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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宋代文学 第九章 辛弃疾和辛派词人
    12世纪下半叶,词坛上大家辈出,名作纷呈。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词坛主将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把词的创作推到高峰。辛弃疾词的内容博大清深,风格雄深雅健,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派词人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词不仅可以抒情言志,而且可以同诗文一样议论说理。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命运和人格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个性日益鲜明突出。词的创作手法不仅是借鉴诗歌的艺术经验,“以诗为词”,而且吸收散文的创作手段,“以文为词”;词的语言在保持自身特有的音乐节奏感的前提下,也大量融入了诗文中的语汇。虽然词的诗化和散文化有时不免损害了词的美感特质,但词人以一种开放性的创作态势容纳一切可以容纳的内容,利用一要可以利用的创作手段和蕴藏在生活中、历史中的语言,空前的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最终确立了词体与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

    此期词坛并非辛派独霸天下,姜夔和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等人,另成一派,从而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

    第一节辛弃疾的创作道路

    英雄的才情将略与“归正人”的苦闷怨愤“刚拙自信”的气质个性和“三仕三已”的人生经历抒写人生行藏的创作主张和追求雄豪壮大的审美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秆,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原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也天生一副英雄相貌:肤硕体胖,红颊青眼,目光有棱,精神壮健如虎。因生长于金人占领区,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济南人耿京聚众数十万反抗金朝的暴虐统治,时年22岁的辛弃疾,也乘机揭竿而起,拉起2000人的队伍奔耿京部下,为掌书记,并劝耿就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次年正月,受耿京的委派,辛弃疾等人赴建康(今江苏南京)面见宋高宗。在完成使命返回山东途中,辛弃疾等人获知耿京被降金的叛徒张安国杀害,便立即率领50名骑兵,直奔济州(今山东巨野)有五百万之众的金兵营地,将张安国生擒绑缚于马上,疾驰送到建康处死。这一壮举充分表现出辛弃疾的非凡胆略勇气。

    辛弃疾深谋远虑,智略超群。26岁时向孝宗上奏《美芹十论》,31岁进献《九议》,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方面,指陈任人用兵之道,谋划复国中兴的大计,切实详明。33岁时即预言金朝“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周密《浩然斋意抄》),也体现出辛弃疾的远见卓祝。他还具有随机应变的实干才能,41岁在湖南创建雄镇一方的飞虎军,虽困难重重,但事皆立力,时人比之为“隆中诸葛”(刘宰《贺辛等制弃疾知镇江》)。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南归后本来希望尽展其雄才将略,挥拥万夫,横戈杀敌,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然而,自隆兴元年(1163)符离之役失败后,南宋王朝一战丧胆,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纳贡求和,使得英雄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而身为“归正人”的辛弃疾,更受到歧视而不被信任。他23岁南归之初,只被任命为小小的江阴佥判,六年后官职虽逐步升迁,但都是在地方任职,而且每任时间都不长,从29岁到42岁,13年间调换14任官职,使他无法在职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

    辛弃疾积极进取的精神、抗战复国的政治主张本来就与当时只求苟安的政治环境相冲突;而他“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水调歌头》)的傲岸不屈、刚正独立的个性更使他常常遭人忌恨谗害和排挤,因此他一生“三仕三已”(《哨遍》)。42岁的壮年,即被弹劾罢职,闲居八年后,朝廷准备北伐,辛弃疾怀着建功立业的希望再度出山,可并未得到重用,二年后带着“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的绝望心情,66岁的老英雄又回到铅山故居,68岁时含恨而逝。

    辛弃疾既有词人的气质,又有军人的豪情,他的人生理想本来是做统兵将领,在战场上博取功名,“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满江红》)。但由于历史的错位,“雕弓挂壁无用”,“长剑铗,欲生苔”(《水调歌头》),只得“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转而在词坛上开疆拓土,将本该用以建树“弓刀事业”(《破阵子》)的雄才来建立词史上的丰碑。

    辛弃疾写词,有着自觉而明确的创作主张,即弘扬苏轼的传统,把词当作抒怀言志的“陶写之具”,用词来表现自我的行藏出处和精神世界。他在《鹧鸪天》词中明确宣称:“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他也实现了自我的创作主张,空前绝后地把自我一生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和精神个性完整地表现在词作中。与虎啸风生、豪气纵横的英雄气质相适应,辛弃疾崇尚、追求雄豪壮大之美,“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临江仙》),即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他的审美理想。情怀的雄豪激烈,意象的雄奇飞动,境界的雄伟壮阔,语言的雄健刚劲,构成了稼轩词独特的艺术个性和主导风格。

