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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先秦文学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第一节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语录体和韵散结合体对话体和寓言体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

    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著作《论语》、《老子》,以其弘深的思想,词约义丰的写作特点,对后世说理散文有广泛的影响。

    《论语》记载孔子(前551-前479)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详细记载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叙述清楚,有一定描写,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个性,作为叙事记言文字,比较成功,但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定距离。而《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颛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但语录体并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论语》中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简短几句包孕了真挚的情感,以及对颜回安贫乐道自在心境的赞赏。又如“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矣”、“也”等语气词的使用,把对自身的无限感慨和对周公的无限思慕,表现得意味深长。

    《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与《论语》出于孔门弟子纂录不同,《老子》主要是老子自撰,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老子》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老子》一书中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常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如第六章描写“道”孕育万物,生生不息的情状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以形象的比喻表现玄妙的哲理,文气跌宕流暢,句式连环相对。虽然就说理文文体来说,《老子》还缺乏充分展开的论述,还不是结构完整的说理文,但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也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第二节《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孟子和《孟子》一书缜密纯熟的论辩技巧气势浩然的文风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372-前289)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具有无究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并没有病。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趕快去朝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宝贵,希望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辣的个性特点。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

    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时,《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暢,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和古奥难懂的《尚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第三节《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庄子和《庄子》一书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虚构形象恢诡的论辩富有诗意的语言

    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33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庄子的身世不可确考,从《史记》本传和《庄子》一书的记述中,可以大略知道一些。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文”(《寓言》)。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庄子》一书,大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千里震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外物》)宏伟壮观,惊心动魄,写尽大之玄妙。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遥游》),蜗角蛮触(《则阳》),曲尽小之情状。而骷髅论道(《至乐》),罔两问影(《齐物论》),庄周梦蝶(《养生主》),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毫无界限,想象奇特恣纵,伟大丰富,“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

    《庄子》诡奇的想象,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是《庄子》的主要特征。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想象多么奇特大胆。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的畸形形象(《人间世》),怪诞而不可思议,所要表达的是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庄子》中奇幻的想象,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想象夸张之奇,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曹商使秦,得车百乘,得意忘形,刻画了不择手段,谋取利禄,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嘴脸。舐痔破痈,正是对这种小人最为辛辣尖刻的讽刺(《列御寇》)。而像“儒以诗礼发冢”(《外物》),对儒家诗礼的揶揄,也与圣知之法为大盗守的批判相一致(《胠箧》)。“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曲折的流露。《庄子》作者尽管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也有强烈的个性与感情。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匠石运斤成风,流露了诤友惠子去世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和寂寞(《徐无鬼》)。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于议论文。只是它的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胠箧》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事实上并无必然的联系。《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如《逍遥游》末两段,庄子与惠子辩有用无用,均为寓言。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认为他是拙于用大,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龟手之药”,说明“所用之异”,无用即为有用。惠子再以大樗为例,说明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以狸牲跳梁,死于网罟为例,说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然后是一段抒情意味十分浓厚的结束语: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因苦哉?

    不仅回答了惠子的“无用”之辩,而且十分形象,情感浓郁地描述出全篇所追求的心灵自由,精神无待的至人境界,真是得鱼忘筌,大辩不言。这样的辩论,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规则,进入了“无言无意之域”。正因为这样,庄子哲学充满了诗意。

    《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如《齐物论》写大风:

    夫大塊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譹者、穾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得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而像《逍遥游》末段那样的文字,简直就是抒情诗。

