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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 明代文学 第十一章 晚明诗文
    作为传统文体的诗歌与散文,在变革历程中步履相对艰难。李贽及公安派的出现,才更为明显地表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当时激进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思想立场,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对晚明文坛产生了启蒙作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接受李贽学说的同时,提出了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肯定了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的重要性,并力矫前后七子在文学复古活动中所暴露的某些拟古蹈袭的弊病。但公安派在诗文理论与创作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弱点,从“独抒性灵”走向俚俗肤浅的极端,客观上淡化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性。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继承了公安派的某些文学趣味。针对公安派的流弊,竟陵派力图将文学引入“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境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文学中激进活跃精神衰落的迹象。

    作为晚明散文创作一大特色的小品文在这一阶段越于兴盛,它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尚的某种变化。这些小品文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风貌,真实细腻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写实求真的创作特征。

    明代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明朝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给文坛带来新的影响。以陈子龙等为代表的一些文人,重新举起复古旗帜,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多有表现国变时艰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节李贽

    价值观念中的叛逆色彩“童心说”犀利坦直的文风

    李贽(1527~1602)是晚明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标新立异而对当时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家。他中年以后辞去了官职,专意于著书讲学,不少内容“非圣无法”,直接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伪道学,被人目为异端,他也公然以“异端”自居。后被当政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在狱中自杀身亡。

    李贽的思想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从正面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相背逆。他甚至还以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答耿中丞》)否定了传统思想权威至高无上的偶像地位,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这些重视个性与肯定人欲的意见,激进尖锐,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启蒙作用。

    李贽的文学观念也包含着离经叛道的因素。他在那篇著名的《童心说》中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所谓“童心”即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绝假纯真”,即不受道学等外在“闻见道理”的蔽障和干扰;“最初一念”,指人生固有的私欲,所谓“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李贽《德业儒臣后传》)因而,天下的“至文”,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他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和文学观念相一致,李贽的作品也往往显得论点鲜明,立意奇特,直写自我对生活独到的见解,抨击假道学的虚伪面目,直率辛辣,锋芒毕露,具有挑战性,如他的《赞刘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馀,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作者借刘谐之口,嬉笑怒骂,讽刺嘲弄了披着“纲常”、“人伦”外衣的道学之徒,并将蔑视的目光对准孔子这位传统的偶像,口气大胆泼辣。又他的《自赞》、《高洁说》等篇以坦直率真的笔调对自我作了写照。如《自赞》: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文章语气酣畅质直,把自己描写成一位个性鲜明的狂士,显出狷介超俗的胸次。

    第二节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

    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直写胸臆的抒情特征清新轻逸的艺术风格浅率化的流弊

    在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1568~1610)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

    公安派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新价值观的理论主张。“性灵说”便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口号。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曾经这样评述其弟袁中道的诗歌作品:

    大都独并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于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做到这一点,即使作品有“疵处”,也是值得赞赏的,因为“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不但如此,抒发“性灵”还要摆脱道理闻识的束缚。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称赞“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这一说法受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童心说”从反道学的角度,把“道理闻见”看成是“童心”(或“真心”)失却的根本原因,袁宏道则在此基础上,将“无闻无识”与“真声”的创作作了因果联系,进而肯定人们“性灵”中蕴含的各色各样个人情感与生活意欲的合理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任性而发”,真正体现“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致张幼于》),客观上削弱了传统道德规范对文学的影响力。

    从提倡直抒“性灵”出发,公安派反对拟古蹈袭。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流派,在明中期文坛发动了一场文学变革,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在创作上所存在的模拟失真的毛病。针对这一流弊,袁宗道(1560~1600)在其《论文》篇中提出学古贵“学达”,也即“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如果“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结果只能是“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虚浮”、“雷同”的弊病便不可避免。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则认为,“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那么“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他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复古,而是觉得复古如限于“剿袭”,仅仅在形式上求得与古人相似,终会使创作走向失败。

    公安派以“性灵说”作为文学主张的内核,在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写胸臆。袁宏道《戏题斋壁》诗曰:

    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鼠猫,身似近膻蚁。举眼无尽欢,垂头私自鄙。南山一顷豆,可以没馀齿。

    此诗作于袁宏道吴县令任上。早在万历二十二年作者在京候选时,曾作《为官苦》一诗,流露了“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如何囚一官,万里枯怀抱”的厌官情绪。而这一首诗则更是从不同的侧面极言为官所受的苦辛屈辱,倾吐了繁重而压抑的仕宦生活给诗人带来的苦闷,并流露出想要挣脱官场束缚而寄身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的愿望。