    第二节辛弃疾对词境的开拓

    英雄形象的自我展示苦闷忧患与对社会的理性批判乡村中风景人物的剪影

    唐五代以来,词中先后出现了三种主要类型的抒情主人公,即唐五代时的红粉佳人、北宋时的失意文士和南渡初年的苦闷志士。辛弃疾横刀跃马登上词坛,又拓展出一类虎啸风生、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

    辛弃疾平生以英雄自许,渴望成就英雄的伟业,成为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英雄事,曹刘敌。”(《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在唐宋词史上,没有谁像辛弃疾这样钟情、崇拜英雄,抒写出英雄的精神个性。苏东坡也曾向往“雄姿英发”的“周郎”,但他在赤壁缅怀英雄时,想到的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是文士所常有的伤感;而辛弃疾凭吊赤壁时,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霜天晓角·赤壁》),则显露出英雄壮士的本色。同一环境的不同情绪体验,反映出主体不同的气质。

    英雄的历史使命,是为民族的事业而奋斗终生。辛弃疾的使命感异常强烈而执着:“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前韵》)“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待十分做了,诗书勋业。”(《满江红》)即使是仁途失意,落魄闲居,也难忘他的历史使命,时刻思念着故国江山;虽华发苍颜,但壮心不已: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作为英雄壮士,辛弃疾的心态,既不同于晏、欧诸人的从容平和,苏轼的超然旷达,秦、周等人的悲戚哀怨,也不同于南渡志士悲愤渐平之后的失望消沉,而常常是豪情激扬:“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长期的压抑苦闷,又使他怒气腾涌:“狂歌击碎村醪盏。欲舞还怜襟袖短。”(《玉楼春》)“说剑论诗馀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酒兵昨夜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写尽胸中、磈磊未全平。”(《江神子·和人韵》)激烈难平的幽愤,高度深沉的压抑,飞动跳荡的生命激情,构成了辛弃疾独特的生命情怀。

    辛词有意“要写行藏入笑林”,注重从人物的行为活动中展现抒情人物的心态情感和个性现象。因此其词中的抒情人物的形象不仅丰满鲜活,富有立体感,而且具有变异性、阶段性特征。

    少年的辛弃疾,是沙场点兵的将帅,执戈横槊的英雄,气势豪迈,虎啸风生:“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馀事。”(《念奴妖》)“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进入中年后,经历了人世的危机和宦海浮沉,他已无法点兵沙场,只能在落日楼头,摩挲抚剑,面对友人,弹铗悲歌:“腰间剑,聊弹铗。”(《满江红》)当年叱咤风云的少年将帅变成了“和泪看旌旗”(《定风波》)、“试弹幽愤泪空垂”(《鹧鸪天》)的失路英雄。被迫退隐以后,更变而为手不离杯的醉翁、抱瓮灌园的村叟。到了暮年晚景,辛弃疾已是“头白齿牙缺”(《水调歌头》)、“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的衰翁。虽然他仍执着于功名事业,但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狂傲与乐观,而常常陷入失望之中:“功名妙手,壮也不如人,今老矣,尚何堪。”(《蓦山溪》)稼轩词所展示的自我形象,是唐宋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个性鲜明丰满的英雄形象。

    辛弃疾对词的心灵世界也有深广的拓展。南渡词人的情感世界已由个体的人生苦闷延伸向民族社会的忧患,辛弃疾继承并弘扬了这一创作精神,表现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和个体人生的苦闷。如35岁时写的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故国沦陷、国耻未雪的仇恨和焦虑,故乡难归、流落江南的飘泊感,英雄无用的压抑感和壮怀理想无人理解的孤独感,交织于胸。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萌生出退隐之念,但英雄无功的羞愧感和执着的进取心促使他放弃了隐退的念头。欲进不能,欲退不忍,刚强自信的英雄也禁不住愤然泪下。此词充分表现出英雄心灵世界的丰富和曲折性,深度开掘出词体长于表现复杂心态的潜在功能。

