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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宋代文学 第七章 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
    继元祐词人而登上词坛的,是以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和叶梦得、李纲陈与义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这批词人主要生活在12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由于时代的剧变,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环境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前半生,是在徽宗朝畸形的和平环境中度过,生活比较安定舒适,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虽已初露锋芒,但被当时还健在的前辈词人周邦彦、贺铸等的光芒所遮掩,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靖康之难后,金人的铁蹄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生活和创作倾向。民族的屈辱、山河的残破和民众的苦难,促使他们自觉接受苏轼的词风,为救亡图存而呐喊呼号,并日益贴近社会现实生活,去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第一节李清照

    “别是一家”的词论与“别是一家”的词境生不幸死亦不幸的朱淑真

    南渡词坛虽然未出现堪与苏轼、周邦彦并驾齐驱的大词人,但巾帼词人李清照的横空出世,却使南渡词坛放出奇异的光彩。

    首先,李清照在理论上确立了词体的独特地位,提出了词“别是一家”之说。

    在李清照之前,李之仪曾从创作论的角度,提出过词“自有一种风格”的看法(《跋吴思道小词》)。李清照进而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所谓“别是一家”,意指词是与诗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词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它不仅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还要“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以便“协律”“可歌”。否则,词就成了“句读不葺之诗”,而失却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性。词作只有保持自身独立的文体特性,才能不被诗所替代,在文学之林中占有独立的地位。如果说苏轼是从诗词同源的渊源论角度提高词体的地位,那么,李清照则是从词的本体论出发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

    其次,在创作上,李清照生动地展现了她的生命历程和情感历程。

    李清照(1084~1155?),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她的一生,既享受过幸福,也饱经苦难。18岁与情投意合的赵明诚结婚,夫妇俩诗词酬唱,共同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生活颇舒心适意。闺房绣户是她的生活世界,而美满的婚姻爱情便成为她主要的人生理想。随着赵明诚的出仕,夫妻暂离,生活出现了暂时的缺憾。李清照甜蜜宁静的心弦于是弹奏出一首首略带苦涩和忧怨的望夫词: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剪梅》)

    这些轻盈精妙的相思曲,铭刻着女词人的情感历程。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爱情既有婚姻来维系,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虽然分离,却互相惦念,一种离愁,由两人分担,“离怀别苦”也减轻了许多,更何况时时尚有传情锦书的慰藉。苦涩的离愁中含有夫妻双方心心相印和彼此眷恋的幸福感,是李清照爱情词的一大特点。

    作为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封闭在闺房之内,而是常常走向大自然,去感受大自然的和谐美丽,以拓展胸襟,陶冶情操。如果把她前期词作中所表现的情感世界分为两半,可以说一半是对丈夫的钟情,另一半则是以对自然景物的热爱,以及对禽鸟花草的眷顾:

    尝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欲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

    这反映出女词人情怀的博大与仁慈。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家破夫亡,受尽劫难和折磨。人生命运的剧变,也引起心境和词境的变化: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

    失去了丈夫,她深切地感受到人间的孤独和人生的乏味,往日的一切都失去意义和亮色。往日大雁带来的是丈夫的温情与慰藉,如今见到大雁,引发的是绝望与伤心;从前见菊花,虽人比花瘦,但不失孤芳自赏的潇洒,而今黄花憔悴凋零,则隐含着生命将逝的悲哀。从前轻盈妙丽的望夫词如今变成了沉重哀伤的生死恋歌,词境由明亮轻快变成了灰冷凝重。这是词人情感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时代苦难的象征。

    李清照的情感世界是独特的,她的艺术表现方式也是独特的。她善于选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起居环境、行动、细节来展现自我的内心世界。如《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中“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的动作描写,传神地表现出初到南方时不习惯夜雨霖霪的烦燥心理。而“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等动作细节,也典型地表现出年老寡居年独有的生活情态和寂寞心境。

    李清照词的语言也独具特色。第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一经她提炼熔铸,就别开生面,精妙清亮,风韵天然。如“绿肥红瘦”(《如梦令》),“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宠柳娇花”(《念奴娇》),“柳眼梅腮”(《蝶恋花》)等,都是“人工天巧,可称绝唱”(王士禛《花草蒙拾》)。而《声声慢》开头连用14个叠字,从动作、环境到心理感受多层次地表现出寡居老人闷坐无聊、茫然若失而四顾寻觅的恍惚悲凉的心态,更是千古创格。第二,李清照善于用最平常最简练的生活化的语言精确地表现复杂微妙的心理和多变的情感流程。如“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剪梅》八字,传达出心理的曲折变化:收到丈夫的来信,顿感欣慰而喜上眉梢,然独居的寂寞毕竟难奈,相思之情又袭上心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短短三句,也将内心的犹豫和不堪负载的愁苦量化和具体化,既曲折生动又以巧妙自然。

