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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二章 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文采富艳。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第一节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政治旋涡中诗人们的浮沉逞才成为创作的目标繁缛:太康诗风的特征

    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天下重归于一统。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晋书·武帝纪》),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三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士人们重新燃起从政热情,愿为新朝效力,陆机、陆云自吴入洛,就是一个例证。原曹魏政权中的文人,转投司马氏政权者,为数更多。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尽力拉拢文人。但由于西晋王室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文人们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张华因为支持武帝伐吴得到封赏,确立了他此后在朝中的重要地位。陆机兄弟太康间入洛阳,经张华延誉,得到任用。后来,张华被武帝岳父权臣杨骏所忌,不得参与朝政。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构陷愍怀太子,尤为人诟病。此后,政治矛盾日趋白热化,战争一触即发。对于这种情形,诗人们虽有所认识,却未能急流勇退。张华晚年,其子劝其退位,不从,说要“静以待之,以候天命”(《晋书·张华传》)。潘岳得势时,其母劝他要“知足”,“而岳终不能改”(《晋书·潘岳传》)。顾荣、戴若思看到天下将乱,劝陆机还吴,陆机不从(《晋书·陆机传》)。这种处世态度,导致了诗人们在“八王之乱”中多被杀戮的悲剧命运。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诛贾谧,拉拢张华参与其事,张华拒绝,被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等人亦于同年为赵王伦所害。太安二年(303)司马颖等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率20万大军为前锋,兵败受谗,被司马颖杀害。“八王之乱”本无是非可言,陆、潘等诗人为之丧命,是混乱年代造成的悲剧,也是他们热衷功名的成果。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他们的文才,也的确十分突出。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当时的风气。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寺》八章、《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等,均为四言体的名篇,这些诗学习《诗经》,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大多数曲调都有陆机的拟作。其中陆机的其他乐府诗也往往成为后来拟作同题乐府诗的样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的倾向,其总体水平不及原作。然而陆机有时能够拟得维妙维肖,有些地方还另有特色,已属难能可贵,所以钟嵘《诗品序》将陆机拟古也列为“五言之警策”。

    在诗歌技巧方面,陆机、潘岳诸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缛。正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其实,陆机在《文赋》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这几句话正好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风。“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说文》曰:“缛,繁彩也。”《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说:夏侯湛“时标丽藻”,“缛彩雕焕”;“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岳实含章,藻思抑扬”;“尼标雅性,夙闻词令”;“载、协飞芳,棣华增映”。指出潘、陆、夏侯湛、张载、张协等人诗歌繁缛的特征。

    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

    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试举《古诗·西北有高楼》与陆拟作比较如下:

    △古诗·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馀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拟西北有高楼陆机

    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绮窗出尘冥,飞陛蹑云端。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伫立望日昃,踯躅再三叹。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这两首诗内容相同,每两句所描绘的具体情景相似,结构也一致。可是风格有朴素与华丽之别。陆机、潘岳其他的诗作,以及张华的《情诗》、《轻薄篇》、《美女篇》等,与此类似。

    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

    试以《猛虎行》为例,《猛虎行》古辞为:“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魏文帝、明帝的拟作也很简单(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一),陆机的拟作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复取胜: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这首诗写自己在外行役的经历,虽然壮志难酬,仍不改“耿介”之怀。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致而生动,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

    又如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诗》三首,其一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诗中叙亡妻葬后,自己准备赴任时的所见所感,笔触细腻,低徊哀婉。其二、其三虽然描写的具体情景有所变化,但总的意思与第一首相近,显得重复。所以,清人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三、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

    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两首诗写自己被召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诗作。另如陆机的《招隐》诗、《悲哉行》及一些拟古诗也多偶句。潘岳的《金谷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以及张协的《杂诗》等,也大量运用偶句。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是必然的趋势。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第二节左思与刘琨

    咏史诗的渊源与特征寒士的不平与抗争典以怨的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再现刘琨的诗

    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都,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曹魏时,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

