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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宋代文学 第一章 宋初文学
    公元960年,北宋帝国建立,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局面。北宋的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文化建设给予相当的重视。然而文化建设需要一个涵育、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苏轼说:“宋兴七十馀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祜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六一居士集叙》)所谓“七十馀年”,即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以及仁宗朝的初期,也就是本章所说的“宋初”。在这段时间里,宋代文学尚未取得足以与前代相媲美的成就,但它在沿续五代文风的同时也已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有些方面昭示出宋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第一节宋初的散文和复古思潮

    王禹偁等人的散文柳开、穆修等人的复古思想

    宋初文人多数是从五代十国入宋的,其中如李昉、陶谷原是后周的词臣,徐铉、刁衎原是南唐的词臣。他们入宋以后的散文仍多为骈体,风格浮艳,与五代时如出一辙。稍后虽有柳开、梁周翰等人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未能取得相应的创作实绩。宋初在散文创作上成就较高的作家是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出身贫寒,入仕后多次遭贬谪。这使他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思想都迥异于那些馆阁词臣。首先,王禹偁信从儒家政治理想,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把自己的文集题作《小畜集》,就是表示有“兼济天下”之志。其次,王禹偁不满于晚唐五代的浮糜文风,曾说:“咸通以来,诗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送孙何序》)他的散文,言之有物,清丽疏朗,在宋初文坛上独树一帜。例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写景的一节: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

    骈散结合,既有古文的疏朗流畅,也不废骈体文字对称、音调铿锵的优点。此节中对闲情逸趣的赞美和末段对贬谪生涯的感慨前后照应,更增强了全文的抒情意味,堪称欧、苏散文的先导。此外,王禹偁的议论文如《待漏院记》,叙事文如《唐河店妪传》等,都是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

    宋初在文学理论上鲜明地提出复古主张的,首推柳开(948-1001)。柳开在《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把道统和文统合为一谈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而反对文体华艳。他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上王学士第三书》)这种理论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的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文章又写得艰涩难读,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柳开之后,穆修(979-1032)等人继续倡导韩、柳的古文。当时西昆派的骈体已风行一时,穆修以刊刻韩、柳文集来与之对抗,并亲自在东京大相国寺出售。姚铉(968-1020)则编选《唐文粹》,其文章部分摒弃骈体,专录古文。虽然响应他们的人仍然不多,但穆修成功地培养了一些写作古文的弟子,其中如祖无择、尹洙、苏舜钦等人后来都成了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

    第二节宋初白体诗人和王禹偁

    宋初的馆阁唱和之风和白体诗风的流行王禹偁诗中的新气息

    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说宋初诗坛已经铲除“五代旧习”,稍嫌夸张,但把宋初诗风归为三体,则颇为准确。

    “白体”诗人,是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等人。宋初朝廷优待文臣,且提倡诗赋酬唱,所以当时的馆阁之臣唱酬成风,且编成了许多唱酬诗集,例如李昉与李至的《二李唱和集》,李昉等人的《禁林宴会集》、徐铉等人的《翰林酬唱集》等。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显然,这种诗风仅仅是模仿了白居易诗风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

    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白体诗人,但事实上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等人却同中有异。王禹偁自幼喜爱白诗,早年写过许多闲适的唱和诗,然而他学习白诗并未囿于闲适诗,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尤其是在谪居商州时期,他相当自觉地学习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如《畬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其中《感流亡》一诗写“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的不幸,对他们“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更可贵的是,他在诗中还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这样,对他人的同情与自己的身世之感结合在一想,思想境界远胜于当时诗坛上常见的无病呻吟之作。

    与白居易早年多写讽谕诗、晚年退而写闲适诗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的闲适唱和诗大多作于早年,他晚年自编《小畜集》是对这类诗收录很少,表现出深刻的自省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他从宋初白体诗人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也使他从学习白居易进而以杜甫为典范。相传他曾因作诗偶合杜甫诗句而写下了“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见《蔡宽夫诗话》),他还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杜诗艺术境界的借鉴导致了对浅俗平易的白体诗风的超越,例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语言晓畅自然,而情感含蓄深沉,体现出杜诗风格因素向白体诗风的渗透。

    从总体上看,王禹偁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已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清人吴之振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这个评价是合乎事实的。

    第三节宋初的晚唐体诗人

    专学贾岛、姚合的九僧诗林逋等隐逸诗人身份独异的寇准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姚看成是晚唐诗人,所以名之为“晚唐体”。