    语言的清新素雅,很适合表现淡雅清疏的审美境界。她曾赞美桂花是“暗淡轻黄体本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这既是李清照的审美理想,也可视作其审美境界的艺术写照。无论是写情绘景还是咏物,如《醉花阴》、《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和《孤雁儿》等,都不用华丽的色彩、富艳的词藻来装饰,而用白描手法,创造出水墨画般的情婉秀逸的意境。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她以女性的身份,真挚大胆地表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丰富生动地抒写自我的情感世界,不仅比“男子作闺音”更为真切自然,而且改变了男子一统文坛的传统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正如清人李调元所说:“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雨村词话》卷三)

    与李清照约略同时的,还有一位能诗善词的钱塘(今浙江杭州)才女朱淑真。因婚姻为父母包办,所嫁非人,朱淑真一生都受到感情的折磨。她的词,主要是表现没有爱情的婚姻所引发的忧愁怨嗟、孤独寂寞。如《减字木兰花》:

    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着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连用五个“独”字,表现出作者孤独感的沉重。朱淑真词的愁恨表层上似乎与五代北宋词中的闺怨没有多大区别,但深层里却是她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是一位孤立无援地与不幸婚姻抗争的才女心灵深处的呐喊和呻吟。她对命运进行过勇敢的抗争和挑战。《清平乐·游湖》所写的“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就是她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大胆追求自主自由的爱情,不为封建礼教所容,抑郁抱恨而死后,“不能葬骨于地下”,诗词遗稿父母付之一炬。事迹声名,湮没不彰。可谓生不幸,死亦不幸!

    第二节朱敦儒

    青年的放浪形骸中年的飘泊忧愤晚年的逍遥自在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今属河南)人。南渡以前,他就获得“词俊”之名,与“诗俊”陈与义等并称为“洛中八俊”(楼钥《跋朱岩壑鹤赋及送闾丘使君诗》)。他的词,继承和发展了苏轼抒情自我化的词风,具有鲜明的自传性特点。

    朱敦儒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西京洛阳畸形繁华的环境中度过,自称是“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临江仙》)。他那疏狂放浪的行为和寻欢作乐的心理中,也包含着蔑视功名权贵、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故当朝廷征召他进京为官时,他毅然拒绝,申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宋史》本传,并写下著名的《鹧鸪天·西都作》以表心迹: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这仿佛是他的人生宣言,充分表现出他笑傲王侯、狂放不羁的个性。靖康之难的战火把朱敦儒抛入了飘泊的难民潮中。建炎元年(1127)年底,洛阳被金兵占领前后,朱敦儒仓皇逃往东南避难,于建炎四年(1130)辗转至岭南一带。其词清晰地记录了他南奔的行程和感受,词风由飘逸潇洒变得凄苦忧愤。其间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飘泊流离的伤悲,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战乱时代民族的悲剧和社会的苦难。如《卜算子》:

    旅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鸥鹭苦难亲,矰缴忧相逼。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

    词中南飞孤雁的意象是时代苦难象征。词人唱出了战乱时代飘泊逃难者的心声:举目无亲的孤独、终日奔逃的饥渴疲倦、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焦虑恐惧和无处归宿的茫然悲哀。对国家破亡,中原沦陷,他更忧伤痛愤: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

    曾是“玉楼金阙慵归去”的朱敦儒,于今也为中原的丧乱而悲哀。这表明词人闲旷自适的人生态度在民族受到压迫蹂躏时已开始转变,并激发出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当绍兴三年(1133)朝廷再度征召时,朱敦儒便从岭南赴临安任职。但由于宋高宗和秦桧等权奸一味屈膝求和,不思抗战,使得朱敦儒“有奇才,无用处”(《苏幕遮》);“扫平狂虏,整顿乾坤都了”(《苏武慢》)的理想也化为泡影。他不禁悲愤怒号:“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水龙吟》)

