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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秦汉文学 第二章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汉代立国之后,社会由战乱转为安定,农业获得稳定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再度繁荣。

    汉代君臣多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诸文学时,便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文坛独具风貌的赋。中国文学发展中一段辉煌的历史便由此展开了。

    第一节从贾谊赋到枚乘《七发》

    汉初文坛与贾谊梁园文学群体枚乘独步《七发》的继承与创新

    汉王朝立国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刘邦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诗》、《书》。陆贾首先指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出色的政论文启发并引导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同时,陆贾也运用赋抒发情志,为汉代文学创作揭开了序幕。

    汉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备陆贾那种精神、气质,他们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他们的修养、素质对汉初文学风貌的形成影响至深。同陆贾最为接近的作家当属贾谊,他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

    贾谊以其雄辩的、气势充溢的政论文卓立天坛,同时也以情理深致的赋作独步一时。文帝四年(前176),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现实: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乎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作者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作品中写道,“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作者看来,节操高尚,才能超凡,而不为社会所容,这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样强烈的倾诉中,又何尝没有作者的自我伤悼!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

    贾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服鸟赋》。作者谪居长沙,有服入其宅。谊以为不祥,作《服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作品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贾谊赋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多有借鉴。《吊屈原赋》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多用排比句,后一部分多用反问和感叹,上承《九章》而来。《服鸟赋》主客问答的形式,在《离骚》中已经采用。

    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的是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出现。

    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汉初的刘氏宗亲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刘氏子孙以文学见于历史记载者有多人。

    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孝王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最亲;在反对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于是,孝王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士。一时俊逸之士如枚乘(?-前140)、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军”;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他诸人也各有所长。梁园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赏音乐,便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尝饮食,则选最鲜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肴;驰逐争胜,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兴,则登台纵目,置酒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

    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纵火逐兽,兵车雷运;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

    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铺张性的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鲜明的比照。对此,无论读者还是作品中假设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以警世人。同时,与其所讲述的田猎、观涛两方面生活的描写构成跌宕之势,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太子的态度、作者所强调的程度,都有不同。

    《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正如《文选》李善注所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文选》卷三十四)这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

    吴客在陈述贵族子弟腐化享乐生活的害处时,有如下一段精彩的概括:

    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命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吕氏春秋·本生》篇也有极为相似的话语: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把上述两段文字加以比较,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七发》中吴客用以劝谏楚太子的养生理论,和《吕氏春秋·本生》的论述一脉相承,《七发》借鉴了《吕氏春秋》。其实,《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论多是养生全性之事,从那里可以找到《七发》的理论渊源。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

    《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暴发场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

    第二节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家

    武帝朝文坛盛况东方朔和枚皋卓立一世的司马相如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它掀开了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

    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时代,而且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东方朔(前154-?)是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在武帝征天下贤良文学时,他上书自荐,夸大其词地自我炫耀。武帝甚欣赏,令待诏公车,累迁至太中大夫。其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然多以诙谐话语论事,指意放荡,故终不见重用。遂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他另有《非有先生论》,也是发愤述志的作品。

    枚皋(前156-?)是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武帝拜为郎。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然而才思敏捷,从侍左右,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皇子生、从行至甘泉宫、封泰山等大事,以至于猎射、驭狗马、蹴鞠等,无不入于作品中。皋应诏而赋成,故所作赋数量过于他人,史称其作品可读者百二十篇,此外尚有数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然其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故后世罕有流传。在枚皋、东方朔等文学侍从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汉代文坛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梁园文学的准备和哺育,武帝时代各方面条件的沾溉,造就了一代文人,更造就了一个辉耀当世、影响未来的作家,这就是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他雄踞于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他初入仕途时,以赀为郎,在景帝周围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狩猎。这远不符合相如的志向,意颇不自得。

    梁孝王来朝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发展。梁王入朝时,随从游说的文人学子甚众,枚乘等著名赋家亦在其间。相如见后非常羡慕,遂以有病为由,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这里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迅速成长,数年后,相如作《子虚赋》,显示出超群的才华。

    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相如懂音乐,善鼓琴,以此与临邛富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度过一段闲散生活。

    武帝继位后,大征天下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偶读《子虚赋》,称赏之,曰:“联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侧,遂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虚赋》乃叙诸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二赋假设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苑囿之大和田猎之盛。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