    “晚唐体”诗人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是“九僧”,即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等九们僧人,其中惠崇的成就比较突出。九僧作诗,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尤喜在五律的中间二联表现其镂句鉥字的苦心孤诣。因此九僧诗中时有文字颇为精警的断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保暹《秋迳》)、“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惟凤《与行肇师宿庐山栖贤寺》)、“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惠崇《池上鹭分赋得明字》)等,但全篇的意境往往不够完整。九僧诗的内容单调贫乏,相传进士许洞会“九僧”赋诗,“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欧阳修《六一诗话》)可见他们作诗畛域之狭小。

    “晚唐体”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潘阆、魏野、林逋等隐逸之士,其中林逋最为有名。这一群诗人的作风稍异于九僧,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一些。

    林逋(967-1028)诗的主要内容是吟咏湖山胜景和抒写隐居不仕、孤芳自赏的心情。如《秋日西湖闲泛》:

    水气并山景,苍茫已作秋。林深喜见寺,岸静惜移舟。疏苇先寒折,残红带夕收。吾庐在何处?归兴起渔讴。

    写景精细,字句精炼,略同于九僧诗。而完整的意境、活泼的情趣,则是九僧诗所缺乏的。林逋的咏梅诗十分著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二首之一)两句向称咏梅绝唱,为欧阳修所激赏。而同题之二中“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过篱落忽横枝”一联则因遗貌取神则受到黄庭坚的盛赞。可见林逋诗的风格比较丰富,已经对贾、姚诗风的藩篱有所突破了。

    晚唐体诗人中身份迥异的是寇准(961-1023)。由于他曾官至宰相,又与上述两个诗人群体都有交往,所以成了晚唐体的盟主。寇准一生功业彪炳,又遭谗贬逐,以风节著称于时。但他写诗却绝少涉及上述生活内容,反与九僧、林逋等人如出一辙,喜写山林之思,含思凄惋。例如《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宦情羁思,感慨深切,但整体上的格调仍近于林逋诗。

    第四节西昆体的盛衰

    《西昆体酬和集》的成书西昆体的艺术特征西昆体的盛行西昆体衰微的原因

    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是西昆体。因白体和晚唐体是两个松散的诗人群体,其诗风并未主宰整个诗坛。

    西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宋初馆阁文臣的唱和风气到真宗朝而臻于极盛,《西昆酬唱集》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真宗景德二年(1005),翰林学士杨亿等奉命编纂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的大类书,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成书,诏题作《册府元龟》。当时参加编书的共18人,其中如钱惟演、刘筠等都是著名的诗人。这么多的馆阁文士集中在一起编书,自然不免要作诗唱酬。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将他们的唱酬之作编成一集。由于这三年的唱酬活动主要是在皇家图书馆--秘阁中进行的,所以杨亿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将这本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无标榜之意。《西昆酬唱集》共收录了17位诗人的247首诗,这些诗人是:杨亿、刘筠、钱惟演、刁衎、陈越、李维、李宗谔、刘A1、丁谓、任随、张咏、钱惟济、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李宗谔以下11人没有参加《册府元龟》的编纂,但也参加了唱酬活动,所以《西昆酬唱集》作者是一个关系相当密切的诗人群体。

    《西昆酬唱集》行世后,西昆体风行一时,成为当时诗坛上独领风骚的诗歌流派。欧阳修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六一诗话》)便是对当时盛况的追忆。

    西昆体诗人的人数虽然不少,但成就较高的只有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钱惟演(977-1034)三人。《西昆酬唱集》中,杨、刘、钱三人的诗分别为75首、73首和54首,共占全书篇数的五分之四。又全书共有70题次,其中由杨、刘、钱三人首唱的分别为41次、13次、和9次,共占全书题次总数的十分之九。由此可见,杨亿等三人不但是西昆体中作品最多的诗人,也是在当时的唱酬活动中领导风气的盟主。

    西昆诗人的作品并非仅仅有《西昆酬唱集》一书。例如杨亿,生平作诗甚多的留传至今的尚有《武夷新集》20卷。他为人忠鲠,其仕宦生涯也并不都在馆阁之中。他曾几次出任地方「官,对社会现实有所了解,所以他的诗中不乏内容充实之作,例如《狱多重囚》、《民牛多疫死》等描写民瘼;《书怀寄刘五》之直抒胸臆,都迥异于《西昆酬唱集》的主题。然而他们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是那些唱酬作品,而且正是《西昆酬唱集》使他们骤得“西昆体”的盛名,所以我们评述西昆体时仍以《西昆酬唱集》为基本材料。

