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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七章 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
    中国幅员辽阔,本来就易于出现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政权的分立,民族因素的介入,更进一步导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自东晋以后,南北政权持续对峙。表现在文学上,一方面是南方清绮的文风极盛,并对滞后的北方文学产生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北方文学质朴的气质在南北接触的过程中,也显示了某种优势。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却结出“穷南北之胜”(倪璠《注释庾集题辞》)的文学硕果。他的文学成就,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

    第一节北朝文化与文学

    北魏孝文帝与北朝文坛的复苏仿古与趋新:西魏、北周文坛概况

    自西晋灭亡,晋室南渡,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北方文学在十六国与北魏前期极度衰微,《魏书·文苑传序》概括为:“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北朝文学的复苏与兴盛,与少数民族政权接受汉族文化的进程是同步的。北方各地接受南方文学影响的先后与程度则有所不同。

    北朝文坛的复兴,实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后。在此之前,“稍僭华风”的太武帝时代,崔浩、高允等人的创作,使荒芜的文坛显现转机,他们堪称北朝文学的先驱。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后,厉行汉化,使中原文化得以沿续。《隋书·文学传序》指出:“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洛阳文学的繁盛,与孝文帝等最高统治者笃好斯文、提倡文教有关。《魏书·文苑传序》指出:“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这里对孝文帝虽不无溢美,却透露了当时文风崇尚汉魏的基本倾向。无论是常景寄寓心志的《赞四君诗》四首,还是阳固的《刺谗诗》、《疾幸诗》,或是卢元明意主刺世的《剧鼠赋》等,都表现出立意讽喻、情词典正的特点。

    在“文雅大盛”的风气下,开始出现值得称道的文学名家或名著。北魏出类拔萃的文人是温子昇,曾被梁武帝誉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魏书》本传)。他的文章传世较多,擅长于碑版之文,行文多用排比对偶,雕饰而不浮艳,近于东汉文章的风格。他也善于写诗,在艺术上最为成熟的是《捣衣诗》: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满城的月光与远近递响的杵声,交织成极有情感容量的图景,李白“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子夜吴歌》)的妙句,或许是化用其意而来。全诗情景交融,声调协畅,难怪沈德潜评之为“直是唐人”(《古诗源》卷十四)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不久,东魏为北齐所替代,西魏为北周所替代,双方在文化的发展上形成一定的差异。以邺都为中心的东魏与北齐政权,占据的是北魏时代文化最为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文荟萃,因而文学领先于位居关陇的西魏与北周。其标志是聚集了一批文人才士,北齐后主高纬立文林馆为一时盛事。活跃于北齐文坛的文士中,有一部分来自南方,其中以颜之推、萧悫最著名。颜之推因西魏攻陷江陵而被掳至关中,后历砥柱之险东奔北齐,其直接动机是寄希望于北齐处理南北关系的政策而能返梁,而从他一生对待北齐的态度中又可看出他对北齐这个高层次文化区域的依恋。他的文学观见于其《颜氏家训·文章篇》,在南北审美旨趣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持折衷的态度。萧悫的代表作是《秋思》:

    清波收潦日,华林鸣籁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燕帏缃绮被,赵带流黄裾。相思阻音息,结梦感离居。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北方本土文士的脱颖而出。由魏入齐的邢邵,与温子昇同为文士之冠,世称“温邢”;子昇卒后,又与魏收并称“邢魏”。由于南方文学对北方影响力的扩大,北地才士开始自觉仿效南朝名家。据《颜氏家训·文章篇》记载,“邢(邵)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收)爱幕任昉而毁沈约”,邢、魏两人之间发生的任沈优劣之争,使得“邺下纷纭,各有朋党”。《北齐书·魏收传》亦载魏邢二人互讥事:“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由此可见他们学习南朝文学的情况。邢邵《萧仁祖集序》中指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承认文学的进化,肯定地域的差异。如此正面声称趋新立异,反映出他的特识。因为求新,所以对南朝风尚仿效心切;因为求异,所以仿效时有选择性。邢邵代表了北齐文人于模仿之中求新变的共同趋向。他的《思公子》言短情长,风格近于齐梁: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而他的《冬日伤志篇》则刚健朴茂,有魏晋的风调:

    昔时惰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花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馀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

    抚今追昔,寄概遥深。南朝人曾称他为“北间第一才士”(《北史》本传),这与他的作品内涵较深、表现力较丰富有关。魏收颇有文才,工于诗赋。他曾说:“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其赋作已佚,而存世的诗篇多仿效南朝风格,如《挟琴歌》: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箸下成行。

    作者对闺怨这一南朝流行的题材,写得旖旎轻婉,富于修饰性,显示出诗歌语言的造诣。但作者对这位春闺思妇的刻划,仍有平面化与一般化之感,未能达到齐梁诗人同类题材的上乘水准。

