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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 明代文学 第九章 《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勃兴
    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小说涉及世情,自可溯源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称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于是,鲁迅称之为“最有名”的《金瓶梅》,就常常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之后,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第一节《金瓶梅》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

    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的时代作者之谜《金瓶梅》的版本

    《金瓶梅》的成书,与“四大奇书”中的另外三种不同,并没有经过一个世代积累的过程。第一次透露世上存在《金瓶梅》这样一部小说的信息,见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袁宏道在信中问:“《金瓶梅》从何得来?”袁宏道的弟弟中道也曾回忆董其昌对他说过:“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袁中道《游居柿录》)沈德符听说后,一时间犹“恨未得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据当时这些广闻博识的文人的口气,可知这部小说刚刚成书不久。在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的一些话本故事、时曲小调等,也只是作为“镶嵌”在作家独立构思的蓝图上的个别片段,它们不是《金瓶梅》的雏型作品,也不能证明此前曾经有过一部雏型作品。事实上,至今也未见一个《金瓶梅》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曾经“世代”流传过。至于小说中留有的说唱艺术的痕迹,有的是由于“镶嵌”所致,也有的是因为模仿所成。这和书中行文时有粗疏、错乱等等,都难以作为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证据。《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

    《金瓶梅》成于何时?万历中后期开始传说它作于嘉靖年间,但从本世纪30年代起,人们陆续发现小说写到了万历年间的一些故实,故一般研究者认为它成于万历前中期,即在董其昌、袁宏道等人看到抄本前不久。这个时代,官商结合,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正在崛起,人们在两极分化中,受到金钱和权势的猛烈冲击,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奢华淫逸之风也迅即弥漫了整个社会。《金瓶梅》即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也只有这样的一个时代才能产生这样的一部小说。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现在还是一个谜。《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所作的序称“兰陵笑笑生作”。古称“兰陵”之地有二:一为今山东峄县,另一为今江苏武进县,现在尚难考定何者为是。同时代的《花营锦阵》之中,也有署名“笑笑生”的一首《鱼游春水》,但不知两个“笑笑生”是否为一人。万历间人谈及该书的作者时,有的说是被“陆都督炳诬奏”者(屠本《山林经济籍》),也有的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的说是“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柿录》),也有的说是“金吾戚里”门客(谢肇氵制《金瓶梅跋》),都语焉不详。后世学者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考,特别是近年来,有王世贞作、李开先作、贾三近作。屠隆作、汤显祖作、王稚登作等多种说法,但都缺乏确凿的佐证。

    《金瓶梅》成书后最初以抄本流传。今见最早的刊本是万历丁已(1617)年署刊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人称“词活本”或“万历本”。崇祯年间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问世,人称“崇祯本”。一般认为此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即将词话本的回目、正文稍作删改、修饰后再加评点和图像刊行。清康熙年间,张竹坡以崇祯本为底本,将正文的个别文字修改后另作详细评点,以《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之名行世,人称“第一奇书本”或“张评本”。民国十五年(1926)又有存宝斋排印的《真本金瓶梅》(后改称《古本金瓶梅》)出版。此书将张评本中的秽笔全部删改,第一次以“洁本”的面貌问世而畅销一时。根据以上情况,最接近原作的应是词话本。词话本中以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分别于1963年4月和1978年4月影印的本子为最佳,通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排印的删节本。

    第二节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画

    由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从暴露社会的矛盾走向剖视扭曲的人性《金瓶梅》的悲剧性关于性描写的问题

    《金瓶梅》的书名,乃是由小说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合成。故事开头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而演化开来,写潘金莲与西门庆皆未被武松杀死,潘氏遂嫁西门为妾。第十回至第七十九回,主要写西门庆的暴发暴亡和以金、瓶为主的妻妾间的争宠妒恨。最后21回,是写众妾流散,一片“树倒湖狲散”的衰败景象。全书的背景安置在北宋末年,但它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

    《金瓶梅》看来是写西门一家的日常琐事,但正如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说的那样:“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不但如此,小说还通过苗青害主,贿赂蔡京,结交蔡状元,迎请宋巡按,庭参太尉,朝见皇上等一系列故事,从西门一家而写及了“天下国家”。在这里,上至朝廷,下及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无不使之众相毕露;其社会政治之黑暗,经济之腐败,人心之险恶,道德之沦丧,—一使人洞若观火。《金瓶梅》写世情,真是达到了鲁迅所说的“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的境地。