    在仕途沉浮了十多年,朱敦儒对功名事业已灰心失望,因不附秦桧议和而被罢官之后,干脆任性逍遥:“寻云弄水,是事休问。”(《桂枝香》)从此,他变成了“闭着门儿,不管人间事”的“瘦仙人”(《苏幕遮》。其中《好事近·渔父词》十首和《朝中措》(先生筇杖是生涯)最能体现他晚年的人生态度。

    朱词的风格也随着他人生历程的变化而变化。早年以婉丽明快为主;中年以悲壮慷慨为特色;晚年以清疏晓畅见长,语言通俗,明白如话。

    在两宋词史上,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心态情感变化的,除朱敦儒之外,就只有后来的辛弃疾。苏轼作为新词风的开拓者,虽然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抒情自我化的方向,但他还没有将自我完整的人生历程和整个精神世界写进词中(另一半写在人的诗里),诗词的表现功能还有所区分--词多言情,诗多言志和叙事。李清照也恪守这种惯例。朱敦儒则进一步发挥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不仅用词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而且以词表现社会现实,诗词的功能初步合一,从而给后来的辛派词人以更直接的启迪和影响。辛弃疾《念奴娇》(近来何处)词就明确说是“效朱希真体”,陆游年青时曾受知于朱敦儒,为人与作词都受朱敦儒的熏陶,他的名作《卜算子·咏梅》即与朱敦儒的《卜算子》(古涧一枝梅)风神相似。

    第三节张元干等词人

    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加强英雄的苦闷流落异乡的忧伤与怀旧情结

    民族战争,将同一民族内部个体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结到一起。李纲在靖康之难后即说:“朝廷安则山林安,利害休戚实与国同。”(《与赵相公别幅》)所以,南渡以后,词人的创作已不可能完全封闭在自我悲欢离合和个人荣辱得失的圈子,而必须正视和直面苦难的社会现实,去歌唱民族的悲剧和社会的苦难,从而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柔丽婉转的词体也变成了具有战斗性和批判性的精神武器。在这一词风的转变过程中,张元干最为典型。

    张元干(1091~1161)在南渡之前,生活上跟朱敦儒一样疏狂放荡,时常是“百万呼卢,拥越女吴姬共掷”(《柳梢青》)。创作上则模拟“花间”,内容不出酒畔花前,词风绮艳轻狭。靖康之难中,他投笔从戎,曾协助李纲指挥汴京保卫战。目睹民族的灾难,他扼腕痛愤,词风也自觉转向东坡一路,而变得慷慨悲凉。题材取向上则直面山河残破的惨痛现实:

    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微弄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烟。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

    此词以高度浓缩性的笔法表现了汉民族空前的灾难:外侵内乱,国破主俘。面对民族的灾难,张元干不仅仅是悲哀,更力图奋战以解除灾难,恢复和平,但朝廷不思抵抗,使他报国无门,只有悲歌怒吼--吼出民族不甘屈服而被压抑的愤切心声!

    即使是在传统感伤型的抒写个人离愁的送别词中,张元干也难忘触目惊心的苦难现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洒、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以床夜雨。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

    词人魂牵梦绕着神州的巨变,故都的沦陷,村庄的残破,生民的涂炭;他质问和探寻这场悲剧的根源:是谁造成砥柱倾折,使敌人横行,民众蒙难?理性的反思中含有直指皇帝的批判精神。友人胡铨就是因为公开向投降主和的宋高宗、秦桧挑战而被贬谪,张元干作此词则是为胡铨壮行,对他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表示支持和鼓励。张元干后因此词而被捕下狱,并被削籍为民,正反映出此词触痛了宋高宗和秦桧一伙的心病。

    在赠给李纲的《贺新郎》词中,张元干也表达了对朝廷卖国求和的愤慨,抒发了他“气吞骄虏”的豪迈气概和欲挥剑杀敌的战斗精神,也充溢着宝剑蒙尘、无路请缨的压抑苦闷。情怀悲壮激烈,一扫南渡前词中低沉委靡的格调,新的时代铸就了新的词风和词境。

    早年以吟唱婉丽的“睡起流莺语”(《贺新郎》)而闻名的叶梦得(1077~1148),经战火的洗礼,南渡以后也高唱起激昂的战歌:“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赞美骑射演习的战士“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水调歌头·九月望日与客习射西园余偶病不能射》)的英姿,洋溢着老当益壮的战斗豪情。

