦田植树,兴修水利,开办学堂,开启民智,具体实施“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

    吴敬梓改造社会的理想与时代进步思潮相呼应,具有鼓吹政教,提倡实学,反对浮言,谋取事功的意旨,但是却披着古代“礼乐兵农”的外衣。他的社会理想是走托古改制的路子,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基础,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书中笼罩着幻想破灭的悲凉情绪。曾几何时,传闻天下的泰伯祠就墙倒殿斜,乐器祭器尘封冷落,“贤人君子,风流云散”。萧云仙武功文治,轰轰烈烈,到头来却被工部核算追赔,破产还债,他的“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在探求理想的同时,对封建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其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和社会习俗。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极深的迂拙夫子。当了30年秀才,考不上举人,进不了官场,却立志要写三部“嘉惠来学”的书,宣传封建礼教和礼仪。他不仅不惜以残年之力进行说教,而且身体力行。当女儿提出要以死殉节时,他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大加鼓励:“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当他得知女儿从夫自尽的噩耗时,还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这里,没有坏人引诱,也没有法律规定,却是顽固的封建礼教的毒害,使王玉辉的女儿自觉从容地绝食而亡,使王玉辉不自觉地成为“以理杀人”的帮凶。

    真儒名贤的教化不能挽救日下的世风,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五河县追名逐利、奉承谄媚的恶俗,汤公子和陈木南嫖妓的丑态,妓女聘娘官太太的迷梦,假中书的闹剧等等,充分揭露了社会的乌烟瘴气、卑鄙龌龊。

    作者既看到社会改造理想的难以实现,又不忍放弃对社会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他又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底层,写出一群远离科举名利场,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的形象。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吉甫,开小米店的卜老爹,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等等,他们朴实善良,相濡以沫,古风犹存,充满人间真情的温馨。

    当真儒名贤“都已渐渐消磨了”的时候,作者在全书末尾写了“四大奇人”。季遐年,既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王太是围棋高手,又是安于卖火纸筒子的小贩;开茶馆的盖宽,画一手好画,但不攀附权贵;做裁缝的荆元,弹一手好琴,以此自遣。他们自食其力,多才多艺,安贫乐道,高雅脱俗,过着“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自在的日子。这“四大奇人”,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作者心造的幻影,是文人化的市井平民,是作者为新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体现作者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是,幻影终归是幻影,因为“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荆元悠扬的琴声“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婉转”,令人“凄然泪下”。

    第四节《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

    长篇结构的新形式叙事艺术的新特点讽刺艺术的新成就

    《儒林外史》是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有着高雅品位的艺术精品。它与通俗小说有不同的文体特征,因而其叙事方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乃至世界近代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是由少数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为轴心而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格局。《儒林外史》是对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很难设想它还有可能以一个家庭、或几个主要人物构成首尾连贯的故事,完成作者的审美命题。如果那样,就有可能把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种种行为集中在几个人身上,造成某种箭垛式的笑料集锦。《儒林外史》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的独特形式。它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

    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以此为线索把“片断的叙述”贯穿在一起,构成了《儒林外史》的整体结构。第一回通过“楔子”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除“楔子”和结尾外,全书主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贡生、严监生)等人为代表,以莺ㄕ湖、西子湖、莫愁湖聚会为中心,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同时,展现了社会的腐败和堕落。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作者着重写三个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围绕这三个中心,塑造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形象。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写真儒名贤理想的破灭,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于陈木南与汤由、汤实二公子在妓院谈论科场和名士风流了。但是,作者没有绝望,仍在探索,写了“四大奇人”,用文人化的自食其力者来展示他对未来的呼唤。

    中国古代小说多以传奇故事为题材,可以说都是“传奇型”的。到了明代中叶,从《金瓶梅》开始,才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生活。而真正完成这种转变的,则是《儒林外史》。它既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也没有情意绵绵的动人故事,而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全书写了二百七十多人,除士林中各色人物外,还把高人隐士、医卜星相,娼妓狎客、吏役里胥等三教九流的人物推上舞台,从而展示了一幅幅社会风俗画,致使有人感到“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末总评)。

    《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的传奇性,淡化故事情节,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而是尊重客观再现,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马二先生游西湖,没有惊奇的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只是按照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线,所见所闻,淡淡地写去。写他对湖光山色全无领略;肚子饿了,没有选择地“每样买了几个钱,不论好歹,吃了一饱”;见到书店就问自己的八股文选本的销路如何;看到御书楼连忙把扇子当笏板,扬尘舞蹈,拜了五拜;遇到丁仙祠里扶乩,就想问功名富贵;洪憨仙引他抄近路,他以为神仙有缩地腾云之法。这平淡无奇的描写却把这个八股选家的愚昧、迂腐的性格写活了。写匡超人回家,“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心”。通过这样平常的细节,把母亲对他的爱以“摹神之笔”刻骨铭心地写了出来。

