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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第十章 晚唐诗歌
    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长庆以后,唐王朝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心态发生巨大变化。诗歌适应时代变迁,有了新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于是唐诗风貌再次出现明显转变,由中唐进入晚唐。

    第一节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

    社会衰败中士人怀古伤今情绪的反映杜牧的诗歌创作许浑等人的创作

    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唐帝国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指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制,战乱屡起,赋税沉重,民间空竭。这一切,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使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由于朝廷控制的州县减少,官位紧缺,朝中清要职位又为朋党及有权势者所据,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身机会很少;由于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寒微,拙于钻营的有才之士,在考场上长期受困,甚至终生不第。少数士人即使幸而中举入仕,也很难像中唐的韩愈、白居易等人那样,凭他们的文才进入政治机构上层。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人尽管仍然眷念朝廷,关心时政,怀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终。国事无望,抱负落空,身世沉沦,使晚唐诗人情怀压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触绪即来。这种种抑郁悲凉,在晚唐诗歌的多种题材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体现得既早又突出的是怀古咏史之作。

    晚唐怀古咏史诗的数量大增,情调也与往时不同。初盛唐在怀古中常带有前瞻的意味,中唐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晚唐诗人则是用一切皆无法长驻的眼光,看待世事的盛衰推移,普遍表现出伤悼的情调。这种悼古伤今,从刘禹锡在长庆末期和宝历年间写的《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台城怀古》等篇开始,形成一股势头,随后,有杜牧、许浑、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的大量创作。

    杜牧(803~852),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两人的成就都不限于怀古咏史一种题材,而有多方面的建树。杜牧才气纵横,抱负远大,继承了祖父杜佑以《通典》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在诗歌创作上,他自称“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结合他的诗歌创作看,追求的是一种情致高远,笔力劲拔的诗风。他不满当时诗坛的绮靡倾向,但他自己亦多绮情柔思,故而其诗能在俊爽峭健之中,时带风华流美之致。他很强调创作的内容,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在其今存的500馀首诗中,有不少写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题材。《感怀诗一首》针对藩镇割据而发;《郡斋独酌》有感国家的内忧外患,抒发了自己报国的愿望;《河湟》诗对河西、陇右之地被吐蕃侵占久久不能恢复表示愤慨;《早雁》诗写因遭受回鹘侵扰而流亡的民生哀怨: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运用比兴手法,把逃避回鹘侵扰的边民比作哀鸿。在抒发对人民同情的同时,隐含对朝廷未能御侮安民的不满。

    杜牧不仅怀古咏史诗数量多,而且有不少从总体看不属于怀古咏史的作品,也在即景抒情中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他的怀古咏史诗,多数是抒写对于历史上繁荣昌盛局面消逝的伤悼情绪。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过勤政楼》)

    前一首感叹盛大煊赫的西汉王朝,只剩下荒陵残冢。后一首写唐玄宗时代作为盛世标志的勤政楼,被遗亡冷落,独任苔藓滋蔓。两首诗虽然一慨叹汉代,一咏年朝,但抒发的都是对于现实衰颓已经无可挽回的感触。杜牧的这种感触又经常还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伤悼六朝繁华消逝,同时又以“今古同”三字把今天也带入历史长河。“人歌人哭”,一代代人都消没在永恒的时间里,连范蠡的清尘也寂寞难寻了。留下的只有天淡云闲,草色连空。这正是对于唐衰推移,一切都无法长存的认同和感慨。此诗禾意超脱,一方面在广阔远大的时空背景上展开诗境,一方面又以丽景写哀思,很能体现杜牧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的特色。

    杜牧的怀古咏史诗也有不少是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这类诗虽主要意思不在怀古,但由于是由古代历史或遗迹触发的感慨,一般仍带有伤悼往事的情绪。

