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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宋代文学 绪论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属于中古期第二段。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两种趋势也得到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弄、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个文学史的大视角来看,宋代文学与中晚唐文学属于同一发展阶段,它是中古文学第二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崇文抑武的国策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文以载道说的盛行印刷业和教育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诗文政治功能与议论成分的加强

    公元960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后,恭帝年幼,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此后20年间,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封他们为仅有虚衔的节度使,从而根除了将领拥兵自重乃自割据叛乱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即使像狄青那样战功卓著的名将也难以久在枢密。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理学在元明清时期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在宋代,除了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以外,理学并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理学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如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即自矜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道论学。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怀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并积极地著书以弘扬己说,摒斥异己。在北宋后期,即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二程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而旧学内部又有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与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之争,以及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翻开宋人的文集,几乎总能找到论学的文章,有时这种议论还旁溢到诗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到了唐代,韩愈在倡导古文时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表明了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然而“文以贯道”的思想,在晚唐五代依然应者寥寥,直到宋代才真正予以高度的重视。从宋初的柳开、穆修开始,宋人对文道关系反复地进行论述。他们的具体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例如柳开、石介等人的观点矫激偏颇,而欧阳修的观点则平正通达,但在总体倾向上,都对“文以贯道”的思想表示认同。理学家则表现出更浓厚理论的兴趣,周敦颐率先提出了“文所以载道”(《周子通书·文辞》)的新命题,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而“文”仅仅被视为一种负载工具。朱熹痛驳“文以贯道”之说,并对“文以载道”说作了更深入的理论阐述。“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例如苏轼的蜀学被程、朱视为异端,但苏轼的文道观实质上与“文以载道”相当接近,只是他所认可的“道”的内容比较宽泛而已。“文以载道”说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这种观点如果推向极端,即是“作文害道”,从根本上否定文学。虽然对于多数宋代文学家来说,在强调“道”的同时,并未放松对“文”的追求。但宋代诗文的说教意味显然比唐代浓厚,这不能不归咎于“文以载道”说的流行和影响。

    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印刷业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印刷业的繁盛却始于宋代。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到宋代才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其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这样,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言下不无自矜之意,因为那在唐代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然而到了宋代,读破万卷书的作家为数不少。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包括小学)和史学的著作,都堪称学者型的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

    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唐代杜甫、白居易的诗以摹写民生疾苦而闻名,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则以反映时事政治而著称。宋代的文学家继承了这种传统,描写民瘼或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虽然宋诗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的名篇,但此类主题在宋代诗坛的普遍程度却是超过唐代的。即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刻划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被看作专重艺术的词人周邦彦也作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其负面影响是严肃有馀、灵动不足,有时还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

    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另一个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表达政见也好,弘扬学术也好,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议论。而“文以载道”的价值观,也必然导致把议论视为写作的目的。宋人之喜爱议论堪称前无古人。以表达政见的奏议文为例,宋人的作品总数远远超过唐人,而且单篇奏议的篇幅也大大地扩展了。唐人奏议中以刘蕡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最称宏博,也只有五千馀字,而宋代洋洋万方言的奏议层出不穷。即使是那些传统上不宜说理的题材,宋人也照样能大发宏论。例如亭台记一类古文,唐人皆以写景、叙事为主,而苏轼的亭台记文却几乎篇篇都有议论。议论不但充溢于各体散文,而且也大量出现在诗歌之中。过多的议论会削弱诗歌的抒情功能,例如理学家的诗歌往往变成了押韵的语录;但适度的议论则为诗歌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和美学境界,像王安石的咏史诗和苏轼的哲理诗便得益于议论的成功。宋诗所以会形成与唐诗不同的重意倾向,议论成分的增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节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