    叶梦得既善理财赋,又能带兵打仗,在国家危难之秋,他本可以在显身手,但由于权奸当道,壮怀理想不得伸展,于是倍感压抑苦闷,如建炎三年(1129)任尚书左丞不到半月即被罢职后所作的《水调歌头》:

    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欹斜。为问山翁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拚却双鬓华。徙倚望沧海,天净水明霞。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边马怨胡笳。谁似东山老,谈笑静胡沙。

    另有一些词人,不像张元干、叶梦得那样进进发出壮烈的怒吼,而是用敏锐的艺术感受表现战乱时代普通人的种种体验。

    动乱时代,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过着流寓不定的生活。逃奔到异乡,除了生活无着之外,地域环境的差异,风土人情的陌生,也会引起种种忧伤不适。李清照初从北方流落到江南时对南方“点滴霖霪”的连阴雨就深感不惯(《不添字丑奴儿》)。而区域方言的不通,也会引起飘泊者与当地人之间的隔膜,尤其是那些初到南方的“北客”,常常因“不解乡音”而焦虑。洛阳人陈与义,建炎四年(1130)避乱到湖南武冈时,就表达过这种感受:

    寒食今年,紫阳山下蛮江左。竹篱烟锁。何处求新火。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愁无那。短歌谁和。风动梨花朵。(《点绛唇》)

    战争毁灭了和平安定,和平时期的一切美好欢乐都只能留存在记忆之中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再现。于是今昔盛衰之感和怀旧情绪成为南渡后整个社会一种难以解开的情结。李清照曾那样深情地回忆“中州盛日”(《永遇乐·元宵》),朱敦儒时或怀想着“故国当年得意”(《雨中花·岭南作》),张元干也不时地“寻思旧京洛”(《兰陵王》)。陈与义的名作《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更典型地表现出当时人的怀旧心态: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在清婉奇丽的艺术境界中包含着深沉的人生感慨。

    同时的陈克(1081~?)、向子諲(1085~1152)、王以宁(1091?~1147?)等词人也加入了时代的大合唱,在当时词坛颇有影响。

    第四节李纲、岳飞等词人

    李纲的咏史词和“南宋四名臣”词岳飞词

    高宗建炎、绍兴间(1127~1162),南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空前激烈的民族斗争,而朝廷内部的主要矛盾则是主战与主和派的政治斗争。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南宋四名臣”和大将岳飞,是站在这两个斗争前列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并不以作词而著名,但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不仅奋不顾身地致力于保卫家国,也用词作来表现他们的斗争精神,为抗金救国而呼号,代表着时代的最强音。

    李纲(1083~1140)是南宋的首任宰相。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苏武令》就抒发了他抗敌救国的执着信念: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虽然已被罢职,不得重用,但并未丧失抗敌的信心,仍期待着入相出将,决心率军夺回被俘的徽、钦二帝,以雪国耻。

    李纲七首奇特的咏史词,借历史上敢于平定外忧内患的英明君主来激励宋高宗振作精神以抗击金人,表现出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赋予了咏史词以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战斗性,词的言志功能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如《喜适莺·真宗幸澶渊》:

    边城寒早。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

    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繖,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

    此词用宋真宗听取寇准之策放弃逃跑避敌之计而亲征契丹最后使敌人退师、订立“澶渊之盟”的史实,对谏高宗不要逃跑避敌,现实的针对性强,词的境界也雄奇壮阔。叙事性和议论性有机结合,直接开启了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先河。

    赵鼎(1085~1147)、李光(1078~1159)和胡铨(1102~1180)都是力主抗战反对求和的名臣,也是公开向秦桧挑战并同被贬到海南而相互支持的战友。他们的词作虽不多,但各自不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他们坚强刚毅的生命意志一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赵鼎的《满江红》(惨结秋阴)和《花心动》(江月初升)、李光的《水调歌头》(兵气暗吴楚)、胡铨的《好事近》(富贵本无心)等词,“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词境虽不高,然足以使儒夫有立志”(陈廷卓《白雨斋词话》卷八)。

    当李纲等文臣在朝廷为民请命呐喊之时,岳飞(1103~1141)等武将则在战场上拼搏厮杀,戎马倥偬中横槊赋词,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

    由民族的深仇大恨转化而来的勇猛无畏的战斗豪情、洗雪国耻的迫切愿望和必胜信念,配合着铿锵有力的语言,激昂雄壮的旋律,凝结成词史上辉煌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