    显然,《金瓶梅》写世情不在于一般的描摹,而是着意在暴露。它的暴露,不但有广度,而且能在普遍的联系中把矛头集中到封建的统治集团和新兴的商人势力,从而触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因而显得具有相当的深度。小说的主人公西门庆,本是一个小商人,他凭着“近来发迹有钱”,靠勾结衙门,不法经商,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金钱来贿赂官场,打通关节,官越攀越高。于是,他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世界里,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却又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从这里可以看到,被金钱锈蚀了的封建官僚机器已经彻底腐烂了。作者曾经用十分明确的语言指出,当时“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就是因为“奸臣当道”;而奸臣之所以能当道,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皇上的“宠信”(第一回、第三十回)。西门庆从蔡京手中买来的一纸“理刑副千户”的“告身札付”,就是由“朝廷钦赐”给蔡京的(第三十回)。曾御史弹劾西门庆“贪肆不职”的罪状条条确凿,却由于西门庆“打点”了蔡京,结果一道圣旨下来,曾御史受到了处罚,西门庆则得到了嘉奖(第四十八回)。于此可见,这个社会腐败势力的总后台就是皇帝,而这个皇帝本身就“朝欢暮乐”、“爱色贪杯”。他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营建艮岳,搞得“官吏倒悬,民不聊生”(第六十五回)。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将暴露社会黑暗的焦点集中到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身上,可谓抓住了腐朽的封建政治的要害。更何况《金瓶梅》时代的明神宗,就是一个以终年不见朝臣,日处深宫荒淫,“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孟森《明清史讲义》)而出名的皇帝。这就不难理解当时的读者读了这部小说之后,认为它就是在“指斥时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了。

    假如说小说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的话,那么对于新兴的商人势力则抱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态度来加以暴露。作者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支配下,总体上是将西门庆作为新兴商人的代表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把他写成一个罪恶累累、欲壑难填、不得好死的恶棍。但与此同时,在新思潮的熏染下,又常常不自觉地把这个不顾传统道德、破坏封建秩序、蔑视朝廷法规、不信因果报应而一味疯狂地追求金钱和女人、尽情地享受人世快乐的商人,写得那样精明强干。他不仅靠勾结官府,非法买卖而获利,而且也凭着有胆有识,善于经营而赚钱,就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从一爿生药铺起家,竟拥有了解当铺、绒线铺、缎子铺、绸绢铺等五家商号,“外边江湖上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有数十。……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第六十九回),已成家资巨万的豪商。他财大气粗,地方上的巡按、御史、内相、太监等等纷纷前来屈尊俯就;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也还有一百亩田、三四处房子”的秀才不得不受雇于这个不通文墨的商人(第五十六回);饶有家财的孟玉楼改嫁时,不要“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举人,却认为西门庆“象个男子汉”(第七回);“走下坡车儿”的向皇亲只以三十两银子的低价,就向炙手可热的西门庆质当了一座大螺甸大理石屏风,外加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第四十五回);出身于“世代簪缨,先朝将相”之家的林太太,也心甘情愿去填补这个“轩昂出众”的大官人的欲壑(第六十九回)。无情的现实已证明:象征着农本的、封建的势力正在走向没落,而新兴的商人正凭着诱人的金钱,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西门庆宣布:“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显然,作者在写西门庆这个丑恶的强者时,半是诅咒,半是欣羡,以至写他的结局时,一会儿让他转世成孝哥,以示“西门豪横难存嗣”;一会儿又让他去东京“托生富户”,不离富贵(第一百回)。这种情节上的明显错乱,生动地反映了生活在人生价值取向正在转变过程中的作者,最终还是在感情上游移不定,难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评判新兴的商人。

    然而,西门庆这个中国16世纪的商人正当兴旺发达的时候,却因恣意纵欲,很快地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事业。作者在这里把一把冰冷的解剖刀指向了人性的弱点。“食、色,性也”,人生对于财的追求和色的冲动,本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小说的第七回说:“世上钱财,乃是众生脑髓,最能动人。”而两性间的“滋味”,更常常被形容为“美快不可言”。作者对于财色,并非一味加以否定。对于女性的压抑和苦闷,也表现了一定的同情。这与晚明“好货好色”的人性思潮是合拍的。但与此同时,作者又以冷峻的笔触、客观的描写表明了假如仅仅以一种原始的动物本能,腐朽的感官享受,乃至无限膨胀的占有欲去向禁欲主义挑战,其结果只能是理性的淹没,人性的扭曲,乃至自身的毁灭。西门庆的贪财好色就完全建筑在摧残他人人性和戕害自身生命的基础之上。他对人欲的贪求已异化为人性的扭曲和人生的毁灭。不但如此,小说中的金、瓶、梅等诸多女性,似乎也都被社会的规范、封闭的家庭、单调的生活挤压得只知道人生最低层次的追求。扭曲了的人性,使她们将肉欲变成了生命的原动力。她们以此去撞击吃人的封建礼教,但在撞击中自己也步入了邪恶。她们在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漩涡中变得心狠手辣,乃至谋害人命,而最后一个个因这样或那样的贪“淫”而葬送了年轻的生命。这就使《金瓶梅》并不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劝惩层次上的戒贪、戒淫,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告诫人们:兽性毕竟不等于人性。