    西魏建都长安,占据关陇地区。这个政权所凭藉的人才与地利,远在东魏之下。为了与东魏、梁朝抗衡,西魏政权的实际操纵者宇文泰在推行政治、经济等改革的同时,也注意文风的改革。据《周书·苏绰传》载:“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苏绰撰写的《大诰》,文体完全模仿《尚书》。这种文体的推行,是宇文氏政权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产物。关中是周朝的发源地,宇文泰托古改制时,利用这层地缘关系,采用周官古制,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反映在文学观上,就是提倡去华存朴,师法上古。《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指出:苏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这与宇文泰的政治构想中“摈落魏晋,宪章古昔”(《周公·文帝纪论》)的主张是一致的。此后,隋代李谔上疏请求端正文体,唐代陈子昂乃至韩、柳的复古主张,都可以从苏绰那里追溯发端。

    《大诰》的颁行,是有关西魏文坛风尚的一件大事。其实际效果,史书所记不同,或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或曰“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北史·文苑传》),反映出西魏文坛受政治、地域及时风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统治者的提倡与关陇地区质朴的民风相结合,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大诰》一味模仿《尚书》的文体,有违文学语言的发展规律,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西魏攻陷江陵,庾信滞留北方,王褒等一批江左文士被迁入关,成为北周文坛的主力,齐梁文风也随之北传。

    北周接受南朝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在皇族之内。宇文泰长子宇文毓(明帝,557~560在位)、第四子宇文邕(武帝,560~578在位)都雅好文学,庾信、王褒等人深受礼遇。据《周书·王褒传》载,明帝之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而《周书·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559)后的诏书,已不依《大诰》之体。明帝本人的《过旧宫诗》,有“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等对偶工丽之句,可见文风已有明显改变。自明帝立麟趾殿,组织学者校编经史群书,庾信、王褒、宗懔、萧捴、萧大圜、颜之仪等南人都参与其事,发挥所长;武帝作《象经》,命王褒为之作注,“引据该洽,甚见称赏”(《周书·王褒传》),可见南朝文士博涉群书的学养在关中也起了作用。影响所及,宇文泰第七子赵王招“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宇文泰幼子滕王逌“少好经史,解属文”(《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这表明北周本土文学开始接上魏晋以来在江左发展的轨迹。由于庾信和王褒文才卓越,两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北迁的文士。

    王褒入北以后,以撰写应用性的骈文而著名,尤其是武帝“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周书》本传),而倾吐个人心情的篇翰则不如庾信丰富。不过,王褒也写下颇具抒情性的诗文,如《渡河北》: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诗境阔大,情调沉郁。再如《赠周处士》中“巢禽疑上幕,惊羽畏虚弹,飞蓬去不已,客思渐无端”;《与周弘让书》中“嗣宗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等句,向南方故人倾诉羁旅异乡的忧惧和南归无望的感伤,笔力厚重,情辞相称。

    第二节南北文风的交融

    政治对峙与文化多元南北文风交融的途径

    就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言,是南方优越,北方滞后。这与文学人才的分布有关。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大规模流徙,其中流向南方的最多,流向东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这是构成南北各方文化实力悬殊的基本因素。当时有识之士对各地优异人才的出现,深为敏感,例如苏绰的从兄苏亮“初举秀才,至洛阳,遇河内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谓人曰:‘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者,将此人乎!’”(《周书·苏亮传》)可以感到区域之间抗衡意识的浓厚。而在南北各政权之间,随着对峙形势的进一步形成,文化方面的竞争更加明显。奠定北齐政权的高欢曾对“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感到忧虑(《北齐书·杜弼传》),而忧虑也是一种重视。可见南北文化彼此都构成一定的激励与影响。

    尽管北方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断绝汉文化的传统,甚至以得汉文化正统自居,但适应各自政权的需要,对汉文化的选择利用不尽相同,这就导致各个政权在文化上的差异。北魏迁都洛阳后的礼乐政刑措施,采自汉魏以及西晋制度甚多;在审美心理与文章气格上,也崇尚汉魏或西晋,《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表述为“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而奠定北周统治地位的宇文泰,“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周书·苏绰传论》),他所树为榜样而加以发扬光大的,是周朝的礼治。

    政权的对峙并未造成文化的隔绝,这一时期南北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仍然是广泛而深刻的。《北史·文苑传》概括地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这是南北文风差异的基本情况。不过,在南北之间,通过使臣往来等途径,导致人才交流与书籍交流,并逐渐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

    南北使臣的外交活动,在融通南北文学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宋、齐与北魏时期,南方使臣入北后较易受到北人的称美,北方使臣南来时羡慕南方文化;而在梁、陈与东魏、北齐时期,南北使臣彼此各有争锋,北人的才学渐与南人抗衡。《北史·李谐传》记载梁武帝萧衍会见东魏使臣李谐等人后,对手下臣僚感叹道:“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已经变轻视为重视。《北史·薛道衡传》载:“陈使傅縡聘(北)齐,以(薛)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可见外交场合也有诗文酬酢。除了这种直接的诗歌赠和,使臣往往还带回对方名家的作品,如北方温子昇的作品被南方使者张皋抄回南方,梁武帝看后大为赞赏(《魏书·温子昇传》)。陶渊明集有北齐阳休之本,这也是南朝文学传入北朝并受到重视的一个有力证明。

