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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绪论 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文学史与文学史学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文学史著作的当性文学史史料学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作了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散见于史书、目录学著作、诗文评、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中;在一些序跋、题记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史家的记述是比较早的。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但为屈原、贾谊这两位文学家立传,而且笔墨涉及宋玉、唐勒、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的辞赋家,已经算是有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初步描述。此后,(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以前史官之文的发展过程有简单的追述;齐梁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回顾了南朝宋以前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成是关于诗歌史的比较详细的论述。(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22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起,按时代先后排列,提供了文学发展的线索。此后,一些正史中的《文苑传》或《文艺传》,大都沿袭《后汉书》的体例。在目录学著作方面,斑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中的《诗赋略论》对诗和赋的发展有初步的描述。此后,一些目录学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时考辨源流。(清)幻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在诗文评方面,(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明诗》以下20篇论及许多文体的形成过程,《时序》等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的精彩论述。(梁)钟嵘的《诗品序》,对文学的发展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此后,在一些诗话、词话,以及诗纪事、词纪事之类的书中,也有关于诗词发展的论述。

    此外,(东汉)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的起源,历数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以至懿王、夷王、厉王、幽王时政治的变迁与诗歌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对诗歌的发展作了较细致的描述。(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从文体流变这个新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对《诗》、《骚》以来诗歌发展的历程作了总结。(宋)李清照的《词论》追述了词的发展概况。(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为398位唐代诗人作传,间有评论,从中可以看出唐诗发展的因革流变。(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题辞,已经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脉络。(清)钱谦益的的《列朝诗集小传》,对明代诗人一千六百余家作了评述。清代所修《全唐诗》,为唐代诗人逐一作了简介,从中可以看到唐代诗歌的发展线索。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著述都是我们今天撰写文学史应当借鉴的。然而,这些还不能算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系统完整的论述,因而还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中国学者所写的文学史著作,是20世纪初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出现的,一般认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讲义《中国文学史》为滥觞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20年代、30年代、四五十年代、60年代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分体文学史中是最早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由此我们可以说,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文学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各家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文学史的写法也有很大差异。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写法而形成各自的特色,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学史这门学科。即使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而只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那么,我们对文学史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认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这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意思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意思: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当然,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方面的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接受者的美感而实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如果以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此就不难理解了。但后者不可能代替前者,因为前者是文学,具有审美的价值,更能感染读者。当然也可以以诗证史,将古代文学作品当成研究古代社会的资料,从而得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但这并不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必须注意文学自身的特性。

    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外围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背景研究很重要,这是深入阐释文学创作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研究显然不能成为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图解。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应当充分重视作家研究,但作家研究也不是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作家评传的集成。正史里的《文苑传》、《文艺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因为文学创作最终体现为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更没有文学史。换句话说,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而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文学理论是指导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完成以后在读者中的反应。文学的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这并不是说要在文学史著作里加进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内容,在文学理论史和批评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撰写文学史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们只是强调撰写文学史应当关注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并用文学思潮来解释文学创作,并注意文学的接受,引导读者正确地鉴赏文学作品。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还有文学传媒。古代的文学媒体远没有今天多,只有口头传说、书写传抄、印刷出版、说唱演出等几种,但已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文学作品靠了媒体才能在读者中起作用,不同的媒体对文学创作有不同的要求,创作不得不适应甚至迁就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状况是取决于传媒的。从口头流传到书写传抄,再到印刷出版,由传媒的变化引起的创作的变化很值得注意。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的繁难不能说没有关系。唐宋词的演唱方式对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印刷术发明以后大量文献得以广泛而长久地流传,这对宋代作家的学者化,进而对宋诗以才学为诗这个特点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宋元说话艺术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宋元戏曲的演出方式对剧本创作的影响,更不容忽视。传媒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传媒给创作所带来的变化,应当包括在文学史的内容之中。

    总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靠描述,要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评价式的语言重在定性,描述式的语言重在说明情况、现象、倾向、风格、流派、特点,并予以解释,说明创作的得失及其原因,说明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描述和评价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描述并不排斥评价,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寻绎“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于事实的罗列。但规律存在于文学事实的联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不是从外面帖上去的标签。

    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先秦诗歌与原始巫术、歌舞密不可分;两汉文学与儒术独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能不关注玄学、佛学;研究唐诗不能不关注唐朝的音乐和绘画;研究宋诗不能不关注理学和禅学;保存在山西的反映金元戏曲演出实况的戏台、戏俑、雕砖、壁画是研究金元文学的重要资料;明代中叶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是研究那时文学的发展决不可忽视的。凡此等等,都说明广阔的文化学视角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是多么重要!有了文化学的视角,文学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

    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但文学史著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文学史的资料在当时记录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记录者主观的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佚失,现在写文学史的人不可能完全看到;再加上撰写者选用资料的角度不同,观点、方法和表述的语言都带有个性色彩,纯客观地描述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多少带有一些主观性。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作者的个性,这个性又是治学严谨而富有创新精神的,这样的主观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一个时代大体相近的观点、方法,以及因掌握资料的多少有所不同而具有的某种时代性,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的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能够通古察今,注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的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对当代的文学创作多了一些借鉴意义。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著作,更有可能因为反映了当代人的思想观念而格外被后人注意。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把主观性当作任意性、随意性的同义语。

    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但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不能将外国时髦的理论当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文学。有志气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当融会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学理论,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而不应先设定某种框架,然后往里填装与这框架相适应的资料。

    文学史史料学是撰写文学史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文学史史料学,包括与文学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等,是以资料的鉴定和整理为目的的资料考证学。这是撰写文学史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没有这个基础,文学史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就差多了,但严格地说,文学史史料学并不完全等于文学史学。着眼于学科的分工,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应当在文学史学之外另立一个分支学科即文学史史料学;然而就学者而言,史的论述和史料的考证这两方面不但应该而且也可以兼顾,完全不懂得史料学是很难作好文学史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