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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 论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第一节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纂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ぶ《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8首,鲍照入选18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第二节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乱世与乱世文学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药与酒:生死主题、求仙主题、隐逸主题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第三节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士族与庶族的对立寒士的不平文学家庭宗教与伦理

    早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专攻一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察举、征辟中得到优先,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特殊地位的阶层。士族的势力在曹操掌权时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晋重新兴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士族子弟经过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传的贵胄;而寒门庶族几乎失去了入仕的机会。进入东晋,士族门阀的势力更加强盛,特别是一些高级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形成“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局面。这种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在东晋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到了南朝,士族势力衰微,遂又回到皇权政治。

    门阀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怀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就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其实寒士的不平早在战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了,《楚辞》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算是他们最早的呼喊。《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则反映了寒士希望改变其地位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为强烈,在诗中的呼喊之声也就更为高亢。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形象地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情况。其六写出自己这一介寒士的高傲:“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其五最后两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则充分表现了寒士的气概。鲍照也将寒士的不平倾泻到诗中,如“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三张(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子潘尼);傅玄及其子傅咸;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及其族弟谢惠连、其同族的谢朓;萧衍,其子萧纲、萧绎。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与门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的权力一起世代相传。文学家族在魏晋两代尤盛,南朝以后逐渐减少,这与南朝门阀势力的逐渐衰微的趋势是一致的。

    重视门第的风气在文学作品中还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在魏晋南北朝的诗中,有一些追述或炫耀自己宗族门第的作品,在那些表现伦理关系或规诫子弟的诗中也往往带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内容,以及绍续家风、重振家业的愿望和使命感,而且多用典雅的四言形式写成。例如: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曹植《责躬》,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左思《悼离赠妹诗》,潘尼《献长安君安仁诗》、《赠司空掾安仁诗》,谢混《戒族子诗》,陶渊明《命子诗》、《赠长沙公诗》等。有趣的是进入南朝以后,随着士族的没落,这类诗几乎不见了,谢灵运的《述祖德》五言诗二首算是例外。

    第四节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自然与真言意与形神魏晋风流:颖悟旷达真率之美从玄言到理趣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极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意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须忘言。言不尽意论对创作论有所启发,得意忘言论对鉴赏论有所启发。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是: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陆机在《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后,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锺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诗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学的启发而得到的。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

    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流是在乱世的环境中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维系汉王朝统治的经学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而失去了昔日的控制力,在崇尚风流的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的执和障。而魏晋风流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点则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或者说是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风流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从表面看来,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要求,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正是文学成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辩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因为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最重要的东西。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是酝酿于一次山水游赏的雅集,证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趋势。不过在这些诗里山水的描写并不多,理之趣也并不浓。此后陶渊明和他的邻里们的斜川之游,陶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而在陶渊明的其他许多诗中,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已成为他的艺术特色。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新的生命。

    诗歌虽不宜成为玄理的枯燥注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构成点睛之笔,这理趣被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史地位。

    第五节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大量翻译文人与佛教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想象世界的丰富故事性的加强四声的发现词汇的扩大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67),史传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成绩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第六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趋势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从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至于蜀国和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局面。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习惯于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灭亡以后,在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这五个朝代,在北方经历了十六国和北朝许多的变动,最后由北周平北齐,隋又取代北周并平定了南方的陈而统一全国。这中间经历了从公元317年到589年,共272年的分裂。东晋南北朝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朝代不断更迭的大背景下发展的。其中有的朝代比较长,如东晋(317~420)历时103年;有的朝代很短,如齐代(479~502)只有23年。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寺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的清新气息,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齐梁两代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一是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永明体”从而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和梁代萧纲为中心。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容易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艺术技巧。梁陈两代,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到“四杰”和陈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这在南北朝民歌中表现得很清楚。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北朝的诗歌模仿南朝的痕迹相当明显。梁代末年,庾信的北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流,而他也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北朝散文不乏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魏末年与北齐时期文学的成就,已引起南朝文人的注意。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学也有影响,特别是在音乐和佛学这两方面尤为明显。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文化的交流继续扩大深入,到了盛唐终于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高峰。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看来: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并因骈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绝句便繁荣起来;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以393年的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