    辛弃疾对民族苦难忧患的社会根源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美芹十论》和《九议》就透彻地分析了南宋王朝的社会弊端。在词中,他也往往用英雄特有的理性精神来反思、探寻民族悲剧的根源,因而他的词作比南渡词人有着更为深刻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他谴责朝廷当局的苟且偷生:“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痛愤英雄豪杰被压抑摧残:“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更直接讽刺宋光宗迫使自己投闲退隐:“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与客泛西湖》)在名篇《摸鱼儿》词中对排挤妒忌自己的群奸小人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词有多重的象征意蕴。春天又匆匆归去,词人由惜春、留春转而怨春,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对英雄生命徒然流逝的惋惜怨恨。正是基于对时间无法挽留和生命有限的焦虑,故对耽误了自我风云际会、建功立业“佳期”的狐媚邀宠而妒贤害能者,如“玉环飞燕”之流格外痛愤,尖刻地诅咒他们必将化为尘土。辛词系统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不仅拓展了词境,也提高和强化了词的现实批判功能,对南宋后期刘克庄、陈人杰等辛派词人以词为抗争社会的武器有着直接的影响。

    辛弃疾拓展词境的另一个层面是对农村田园生活和隐逸情趣的表现。农村乡土,自苏轼在词世界里初度开垦过后,久已荒芜。虽然朱敦儒晚年词作中也写过“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感皇恩》),但那是隐士眼中的生活世界,并非地道的乡野。辛弃疾在江西上饶、铅山的农村先后住过二十多年,他熟悉也热爱这片土地,并对当地的村民和山水景致作了多角度的素描,给词世界增添了极富生活气息的的一道清新自然的乡村风景线,如《清平乐》和《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间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词人用剪影式的手法、平常清新的语言素描也一幅幅平凡而又新鲜的乡村风景画和人物速写图。傲然独立的英雄竟如此亲切地关注那些乡村的父老儿童,体现出辛弃疾平等博大的胸怀和多元的艺术视野。在唐宋词史上,也唯有辛弃疾展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乡村图景和平凡质朴的乡村人物。

    第三节辛词的艺术成就

    意象的转换以文为词和用经用史多样的风格:刚柔相济和亦庄亦谐

    鲜明独特的意象往往体现出诗人的个性风格,而意象群的流变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歌史的变迁。相对而言,唐五代词的意象主要来源于闺房绣户和青楼酒馆,至柳永、张先、王安石、苏轼而一变,他们开始创造出与文士日常生活、官场生活相关的意象和自然山水意象。至南渡词又一变,此时词中开始出现与民族苦难、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意象。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

    本是行伍出身的辛弃疾,有着在战场上横戈杀敌的战斗体验。他既熟悉军事生活,又时刻期待着重上沙场,再建武功。因此,当他“笔作剑锋长”时,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就自然而然呈现于笔端,诸如“千骑弓刀”、“倚天万里须长剑”、“嵯峨剑戟”、“却笑将军三羽箭”、“边头猛将干戈”、“红旗铁马响春冰”和“斩将更搴旗”等军事意象频繁出现,构成了词史上罕见的军事景观。而下面这类词作: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摩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貍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上片)

    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也反映出两宋词史的又一重大变化,即男子汉气概的激扬,词中女性柔婉美最终让位于血性男子的力度美和崇高美。

    王国维曾说:“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辛弃疾以其特有的眼光观物,任何普通的景物都能幻化、创造成军事意象。在他军人的意念中,静止的青山能变成奔腾飞驰的战马,林间的松树也幻化成等待检阅的勇武士兵:“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沁园春》)抒情意象的军事化,是稼轩词所独具的艺术特色。

    稼轩词不仅转换了意象群,而且更新了表现手法,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而“以文为词”,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即采用辞赋的结构方式,“尽是集许多怨事,全与李太白《拟恨赋》手段相似”(宋陈模《怀古录》卷中),章法独特绝妙。《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模仿汉赋中《解嘲》、《答客难》之宾主问答体,让人与酒杯对话,已是别出心裁;而词中的议论,纵横奔放,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幽默感,馀味无穷。用《天问》体写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连用七个问句以探询月中奥秘,奇特浪漫,理趣盎然。表现方法的革新,带来了词境的新变。

    以文为词,既是方法的革新,也是语言的变革。前人作词,除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语言外,主要从前代诗赋中叹取语汇,而稼轩则独创性地用经史子等散文中的语汇入词,不仅赋予古代语言以新的生命活力,而且空前地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宋末刘辰翁曾高度评价过稼轩词变革语言之功:“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辛稼轩词序》)经史散文中的语言,他信手拈来,皆如己出。如《贺新郎》:

    甚矣吾衰张。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首句和结尾四句,都从经史中化出,而自饶新意。他用散文化的句法,并不违反词的格律规范,仍协律可歌。名作《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的句式,虽多是散文化,音韵节奏却依旧自然流畅,活泼传神。在词史上,辛弃疾创造和使用的语言最为丰富多彩;雅俗并收,古今融合,骈散兼行,随意挥洒,而精当巧妙。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稼轩词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语不可用,合乎规范而又极尽自由的艺术境界。