    左思的咏史诗,既受前人的影响,又有一定创新。明代胡应麟说:“太冲《咏史》,景纯《游仙》,皆晋人杰作。《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社,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千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外编卷二)对咏史诗的流变及左思《咏史诗》的价值,概括得相当准确。清人何焯则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从咏史诗的发展先后顺序来看,以“隐括本传”者为正体,以“自抒胸臆”者为“变体”,并不为错,然而左思之“变体”,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正体。

    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西晋时,士族把持朝政,庶族寒士很难进入政权中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左思出身寒微,虽然为文“辞藻壮丽”,却无进身之阶。大约在左思20岁时,其妹左棻因才名被晋武帝纳为美人,左思全家迁往洛阳,不久,他被任命为秘书郎。但毕竟出身寒门,终不被重用。在门阀制度的重压下,他壮志难酬,写了《咏史》八首以抒怀。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如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世胄占据高位,寒士屈沉下僚,这是门阀制度造成的,并且由来已久。第七首慨叹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位贤才的厄运。这些人都有大才,又都出身寒微,作者写他们未遇时,有穷困致死、身填沟壑之忧;感叹:“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是对古代门阀制度的控诉。

    《咏史》其四前半极写王侯贵族的豪奢生活,后半写辞赋家扬雄生前之寂寞及死后的不朽声誉,以反衬贵族之速朽。其六云: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举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诗中赞扬了荆轲、高渐离等卑贱者慷慨高歌、睥睨四海的精神,表达了对豪门权贵的蔑视。作于平吴之前的第一首云:“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自信可为国立功,但其终极目标却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三首借着赞扬段干木和鲁仲连,肯定寒士能为国排忧解难,又不图封赏,歌颂他们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态度。最能表现左思气概的是第五首: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这首诗先写宫延和王侯第宅之豪华,接下来用“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将前面的渲染一笔抹倒,对功名富贵表示了极度的鄙弃。他说自己只愿作一位像许由那样的高士。此诗末尾“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二句,是这组诗中的最强音。

    钟嵘《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曰“得讽谕之致”。钟嵘《诗品》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干”,公干即建安诗人刘桢。在论及陶渊明时则说“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钟嵘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这是很有道理的。

    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所以前人评云:“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刘琨早年生活豪纵,且慕老、庄,后来参加卫国斗争,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闻鸡起舞的故事,最能见其性格。《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并州刺史,募兵千馀人,历尽艰辛才到达任所晋阳,诗写途中经历和激愤、忧虑之情: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复陈,重陈令心伤。

    刘琨被段匹磾拘时写了《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刘琨的绝命诗。《晋书·刘琨传》说二诗“托意非常,摅畅出愤”,后一首感慨尤深。

    刘琨的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亦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第三节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溯源乖远玄宗与坎壈咏怀文采富艳寄手高远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若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乃其惑也,后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诗虽工,何取哉?”朱乾认为前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后一类起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原诗已佚,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五游诗》、《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等,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继承后一类的有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都以求仙为主旨。

    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钟嵘《诗品》说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但是,由于当时玄言诗盛行,其《游仙诗》又多写隐逸生活,所以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系起来,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郭璞的为人和创作实际。玄言以老庄为思想基础,老庄主张无为、逍遥。老庄的隐逸,是一种自我保全、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郭璞不然,《晋书·郭璞传》说他“好经术”,其立身行事始终接近儒家。《晋书》所载他的一些奏疏,持论皆以儒家经典为本。他身处西晋末年的战乱,虽屈沉下僚,却始终留意仕进。他因“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晋书·郭璞传》)。所以他的《游仙诗》写隐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咱特殊方式。

    《游仙诗》的第一、二首,集中写其隐逸之情,如其一: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时则保龙见,退以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此诗写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隐逸,山林之乐胜于求仙。隐居高蹈,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退回尘世,则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能显示其“坎壈”之怀的是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如第三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正如陈祚明所说:郭璞“《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二)。