    从中国历史上看,列国使臣的职能,主要表现为才辩与文学修养。相对来说,在风云变幻、利害冲突之际,使臣的辩才显得更重要。而在谋求交好、互观风俗之时,使臣的文学修养能带来特殊效果。在南北朝后期,作为一种风气,具备文雅之才已成为南北使臣人选的必要素养。《北史·李谐传》记载东魏与萧梁之间“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双方才俊之士的直接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学上的相互学习与竞争。

    因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事而羁留使者,掳掠人材,或由于受到政治倾轧而逃奔敌国,这种楚材晋用方式,在客观上也造成南北之间的交流。前后入北的南人,较有诗才的有奔至后秦的韩延之,至北魏的王肃、萧琮,至东魏的萧祗,至北齐的荀仲举等。徐陵出使东魏,因侯景之乱而羁留邺城达七年之久,从裴让之《公馆宴酬南使徐陵诗》可知他与当地人有诗酒应酬。西魏与北周所占据的关陇一带,本来在学术和文艺方面较为落后,但正如《周书·艺术传》所说:“及克定鄢郢,俊异毕集。”南方的许多才士以及著作流入关中,加速了南朝文学的北传。江陵陷落后归于西魏朝廷之书,其中就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周书·萧大圜传》),这些集部新书的传入,对于关中文坛应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在南北接触中作用更大的,还是迁入北方的文士。宇文氏政权注意任用南人,不惜强留。庾信、王褒被强留北方,终身未归,这是分裂时代才有的特殊人生。不过,如此刻骨铭心的苦楚遭遇,竟嫁接出兼具南北之长的文学硕果,似乎是历史给予的一种补偿。

    第三节庾信文章老更成

    前期诗艺的养成乡关之思的内容与表现承前启后的地位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的一生,以42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期。他的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他的《哀江南赋》中描述为“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庾信在文坛上脱颖而出,始于萧纲立为太子时的东宫抄撰学士任。《周书·庾信传》载:

    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

    所谓“徐庾体”,是指徐、庾父子置身东宫时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文,就其文学渊源而言,是沿着永明体讲究声律、词藻的方向,进一步“转拘声韵,弥尚丽靡”(《梁书·庾肩吾传》)。

    庾信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他在梁时的作品,特别是19至36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题材基本上不出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的范围。如《和咏舞》、《奉和初秋》、《鸳鸯赋》等题,属于萧纲率领周围文人同题共作的篇章。这种富于游艺气氛的创作活动,要求作者适应宫廷的趣味,在应酬捷对中显露个人的学养与文才。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加上“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周书》本传),使他很快获得与徐陵齐名的称誉。

    但是,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不易表达个人的信念或情操。例如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图》一诗,与萧纲《望同泰寺浮图》相唱和,诗中所表白的对佛教的倾心,其实是着眼于皇太子的心情,不应据此而得出庾信信佛的简单判断。这一情形,也适用于同时的其他东宫文学侍从。

    由于萧纲等人力主新变,影响所及,促使当时的创作争奇斗巧,打破陈规,开启了唐诗、律赋发展的道路。庾信前期的创作,在这方面颇有贡献,如《乌夜啼》: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落泪,到头啼乌恒夜啼。

    这首诗七言八句,声调铿锵,已基本符合律诗的平仄。再如《燕歌行》拓展了七言古诗的体制,不但篇幅变长以便铺叙,而且配合感情的起伏,变逐句押韵为数句一转韵。他早期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值得珍视,明代杨慎指出:“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升庵诗话》卷三)清代刘熙载也指出:“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艺概·诗概》)

    庾信在梁朝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经营,还包括美感内容上的体认。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篇》)庾信前期已具有“流连哀思”的审美趣味,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庾信后期的生活经历,使这种美学追求得到充分实现的土壤,从而达到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境界。

    沉醉于50年太平景象的梁朝政权,因侯景之乱而濒于破碎。梁元帝试图在江陵复振,却很快毁于西魏。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长安,因江陵陷落而不得南归,历仕西魏及北周,先后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据《周书》本传记载,他“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他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充满深切的情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评论其“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种特色。

    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庾信遭适亡国之变,内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代人伤往》其二),这种沧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如同“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拟连珠》其十九)。因此,他在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归咎于当权者内部的倾轧与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风景:“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望渭水》)忽见槟榔,也会勾起思乡的惆怅:“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忽见槟榔》)接到南方故人的来信,更禁不住悲慨万端: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为浑成的高超艺术。

    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虽然他北迁以后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宇文逌《庾子山集序》),但内心深处感到无异于“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拟咏怀》其三),责备自己的羁留为“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他的羁旅之恨与忧生之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以“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拟咏怀》其一)的意象致概于个人生存的软弱。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璠作注解时借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注释庾集题辞》)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从多种角度抒发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怀》组诗的抒情传统,尤称杰作。如其七: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

    这里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隐恨与南归的渴望,真挚感人。又如其十八: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

    作者的忧思,不只是仕途不达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为国建勋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馀地。此诗中“残月”四句写景,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诗人独有的心境,可见诗人精切浑成的笔力。

    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饰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