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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先秦文学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第一节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多种文化的交融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形势

    战国时期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这里到处都分布着江湖山峦,物产丰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羋姓楚贵族和一些被羋姓贵族征服的濮、越、巴、蛮等南方部落集团。羋姓贵族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他们在夏商时期往南方迁徙,一直到周代初年,始定居于“楚蛮”之地,都丹阳。周公制礼作乐、变革中原文化时,由于地处偏远,楚国受到影响比中原诸侯国小,所以一直被中原诸国以蛮夷视之。但是,楚贵族集团毕竟源于中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和楚国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所以,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仍有很多相同之处。

    在政治思想方面,楚国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楚国虽然偏居南方,却拥有“周之典籍”甚至“周大史”,再加上楚国士人自觉学习中原文化,所以中原文化在楚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如《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建议士亹用《诗》、《书》、《礼》、《易》、《乐》、《春秋》等教育太子,楚国的王公卿士在议事时也经常征引《诗》、《书》中的话,这和当时中原的文化风气是一样的。和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国贵族的政治理想、历史观念和价值取向,如晋楚邲之战时,楚庄王就认为用兵的目的不在于炫耀武功,而在于“禁暴”、“安民”,在中原儒家思想如出一辙。

    在习俗和审美趣味上,楚国则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既是夏商文化的遗习,更是当地土著民族的风气。巫风的蔓延,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如楚灵王,史称其“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当吴人来攻,国人告急之时,犹“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新论·言体论》)楚怀王亦是“隆祭祀,事鬼神”(《汉书·郊祀志下》),把破秦的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最终为秦所败。贵族阶层崇信巫祭,现在出土的材料多有证明。而在南方土著聚居的“南郢邑、沅湘之间”,更是巫风浓烈,“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巫文化对楚国审美风气的影响是明显的。楚地的艺术很兴盛,而这些艺术很多与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如王逸所记载的庙堂壁画,楚“凤夔人物帛画”,刻画在器物、帛画上的楚舞造型,以及出土的编钟等,都富有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点。

    楚国到战国中期已经成为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诸侯国家之间兼并激烈,根据当时列国的实力,有人认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是有根据的。但到楚怀王、楚襄王时期,楚国由盛而衰,不仅在外见欺于秦国,一再丧师割地,连楚怀王本人也被秦劫留而死。在楚国内部,政治越来越黑暗,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楚国由此走向没落。屈原正是在这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崇高品质,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学巨制。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屈原的生平和思想“楚辞”的含义楚辞的编纂和屈原作品的真伪

    屈原,名平。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屈原以上古帝王颛顼氏为先祖,属楚国公族。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此后,楚国一再见欺于秦,屈原曾谏楚怀王杀张仪,又劝谏怀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都没有被采纳。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终投汨罗而死。

    屈原除了在郢都任职外,有两次飘落在外的经历。一次是汉北,这是在屈原遭到楚怀王疏远之时,自己离开了郢都。《九章·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但他在汉北仍不能忘怀君国故都:“淮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另一次是在江南,历经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这是屈原遭顷襄王放逐之地。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并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可以说,他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与漂泊生涯的关的。

    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屈原出自宗族感情,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这不仅符合楚国的利益,同时也是符合中原传统文化精神的。因此,屈原对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之情,不得已而借诗歌倾泻出来。屈原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悲剧性的一生,他的《九歌》、《离骚》、《天问》、《招魂》、《九章》等,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六经”并列。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楚辞类》引)这就是说,“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进一步说,楚辞的直接渊源应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中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南方祭歌那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这是“楚辞”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又一层意蕴。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

    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25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共24篇。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还有《招魂》一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却被王逸归在宋玉名下。在楚辞的研究史上,除了《离骚》、《天问》、《九章》的部分篇章之外,其他诸篇的作者问题都引起过争论。现在看来,《大招》是对《招魂》的模拟;《远游》中有浓重的求仙色彩,甚至采用了后世之典故,显然出自汉人之手;《卜居》、《渔父》是后人为追述屈原事迹而作。基本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屈原的作品。此外,《九章》中部分诗篇,如《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也曾遭到质疑。在证据不是十分充足的情况下,还是肯定《九章》皆为屈原所作更为适宜。这样,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23篇。正是这23篇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第三节《离骚》