    忧患意识对文学家的影响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爱国主题的弘扬

    儒家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应有社会忧患意识。《孟子·离娄下》曾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宋代的士大夫发扬了这种传统。首先,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正是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风范。其次,宋代的国势不如汉、唐那么强盛。北宋开国之初,北方被石晋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仍然归辽人统治,而南方曾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驩州一带已属于越李朝的版图。到南宋,更是偏安于淮河、秦岭以南的半壁江山。宋帝国的军力比较孱弱。宋代兵制把军队分成禁兵、厢兵等类,而具有实战能力的只有禁兵。朝廷为了防范叛乱,把禁兵的大部分驻紥在京城,而且常常调防,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样,宋军与外敌交战,总是败多胜少。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由于对内的冗官冗费和对外的巨额岁币,农民负担沉重,财政时有困难。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早在宋初,已出现了路振的《伐棘篇》、王禹偁的《对雪》那样忧念国计民生的诗作。宋代作家在表达个人抱负时,也相当拘谨、收敛。像李白、杜甫那样自诩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豪情壮志,在宋人诗文中是非常罕见的。王安石是宋代政治自信心最强烈的人,自述其志时也只是说“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口气远不如李、杜之狂傲。此外,宋代的思想控制比唐代严密得多,又不断发生激烈的党争,士大夫因作诗而得罪的情况屡有发生,他们作诗讽世或述怀时就顾虑较多。后人读宋人的诗文时,很容易感受到严谨、平实、细密、深沉等特征,却难以发现唐人那种天马行空、气冲斗牛的昂扬气概。宋代诗文的现实意义很强,但缺乏唐代诗文中的那种潇洒浪漫气息。这都与宋人深沉的忧患不无关系。

    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爱国主题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每逢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这类主题便会放射出异彩,从屈原到杜甫的文学史实已经昭示了这种规律。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汉、唐都亡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而北宋和南宋却亡于外族入侵。这样,宋代的作家就势必对爱国主题给予格外的重视。

    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宋王朝无力制止,就以每年供给巨额财物的条件求得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中经常出现的题材。从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苏舜钦的《庆州败》到王安石的《阴山画虎图》、黄庭坚的《送范德孺知庆州》,以爱国为主题的佳作层出不穷。即使在婉约风格尚占统治地位的词坛上,也出现了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神子·密州出猎》)和贺铸的“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六州歌头》那样的雄豪之音。

    从北宋末年开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继崛起,铁马胡笳不但骚扰边境,而且长驱南下,直至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国建立了非汉族统治的新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斗争中,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山河破碎的形势、和战之争的政局,是任何作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即使是以婉约为主要词风的姜夔、吴文英,也在词中诉说了对中原沦亡的哀愁。而崇尚隐逸的“四灵”和行谒谋生的江湖诗人,也写过不少忧国的篇章。这些作品虽然情调不免低沉,但同样属于爱国之作。当然,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陆游、辛弃疾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声。正是他们的作品,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以陆诗、辛词为代表的南宋文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心声,而且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尊严。从那以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会从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这是宋代文学最值得称扬的历史性贡献。

    第三节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新型的文人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的转变

    北宋建立以后,一反前代后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采取了保护、鼓励的措施。僧尼人数迅速增加,中断已久的译经重又开始,并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刻印佛经。在晚唐五代曾受到打击的各种佛教宗派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禅宗与净土宗在宋代非常流行。禅宗又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因此士大夫在接受禅学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由于宋代的儒、道、释三种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层面上有机地融合起来。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理学家虽然以纯儒自命,但他们的性命义理之学其实都以释、老为津梁。程颐就说其兄程颢的学术是“泛滥于诸家的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先生行状》)那些非理学家的文人更是对自己浸染释、老毫不讳言,比如王安石就曾与宋神宗当面讨论佛书。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挤的两极。前代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致上可分成仕、隐二途,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这两者是不可兼容的。宋人则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经科举考试而入仕是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之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即使功业彪炳者也不例外。因为宋人已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所以宋代的士大夫虽然比唐人承担了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也受到朝廷更严密的控制,但并不缺乏个性自由。他们可以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态度。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结盟结党的做法得到普遍的认同。宋人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或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应当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约。宋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事业顺利时并不“仰天大笑出门去”(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命运坎坷时也很少悲叹“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赠崔纯亮》)。王安石拜相之日即惦念着“霜筠雪竹钟山寺”(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相业正隆时又写诗追忆“江湖秋梦橹声中”(《壬子偶题》)。苏轼暮年贬往荒远的海南,也不戚戚于个人忧患,食芋饮水,吟诗作文,创造出了他文学业绩中最后的辉煌。正像范仲淹所说的,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