    清人张潮说过:“《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幽梦影》)它的悲剧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现了封建专制社会由于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贪赃枉法和资本势力的冲击而日暮途穷;也不仅仅在于写到了穷人们度日如年,卖儿鬻女,过着“把孩子卖了,只要四两银子”(第三十七回)的悲惨生活;而且也在于揭示了中国16世纪商人的艰难崛起,及其在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不得不与腐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丑态;也在于客观地表明了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腐朽的当然在走向死亡,新兴的同样也前途渺茫。整个《金瓶梅》世界一片漆黑,令人感到悲哀,感到窒息。

    面对着这样一个悲剧世界,作者常常用色空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来进行解释。但这部小说最受人诟病的是书中存在着大量的性行为的描写,以至长期被一些人视为“淫书”。在晚明肯定人欲的思潮中,人们普遍不以谈房闱之事为耻,赤裸裸的性描写可见诸各类出版物中。《金瓶梅》中有些性描写虽然与暴露社会黑暗,刻画人物性格,开展故事情节有一定关系,但毋庸讳言,其中有不少显得笔墨游离,文字粗鄙,情趣低级,有腐蚀读者心灵的作用,特别不宜青少年阅读。这也就影响了它的价值和流传。

    第三节白话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

    寄意于时俗从歌颂到暴露人物性格的立体化网状结构妙在家常口头语

    《金瓶梅》作为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在艺术上虽有诸多粗疏之处,但它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金瓶梅》在创作上最显著的特点,早就被欣欣子序的第一句话指出来了,这就是“寄意于时俗”。所谓“时俗”,就是当代的世俗社会。长篇小说的题材从来源于历史或神话,到取材于当代现实的社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而《金瓶梅》所描写的现实,主要又不是朝代兴衰、英雄争霸等大事,而是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人物也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仙鬼怪,而是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小说将视角转向普普通通的社会、琐琐碎碎的家事、平平凡凡的人物,就在心理上与广大读者拉近了距离,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亲睹亲闻之感。这标志着我国的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面向人生的新阶段。

    与题材的转变有关,作品的立意也有变化。以前的《三国》、《水浒》、《西游》等长篇小说,虽也写到一些反面的角色作为陪衬,但总的立意在歌颂,热情歌颂了一些明君贤臣和英雄豪杰,直接宣扬了某种理想和精神。《金瓶梅》则着意在暴露。它用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人间的假、丑、恶。与之相适应的是,广泛而成熟地运用了“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讽刺手法,在作者不加断语的情况下,是非立见。比如第三十三回写韩道国刚当西门庆的伙计,就在街上洋洋得意地吹大牛,说与西门庆“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云云。最妙的是,这个甘心让老婆与西门庆通奸,并关照老婆“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的家伙,竟不知羞耻地吹嘘说与西门庆“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正,立心不苟。……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说得正热闹,忽见一人慌慌张张前来报告他老婆与人通奸被当场抓住,拴到铺里要解官了。作者在这里一无贬语,但这个无耻小人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金瓶梅》的这种立意和笔法,在后世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中有所继承和发展。