    与袁宏道一样,袁中道(1570~1624)作品也多有畅抒襟怀之作,感情色彩浓厚,其《感怀诗五十八首》即为代表,如其中的第六首:

    步出居庸关,水石响笙竽。北风震土木,吹石走路衢。蹀躞上谷马,调笑云中姝。囊中何所有?亲笔注阴符。马上何所有?腰带五石弧。雁门太守贤,琵琶为客娱。大醉砍案起,一笑捋其须。振衣恒山顶,拭眼望匈奴。惟见沙浩浩,群山向海趋。夜过虎风口,马踏万松株。我有安边策,谈笑靖封狐。上书金商门,傍人笑我迂。

    《明史·文苑传》称中道“长益豪迈,从两兄宦游京师,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这首诗便是作者游历生活的写照,基调豪爽放逸,强烈而自然地刻画出诗人落拓不羁的气度和怀才不遇的抑郁心情。

    信手而成、随意而出的写作态度,也使得公安派作家不太喜欢在作品中铺陈道理,刻意雕琢,他们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意趣横生的创作效果,读其作品,很少让人有雍容典雅、刻板凝重之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袁中郎集》在总结袁宏道作品的风格时,以为“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这也可说是公安派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如袁宏道《初至绍兴》一诗:

    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方尖履小,士比鲫鱼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罗。家家开老酒,只少唱吴歌。

    诗以轻松舒展的笔调描写了山阴当地的风土人情,饶有生活意趣,语言通俗活泼。再如袁中道的《听泉》:一月在寒松,两山如昼朗。欣然起成行,树影写石上。独立岩间,侧耳听泉响。远听语犹微,近听涛渐长。忽然发大声,天地皆萧爽。清韵入肺肝,濯我十年想。

    一个寒意侵人而月光皎洁的夜晚,诗人独自倘佯在山岩间,侧耳倾听潺山泉的流水声,尽情领略自然的妙趣。诗所勾勒的画面清新轻俊,写景与抒情融为一体,较好地刻画出沉浸于自然美之中的诗人悠闲愉悦的心境。

    随意轻巧的风格有时也让公安派走上另一端。一些作品因过于率直浅俗,加上作者不经意的创作态度,以至于“戏谑嘲笑,间杂俚语”,虽然没有刻意造作的腔调,但不恰当地插入大量俚语俗语,破坏了作品的艺术美感。如袁宏道《人日自笑》诗:“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他的另一首《渐渐诗戏题壁上》诗:“明月渐渐高,青山渐渐卑;花枝渐渐红,春色渐渐亏;禄食渐渐多,牙齿渐渐稀;姬妾渐渐广,颜色渐渐衰。……”用了一连串“渐渐”的排比句。如此打破常规的写作方法,可以看出作者“信口而出”的用意,却使诗作毫无诗意可言,不能不说是败笔。

    除诗歌之外,公安派的散文创作成就也较高,尤其是游记、传记,多有佳篇。

    第三节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继承与变异幽深奇僻的艺术境界晚明文学思潮的回落

    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并产生较大的影响。锺、谭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

    在文学观念上,竟陵派受到过公安派的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锺惺(1574~1625)以为,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谭元春(1586~1637)则表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诗归序》这些主张都是竟陵派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的体现,可以说是公安派文学论调的延续。尽管如此,竟陵派和公安派的文学趣味还是存在着差异。首先,公安派虽然并不反对文学复古,他们只是不满于仿古蹈袭的做法,但主要还是着眼于作家自己的创造,以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宏道《与丘长孺》)。而竟陵派则着重向古人学习,锺、谭二人就曾合作编选《诗归》,以作诗而言,他们提倡在学古中“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诗归序》,达到一种所谓“灵”而“厚”的创作境界。其次,公安派在“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口号下,不免存有浅俗率直的弊病,对此竟陵派提出以“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予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创作要求,来反对“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所为,即在总体上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同公安派浅率轻直的风格相对立。这样的文学趣味在竟陵派作品中不难发现。锺惺《宿乌龙潭》诗:

    渊静息群有,孤月无声入。冥漠抱天光,吾见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润飞潜,中宵万象湿。损益难致思,徒然勤风日。吁嗟灵昧前,钦哉久行立。

