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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80节:会因此大打折扣
    (1)动摇执政府的统治基础,冲垮执政府的统治秩序

    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多以失败而告终,但造成的历史影响是翻天覆地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执政府的统治基础,削弱了执政府的统治力量,冲垮了执政府的统治秩序,为改朝换代充当急先锋。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倏兴倏灭,但引起全国各地连锁性的民变,最终汇合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把强大的秦王朝淹没在冲天的火光之中。黄巾大起义使朝纲紊乱的东汉王朝进一步衰弱,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力量,是军阀割据和国家大分裂的始作俑者。红巾军大起义把元统治者赶出了中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残暴奴隶政权。太平天国起义则使满人掌握的军权滑落到汉人手中,结束了满洲贵族独霸政权的时代。黄巢和李自成是最成功的农民领袖,离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步之遥,虽然没有成为一统天下的中国皇帝,但唐帝国和明帝国也在他们手中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几乎是紧跟着二人的步伐走向覆亡的墓门。

    (2)使激进性的暴力革命替代渐进式的理性社会变革而成为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导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西方的民族国家通常情况下都是亡于外族的侵略,极少因民族内部的革命而崩溃。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当内部矛盾发展到威胁帝国的立国基础时,执政府往往主动采取温和理性的社会变革来调和阶级矛盾,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益的享有者和代价的付出者,社会的上层和底层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陈述各自的理由和不满,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手段来重新划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调各方的关系,使将要激化起来的内部矛盾缓和下来,政府重新趋于稳定。历史上的中国则不同,政府不积极采取措施来调和社会矛盾,使内部矛盾一步步走向激化直至不可调和,最后只有求助于用内部的鲜血染红的暴力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农民起义是暴力革命最主要最经常的表现形式,引发农民起义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冥顽不灵的执政府,但农民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上的中国农民与西方国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忍受限度之内出奇地忍辱负重,从不向迫害他们的暴虐政府争取权益或讨还公道,使执政府感受不到变革的必要;当迫害超越他们的承受限度时,他们也不求助于请愿和游行等推动政府变革的理性举措,而是拿起武器走极端,用暴力反抗政府,这时执政府除了用暴力还击外没有其他办法,因此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频繁的农民起义必然威胁民族的内聚力,使民族内部各成员之间的防范和敌意多于信任和依赖,在民族大家庭里面没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因而对民族的依存感大大降低,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的责任心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3)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使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放慢

    农民起义在前期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农民领袖也没有长远的打算,只知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和掠夺财富,不知道珍惜社会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农民起义最显著的负面影响是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国家生产凋敝、山河破碎和人口减少,导致社会发展停滞或倒退。农民兵团每攻克一个地方,都免不了要对当地上流社会人士(官吏、富人、读书人)来一次大屠杀和大清洗,并把他们的财富抢劫一空。至于怂恿兵士抢劫普通平民、纵火焚烧民居和随意践踏庄稼,更是农民将领的拿手好戏。农民兵团的兵锋所向,必然引起当地居民大逃亡,使生产延误田地荒芜,大片土地就不能生产粮食,社会经济就会衰退甚至崩溃。上流社会里确然有不少只知贪污弄权的官僚政客和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但也有少数天良未灭泯、智能超人的杰才俊士,如李自成起义中的李信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国家的希望,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实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其危害甚至要延续几世。如果李信不提前投身义军,李自成兵团打进他的家乡时,尽管他挽救过不少贫苦农民的生命,他仍有可能成为不辨是非黑白的农民军的刀下之鬼。下面把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后果简要列举一下:

    陈胜、吴广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大混战,杀戮的惨重只需看一下曲逆这座城市的户口数就可想象。曲逆在秦王朝时的户口数是三万,到了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只剩下五千户,人口减少了六分之五。曲逆还是当时的秦国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刘邦反攻匈奴失败,从白登逃到曲逆时,赞扬曲逆城市的伟大说:"雄壮啊!我到过很多地方,只有洛阳和这里最为繁华。"其他城市的破坏程度就不用赘述了。曲逆距主战场中原有一千公里之遥,尚且如此,主战场中原的悲惨程度可以想见。刘邦即位当皇帝的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破坏的惨重不是能够想象的。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战争,给国家带来的伤害远不是二十年能够恢复的。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它引发的军阀混战,使泱泱大国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一看这个数字就不用多说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只持续了十八年,却使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全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我们不能想象其间有多少人间惨剧。

    黄巢大起义历时十一年,杀戮的凶暴古今皆知,今天的民间仍有"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的村语。黄巢攻陷广州后,把西洋侨民屠杀一空,一次就屠杀了十二万人,情形惨不忍睹。进入长安后,来不及逃走或对黄巢兵团仍存幻想的上流社会人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诗人文士无一幸免。黄巢兵团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一向被称为全国心脏的中原地区几乎成为沙漠。一直是文化政治名城、繁华盖世、以牡丹花和美女闻名的洛阳只剩下三五户贫苦人家,举目所及,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清帝国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可以想见太平军的杀戮是何等的残酷。太平军所到之处,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

    这些减少的人口,一部分是战死或被屠杀;一部分是因战乱造成的饥馑、瘟疫而饿死、病死。农民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每个朝代早期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伤口,然后是经济发展,然后是官吏贪暴并引发下一次农民起义。这种循环性浩劫的后果是:国人的建设成果永远得不到积累,不能为后代人所利用,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中华民族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就像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摧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中华文明在循环性的浩劫中停滞不前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结果中国落伍了。

    农民起义在总体上来说是中国的历史悲剧,是民族的内斗,不值得歌颂甚至美化,更不值得提倡和发扬。但这种历史悲剧不能全归咎于农民起义,因为农民起义是政府腐败和官吏贪暴逼出来的,要使农民起义的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首先得对中国的传统政治和吏治作痛心疾首的改革,建立真正的清明政治和廉洁政府,从根子上铲除官逼民反的土壤。其次是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勇于用理性的方式向执政府争取权利和讨还公道,敦促执政府做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改革,而不要一味地隐忍退让、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再走暴力、走极端。