    《金瓶梅》比之《三国》、《水浒》等从“说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迈进了新的一步。这首先表现在小说描写的重心开始从讲故事向写人物转移。小说中的故事从传奇趋向平凡;节奏放慢,在相对稳定的时空环境和叙事角度中精雕细刻一些人物的心理和细节。写李瓶儿病危、死亡到出葬,竟用了两回半近三万字的篇幅,仅临终一段就写了一万馀字,把西门庆、李瓶儿及众妻妾等的感情世界刻画得细致入微。小说中写了不少平淡无奇的琐事,与情节的开展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为了写心,为了刻画性格。例如第八回写潘金莲久等西门庆不来,心中没好气,一会儿要洗澡,一会儿又睡觉,一会儿打相思卦,一会儿又要吃角儿;当发现角地儿了一个时,就将气出在迎儿身上,痛打了她二三十鞭子;放她起来后,又叫她打扇;打了一回扇,又用尖指甲在她脸上掐了两道血口子。如此这般,刻画了潘金莲“无情无绪”的心境和狠毒暴戾的性格。像这类“闲笔”,在以前的长篇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金瓶梅》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另一大进步是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的性格。以往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一般是单色调、特征化的。这就是以某种性格特征为核心,其他诸多的性格元素只是用同一色调、在同一方向上加以补充。即使如曹操的“奸”与“雄”,也不是相反的两种色调。“雄”只是“奸”的强化剂,使他成为一个“奸绝”。所以,正如鲁迅所说,《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西游记》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色调塑造了猪八戒这一形象,是一个新的开端。而在《金瓶梅》中,更多的形象就像生活中的人物一样有恶有善,色彩斑驳。例如奴才来旺的妻子宋惠莲,长得俏丽、聪慧,但又浅薄、淫荡,贪钱财,爱虚荣。当西门庆与她勾搭上以后,她一心想爬上“第七个老婆”的位子,以至教唆主子打发她丈夫“马不停蹄”地“远离他乡做买卖去”。但当发觉来旺遭陷害,自己被欺骗时,她觉得愧对丈夫,也愧对自己。这个“辣菜根子”也发作了,大骂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人们劝她说:“守着主子,强如守着奴才。”但一颗被惊醒了的正直的良心使她不能忘记曾经在贫贱生活中与丈夫建立起来的一段真情。她上吊了,带着强烈的悲愤和羞惭离开了这个吃人的世界。即使如写西门庆,也并没有将这个“混账恶人”简单化。吴典恩借钱,他在借据上把“每月行利五分”抹去,说日后“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第三十一回);常时节交不上房租,麻做一团,后来寻下房子只要三十五两银子,他却拿出一封五十两,说是剩下的可开个小本铺儿,“月间撰的几钱银子儿,勾他两口儿盘搅过来”(第六十回)。这多少有点市民所赞颂的“仗义疏财,救人贫难”(第五十六回)的精神。李瓶儿临死时,潘道士特别告诫:“切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可是,他不忍相舍,“宁可我死了也罢,须得厮守着,和他说句话儿”。瓶儿死后,他抱着身下有血渍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口口声声叫:“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第六十二回)应该说,这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九回),在这时不无一点真情。建立这种感情的基础当然并不纯正,但作品所表现的这种感情的发展是合理的、真实的。西门庆毕竟不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恶人,是一个用不同色调描绘出来的活生生的人。

    《金瓶梅》从说话体小说向阅读型小说的过渡,也反映在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变上。以往的长篇小说,往往是用一条线将一个个故事贯穿而成,每一个故事又大都是以时间为序纵向直线推进,且有相对的独立性。《金瓶梅》则从复杂的生活出发,全书并不是以单线发展,每一故事在直线推进时又常将时间顺序打破,作横向穿插以拓展空间,这样,纵横交错,形成了一种网状的结构。从全书来看,总的是写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其中以西门庆为中心,形成一条主线,与此相并行的如金莲、瓶儿、春梅等故事又都可以单独连成一线,它们在一个家庭内矛盾纠葛、联成一体。这个家庭又与市井、商场、官府等横向相连。于是使全书组成一个意脉相连、浑然一体的生活之网。再从局部来看,如第十四回至第十九回,主干情节是写李瓶儿与西门庆偷情至娶嫁,但在这个故事纵向推进的过程中,横向穿插进许多既与主干情节相关而又可独立于外的人物和事件,如李瓶儿为潘金莲拜寿,吴月娘为瓶儿做生日,西门庆梳笼李桂姐,杨戳被参,陈洪充军,陈经济带大姐来避祸,以及西门庆派来保去东京行贿等等,各色人物和故事相互交叉,相互制约,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十分自然,既千头万绪,又浑然一体。