    诗所描绘的是一幅万籁俱寂、孤月独照、寒影默然的宿地图景,一切都给人以幽寂、凄凉与峻寒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幽情单绪”、“奇情孤诣”的创作境界吧。难怪钱谦益说竟陵派诗风“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锺提学惺》)。

    应该说,竟陵派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这与单纯在形式上蹈袭古风的做法有着很大的区别,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再者他们也较为敏锐地看到了公安派末流俚俗肤浅的创作弊病,企图另辟蹊径,绝出流俗,也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胆识。但是,竟陵派并未真正找准文学发展的路子,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坦露自我的勇气,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第四节晚明小品文

    小品文的兴盛小品文的创作特色小品文的影响

    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顾名思义,小品文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与“舂容大篇”相区别。体裁上则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与当时文人文学趣味发生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人们的欣赏视线从往日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转移到了轻俊灵巧而有情韵的“小文小说”,从而扩大了小品欣赏的读者群和创作的数量,一些小品文的选本和以小品命名的文集也随之出现。

    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的作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袁宏道的《晚游六桥待月记》有这样的记述: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馀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增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这是一篇赏玩杭州西湖六桥一带春景的游记,篇中不仅描绘了山水花草的美景,游春仕女的艳态,而且点出“花态柳情,山容水意”怡人心目的乐趣。作者将“山僧游客”看作是享受自然美景的对象,显示出清雅闲适的审美情调。

    对个人游赏生活的投入和乐于在作品中给予表现,从另一个方面增强了晚明文人在生活中捕捉美、鉴赏美的能力,提高了游赏小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一些表现自然美景与赏玩情怀的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更趋雅致、自然。如袁中道《游荷叶山记》写荷叶山晚景:“俄而月色上衣,树影满地,纷纶参差,或织或帘,又写而规。至于密树深林,迥不受月,阴阴昏昏,望之若千里万里,不可测。划然放歌,山应谷答,宿鸟皆腾。”以素雅简练的笔触展现了晚间幽寂萧森的山景。袁宏道《天池》描绘苏州山郊春景:“时方春仲,晚梅未尽谢,花片沾衣,香雾霏霏,イ漫十馀里,一望皓白,若残雪在枝。奇石艳卉,间一点缀,青篁翠柏,参差而出。”作者抓住梅、竹、柏的色彩对比,渲染自然景致所散发的春天气息,给人以清新幽雅的美感。

    在表现生活化、个人化情调的游赏之作中,张岱(1597~1679)的作品尤显出色。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与《郎文集》等著作中保存了不少上乘之作。明人祁彪佳说他“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西湖梦寻序》)。像《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都是为人称道的名篇。现节录《西湖七月半》为例: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萧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奕,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脐入人丛,昭庆断桥,枭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文章属追忆之作,借摹绘西湖游人情态,烘托繁丽热闹的生活气氛,刻画可谓生动传神,细致入微,层层的白描文字中夹杂着作者醉恋于昔日“繁华靡丽”生活的怀旧情绪。

    生活化、个人化的特点,也使晚明小品文往往从平常与细琐处透露出作家体察生活涵义、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王思任(1574~1646)《屠田叔笑词序》:“王子曰:笑亦多术矣,然真于孩,乐于壮,而苦于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举人间世一切虾膜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居月储,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屠田叔即晚明文人屠本(自号憨先生),序文以“笑”着眼,从屠氏《笑词》中细细体味出作者“胸中五岳坟起”的真正创作心态,道尽所谓“笑”“苦于老”的涵义,意味深长。而王氏的《游慧锡两山记》则写到另一种风情:“居人皆蒋姓,市泉酒独佳。有妇折阅,意闲态远,予乐过之。……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点择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一个是希望买到“冽者清者”好酒的酒客,一个是善于经营与周旋的卖酒妇,两者的言语举动构成一幅平常而意趣横生的生活小景,语言也风趣放达。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说王思任:“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上面这篇小文似能反映他性情之一二。

    晚明小品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张岱《自为墓志铭》以坦露的笔法写出自己年轻时“极爱繁华”的生活经历,且不论这种生活态度的是与非,客观上他在作品中塑造出了一个真我的形象,不带虚浮习气。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阐述的“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的道理,无所隐讳地表露出崇尚“无拘无缚”、“率心而行”的真实心态。而王思任的《让马瑶草》则显出“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张岱《王谑庵先生传》)的风格。马瑶草即南明权相马士英,瑶草为其字。文章痛斥了马士英专权祸政以及南明政权覆灭之际奔逃自脱的行径,其中写道:“当国破众散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出,兵权在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门户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土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致令乘舆迁播,社稷丘墟。观此茫茫,谁任其咎!”词意慷慨直率,淋漓犀利,作者胸中积藏的激愤昂直之气跃然纸上。