    杜牧五、七方古今体诗都有佳作,七律、七绝更为擅长。尤其是七绝,向来受到推崇。名篇除前面已引的《赤壁》等诗外,《山行》、《秋夕》、《泊秦淮》、《赠别》、《寄扬州韩绰判官》等,也都脍炙人口。在写法上,有的描绘景物,鲜明如画;有的表达深曲,情思蕴藉;有的发议论而伴以情韵。他和李商隐同为晚唐七绝成就最高的诗人。李深婉而杜俊爽。

    许浑(791?~?),今存诗四百馀首,以五律、七律为主,无一古体。许浑诗在词语、对仗、格律上都极为圆稳工整,形成“整密”(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的风格。他与杜牧有诗唱和,并受到杜牧推重。但其诗多表现闲适退隐的思想,内容比较贫乏,不少作品意境上给人雷同之感,缺少新鲜警策。他的怀古咏史诗在集中所占比重虽然不大,却是较为出色的部分。其《咸阳城东楼》云: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官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清水流。

    咸阳为秦汉京城。“鸟下”二句意谓秦苑、汉宫繁华岁月均已过去,惟有飞鸟鸣蝉点缀在秋风夕阳、绿芜黄叶之间。末句渭水东流,一去不返,既暗喻秦、汉已成陈迹,又有自古及今的意味。这首诗本来就是在广远的时空背景上展开的,结尾更推进为对人世盛衰和历史进程的纵览,因而吊古就含有明显的伤今意味和对于历史的空漠感。他的另一首名作《金陵怀古》,结联“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涵盖范围更广,集中地抒发了对繁华昌盛终将消尽的无可奈何心情。

    比杜牧、许浑年辈略晚的刘沧,也是一位怀古情感极易被触发的诗人,但诗境更为萧瑟。《秋日过昭陵》结联云:“那堪独立斜阳里,碧落秋光烟树残。”在他之前,唐人把唐太宗的陵墓写得这样凄凉的不多。胡震亨云:“刘沧诗长于怀古,悲而不壮,语带秋意,衰世之音也欤?”(《唐音癸签》卷八)晚唐小家的怀古咏史诗,除意在讽刺者外,凡慨叹昔盛今衰的,多半是这种情调。

    第二节苦吟诗人

    贾岛、姚合等苦吟诗人徘徊吟哦的心境与殚精竭虑的态度与方法

    在晚唐社会与文学的大背景下,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以苦吟的态度作着“清新奇僻”的诗,代表人物是贾岛(779~843)和姚合(775?~855?)。贾、姚二人诗名起于元和后期,但贾卒于会昌,姚卒于大中年间,已入晚唐。其诗代表晚唐一种最普遍的创作风尚,追随者很多,所以将两家归入晚唐诗人中较为合理。

    贾岛、姚合及其追随者,诗歌内容都比较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贾岛所写,有科考碰壁的失意和怨愤,有贫穷窘困生活的哀叹,有对于清寂之境和佛禅境界的感受,以及与僧人、隐士的交往,大多不出个人生活范围。姚合诗的题材与贾岛接近,而对琐细的日常生活情景写得更多,在风格上,贾岛因有过禅房生活体验,又曾受韩愈、孟郊的影响,诗中冷僻的成分多一些,而姚合仕途较为顺利,诗风相对显得清稳闲适。同是写小县府署的庭院,贾岛诗:“言心俱好静,廨署落晖空。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题长江厅》)姚合诗:“鼓绝门方掩,萧条作吏心。露垂庭际草,萤照竹间禽。”(《县中秋宿》)贾诗以空庭落晖的无我之境显得超妙,姚诗境界幽静。相比之下,可见贾诗比姚诗幽冷奇峭。

    贾岛、姚合等人在创作态度上的共同表现是苦吟。传说贾岛在长安街上酝酿吟诵“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时,唐突了京兆尹刘栖楚;斟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时,冲犯了京兆尹韩愈。具体情节虽不一定可靠,但贾岛等人确实苦吟成癖。晚唐时期,有大批长期困于考场的士子,也有许多人虽然入仕,却处于低下闲冷的地位。他们有点像大历时代的文人,需要通过作诗获取精神上的补偿。求科名者,则更需要把五律当日常功课训练。这样,这些在社会上被冷落的文人,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作诗上。对自己的贫穷、窘困和闲散,多方面地加以审视、发掘、体验,“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胡仔《苕溪渔隐全话》前集),抒写他们的无奈。于是,通过对情与景深刻的挖掘与琢磨,做到工整中见清新奇僻,就成了一种新的风尚,有别于韩、孟的奇险和元、白的流易。