    后数岁,唐蒙行取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严法苛责。巴蜀民惊恐万分。武帝遣相如责唐蒙等,且撰《喻巴蜀檄》以安抚巴蜀百姓。不久,又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通西南少数民族诸部。西南诸部皆向中央王朝称臣。其后,有人上书言相如出使西南时受贿,因此失官。岁余后,复召为郎。相如常从武帝至长杨宫射猎,此时武帝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谏止。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相如作《哀二世赋》,以抒发对秦迅速败亡的感慨。作者指出,“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哀悼之间,蕴藉深远。相如后又拜为孝文园令。武帝好神仙,相如以为传闻列仙居山泽间,形容甚癯,不符合帝王好仙之意,遂撰成《大人赋》。作者本意要对武帝崇尚神仙之事予以针砭,所以在作品中写出仙人“轻举而远游”的经历,而更属意于“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将长生与孤独连在一起,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否定态度。赋奏,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其实,这不过是对《大人赋》中部分内容的误解而已。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称赞的成功之作。作品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幸临。她独自徘徊,对爱的企盼与失落充满心中。她登上兰台遥望其行踪,唯见浮云四塞,天日窈冥。雷声震响,她以为是君主的车辇,却只见风卷帷幄。作品将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在赋中已是别创。作品后部尤为感人:

    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徒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々若有亡。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确信君主不会幸临之后,更加感到孤独。她援雅琴以寄愁思,闻之者亦悲伤流泪;睡梦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来后尤为悲凉。

    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匠心独具,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此外,相如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交游,同寻常汲汲于功名利禄者迥别。相如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帝元狩五年(前118),终以消渴疾辞世。相如居茂陵,亦时时著书,辄为人索去。病逝后,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

    司马相如生活在汉代初期走向鼎盛之时,这个时期的思想、世风也在转变之中。前代的诸侯王尚在,可是权势已经削弱。以前依附于诸侯王的士人,也无所用其才智,但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仍然兼具纵横家的精神、气质。东方朔的高自称许,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司马相如身上的策士遗风更为明显,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君主的随时进谏,他事景帝时意不自得便免官他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精神。他又不同于东方朔、枚皋。他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极端铺张的文学创作中,也多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即要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自己作品或言论的社会效果。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受到君主的信任,朝廷委以重任。而东方朔、枚皋,虽然自视甚高,天子却只俳倡畜之,没有让他们承担过严肃的使命。

    第三节《子虚赋》和《上林赋》

    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奢华生活的生动描绘讽喻的宗旨恢宏壮丽之美汪洋恣肆与法度的和谐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辰君命,于是,他以维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从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的道德、声誉上。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所支配。因此他说,“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一语起势,将全篇的意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子虚自炫物资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为浅陋;乌有先生重精神、尚道义,从较高的基点上对它进行了否定。然而,乌有先生谈话的思想基点,乃是诸侯国中较有识见的贤臣思想,它与大一统的盛世强国的精神,尚有明显的高下之别。他明确地指出:

    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针对他们二人共同的失误给予总体批评,然后笔锋一转,以上林的巨丽之美否定了齐、楚的辽远盛大,使诸侯国相形见绌。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乐酣之时,茫然而思,似若有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尽管如此,这位英主认为自己是以勤于政事的闲暇率众出猎,奢侈而不废政务。他担心后嗣陷于“靡丽”歧途,“往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他不想对后世产生误导,遂发布了一个同以往设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弄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

    这个命令否定上林的巨丽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尚德崇义,按照儒家理想和经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于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又成为对上林巨丽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

    《子虚赋》、《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特别是对天子畋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超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同时,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较好地融为一体。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不是像枚乘那样多用长句,而是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

    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第四节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

    宣、成之世仿汉武故事赋的题材的扩大王褒《洞箫赋》扬雄四赋

    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赋体文学创作有所低落,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至宣帝、成帝时,文坛重又焕发异彩。宣帝刘询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文坛士气为之一振。成帝刘骜精于《诗》、《书》,观古文,又有感于书策的散亡,遂广求天下遗书,诏刘向等典校经籍,这为汉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个时期,待诏金马门的文学之士很多,前代文学家特别是司马相如的成就,对西汉中后期文坛具有垂范作用和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文学之士呼朋引类,竞相造作,推动了赋体文学的持续兴盛和发展。前此作家所热衷的苑囿、狩猎题材,仍为作家们所重视,并且不断探求新意,创作出新的作品;其他如祭祀、品物类题材的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一时期,作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侍从。他们或为学者,或具较高的学识,好深湛之思,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尚未同赋的讽喻、夸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前期以枚皋为代表的对兴趣的追求,不以讽喻为意的创作倾向也在发展,并产生了一些较具艺术成就的作品。这个时期,较为成熟的作家,较成功的作品,比司马相如的时代为多。其中,以赋名世并成为上述两类倾向的代表而影响后代文坛的当推王褒(约前88-约前55)、扬雄(前53-后18)。

    王褒生逢宣帝倡导文学之时。益州刺史王襄请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诸诗,选好事者演唱。褒又为诸诗作传,以释其意。经王襄推荐,宣帝乃征褒。既至,诏褒作《圣主得贤臣颂》。王褒在作品中引述大量历史事实,抒发了君臣遇合的理想:“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间也略寓讽喻之意。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每从帝畋猎,所幸宫馆,辄令褒等创作诗赋,然后品评其高下,分别予以赏赐。