    《离骚》解题写作年代忠君与爱国美政理想与身世之感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香草美人:象征和意境形式和语言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曹忧作辞也。”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因司马迁毕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尤”或“离忧”之语,“离”皆不能解释为“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十分强烈,他的苦闷、哀伤不可扼止地反复迸发,从而形成了诗歌形式上回旋复沓的特点。这种回旋复沓,乍看起来好像无章次文理可寻,其实是他思想感情发展规律的反映。《离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首先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内美”。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愤懑之后,屈原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在最后一次的飞翔中,由于眷念宗国而再次流连不行。这些象征性的行为,显示了屈原在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突出了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一般认为,《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司马迁说:“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离骚》前一部分中,有不少“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等。诗中用了一些婚姻爱情的比喻,如“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以这种男女之间感情的不谐比喻君臣的疏远。根据中国传统的伦理习惯,弃妇的哀怨是以对夫君的忠贞为前提的,所以,这些诗句可以解释为屈原的忠君。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屈原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如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屈原的爱国感情更表现在对楚国现实的关切之上,从希望楚国富强出发,屈原反复劝戒楚王向先代的圣贤学习,吸取历代君王荒淫误国的教训,不要只图眼前的享乐,而不顾严重的后果。如“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以及引后数句,列举了夏启、羿等由于“康娱自忘”而遭到“颠陨”的命运,向楚王提出了警告。他对那些误国的奸佞小人也是充满了仇恨,“椒专佞以慢慆兮,榝殳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君昏臣佞使得楚国处境岌岌可危。对宗国命运的担忧,发而为一种严正的批判精神,这是《离骚》中非常值得珍视的地方。

    在《离骚》中,屈原感慨道:“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表示将用生命来殉自己的“美政”理想。他的“美政”理想在一首抒情诗中当然不能全部表明,但我们从《离骚》中仍能约略知道一些主要内容。这就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首先,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离骚》云:“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次,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诗中称赞商汤夏禹“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并列举了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伊尹等身处贱位却得遇明君的事例,借以讽谏楚王。另外,《离骚》批评现实道:“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度。”所谓“规矩”、“绳墨”显示了屈原对制度法令的重视,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总之,相对于楚国的现实而言,屈原的“美政”理想更加进步,并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当然,屈原念念不忘君臣的“两美必合”、和谐共济,还与他自己的身世之感有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楚王的不信任和佞臣的离间,导致君臣乘违,事功不成,这是屈原悲惨人生的症结所在。所以,他在诗中反复地咏叹明君贤臣,实际上也是对楚国现实政治的尖锐批判,更是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叹,其中饱含着悲愤之情。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从这些香草和装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则是其人格的外在显现。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发而为对有限时间的珍视,“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屈原陷入极端艰难的处境之中,但他却以生命的挚诚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在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的鼓舞下,屈原才能对楚王及腐败的佞臣集团展开尖锐的批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屈原的形象在《离骚》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

    《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以说,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所以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以夫妇喻君臣不仅形象生动,深契当时的情境,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观念里,就把君和夫、臣和妇放在同样的位置,这一观念可能影响了屈原的创作。《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