    晚唐苦吟诗人对社会生活关心不够,阅历范围狭窄,入诗的事料相对贫乏。他们的诗思往往不是自然涌现,而是一开始就着意为之。“莫笑老人多独出,晴山荒景觅诗题”(姚合《寄周十七起居》),“物外搜罗归大雅,毫端剪削有馀功”(方干《赠李郢端公》),表现出为作诗而刻意搜寻。他们撇开以情感充沛、气势贯注为特点的歌行之类体裁,把力量倾注在近体(尤其是五律)上。近体可以在音律、对偶、字句上见功夫,可以澄心静气地推敲锤炼。由于苦吟,晚唐人确实创造了不少佳句。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通过动静相衬,使境界更见幽迥。《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上句写人在潭边散步,与水底的身影相映衬;下句写走走停停,一再憩息于树边。境界之清幽寂寞,人之孤独,身体之疲倦衰弱,以及对景物环境之欣赏流连,等等,均可想见。虽是“两句三年得”,尚不负苦吟之功。姚合的诗,比贾岛稍嫌贫弱,但亦能于朴中见巧。如“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一),用简练朴实的语言,写出山县荒凉之景。在生活素材的提炼和景物组合上,既巧为用心,又能出之以平淡自然。除贾、姚外,其它苦吟诗人也有一些佳句。如:“树摇幽鸟梦,萤入定僧衣”(刘得仁《秋夜宿僧院》)、“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无可《秋寄贾岛》)、“空将未归意,说向欲行人”(周贺《长安送人》)、“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这些诗句,虽然着意写成,却颇为工整、精警。不用典故,不镶嵌奇字,以看似平常的语言,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贾、姚一派的缺点是诗境狭窄,有句无篇。生活阅历有限,诗料不离琴、棋、僧、鹤、茶、酒、竹、石等物。内容不足而一叶苦吟,不免琢伤元气,减损诗美,露出小家习气。“姚、贾缚律,俱窘篇幅”(刘克庄《程垣诗序》),之所以受缚于格律,局促不伸,关键还是由于缺乏博大深广的情怀。晚唐诗人常常刻苦造就一些工整的句子,但由于才力不足,通篇看去,仍显馁弱。方回云:“晚唐诗多先锻炼颈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以。”(《瀛奎律髓》卷十三)先有句,后有篇,难免前后不够匀称,缺少完整的意境。

    贾、姚一派诗人的心态,与封建王朝末世一些政治上无出足的士人比较吻合。这些士人将生活情趣转移到吟咏日常感受以及与亲友唱和上,因而贾岛、姚合等人便很容易成为追摹的对象。不仅五代时仍有不少诗人效法贾、姚,南宋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亦以宗法晚唐成为一时风尚。

    第三节爱情题材与艳丽诗风

    士人的闺阁情怀与诗歌的爱情题材、艳丽诗风温庭筠、韩偓等诗人

    晚唐时期,闺阁情怀在文士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称“温李”的温庭筠与李商隐,以爱情题材的诗歌和艳丽诗风,在诗苑中开辟出新的境界。晚于他们的韩偓、吴融、唐彦谦等,则是其诗风的继承者。