    第四节《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严谨详密的论证犀利峭刻的议论植根现实的寓言

    荀子,名况,字卿。他与孟子都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义学说,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孟、荀各执一端以立论。孟子专就内在之仁,主张性善,荀子就外在之礼,主张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在批评各家的同时,又吸取百家学术的精华,融汇贯通,自成一家。荀子的学说范围很广,包括政治、哲学、经济、文学等各方面,而且这些学说,都是和他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现存32篇,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这32篇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荀子认为“君子必辩”(《非相》),特别强调论辩的重要性。因此,与先秦其他诸子一样,荀子的说理文擅长论辩。但荀文以其说理的清晰,论辩的透辟,逻辑的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思想的深邃丰富,理论的系统严整,使其不仅单篇行文缜密,而且全书各章相互照应,论证严谨周详。《性恶》篇开首即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提出了“性”和“伪”两个概念。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现实,必须用礼义进行教化,使人从善,并明确界定“性”是“天之就也”,即先天自然本性。“伪”即人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即后天通过礼义的学习而形成的道德观念。区分了“性”和“伪”之后,再进一步论证“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众者,伪也。”“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故而不仅此篇论述周密,而且与荀子的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就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荀子》在文辞上,也相互呼应,如《礼论》云:“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认为性是一种原始材料,如《性恶》篇中认为性是一种天然之情一致,而像《劝学》篇中“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观点,也和“圣人化性起伪”的观点息息相通。总之,荀子之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为说明观点,层层论述,反复推详,一篇中首尾一贯,一气呵成,整体理论系统严密,各篇之间颇有照应,故而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

    《荀子》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譬喻,深入浅出,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如《劝学》篇,几乎都是引类譬喻重叠构成,并且譬喻的运用变化多端,或正反为喻,或并列为喻,辞采缤纷。《荀子》还喜欢用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谐了音节,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韩非(约前280-前233)不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末期集诸子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他师承荀子,继承了荀子的哲学和政治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他推崇老子,借鉴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舍弃了老子的柔弱无为,对“道”赋予法术的内涵,主张刚强有为。他还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并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中,其文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对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冷峻的观察,主张君主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其文峻峭犀利,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向披靡。如《说难》论述对人君谏说之难,顺之以招祸,逆之而致祸,稍不留神便命丧身亡,列举谏说的种种困难,提出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种种不同的进言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缜密透彻,犀利刻削,入木三分。韩文中的长篇大论,如《显学》、《五蠹》、《孤愤》等,都写得波澜壮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短篇往往则就一个问题深入论述,辞旨简洁爽利。如《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中的28个短篇,借评论史实批驳不同的意见,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驳论辩难,仍是其冷峻文风的体现。《韩非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说理散文,最具文学意味的还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和《庄子》中奇幻玄虚、怪庭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韩非寓言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也像庄子一样,取材于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孔子,在《庄子》和《韩非子》中都一反其儒者面目。《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等具有的讽刺力量,“矛与盾”(《难一·难势》)等表现出的哲学智慧,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

    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谲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

    燕王征巧术人。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

    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千百年流传不衰。“守株待兔”(《五蠹》)、“矛与盾”(《难一》)、“滥竽充数”(《内储说上》),以及“郑人买履”、“画鬼最易”、“买椟还珠”(《外储说上》)等等,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第五节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和形象化的说理方式影响后世的创作风格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语言范式

    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

    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量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因素。

    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体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到后代的佛教语录和理学家语录,都与《论语》一脉相承,而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也不乏其例。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更是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还是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颇有文学因素,而且,后代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所以能够脱离说理文字而独立,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优秀之作,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以对话的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先秦说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后代许多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先秦说理文的影子。《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他们的创作,亦深受孟子文的影响。“韩文出于《孟子》”,“东坡文亦《孟子》”,“王介甫文取法孟、韩”。(均见刘熙载《艺概·文概》)韩愈、苏轼等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系。苏洵曾自评其文得“孟、韩之温淳”(苏洵《上田枢密书》)。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思想及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从曹植的《髑髅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之类文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庄子》的文风。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象力,豪放飘逸、意象奇特、大胆夸张的诗风,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文学家中,苏轼最得《庄子》散文的神韵,刘熙载以为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诗概》)岂止是诗,东坡的文和赋,也多从《庄子》来。古代小说戏曲创作也深受《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启示。从具有浪漫幻想色彩的《牡丹亭》、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庄子》散文艺术精神的灵动表现。《荀子》和《韩非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较《孟子》、《庄子》稍逊。但在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风格。《韩非子》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后代说理散文在体式上大都不能出其范围。其散文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学习韩文的。

    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举凡后世常用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可见端倪。而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活在现代语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