    《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通过平凡的生活写出平凡人的真实性格。像鲍文卿对潦倒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他儿子倪廷玺的收养,甘露寺老僧对旅居无依的牛布衣的照料以及为他料理后事的情谊,牛老儿和卜老爹为牛浦郎操办婚事,他们之间的相恤相助等等,都是通过日常极平凡细小甚至近于琐碎的描写,塑造了下层人民真诚朴实的性格,感人至深。

    人物性格也摆脱了类型化,而有丰富的个性。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但又有“礼”有“节”,既要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所以,当他哥哥严贡生被人告发时,他拿出十多两银子平息官司;为了儿子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家产,不得不忍痛给妻兄几百两银子,让他们同意把妾扶正;妻子王氏去世时,料理后事竟花了五千银子,并常怀念王氏而潸然泪下。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作者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且写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王玉辉劝女殉节,写出他内心的波澜:先是一次关于青史留名的侃侃而谈,接着是两次仰天大笑,后又写他三次触景生情,伤心落泪。从笑到哭,从理到情,层层宕开,写出王玉辉内心观念与情感的不断搏斗,礼教和良心的激烈冲突。又如第一回多层次地揭示了时知县的内心世界。他先是在危素面前夸口,心想官长见百姓有何难处,谁知王冕居然将请帖退回,不予理睬。他便想:可能是翟买办恐吓了王冕,因此不敢来。于是决定亲自出马。可是他这一念头被另一种想法推翻,认为堂堂县令屈尊去拜见一个乡民,会惹人笑话。但又想到“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什么做不得!”于是“当下定了主意”。这里,种种复杂心理不断转折、变幻,心态在纵向中曲线延伸,让人看到他那灵魂深处的活动。

    《儒林外史》中每个人物活动的过程并不长,但能在有限的情节里,体现出人物性格的非固定性,即性格的发展变化。匡超人从朴实的青年到人品堕落,写出他随着环境、地位、人物之间关系而改变的性格,在他性格变化中又体现着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变动。

    古代小说人物的肖像描写往往是脸谱化的,如“面如冠玉,唇若涂脂”,“虎背熊腰,体格魁梧”等等。《儒林外史》掀掉了脸谱,代之以真实的细致的描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如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子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通过这一简洁的白描,夏总甲的身份、教养、性格跃然纸上。

    自然景物的描写也舍弃了章回小说长期沿袭的模式化、骈俪化的韵语,运用口语化的散文,对客观景物作精确的、不落俗套的描写。如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和几位好友在江边亭中烹茶闲话,凭窗看江,“太阳落了下去,返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第四十一回,杜少卿留朋友在河房看月,“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渐渐的照过桥来”。随手拈来,自然真切,富有艺术美。

    《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与生活见面,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者尽量不对人物作评论,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角度,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在薛家集观音庵,让读者亲见亲闻申祥甫、夏总甲的颐指气使,摆“大人物”架式,骄人欺人,较少对人物作内心剖白,只是客观地提供人物的言谈举止,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和体味。又如作者只写“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并没有剖白周进内心活动,人们却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内心感受。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如西湖边假名士的聚会,主要通过匡超人这个“外来者”的新鲜感受,看到这些斗方名士的名利之心和冒充风雅的丑态。

    吴敬梓企图创造一种与生活更直接不隔的、显示着生活本身流动的、丰繁的天然形态的艺术。《儒林外史》叙事的新特点与作者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

    吴敬梓怀着高尚的理想和道德情操,但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狂狷而豁达的性格,使他睥睨群丑,轻蔑流俗。“先生豁达人,哺糟而啜ㄤ,小事聊糊涂,大度乃滑稽”。(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这样的气质和禀赋,使他采用了讽刺的手法去抨击现实。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括地论述了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和发展:“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而多数作品或“大不近情”,类似插科打诨;或非出公心,“私怀怨毒,乃逞恶言”;或“词意浅露,已同谩骂”。《儒林外史》将讽刺艺术发展到新的境界,“秉持公心,指レ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巨大的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儒林外史》将中国讽刺小说提升到与世界讽刺名著并列而无愧的地位,这是吴敬梓对中国小说史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