    《离骚》对自己的上下求索有出色的描写。第一次远逝历经多处神界,最后受阻于帝阍。第二次远逝,由于目睹故国而不忍离去。对这两个情节的理解,一般根据“灵氛”所言“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认为象征屈原试图离开楚国另寻可以实现自己理想之处,但由于对宗国的留恋而终于不能成行。这两次远逝中都有十分壮丽的场景,试看这一段的描写: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望舒先驱,飞廉奔属、凤凰承旂、蛟龙为梁,在这些神圣形象的支持下,屈原显得如此从容、自由,他伟岸的人格也更加光辉灿烂。这里显出了对自己信念的执著,表现了对世俗的蔑视。因此,这两次远逝,既是一种象征,又是屈原形象的一种折射。周流求女一节,历来诠释最多。从《离骚》的全诗来看,屈原所痛感的,一是君王昏庸,一是佞臣当政,屈原在现实中同时遭到昏君佞臣两者的排斥。也正是在这种绝境之中,屈原才开始“上下求索”的历程。求女失败之后,灵氛用“两美必合”鼓励他往别处寻觅。一次次求女不遂,是屈原的现实遭遇在诗中的投影。所以,求女在诗中应该象征着对明君贤臣的向往,也表现了屈原虽在绝望之中,仍不放弃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九歌》是巫术祭歌,是楚地“信巫术,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文化习俗的反映。《九歌》的基本情节是“人神恋爱”,往往以人神恋爱的成功来象征祭祀的成功,而人神交接的艰难,又使《九歌》充满了悲剧色彩;香草作为献祭或巫神取悦对方的饰物,在表层意义上是一种追求爱情的象征,而它的内核又暗示着宗教的诸种情境;《九歌》既然描述的是人神之间的事,其中自然就假想了许多驾龙骖螭的飞升情节。屈原显然是熟悉楚地民间祭祀文化的,民间文化中这些成熟的文学意象,必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离骚》中最耐人寻味的“求女”,与《九歌》中人神恋爱的情节颇有类似之处。至于香草和飞升的细节,与《九歌》也很相似。这些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中的文学意象不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现实,同时也帮助屈原进入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相对于《诗经》,屈原的作品在形式上也有新的特点。《诗经》的形式是整齐、划一而典重的,而屈原的作品则是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骚体”。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屈原以前,楚地流行的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说苑·善说》)。而与《离骚》有直接关系的则有《九歌》。显然,《离骚》学习借鉴了楚歌的形式特点。不仅如此,《离骚》还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并且还举“些、只、羌、谇、謇、纷、侘、傺”作楚语的例子,举“顿挫悲壮,或韵或否”作楚声的例子。《离骚》中的楚地方言还有很多,屈原采用这些楚地方言,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同时,对“兮”等语助词的多种方式的使用,促成了句式的变化,这些句式和委婉轻灵的楚声相结合,很适合于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的表达。楚语还使《离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增加了生活气息。

    第四节屈原的其他作品

    《九歌》:巫祭文化缠绵哀婉的风格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九章》:记事、抒情与写景《天问》和《招魂》

    《九歌》也是楚辞中重要的作品,其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深受后人的喜爱。关于《九歌》和屈原的关系,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曰: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

    如果不考虑王逸的断语,这一段话大体说明,《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从现存的《九歌》看来,它的民间文化色彩十分浓郁,而屈原的个人身世、思想痕迹倒并不重,《九歌》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

    《九歌》共11篇,与题目所示“九”不同,历代学者对此有多种解释。根据闻一多的观点,《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他又认为《九歌》所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鬼皆是陪衬,是“按照各自的身分,分班表演着程度不同的哀艳的,或悲壮的小故事”,以取悦东皇太一。现在看来,《礼魂》为送神曲可确定无疑,古今学者多有阐述。《东皇太一》从其神名可知其地位尊于他神,且描述也庄重,当是《九歌》主祭之神,其他为陪祭。这九篇在形式上不同于《东皇太一》,更少拘束,它符合上古“索祭”之礼。然而,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九歌》的精华却在于中间九篇。关于这九篇的具体祭法或情节,硃熹《楚辞辩证》说: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

    这就是说,如果是女神,则以男巫招之;如果是男神,则以女巫招之。主要是借男女恋情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这样,才有这一首首情致摇曳的歌辞。

    《九歌》中,《东皇太一》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楚地以舜妃娥皇、女英附丽在她们身上),《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属于人鬼。从内容上说,《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但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如《东皇太一》就完全是一首颂赞之辞,写得庄严富丽,与爱情无涉,显示了主神和陪祭诸神的区别。《云中君》、《东君》等,虽也有流连哀婉之辞,但较多的是对神迹的颂扬,如“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东君》)等,诗中以无限敬仰之情描述了日神普照世界的壮丽气势,还写了它为人类祛除灾难的勇力,表达了祭者的美好愿望。《国殇》以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过程,描述了将士们奋勇杀敌,以及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凛然气概。全诗节奏紧张,气氛浓烈,化凄凉为悲壮激越。诗云:“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些诗句不仅是对死者的颂扬,同时也是对生者的激励,尤其是在楚国不断兵败地削的情形下,对这种献身精神的歌颂实际是深沉的爱国情绪的自然流露。