    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禅宗原是充分中国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越发将禅的意味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晚唐的临济宗认为:“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之事。”(《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功德。与此同时,宋代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宋儒弘扬了韩愈把儒家思想与日用人伦相结合的传统,更加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不必禁断酒肉,隐居也无需远离红尘。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超然台记》)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题意可诗后》)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

    审美情趣的转变,促成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都曾提出“以俗为雅”的命题。“以俗为雅”,才能具有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或者说完成“雅”对“俗”的超越。宋代诗人采取“以俗为雅”的态度,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也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只要把苏、黄的送别赠答诗与李、杜的同类作品相对照,或者把范成大、杨万里写农村生活和景物的诗与王、孟的田园诗相对照,就可清楚地看出宋诗对于唐诗的新变。而实现这种新变的关键正是宋人“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念。

    第四节城市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士大夫的优裕生活与词的兴盛社会的广泛需求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宋初百馀年间,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冶金、造船、纺织、印刷、制盐、医药等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繁盛,纸币的流通,商行组织的形成,城市、城镇乃至草市的兴盛,以及海外贸易的增加,都是明显的标志。

    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对汴京、临安城中商贾辐辏、百业兴盛以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有生动的记录。此外,宋王朝优待士大夫,官员的俸禄及贴补收入比较优厚,宫廷和官僚阶层的生活奢华,一般市民也崇尚奢靡的风气。

    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就是由于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入宋以后,新的社会环境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

    首先,宋王朝的财政措施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大量的财富被集中起来供皇室和官僚阶层享用。宋太祖曾鼓励石守信“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这种用物质享受笼络官员的做法在整个宋代都没有改变。官员们既有丰厚的俸禄,以满足奢华生活的需求,这种生活方式又可以避免朝廷的疑忌,于是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比如寇准生活豪侈,女伶唱歌,一曲赐绫一束。又如晏殊喜招宾客宴饮,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呈艺”。地位高的士大夫大多蓄家伎,像南宋张鎡,宴客时出以侑酒的歌者乐者竟多达百人。又如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因激赏其词而赠与歌女一名。地位低的官员也有官伎提供歌舞娱乐。欧阳修、张先、苏轼等词人为官伎作词的事,词话中屡有记载,不尽是出于虚构。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既然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的词会异常兴盛。

    其次,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也有利于词的兴盛。宋代文人大多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这种分工在北宋尤为明显。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艳词写得缠绵绮丽,与他的诗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认为是伪作。宋代的士大夫本有丰富的声色享受,又有趋于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自然能够领略男女之间的旖旎风情。词便是他们最合适的宣泄内心衷肠的渠道。诗词分工的观念对宋词的发展大有好处。由于词被看作是用于抒写个人情愫的文体,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因而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旖旎风情,词体也因此能够保持自身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

    此外,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由于都市的繁荣,“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如柳永常常出入于秦楼楚馆,“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北宋中后期的秦观、周邦彦,也都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社会对词作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和发展。

    当然,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尊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如苏轼的词作,自抒逸怀浩气;辛弃疾的篇章,倾吐英雄豪情,便不再与歌儿舞女有关。但就其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

    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文体的多样化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整合风格的变化古文的普及宋诗对唐诗的因革: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唐诗之外又一美学范式的创建宋词在词史上的巅峰地位辽金诗文的成就

    宋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后人有“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也都堪称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