    晚唐士人寄情闺阁,既是由于在科举和仕途上缺少出路,转而从男女性爱方面寻找补偿和慰藉,亦由于晚唐时代礼教松驰,享乐淫逸之风盛行,狎妓冶游,成为时尚。士人们神驰于绮楼锦槛、红烛芳筵。陶醉于仙姿妙舞,软语轻歌。诗歌不仅多写妇女、爱情、闺楼绣户,而且以男女之情为中心,跟其它题材内容融合。如不少咏物诗,所咏的花、柳、蜂、蝶等,实际上是女子的化身。一些叙事诗,像杜牧的《杜秋娘诗》、韦庄的《秦妇吟》,均借表现女主人公的命运遭遇,引起读者关注,进而在叙述中,融入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内容。某些情况比较复杂的题材,在表现主题上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此时也更倾向于表现情爱。如关于唐玄宗、杨贵妃的题材,写起来往往容易涉及政治,但晚唐人却偏重于写情爱。张祜(792?~854?)诗集中取材与杨贵妃有关的绝句达13首之多,没有一首往政治方面去写。这些,都表现了晚唐诗歌在题材内容上的取向。

    由于题材本身具有绮艳性质,加以奢靡之风对于美学趣味的影响,晚唐情爱诗,在色彩、辞藻等方面,具有艳丽的特征。尤其是温庭筠的许多诗,艳丽中还带有较浓厚的世俗乃至市井色彩,鲜明地表现出晚唐的时尚。

    温庭筠(812?~866),作风浪漫。史称其“士行尘杂”,“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新唐书》本传),可算是士人中典型的浪子,这对他的诗词创作都有很深的影响。温庭筠现存诗约三百三十首,其中占六分之一的乐府诗,华美秾丽,多写闺阁、宴游题材,如《春愁曲》:

    红丝穿露珠帘冷,百尺哑哑下纤绠。远翠愁山入卧屏,两重云母空烘影。凉簪坠发春眠重,玉兔煴香柳如梦。锦迭空床委坠红,飔飔扫尾双金凤。蜂喧蝶驻俱悠扬,柳拂赤阑纤草长。觉后梨花委平绿,春风和雨吹池塘。

    头两句写破晓时的外景,三句至八句写美人空床独眠,九、十两句借旖旎的春光反衬美人孤独寂寞,末二句以风雨送春之景,写春光虚度、美人迟暮之感。从内容上看,属于一般闺怨诗,但侧重视觉彩绘,侧重腻香脂粉的温馨描写,华美绰约,既染有齐梁诗风,又在细密、隐约和遣辞造境上具有某些词的特征。

    温诗不只限于写情爱。他的近体诗情爱题材所占比重较小,往往格韵清拔,不同他乐府诗的艳丽。其中不乏抒情寄愤、感慨深切之作。如《过陈琳墓》、《经五丈原》、《苏武庙》等篇,历来传诵。“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抒写与陈琳异代同心之感,颇有英雄失路之慨。能够见出温庭筠在放荡一面之外,还有执着的颇想有所作为的一面。他的诗还有些以山水、行旅为题材,写得清丽工细。如《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颔联全用代表典型景物的名词组合,“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且突出了“早行”的特点,“见道路辛苦,羁旅愁思”(欧阳修《六一诗话》),颇得欧阳修的称赏。

    韩偓(842~914?),以写绮艳的香奁诗著名,但实际上他的感时述怀之作,在唐末诗坛上颇具光彩。韩偓存诗总共约三百三十馀篇。任翰林学士期间和贬离朝廷之后,有不少诗篇涉及时事。如《故都》、《感事三十四韵》等诗,写朱温强迫昭宗迁都洛阳和废哀帝自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堪称反映一代兴亡的诗史。“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故都》)、“郁郁空狂叫,微微几病癫”(《感事三十四韵》),哀感沉痛,在当时诗人中是很突出的。韩偓有《香奁集》,收诗百篇,多数是早年的作品。严羽谓其“皆裾裙脂粉之语”(《沧浪诗话·诗体》)。其中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像《席上有赠》、《咏手》、《咏浴》之类,淫狎轻靡,跟齐梁宫体一脉相承。二是与时事有关,多少带一些寄托的,为数较少。三是写男女之情而能保持一定品位的。如“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绕廊》)、“若是有情怎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哭花》),可谓丽不伤雅,情浓意挚。韩偓还善于借助环境,以含蓄之笔写闺阁情绪。如《已凉》:

    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通过阑干、绣帘、屏风、图画、垫席、锦褥,烘托闺房密室的气氛,再点出已凉未寒的天气,不言情而情自然蕴含其中。

    与韩偓同年中进士,又一起任过翰林学士的吴融(?~903),诗歌内容和风格也有些接近韩偓。《情》诗云:“依依脉脉两如何?细似轻丝渺似波。月不长圆花易落,一生惆怅为伊多。”思路颇细,兼有情致。唐彦谦(?~893?),少师温庭筠为诗,但从他用七绝写的《无题十首》和多数律诗看,亦同时追摹李商隐。“下疾不成双点泪,断多难到九回肠”(《离鸾》),风格和写法即介乎温、李之间。他以用典精巧和含蓄蕴藉受到宋代杨亿、黄庭坚,乃至明代杨慎的肯定,但比起李商隐要浅弱得多。像《穆天子传》:“王母清歌玉琯悲,瑶台应有再来期。穆王不得重相见,恐为无端哭盛姬。”显然是受了李商隐《瑶池》的影响,而在诗味隽永方面远远不如。大体说来,写男女情爱一类题材,到韩偓、吴融、唐彦谦等人,已逊于前一阶段的李商隐、温庭筠,而他们之后的五代时期,士大夫的闺阁情怀,主要借词表现,同类题材的五、七言诗,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明显地走向衰落了。

    第四节隐士情怀与淡泊诗风

    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等诗人的避世心态与淡泊情思、淡泊境界

    自咸通后期开始,唐王朝进入动乱阶段。文人在仕途上不仅较前更难有所作为,且常有性命之虞。“从此当歌惟痛饮,不须经世为闲人”(司空图《有感二首》其二)。环境险恶,一些人把功名看得淡了。平安闲放,终老烟霞,成为生活上的追求目标。精神上则尽量做到不受外界干扰,一切淡然处之,努力保持内心的闲适、恬静。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等人的诗歌,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避世心态与淡泊情思。

    陆龟蒙(?~882)、皮日休(834?~883?)二人并称“皮陆”。陆龟蒙通《春秋》等儒家经典,自称有“致君术”、“活国方”(《村夜二篇》),但又认为“命既时相背,才非世所容”(《自和次前韵》),还是选择了退隐的道路。《新唐书·隐逸传》说陆龟蒙:“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他的《江湖散人歌传》自云:“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可见他以散淡自处,努力放神于自然,无拘束地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他存诗600首,大部分是闲散隐逸之作。皮日休本来推崇儒学,很有用世之心,在诗歌理论方面,曾有过类似白居易的讽喻美刺之说。其《正乐府十篇》,针对现实,有美有刺。名篇《橡媪叹》,写老农妇一年收成被贪官污吏剥削殆尽,只得拾橡粟充饥,可以令人联想起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作品。但这类题材在其现存四百多首诗中不到十分之一。似乎也像白居易在欲行“兼济之志”时写乐府诗,过后则大写闲适诗一样,皮日休咸通十八年入苏州幕府,结识隐居其地的陆龟蒙,诗歌创作就起了变化。两诗酒唱和,歌咏风物,写了六百多首诗,编为《松陵唱和集》。在唐末诗坛,别成江湖隐逸一派。

    皮、陆二人抒写的是中唐以后文人那种较为近俗的闲情逸兴,带有潇洒游戏的成分。与前代诗人相比,缺少陶渊明那种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也缺少王维的禅悟和对自然美的深刻感受。与晚唐诗人相比,皮、陆和贾岛、姚合的追随者相对接近一些。但前者诗中体现的是“物外一以散”(陆龟蒙《江湖散人歌》)的情怀,诗境闲适;后者带着穷愁失意的情绪,多写荒僻幽冷之境,实有区别。至于艺术,姚、贾一流努力把五律做得工整规范,皮、陆则炫耀其翻新的本领,更是大异其趣。