    《九歌》中最多最动人的还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他各篇皆有这一内容。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卷二)。《湘君》和《湘夫人》描写的都是迎接湘水神的降临,以及巫与神双方复杂的情感状态。“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湘君》),“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无论是巫还是神,他们都怀有十分真挚的爱情,但是别多聚少的经历又使他们变得很脆弱,所以,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爱情表现得如此缠绵哀婉。从那些哀怨而又执著的倾诉之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人间爱情的种种哀愁和悲伤。《山鬼》所描述的则正是爱情的绝唱:

    若人有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美丽的山鬼披荔带萝,含睇宜笑,只能与赤豹文狸相伴,强烈的孤独感使她的爱情变得妆艳迷离,希望渺茫;“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描写一种角不开的愁结,使人寄予深切的同情。《九歌》中所流露出的这种不可抑制的忧愁幽思,显然契合了屈原的心态,所以不妨把《九歌》中所抒发的贞洁自好、哀怨伤感之情绪,看做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

    《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首先它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的,从《九歌》中我们能看到不少对舞乐的描述,如《东皇太一》云:“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即是对当时歌、乐、舞同时表演的记录。其次,《九歌》中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和合如《湘君》、《湘夫人》,男女双方互表心迹,对唱的痕迹十分明显。无论是歌、乐、舞三者一体,还是巫与神分角色演唱,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十分细腻深入,除了那些一往情深的颂诉外,还叙写了一些细节,如《湘君》言:“君不行兮夷犹,蹇论证留兮中洲?”由爱之深,思之切,而生焦虑疑惑之心,对痴情心态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此外,诗人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心理状态。《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的意境,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山鬼》中众多的景物描写:林深杳冥,白日昏暗,淫雨连绵,猿啾狖鸣,风木悲号,那种压抑低沉的气氛,真切地表现了山鬼的孤兒和绝望之情。《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能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尤能低徊婉转,韵致悠长。后人赞之曰:“激楚扬阿,声音凄楚,所以能动人而感神也。”(清陈本礼《屈辞精义·九歌》)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9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写作年代如硃熹所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卷四)其中《橘颂》当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借咏物以述志,以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砥励自己的品质和情操。全篇比兴,四言体,显然是受《诗经》艺术手法的影响。《抽思》是屈原在汉北所作,故诗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其余各篇皆是流放江南时所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中记述了流亡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其中多有身世之感。后半段情绪转为激烈,声调慷慨,尽情地倾诉了自己的悲愤: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乱辞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其时秦已破郢,楚国处在危急之中,而屈原尚念念不忘故都,情感沉郁愤慨,实是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这种情绪几乎贯穿于《九章》各篇。《涉江》则突出抒写了自己义行高洁,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悲哀,并表达了终不变心从俗的决心。诗中说道:”余自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者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仓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汪瑗《楚辞集解》将其与《惜诵》相比曰:“前篇其志悲,此篇其志肆。”《涉江》表述自己的志向。诗中以的奇异的服饰象征品格的清高脱俗,文气从容冲雅,舒暢跌宕。此外,《怀沙》、《惜往日》流露死志,大约作于赴渊前不久,也很感人。总之,《九章》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为我们研究屈原生平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一共提出了172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线索基本清楚。《天问》虽然叙事庞杂,而思想倾向却很明显,尤其是在涉及天命和历史盛衰时,很能显示屈原的现实政治态度。如蒋骥所说:“其意念所结,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己。”(《山带阁注楚辞·馀论》卷上)王夫之认为《天问》“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楚辞通释·天问》)。如《天问》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对殷朝的兴亡史发出了自己的感慨,认为天命反覆无常,朝代的兴亡不在天命而在人事。《天问》还流露出鲜明的情感色彩,如诗末数句道:“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司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意谓遭到放逐在山洞里隐藏,对国事还有什么话好讲!楚王追求功绩兴师动众,国家命运如何能够长久?楚王如能觉悟改正过错,我对此又何必多说!吴王阖庐与楚长期争战,为何吴国能经常获胜?为什么在村头丘陵幽会,淫乱私通生出子之?我说堵敖在位不会长久,为何成王杀了国君自立,忠名更加显著?一腔怨愤,发泄无余。在一连串的问号后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屈原那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感受到他的失望和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天问》以一个“曰”字领起,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节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激情,这是《天问》的特点。全诗基本上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名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徠楚怀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但从那“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呼唤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屈原对楚王之死的哀悼惋惜之情,而诗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的描述,似乎也与屈原的宗国情绪相一致。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根据其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之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除此而外,诗中亦有优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第五节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宋玉等楚辞作家屈原人格力量的垂范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显然,在屈原之后,还出现了一些深受屈原影响的楚辞作家。唐勒、景差无作品流传下来,只有宋玉有作品传世。宋玉的生平与屈原有相似之处,据《汉书·艺文志》载有辞赋16篇。现在可以基本认定为宋玉所作的,有收入《楚辞》中的《九辩》收入《昭明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其中最动人的是对秋景的描写: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忄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宋{山廖}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帮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宗寞而无声。雁廱々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诗中刻画了秋景的种种凄凉寂寞,并将其和自身的惆怅失意、冷落孤独之情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感人至深。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谓:“《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九辩》显然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把个人的身世之悲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联系在一起,形成悲愤深沉之风格特征。