    内容的博大精深,表现方式的千变万化,语言的不主故常,构成了稼轩词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雄深雅健,悲壮沉郁,俊爽流利,飘逸闲适,秾纤婉丽,都兼收并蓄,其中最能体现他个性风格的则是刚柔相济和亦庄亦谐两种词风。写豪气,而以深婉之笔出之;抒柔情,而渗透着英雄的豪气。悲壮中有婉转,豪气中有缠绵,柔情中有刚劲,是稼轩词风的独特外,也是辛派后劲不可企及之外。前引《摸鱼儿》就是摧刚为柔,表面是伤春惜春的柔情,实则深含不屈不挠的刚健豪气,艺术上“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句三字,“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再看晚年所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外。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和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虽题为“怀古”,但处处针对现实而发。情怀悲愤激烈,却含蓄吐出,极尽沉郁跌宕之致。

    辛词风格的多样化,还表现在嘻笑怒骂,皆成佳篇;亦庄亦谐,俱臻妙境。北宋神宗、哲宗(1068~1100)两朝,曾盛行过滑稽谐谑词,但包括苏轼在内,整个北宋的谐谑词,都是滑稽调笑,少有严肃的深意。稼轩本富有幽默感,遂利用这一度流行的谐谑词并加以改造,来宣泄人生的苦闷和对社会种种丑行的不满,从此谐谑词具有了严肃的主题和深刻的思想内蕴。如《卜算子》(千古李将军)写贤愚的颠倒错位,《千年调》(厄酒向人时)表现官场上圆滑而不失庄重,严峻而不乏幽默,是辛词的又一风格特色。

    在两宋词史上,辛弃疾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地位也最高。就内容境界、表现方法和语言的丰富性、深刻性、创造性和开拓性而言,辛词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刘克庄即说辛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透轩集序》)。他独创出“稼轩体”,确立了豪放一派,影响十分深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稼轩词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也说:“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着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与他大致同时的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韩元吉、袁去华、刘仙伦、戴复古等词人,或传其衣钵,或与其词风相近,都属同一词派。

    第四节辛派词人

    辛派先驱张孝祥辛派中坚陆游与辛词相似的陈亮效辛体而自成一家的刘过

    张孝祥(1132~1169)是南渡词人群与中兴词人群之间的过渡人物。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前后,李清照、朱敦儒和张元干等著名词人已先后辞世,而辛弃疾到孝宗乾道四年(1168)后才逐步在词坛崭露头角。绍兴末到乾道中(1161~1168)词坛上的著名词人,首推张孝祥。

    辛派词人是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而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的桥梁则是张孝祥。张孝祥的与苏轼近似,同属天才型的诗人,作诗填词也都以苏诗为典范,他“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他一方面学苏词的“豪”,以“诗人之句法”抒壮志豪情,如欢呼采石战胜的《水调歌头·和庞佑父》,气势力度,“与‘大江东去’之词相为雄长”(汤衡《张紫微雅词序》)。其著名的词作是《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鹜,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这堪称是南渡以来词坛上包容量最大的一首壮词,从边塞风景到敌占区的动态,从朝廷的荒谬举措到中原父老的殷切期待,从敌人的横行猖獗到自己报国无门的悲愤和时不我待的焦虑,都融为一体。抒情、描写、议论兼行并施,直抒中有回环曲折,声情激越顿挫,风格慷慨沉雄。而激烈跳荡的心绪伴随着短促强烈的节奏,“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陈廷焯《白雨斋词化》卷八)。难怪当时抗金主将张浚读后为之“罢席而入”。其指陈时事的纵横开阖和强烈的批判精神,都直接作了稼轩词的先导。

    另一方面,则学苏的“放”,并兼融李白的浪漫精神,以自在如神之笔表现其超迈凌云之气和潇洒出尘之姿,如《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在苏轼中秋词的豪情逸兴而又别开新境。张词的哲理意蕴虽不及苏词,但浪温漫奇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词中广阔透明的湖光月色与冰清玉洁的人格境界水乳交融,也足与苏词争奇斗胜。

    张孝祥是辛派词人的先驱者,风格骏发踔厉,自成一家;艺术境界也别开生面,在词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陆游虽比张孝祥年长7岁,比辛弃疾年长15岁,但词作不多,开创性不大。他未能成为辛派的先驱,而只是辛派的中坚人物。