    在这期间,上层社会发生了一场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很多大臣不赞同朝廷奖掖赋的创作,他们从文化的功利作用角度看问题,认为赋属于“淫靡不急”之事。然而,以宣帝为代表的统治者却不这样看。宣帝认为,“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在这场辩论中,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的肯定。这对汉代文学乃至后世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潮支持下,西汉中后期一些以“辩丽可喜”为特征的赋,也取得较大的成绩。

    在这场论辩之际,正值太子身体欠安,善忘不乐,神情恍惚。宣帝令王褒等赴太子宫,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作诗赋。太子尤喜王褒所作《洞箫赋》、《甘泉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

    《洞箫赋》是西汉文坛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的原因。作品从洞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长环境写起,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山川对竹的孕育,天精地气的滋养;竹的周围,孤雌寡鹤,秋蜩玄猿,嘻如悲吟,它们的感情熔铸了竹的特殊气质,构成了洞箫先天的感情基因。另一方面则是洞箫演奏者的音乐天分。演奏洞箫的是盲乐师,他们因才能、感情无从发舒,便专注于这一乐器,专注于音乐。这也构成了洞箫音乐艺术臻于极境的重要条件。作品的主干部分是对洞箫演奏时艺术效果的描绘: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悁;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

    节奏的变化各尽其妙,感人至深,移人情性,能使品行节操较低下者归诸廉洁方正、仁恩重厚。在作者笔下,洞箫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是任何著名乐师演奏其他乐器都无法达到的。这篇赋既表现出作者对洞箫艺术有较深的感受,同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它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并以穷变于声貌的成就影响了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发展。

    扬雄是学者而兼赋家的代表,也是继王褒之后在西汉后期文坛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

    扬雄的性格决定了他对文学的认识。他的创作道路,经历了不同于常人的发展过程。他早年喜好辞赋,敬佩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每作赋,常以相如为楷模。晚年则对赋,对司马相如乃于文学取否定的态度。他的变化,特别是他后期的文学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扬雄40岁以前居蜀。当时,他对赋很感兴趣,并投入极大的热情进行创作。他伤悼屈原的文才和不幸遭遇,然而,又不赞成屈原沉江以殉理想的结局,作《反离骚》等作品以抒发一时的感慨。扬雄有《蜀都赋》,实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

    成帝时,扬雄以文才为朝廷征召,待诏承明殿,常从帝左右,对上层集团的好恶趣尚、行止作为了解较多,遂时时作赋加以讽谏。扬雄创作的赋,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著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汉代的甘泉宫,本是秦之离宫,建筑非常奢华,而汉武帝又在甘泉苑增修很多宫殿。于是,甘泉宫的崇殿华阙,成为穷奢极侈的代表。扬雄欲有所进谏,甘泉宫却又不是成帝所筑;欲缄口不言,却又不能已。遂在《甘泉赋》中夸张铺饰,极力描绘,盛赞它“似紫宫之峥嵘”,将此宫殿与传说中上帝的宫殿相比拟,以期对统治者有所警诫。同时,作品还提出“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庐兮,虑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这里委婉地针砭王朝奢侈、成帝宠幸赵昭仪诸事。尽管作者想要突出讽喻性宗旨,然而从客观上看,其主观上所设定的意图远不能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留给人们的感受,倒以描绘宫殿之美居多。其他三篇赋,《羽猎赋》、《长杨赋》针对成帝好猎而发,《河东赋》写于随天子巡游以后,都寄讽谏之意;但他的创作热情和主要精力,却是倾注在赋的审美效果方面。这就使他所奏四赋的讽谏之意不为皇帝所理解,而赋的巨丽之美倒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扬雄在描写的手法上,有意地渗入较多的主观想象,原本是基于讽谏的动机,但这种描写却使赋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扬雄笔下的宫殿等建筑也不再是静止的,而是显得飞腾跃动,富有生气。

    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扬雄赋在艺术表现上创造性的成就不多。其《甘泉赋》多用“兮”字,以骚体句写成;《羽猎赋》、《长杨赋》则尽脱骚体,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的影响。

    与扬雄同时而以赋见称于文坛者还有刘向(前79?-前8)、刘歆(?-23)父子。刘向略早于扬雄,对文学典籍的整理有杰出贡献,学识渊博,同样具有学者而兼赋家的特点。然其赋多不出《楚辞》窠曰。刘歆典校群书成绩甚著,亦是当时杰出学者。其文学作品以《遂初赋》为代表。这是他见朝政日败,自请出任地方官,被任命为五原太守时所作。他经历三晋故地,抚今思昔,隐以前人遭际自比,感慨颇多。此赋对后来的述行言志作品较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