    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的章法、句法等技巧和叙事、议论等功能方面,都为宋代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唐代古文本是作为骈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韩、柳对骈文颇为排斥,这使习惯于骈文的作家和读者都感到不满,所以古文并没有取代骈文的地位。而且韩愈的古文已有艰涩古奥的倾向,韩愈以后的古文作家因袭了这个缺点。到了晚唐、五代,骈文又重新占据了优势。宋代作家清醒地看到了唐代古文的得失,于是欧阳修等人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的文体,又反对追求古奥而造成的险怪艰涩,从而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欧、苏等人并不绝对摒弃骈文,他们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以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同时,他们又借鉴古文手法,对骈文进行改造,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这样,古文和骈文经过取长补短而各自获得了新的活力。此外,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

    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比如欧阳修的史论在议论中渗入强烈的感情色彩,苏轼的亭台记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天衣无缝。《秋声赋》、《赤壁赋》等散文名篇更堪称典范。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种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诗的意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美文。

    宋代散文的风格丰富多采,几位大家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就整体倾向而言,宋文的风格是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从而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就美学价值而言,宋文与唐文并无高下之分。宋文的风格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这种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得以确立,历元、明、清诸代而没有变化。明末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再答复彝仲论文书》)这是后人对宋代散文历史地位的公正评价。

    对于唐、宋两代的散文,后人没有太多的轩轾之见。可是唐诗和宋诗之忧劣,却引起了后代旷日持久的争论。宗唐还是宗宋,甚至成为后代诗坛宗派门户的标志。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宋诗与唐诗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从中唐开始,唐诗就有向日后的宋诗演变的趋势。而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杜甫、韩愈对宋诗的启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清人则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叶燮《原诗》卷一)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仰望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对唐诗的最初态度,是学习和模仿。从宋初到北宋中叶,人们先后选择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李白、杜甫作为典范,反映出对唐诗的崇拜心理。待到宋人树立起开创一代新诗风的信心之后,他们就试图摆脱唐诗的藩篱。然而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这样宋人就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他们所能做的,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世俗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的交情和自身的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然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之二)。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这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唐诗和宋诗,是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宋以后的诗歌,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大体上没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元、明、清的诗坛上有时宗唐,有时宗宋,或同时有人宗唐,有人宗宋。甚至在一个人的诗集中,也有或学唐体或效宋调的现象。唐宋诗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南宋严羽推崇唐诗,批评宋代的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实即总结了宋诗异于唐诗的一些特征。但这种归纳,主要着眼于艺术手法和功能,尚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到了近代,学者对唐宋诗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阐述。如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或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种着眼于美学风格的论述,揭示了唐唐宋诗内在本质的差异。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唐宋诗在美学风格上,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它们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词在晚唐五代尚被视为小道,到宋代才逐渐与五七言诗相提并论。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如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都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在词的过片、句读、字声等方面,宋词都建立了严格的规范。词与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宋词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五七言诗难以达到的,它为丰富古典诗歌的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次,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了领域。晚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创作出大量的抒情意味更浓的美丽动人的爱情词,弥补了古代诗歌爱情题材的不足。此外,经过苏、辛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咏物词、咏史词、田园词、爱情词、赠答词、送别词、谐谑词,应有尽有。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相竞。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后代词人很少能超出宋词的范围。

    在中国诗歌史上,唯一堪与唐诗媲美的是宋词。词在宋以后并未完全衰退,到了清代,还呈中兴之势,但清词的各种流派都与宋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清词的复兴,正体现了宋词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在两宋时期的北方中国,文学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是金朝统治中原地区的一百多年间,文学创作相当繁荣。辽、金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受到汉文化很深的影响,金人甚至以华夏文化的正宗后继者自居。辽、金与宋王朝之间的军事对峙,并未阻断南北文化的交流。南北之间使臣的往来,还常常促进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展。元好问等词人深受苏、辛词风的影响,就是明证。而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犷性格,为辽、金文学注入了较多的阳刚之气;戎马倥偬的时代背景,也使辽、金作家更多地注重沧桑兴亡之感的抒发。金代产生了杰出的诗人元好问,这位鲜卑族的后裔,以卓越的成就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的行列。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灿烂的古代文学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