    《金瓶梅》的语言,多用“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在口语化、俚俗化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中国古代的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是一大转折。在长篇小说的发展中,《三国志演义》还是半文半白,《水浒传》、《西游记》在语言的通俗化、个性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基本上还是一种经过加工的说书体语言。《金瓶梅》是文人创作的写俗人俗事的小说,与之相适应的是在语言俚俗上下功夫,用的“只是家常口头语,说来偏妙”(张竹坡第二十八回批语)。小说又大量吸取了市民中流行的方言、行活、谚语、歇后语。俏皮话等等,熔铸成了“一篇市井的文字”(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有时写得平淡无奇,有时显得汪洋恣肆,如第八十六回写王婆揭金莲的老底时说:你休稀里打哄,做哑装聋!自古蛇钻窟窿蛇知道,各人干的事儿各人心里明。金莲,你休呆里撒奸,两头白面,说长并道短,我手里使不得你巧语花言,帮闲钻懒!自古没个不散的筵席,出头椽儿先朽烂。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苍蝇不钻没缝儿蛋。你休把养汉当饭,我如今要打发你上阳关!这一连串的俗谚,像连珠炮似的打出,把一个“呆里撒奸”、“养汉当饭”的潘金莲的嘴脸揭露无遗,又活画出了一个伶牙俐齿、老辣凶悍的媒婆形象。《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富有地方色彩的家常口头语上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它虽然并未淘尽套话,汰除芜杂,时有生僻、粗鄙之病,但总的风貌是俚俗而不失文采,铺张而又能摹神。它不但是刻画人物“面目各异”的形象的有力工具,而且也给整部作品带来了浓郁的俗世情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后《儒林外史》、《红楼梦》刻意用“京白”来将口语净化,《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之类则重在方言上下功夫,都是在不同角度上受了《金瓶梅》的影响。

    第四节《金瓶梅》的续书及其影响

    《续金瓶梅》等续书《金瓶梅》奠定了世情小说发展的基础《金瓶梅》在国外

    《金瓶梅》最早的续书名《玉娇李》(或作《玉娇丽》)。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此书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袁中郎知其梗概:“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沈德符曾见首卷,谓“秽黩百端,背伦灭理。……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张无咎《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叙》云:“《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奏雅,《水浒》之亚。”此书早佚,与后来的《玉娇梨》并非一书。

    明末遗民丁耀亢作《续金瓶梅》,借吴月娘与孝哥的悲欢离合及金、瓶、梅等人转世后的故事,大写北宋亡国、金人南犯的军国大事,“意在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平步青《霞外据屑》卷九),故丁耀亢以此而罹祸下狱。然此书过多的因果说教和不时穿插的秽笔,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意义,也使整部作品结构松散。康熙年间,有人将其中有碍于清朝当局的内容和枯燥无味的说教汰除殆尽,又在情节上稍作整合,并改易了书中人物的名字,以《隔帘花影》之名面世,也被目为“淫词小说”而遭禁。民国初年,孙静庵又将《续金瓶梅》重新删改,在艺术手法上参考了《隔帘花影》,在政治思想上保留了所有触犯清政府的违禁之语,以迎合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思潮,书名《金屋梦》。此外还有《三续金瓶梅》、《新金瓶梅》、《续新金瓶梅》等,都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恶札。

    《金瓶梅》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不在于有几部续书,或为其他文学样式提供了素材,而是为以后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占压倒优势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成了两个阶段。以后的世情小说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派是以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来描摹世态的,另一派是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讥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前者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以《红楼梦》为代表;后者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以《儒林外史》为代表。它们都这样或那样地表现为“深得《金瓶》阃奥”(《红楼梦》庚辰本第十三回脂批),与《金瓶梅》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然,《金瓶梅》对一些淫邪的艳情小说的泛滥,也有推波助澜的不良影响。

    《金瓶梅》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在西方,最早在1853年法国出现了节译本。日本在1831至1847年就出版了由著名通俗作家曲亭马琴改编的《草双纸新编金瓶梅》(草双纸即江户时代插画通俗小说)。现在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瑞典、芬兰、俄、匈牙利、捷、南斯拉夫、日、朝、越、蒙等文种。美、法、日等大百科全书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作者对各种人物完全用写实的手段,排除了中国小说传统的传奇式的写法,为《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描写现实的小说开辟了道路”。有的美国学人曾经这样评价《金瓶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中国小说在质的方面,凭着上述两部名著,足可以同欧洲小说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法国著名学者艾琼伯在为法译本作序时,高度肯定小说“巨大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承认它是一部“社会文献”。正像30年代中国的郑振铎感叹“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地生存着”(《谈〈金瓶梅词话〉》,1933年7月《文学》创刊号)一样,他也“忧心忡忡地从《金瓶梅》中读到了我们西方社会道德的演变”。与其他几部明代小说相比,“在西方翻译家和学者那里,《金瓶梅》的翻译、研究工作是做得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