    皮陆唱和,在淡于世事的同时,特别关注个人生活,多摄取日常和身边的器具、景物、人事为诗料。《渔具诗》、《樵人十咏》、《酒中十咏》、《添酒中六咏》、《茶具十咏》,等等。连篇累牍地唱和,无非是酒、茶、渔钓、赏花、玩石等琐物、碎事和各种闲趣,两人又逞强争胜,夸巧斗靡。一题之下,成诗数十首,都是类似的情味,不免既繁杂而又单调,甚至给人空虚无聊之感。倒是一些似乎不大经意的小诗,写得较有情味。如《春夕酒醒》的唱和诗,皮日休原唱写酒醉醒来后见到烧残的红烛,犹如一枝珊瑚,从气氛到境象都很不错,而陆龟蒙的和诗又别开生面:

    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不写红烛等物,不为原唱所拘,径自用闲放自然的笔调,写诗人放达潇洒的情怀和风度。“无事傍江湖”的处境中,推出一副“满身花影倩人扶”的悠然醉态,把诗人那种带世俗色彩的“江湖散人”形象表现得很逼真。既有韵致,又具皮、陆一派写日常闲适生活的特有情调。

    司空图(837~908),所处的时代稍后于皮、陆,屡经动乱艰危,其避世思想的产生,跟战乱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家山牢落战尘西,匹马偷归路已迷”(《丁未岁归王官谷》)、“乱来已失耕桑计,病后休论济活心”(《丁巳重阳》)。战乱中遁归乡里,虽意识到了士大夫济世活国的责任问题,但仍要隐居,其避乱自全的思想是很清楚的。为了在退隐中获得心境的平静,司空图还进一步泯灭心中的是非和不平:“有是有非还有虑,无心无迹亦无清。不平便激风波险,莫向安时稔祸胎。”(《狂题十八首》其十六)像这样自劝自诫,在诗中一再出现。他不可能像皮、陆那样津津有味地夸述渔樵隐逸之趣。蒿目时艰,苟全一身,其避世情怀内含浓重的悲凉,诗境一般比较凄冷。如《重阳阻雨》:“重阳阻雨独衔怀,移得山家菊未开。犹胜登高闲望断,孤烟残照马嘶回。”不愿去高处看乱离衰败景象。由节候的凄冷,进而推向内心的凄冷,形成冷寂淡漠的诗境。司空图是晚唐诗论家,强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而从他的创作看,所追求的韵致,也往往是淡冷清雅的。其所举以自矜的诗句,如“草嫩侵沙短,冰轻着雨消”(《早春》)、“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残句)、“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残句)、“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归王官谷次年作》),等等,所具有的韵致,都偏于清幽,可见司空图的淡泊诗境总是带有一丝孤冷,绝无皮、陆那样潇洒。

    第五节乱离之感与时世讽谕

    郑谷韦庄罗隐

    唐末诗人,置身昏暗动乱时代,对社会灾难、民生疾苦,均有所关注。聂夷中的《咏田家》、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等篇,反映民瘼与世乱,尤其深刻沉痛。但其时从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看,这方面的内容仍未能居于主要地位。著名诗人中,只有生活到五代初的郑谷、韦庄、罗隐等,历经易代之际的种种劫难,才对时代的丧乱有较多的反映。

    郑谷(851?~910?),早年遭逢战乱,曾奔走亡巴蜀,淹留巫峡,流寓荆楚吴越。“十年五年歧路中,千里万里西复东”(《倦客》)。入仕以后,在唐王朝行将灭亡前的强藩互斗中,又多次“奔走惊魂”。郑谷现存诗三百馀首,有近百首写其奔亡流徙,涉及时局。如“荆州未解围,小县结茅茨”、“传闻殊不定,銮辂几时还”(《峡中寓止二首》),涉及光启年间秦宗权军队长期围困荆州、僖宗因受强藩威胁出逃等事。“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漂泊》),把家口飘零与两川战乱联系起来描写,揭示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访姨兄渭口别墅》),令人想见战乱后新冢累累,陵谷变迁的惨痛景象。郑谷除奔逃、访旧之类作品一再反映时乱之外,其送别怀友诗也多涉及乱离。《久不得张乔消息》云:“天末去程孤,沿淮复向吴。乱离何处甚,安稳到家无?树尽云垂野,樯稀月满湖。伤心绕村落,应少旧耕夫。”牵挂友人和感念时局的心情交融在一起,清婉浅世,很能代表郑谷的诗风。同时因乱离怀友,诗中又有一种悲凉的气韵。