    《高唐赋》、《神女赋》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分别写楚怀王和楚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内容相似。而前者以铺陈高唐的景物风光为主,后者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都写得情致飘渺,极富韵味。如写高唐雨后之景,渲染其百川汇集,水石相激,声振天际,猛兽因而奔逃,虎豹因而失气,鸷鸟因而窜伏,鱼鳖因而惊恐,把高唐险要、磅礴的气势,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之后,又摹写万木繁茂,芳草丛生,风声悠扬,众鸟和鸣。张弛之间,跌宕生姿。又如《神女赋》对神女美貌、神态的描写:

    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硃脣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縠以徐步兮,拂丹墀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衤任兮,立踯躅而不安。澹清静其愔[A148]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

    此篇不但写神女容光焕发,体态闲雅,含情脉脉,来去恍惚,也写她洁身自持,可慕而不可狎。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而且曲终奏雅,略陈讽谏之旨,已开汉大赋之先河。

    此外,《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作,无不体物细致,构思巧妙,极尽铺陈之能事。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的,并在文辞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汉大赋的一个过渡阶段。

    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法,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正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皆表达了对屈原的敬仰之情。

    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如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的家园。陆游报国无门,身老家中,慨然叹曰:“《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哀郢二首》)“听兒诵《离骚》,可以散我愁。”(《沙市阻风》)此外,如清人屈大均诗云:“一叶《离骚》酒一杯,滩声空助故城哀。”(《吊雪庵和尚》)黄任诗云:“无端哀怨入秋多,读罢《离骚》唤奈何。……千古灵均有高弟,江潭能唱《大招》歌。”(《读(楚辞)作》)由此可见,屈原以其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离骚》中那一次次壮观的天界之游,望舒先驱,飞廉奔属,想象极为大胆奇特,使得屈原的自我形象显得高大明洁,激动人心。中国古代神话由于种种原因,传世较少,而《楚辞》,尤其是《天问》是我国神话材料保存得较为集中的。《离骚》、《九歌》、《招魂》中都有不少神话或神话形象,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

    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如王逸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但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又与一个浑厚的巫祭传统有关,它包含了一些原始宗教的情感体验,如《九歌》中所体现的人神交接的艰难,以及苦苦追求的悲剧精神。由于屈原卓越的创造能力,使香草美人意象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张衡《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洛神赋》“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李贺诗多寄情于香草美人,如凄婉哀绝的《苏小小墓》等。而蒲松龄一生不遇,作《聊斋志异》渲染花妖,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志异·自序》)显然也是受到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