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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宋代文学 第二章 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
    宋代立国之初的半个世纪,词并没有随着新王朝的建立而兴盛,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南宋王灼曾不无感慨地说:“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碧鸡漫志》卷二)四五十年间,词作者不过10人,词作仅存33首。虽然此间王禹偁、寇准、钱惟演、潘阆和林逋的零星词作也有较强的可读性,但尚未形成一种独特的时代风貌,缺乏开拓性和独创性。直到11世纪上半叶柳永等词人先后登上词坛之后,宋词才开始步入迅速发展的轨道。

    与柳永同时的著名词人有范仲淹、张先、晏殊和欧阳修等人。他们的词作代表着11世纪上半叶(主要是宋真宗、仁宗两朝)词坛的最高成就和发展趋势。此期词坛的发展趋势是,既有因袭继承晚唐五代词风的一面,也有开拓革新的一面。其中柳永的词最富有开创性。

    第一节对五代词风的因革

    闲雅而有情思的晏殊词因循中求变的欧阳修词

    词体进入晚唐五代以后,经文士的改造与加工而渐趋成熟;又经“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创造和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的强化,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和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晏殊、欧阳修的词作,主要继承的就是五代这种词风,但他们在继承中又有革新求变的一面。

    晏殊(991-1055)的《珠玉词》,绝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是抒写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和离愁别恨。如“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踏莎行》);“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玉楼春》)。然而,晏殊词写男女恋情,已过滤了五代“花间”词所包含的轻佻艳冶的杂质,而显得纯净雅致。他往往略去对女性容貌色相的描写,而着重表现抒情主人公的恋情。其词的情感基调是雍容和缓,淡淡的忧愁中时而透露出自我解脱的气度;语言也一洗五代“花间”词的脂粉气和浓艳色彩,而变得清丽淡雅,温润秀洁。

    北宋刘分攵《中山诗话》说:“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冯延巳词在表现“艳情”和“闲情”的同时,偶尔流露过“人生得几何”(《春光好》)这种生命有限的意识。晏殊则经常表现对生命的忧思。作为太平宰相的晏殊,虽然少年得志,一生仕途顺利,享尽富贵,但优裕闲逸的生活和多愁善感的个性,使他常常反思和体悟人生。他从圆满的生活中体悟到一种不圆满,即想延长这圆满的人生而苦于人生的短暂,因而他在词中反复抒发“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木兰花》)、“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破阵子》)这类忧思。而这人生有限的忧思又常与情爱的缺失交融在一起(如《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两种苦闷相互生发映衬,加深了词中情感的浓度,而这又构成了晏殊词“情中有思”,即浓中渗透着理性沉思的特质。名作《浣溪沙》最能代表这种特色: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在伤春怀人的表层意象中,蕴含着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夕阳”、“落花”两种流逝难返的意象,象征着年华的流逝和爱情的失落,体现出作者对时光迫促、生命有限的沉思和体悟。

    晏殊的年辈较早,政治地位又显赫,欧阳修等著名词人或出其门下,或为其幕僚,因此,他被后人推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冯煦《蒿庵论词》)。

    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其馀力游戏”(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固守着词为“薄伎,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的创作观念,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的体验,因而不时地在词中流露出“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圣无忧》);“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浣溪沙》);“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临江仙》)的人生感叹。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著名的《朝中普·平山堂》词: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真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更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他自己就说:“三十年前,尚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乐而不知其非也。”(《答孙正之第二书》)因而也写了一些带“世俗之气”的艳词,其中有的比较庸俗,另一些内容和情调则比较健康,如: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

    此词纯用白描的手法,生动而传神地描绘出了一位多情撒娇的少妇形象,表现了青年男女间的亲昵情感。另一首《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描写一对夫妇吵驾后和解的故事,语言通俗,富有生活气息。此类词作,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而另外两首《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和“荷叶田田清照水”)词,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也具有民歌风味。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第二节开拓词境的尝试

    独辟蹊径的范仲淹词贴近日常生活的张先词向诗风靠拢的王安石词

    如果说晏殊、欧阳修主要是着眼于词艺的提高与深化,那么,范仲淹、张先等人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对词境的开拓。

    范仲淹(989-1052)有着与晏、欧不同的生活经历。他曾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抗击西夏。四年的军旅生活,拓展了他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的人生感受,也改变了他在《苏幕遮》、《御街行》中所表现出的情柔语丽的词风: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渔家傲》)