    晚明时期小品作者层出,除上面提到的这些文人之外,像刘侗、祁彪佳、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都是当时较有成就的名家。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周作人曾称赞张岱等人的小品“别有新气象,更是可喜”(《再谈俳文》)。林语堂则从公安派作家袁宏道等人文风中品味出“幽默闲适”的趣尚而加以提倡。可以看出晚明小品文在这些现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中打上的某些印记。

    第五节明末文坛

    复社与几社陈子龙、夏完淳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

    继晚明江南士大夫政治团体东林党后,明末江南地区一些文人组织相继崛起。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徐孚远等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陈子龙(1608~1647)是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复社领袖张溥死后,他事实上成了两社的主帅。陈子龙是明末文学成就较为突出的作家,在文学主张上,他注重复古,如论诗认为“既生于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雅,音调之美,此前哲之所已备,无可独造者”(《仿佛楼诗稿序》)。但他并不主张泥古不化,而是推重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即所谓“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佩月堂诗稿序》)。由此出发,他肯定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活动,以为“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但也指出他们“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仿佛楼诗稿序》),实即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

    陈子龙的创作以诗见长,清人吴伟业说他“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梅村诗话》)。他的一些作品表达了自己建功树业的志向与壮士失意的胸臆,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如《岁暮作》:

    黄云蔽晏岁,壮士多愁颜。终年无奇策,落拓井臼间。已迟青帝驾,而悲白日闲。胡我常汲汲?天路难追攀。蕙兰不多采,将无忧草菅。茫然一俯仰,徒见云雨还。美人在层霄,春凤鸣佩环。望之不盈咫,就之阻重关。西驰太行险,东上梁父艰。握中瑶华草,三顾泪潺潺!

    处在时代交替之际,面对动荡的时局,陈子龙还创作了不少感时伤事的作品,他的《小车行》、《卖儿行》描写了当时难民流落无依的窘境,《今年行》、《策勋府行》、《辽事杂诗八首》等篇章,或抨击权奸误国,或感叹时局艰危,大多散发出慷慨激越、沉郁悲凉的气息。明亡后,陈子龙写下了许多反映亡国哀痛的作品,凄怆悲壮,别有意味,《秋日杂感》十首便是代表,如第一首:

    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禾黍重徘徊。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雨夜荆榛连茂苑,夕阳麋鹿下胥台。振衣独上要离墓,痛哭新亭一举杯。

    此诗为作者抗清兵败,避居吴中时所作。孤独而抑郁的诗人,面对荒凉衰败的景象,勾起山河沦落的忧伤,同时也激起他以古代猛士要离相勉而欲重振其志的愿望。全诗穿插一些历史典故,与抒情融为一体,自然妥帖,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夏完淳(1631~1647)也是明末一位杰出的文人,他是几社成员夏允彝之子,师事陈子龙,深受其影响,同有声名。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为人所称道。清人沈德潜说他“诗格”“高古罕匹”(《明诗别裁集》)。他的前期作品受到过其师陈子龙复古思想的影响,注重模拟,讲究音调词藻。明亡后,诗风有所变化,多有悼亡抒志及反映国变时艰的篇章。他的《细林夜哭》一诗为悼念老师陈子龙所作,其中有“肠断当年国士恩,剪纸招魂为公哭”,“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诗句,表达出对其师的崇敬之情及国破人亡的哀痛,感情凄楚哀婉,真切动人。又如《即事》、《鱼服》、《别云间》等作,刻画出诗人誓死复国而不甘屈服的坚毅志向。如《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这首诗为作者遭清兵逮捕,临行诀别故乡所作,诗中流露出对乡土的深切依恋和誓死复国的心志,于悲凉中寄寓激昂之情。

    除诗歌外,夏完淳的文章也有上乘之作,《土室馀论》、《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等即是代表。《狱中上母书》是作者被捕后在南京狱中写给母亲的绝笔信,书中既写到对家中“哀哀八口,何以为生”的牵恋及亲恩未报的遗恨,又表露了“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的壮心,笔法细腻而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