    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诗道不振,孙楚、潘尼、曹摅、枣腆诸人之诗,玄理渐多,平淡寡味,故钟嵘说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而郭璞《游仙诗》则以文采富丽见称于时。王隐《晋书》说郭璞“文藻粲丽”(《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曰:“景纯艳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钟嵘《诗品》评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无枯燥的说理,而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这在当时是高出侪辈、独领风骚的,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钟嵘评为“中兴第一”。

    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的确,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节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兰亭集序》与兰亭诗兰亭诗的文题及审美价值文人雅集诗酒唱和及其对后代的影响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东晋·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至。会嵇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王羲之与朋友们倘佯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聚会,便是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的兰亭之会。聚会的起因源于“修禊”这一习俗。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洗濯,祓除不祥。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祓除不祥的意义反而退居其次,兰亭之会就是如此。此次聚会名流荟萃,规模宏大,与会者多达四十馀人。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山水,饮酒赋诗。为了增加趣味,采取流觞赋诗的方法,流觞所至,即席赋诗。作诗的规矩当是每人作四、五言诗各一首。此次聚会,王羲之、谢安、孙绰等11人成四、五言诗各一首;郗昙等15人各成诗一首;谢瑰、卞迪等16人诗不成,罚酒三巨觥。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

    兰亭之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其文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此序的前半记述这次盛会概况,写山水之美,饮酒吟咏之乐,后半由眼前之乐想到人生短促,以感慨作结,令人遐思无限。

    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写游赏的乐趣,包括山水之美、饮酒之乐、临流赋诗之雅兴,其中心内容是在美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得到的审美愉悦。如王羲之:“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馀馨。”孙统:“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还有一些诗是写在山水陶冶中忘记忧愁。如王玄之:“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徽之:“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蕴之:“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这一部分内容,大致相当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前半部分的意思。在山水游览中体认玄理的作品,如王羲之:“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是从山水游赏中体悟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谢安:“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则是抒发万物浑一、不辨彭殇的玄理。

    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第五节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东晋文人的心态玄释合流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东晋王朝。此时北方五胡交战,兵连祸结,并时时觊觎江南。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数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复,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被过江诸人带至东晋,并且风气日炽。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准。东晋历史上两位最重要的宰辅王导和谢安,皆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晋书·庾亮传》);“为政务在清静”(《晋书·王导传》)。谢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谢安传》)。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言诗的兴盛,便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对此,《续晋阳秋》、《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皆有一致的看法。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游行大有关系,故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玄释合流,在当时相当普遍,如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小品》,竺法深、孙绰等皆共听。又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孙绰曾作《道贤论》,以“竹林七贤”配七位名僧。孙绰那篇自诩为“掷地作金石声”的《游天台山赋》,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如“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亦玄亦佛,老释参用。

    玄释合流,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之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士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中,没有采取老庄以至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当时方内名士与方外高僧无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东晋玄言诗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东晋玄言诗的特点,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从现存玄言诗来看的确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诗人虽多与名僧交往,但玄释合流,主要体现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现存的玄言诗中,没有多少佛学的痕迹,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试以孙绰《秋日诗》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霜。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抚菌”句用《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语义,写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义,写自己的节操志向。“垂纶”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末二句用《庄子·秋水》的典故,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

    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第一、二首直叙老庄哲理,语言枯燥,内容玄虚;后三首有游仙诗的意味,形象与玄理也未能统一。第四首中所说“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正是东晋士人“心隐”生活的绝妙写照。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文友,开始以佛理入诗,如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各有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其馀如张翼有《赠沙门竺法頵》三首、《答庾僧渊诗》,王齐之有《念佛三昧诗》四首,或咏佛理,或写佛境,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诸人的说理诗,宋明理学家之诗,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诗在东晋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毕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玄言诗为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