    与辛弃疾将平生的创作精力贯注于词相反,陆游“是有意要做诗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而对作词心存鄙视,认为词是“其变愈薄”之体,说“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写了词,仿佛有种负罪感,故自编词集时,特意写上一段自我批评,“以志吾过”。这种陈旧的观念,既限制了词作的数量,更影响了其词的艺术质量和成就。不过,陆毕竟才气超然,漫不经意中,也表现了他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生体验。如《汉宫春》上片:“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激情豪气都不让稼轩。由于身历西北前线,陆游也创造出了稼轩词所没有的另一种艺术境界: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炎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边城的角声烽火,沦陷区内的烟柳与池馆,迭映成一幅悲壮的战地景观。终南山的月亮特地冲破暮云,普照长安的城池,也象征着词人收复中原的必胜信念。

    陆游词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他壮志未酬的幽愤,其词境的特点是将理想化成梦境而与现实的悲凉构成强烈的对比,如《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放翁词风格虽多样,但未熔炼成独特的个性,其悲壮似稼轩而无辛词的雄奇,其豪放似东坡而无苏词的飘逸,其闲适疏淡似朱敦儒而缺乏朱词的恬静潇洒,有众家之长,“而皆不能造其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放翁词提要》)。

    辛弃疾的密友陈亮(1143~1194),是位豪侠奇士,词风也辛相似。其词多表现抗战复仇、救国安民的思想怀抱,故他每词写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书龙川集后》)陈亮又长于政论,《宋史》本何以说他“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他也常常用词来表达他的政治军事主张,其词所论时事往往可以跟他的政论文相互印证。如果说辛弃疾是以文为词,那么,陈亮几乎可以说是“以词为文”。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和纵横开阖的议论性构成了陈亮词最突出的特点。如《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陈廷焯说换头五句“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白雨斋词话》卷一),确是会心之论。《念奴骄·登多景楼》也是他“以词为文”的代表作。

    陈亮词以气势见长,往往直抒胸臆,语言斩截痛快,风格雄放恣肆。但过分外露,缺乏内敛而少馀蕴。其词风虽与稼轩词相似,如湖之会后与稼轩昌和的三首《贺新郎》,豪气纵横,足与稼轩原唱抗衡,担存词仅74首,佳作也有限,整体的艺术成就和影响远逊于稼轩。

    如果说陈亮是因为与辛弃疾气质相近而词风自然趋身一致,那么,刘过(1154~1206)则是有意识地效法稼轩。刘过对辛弃疾十分崇拜,有诗说:“书生不愿黄金印,十万提兵去战场。只欲稼轩一题品,春风侠骨死犹香。”(《呈稼轩》)因崇拜其人而学其词,他的名作《沁园春》即是“有意效稼轩体者”: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云“天竺习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此词是仿效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的对话体,将先后相隔几百年的白居易、林逋和苏轼请来帮忙说项,构思煞是奇特。词中巧借三人的诗句来对话,纵笔驰骋,挥洒自如,深得辛词豪迈狂放、幽默俏皮的神韵。而《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师》和《沁园春·张路分秋阅》中语);《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为岳飞鸣不平,激昂慷慨,也都神似稼轩。

    与英雄将帅辛弃疾不同的是,刘过是终生流浪江湖的布衣、游士,他既有侠客的豪纵,又有游士的清狂。其词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自傲自负又自卑自弃、狂放不羁又落魄寒酸的江湖狂士。他以天才自许:“人间世,算谪仙去后,谁是天才?”(《沁园春》)然因“四举无成,十年不调”(《沁园春·卢蒲江席上时有新第宗室》),于是玩世不恭:“坐则高谈风月,醉则恣眠芳草。”(《水调歌头·晚春》)又由于谋生乏术,家徒四壁,不免自卑自惭:“笑书生无用,富贵拙身谋。”(《六州歌头》)有钱时肆意挥霍:“白璧追欢,黄金买笑。”(《念奴娇·留别辛稼轩》)无钱时自叹又自怜:“多病刘郎瘦。最伤心、天寒岁晚,客他乡久。”(《贺新郎·赠邻人朱唐卿》)刘过的《龙洲词》,第一词展现了南宋中后期特殊的文士群体--江湖游士的精神风度、生活命运和复杂心态,具有独特的生命情调和个性风格。

    刘熙载曾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是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词概》)名作《唐多令》即造语平淡而韵致丰饶。其词的艺术个性比陈亮词更鲜明突出。然而,正如其人坦荡不羁一样,刘过以文为词,有时不守音律;造语狂宕,有时不免粗豪,对辛派后劲的粗率不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