    这广漠萧瑟的塞外景象、艰苦孤寂的边塞生活、将士们的久戍思乡之情和报国立功之志,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而沉郁苍凉的风格,则成为后来豪放词的滥觞。

    张先(990-1078),是北宋年寿最高的词人。他一生官运虽不亨通,却也没有太大的人生挫折,精力又强健,因而一生流连风月,听歌看舞,优游卒岁。

    张先也常把听歌看舞的场面和感受形之于词,传神地表现出那些歌妓的才艺和表演时的情态,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减字木兰花》写舞姿:“垂螺近额。走上红裀初趁拍。只恐轻飞。拟倩游丝惹住伊。”《庆春泽》写善歌者:“冰齿映轻唇,蕊红新放。声宛转,疑随烟香悠扬。对暮林静,寥寥振清响。”他尤其善于用形象化的语言传达出琵琶、胡琴等美妙动人的乐音,如“三十六弦蝉闹,小弦蜂作团。”(《定西番》)“啄木细声迟,黄蜂花上飞。”(《醉垂鞭》)长于表现歌舞音乐艺术的精妙,是张先词的显著特色。

    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张先也独具匠心。他往往通过物影来表现景物的动态美和朦胧美。他因善写“影”而得“张三影”的美名:“尚书郎张先善著词,有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堕轻絮无影。’世称通之,号‘张三影’。”张先词中写影的共有29句,以此三句最为有名。其他如“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也同样精妙。

    张先词的内容虽然主要是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行香子》),并没有超越传统的相思恨别的范围,但他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一是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以前的文士日常交际中只用正统的诗歌来唱和赠答,词因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而只写给歌妓演唱。而张先打破了这种惯例,在文士的社交场合中,也常常用词来酬唱赠别,如《山亭宴慢·有美堂赠彦猷主人》、《玉联环·送临淄相公》、《定风波令·再次韵送子瞻》等,共二十多首。这类赠别唱和之作,艺术上未必都很精致,但扩大了词的日常交际功能,从而在观念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来苏轼等人的唱和词作日渐增多,即受张先影响和启示。二是率先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他现存165首词,有七十多首用了题序。有的词序文字颇长,有一定的叙事性,如《木兰花》:“去春自湖归杭,忆南园花已开,有‘当时犹有蕊如梅’之句。今岁还乡,南远花正盛,复为此词以寄意。”著名的“六客词”《定风波令》词序也长达33字。缘题赋词,写眼前景、身边事,使词的题材取向逐渐贴近作者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以往词作有调而无题的传统格局,也加强了词的纪实性和现实感。此后苏轼等人的词大量用题序表明创作的缘起、背景,即是直接受张先的启发。正因为如此,张先词被人视为“古今一大转移”(陈廷卓《白雨斋词话》卷一)。

    王安石词虽仅存29首,却颇具开创性。他的词已脱离了晚唐五代以来柔情软调的固定轨道,而主要是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并进一步由表现个体人生的感受开始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使词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如两首著名的怀古、咏史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桂枝香·金陵怀古》)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浪淘沙令》)

    前词通过对六朝历史兴亡的反思,表现对现实社会危机的忧虑。写景如绘,意境高远。后一首表层为咏叹伊尹、吕尚因君臣际遇而建立奇功,深层则是慨叹自我的怀才不遇,寄寓着风云际会以建立功勋的人生理想。这些词的表现功能已由应歌娱人转向言志自娱,标志着词风正向诗风靠拢。

    第三节柳永词的新变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铺叙与白描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柳永(987?~1053?),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馀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后官至屯田员外郎,世故称“柳屯田”。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水长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

    这两首词都是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然而晏词含蓄,柳词坦率。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柳永另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且看其《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词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另一首《慢卷䌷》(闲窗烛暗)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同样传神生动。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

    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等她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欣赏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也一格观念的变化。而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这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试比较两篇名作: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沙行》)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两首词都是写别情。欧阳修词用的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则柳永词则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欧词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词则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情和隐约的情节性。这也是柳永大部分词作的共同特点。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䌷》(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䌷》)。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柳记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并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写的《鹤冲天》,就预示了这一创作方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此词尽情地抒发了他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

    柳永在几度进士考试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南宋陈振孙所说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但“利名牵役”,又不得不与佳人离别:“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定风波》)《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稍后的苏轼即是沿着这种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开拓深化。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组)”;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