    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他们写诗的目的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这种观点指导下写出的诗,其题材范围必然是比较狭隘的。全集70个诗题中,主要有三类题才:一是怀古咏史。当时他们正在编纂《历代君臣事迹》,汗牛充栋的史籍、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便成为诗材的渊薮,如《始皇》、《汉武》、《明皇》等皆属此类。二是咏物。咏物诗本是闭门觅句的诗人最喜爱的题材,即使缺乏诗情也能从周围事物中找到无穷的诗题,所以西昆集中此类题目甚多,如《鹤》、《梨》、《柳絮》、《萤》、《泪》等。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由于馆阁生活比较单调,所以此类诗题不外是《直夜》、《夜燕》、《别墅》等。此外西昆集中偶有闺情题材如《无题》、《阙题》等,但为数很少。后人或责备西昆体“淫靡”,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西昆体诗在内容上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例如刘筠的《汉武》:

    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咏汉武而不写其尊儒术、破匈奴等功业,反而集中咏其晚年好神仙、求长生的事迹,语带讥刺。这对宋真宗在咸平、景德年间崇信符瑞、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动显然有旁敲侧击的讽谕意味,故而体现了批判时政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它们与时代、社会没有密切的关系,也很少抒写诗人的真情实感,缺乏生活气息。

    西昆体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艺术特征。杨亿等人最推崇唐代诗人李商隐,兼重唐彦谦。西昆集中的诗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不但《无题》、《阙题》一类诗直接模拟李商隐诗,而且《汉武》、《明皇》等作也是脱胎于李的咏史诗。西昆集中诗体多为近体,七律即占有十分之六,也体现出步趋李商隐、唐彦谦诗体的倾向。

    西昆诗人学习李商隐的艺术有得有失,其得益之处为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例如杨亿的《南朝》:

    五鼓端门漏滴稀,夜签声断翠华飞。繁星晓埭闻鸡度,细雨春场射雉归。步试金莲波溅袜,歌翻玉树涕沾衣。龙盘王气终三百,犹得澄澜对敞扉。

    此诗将南朝的典故巧妙地组织在一起,工稳妥帖,锻炼无痕。中间二联对仗精工,辞采华美。全诗音节铿锵,用意深密,艺术上很接近李商隐的同类诗歌。西昆体虽然没有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艺术境界,但是相对于平直浅陋的五代诗风而言,这种整饰、典丽、深密的诗风毕竟意味着艺术上的进步。在宋初诗坛弥漫着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诗风的背景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这是“杨、刘风采,耸动天下”的主要原因。

    然而西昆体在艺术上也有严重的缺点。由于西昆体诗人专门模仿李商隐诗的艺术外貌,而缺乏李诗蕴涵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所以往往徒得其华丽的外表而缺乏内在的气韵,就像泥塑木雕的美人总是少有神采一样。至于模仿得不很成功的诗更是雕缋满眼而支离破碎。而且西昆体诗人专事模仿而缺乏创新精神,没有自成一家的气概,所以虽然风行一时而终难在文学史长河中得以自立。至真宗天禧年间,就有伶人扮演成李商隐而身穿破烂衣服,讽刺西昆诗人说:“吾为诸馆职挦扯至此!”(刘分攵《中山诗话》)可见这种专事模仿的诗风不久就被人看作是剽窃了。

    由于《西昆酬唱集》中有些诗篇含有讥刺时政的意向,特别是杨、刘等人写的一组《宣曲》诗被指责为影射真宗朝的掖庭之事,所以真宗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即下诏指责其“浮艳”诗风,时距《西昆酬唱集》的成书还不到一年。但是真宗下诏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振作诗风,而诏书对西昆体的指责也并未切中要害,所以西昆体并没有因此即告衰歇。

    西昆体衰歇的真正原因是其自身的两个致命弱点,一是诗歌题材范围狭窄,缺乏时代气息;二是诗歌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带有这些缺点的诗风虽然也能风行一时,但它所取得的成就肯定难以超越前人的藩篱,所以绝不能承担起在唐诗之外另辟艺术新境的历史任务。尽管西昆体的成就高于白体和晚唐体,但它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从白体、晚唐体到西昆体,宋代诗人先后在唐代诗歌中选择白居易、贾岛、和李商隐作为学习的典范。由于宋初诗人在艺术上还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还没有树立创建一代诗风与唐诗争雄的信心,所以他们未能取法乎上,以李白、杜甫为典范,而只能先以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学习对象。但是这种摸索过程事实上为后来的诗文革新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所以宋初诗歌仍是宋诗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