    韦庄(836?~910),广明元年在长安应举,值黄巢军攻占京城。其后写了长诗《秦妇吟》,借一曾委身黄巢部下的妇人之口,述乱离之景。虽对农民起义军有所诋毁,但像“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一系列叙述和描写,还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韦庄的抒情诗,伤时之作亦占有很大比重。对时代丧乱和社会问题的表现,较郑谷具体。如《汴堤行》:“俗上隋堤举步迟,隔云烽燧叫非时。才闻破虏将休马,又道征辽再出师。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尸。绿杨千里无飞鸟,日落空投旧店基。”虽似略带一点怀古的意味,实则描写了烽火连天,一片伤亡残破的现实图景。又如《闻再幸梁洋》:“才喜中原息战鼙,又闻天子幸巴西。”写战鼓刚刚住声,皇帝又因爆发新战争而再次出逃。针对这种无休无止的战乱,韦庄在《悯耕者》中说得更痛切:“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韦庄前逢黄巢农民大起义,后遇军阀大混战,不见清平之世,唯见骸骨蔽地。诗通过悯被征者,抒发对整个时代的痛心。庄弟韦蕴谓其:“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浣花集序》)由于有这种身世和抑郁怀抱,韦庄诗能在通俗平易中见感慨深沉,非当时一般平浅成篇之作可比。

    与郑谷、韦庄对时局侧重于伤感不同,罗隐(833~909),在晚唐社会中一再碰壁,怀才不遇,不免偏于激愤,其诗多通俗快露、讽喻时世之作。从讽慨中也反映了社会的昏暗与动乱。《黄河》:“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借讽黄河,以见时世混浊,太平无望。因为多讽刺而少温厚,罗诗略嫌粗疏。其绝句在韵度上又稍逊律诗,但讽刺更为尖锐。如《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借为杨妃洗刷,冷嘲热讽,同时反映了唐僖宗在黄巢起义军的打击下,逃亡蜀地的历史事件。

    唐末的伤时讽世之作成就不算突出,与极其动乱的社会情况相对照,其时诗歌对现实的反映是不够的。诗人们怀着避世心理,追求淡漠情怀与淡漠境界,固然是要避开现实,不愿看到苦难,就连郑谷、韦庄、罗隐等的伤时讽世,一般也是从自己的命运遭遇出发,把现实社会的动乱作为背景表现,而非正面直接地反映惨淡的社会人生。诗人们在动乱中惶惶不安,四处漂泊,自顾不暇。即使得到暂时的安定,也是或潜身穷乡僻壤,或依托仅据有一隅之地的地方霸主。他们难以再有那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难以再有那种博大之气和饱满的热情。诗境一般比较浅狭,而且笼罩着末世的凄凉黯淡情绪,表现出痛苦绝望的心理。郑谷的《慈恩寺偶题》,被金圣叹称为“唐人气尽之作”。韦庄的《咸通》,于乱中回首乱前,极写咸通时代官僚贵族的奢侈淫乐。末联云:“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心情无比沉痛,在乐尽哀来的慨叹中,有一种认同天意或劫数难违的末世心理。罗隐的《中秋夜不见月》云:“阴云薄暮上空虚,此夕清光已破除。只恐异时开霁后,玉轮依旧养蟾蜍。”也是借讽慨月中有蟾蜍阴影,永远不得有真正的光明皎洁,表示他对清平世界不抱幻想。与其《黄河》诗之不望有河清之日一样,都基于对时代由失望痛苦到近于绝望的心理。哀莫大于心死,诗人在对时代失去最后一点信心与希望的时候,诗境便再也难有大的开拓,唐诗也就自然降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